少年【一】

　　1960年，我上学了。胡闹、铁蛋、拴住、狗剩、狐赏和我在同一个班，老师让我和胡闹同桌。因为我淘气，老师往往把最捣蛋的男生和女生分在同桌。被分在同桌的男生，经常被学校里的男孩子讥笑。所以，哪个男生也不愿意和女生同桌。胡闹在课桌中间，画了一条线。并警告我“不许我越界”,我越想越气。
　　一天早上，史怀铁青着脸，来到学校。校长笑着迎了上去。
　　“史书记今天怎么有空到学校来？”校长陪着笑说。
　　“你们经费太多了，粉笔学生随便拿，到处乱写乱画。”史怀生气地嚷。
　　“怎么回事？”校长一头雾水。
　　“你还听不懂啊，你到我家去看看。”校长跟着史怀来到他家。只见大门上用粉笔歪歪斜斜地写着一首打油诗：
　　史坏史坏，天生一怪。
　　欺压百姓，村中一害。
　　此人无赖，本性难改。
　　整人害人，良心何在？
　　“这不是学生写的，学生写不出这样的诗。”校长连连摇头头。
　　“我不是说是学生写的，但粉笔，是学生拿的。”史怀生气了。
　　“是、是。”校长连连点头。
　　“你们教育不严，管理不善。”史怀教育校长。
　　“是、是。”校长连忙承认。校长回到学校，召开了教师大会。宣布，严格管理粉笔，不许外流一只。老师在课堂上讲:大家不许随便拿粉笔，到处乱画。
　　报仇的机会来了，课间，我把老师的两根粉笔，偷偷地装进胡闹的书包。上课了，老师找不到粉笔，很恼火。
　　“谁拿去了？”老师大声喝问，下面鸦雀无声。老师火气更大了:“说！谁拿去了！”老师一连问了三遍，仍没有人回答。时机到了，我举起了手。
　　“你拿去了？”老师问。
　　“我没拿，但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是谁拿了粉笔。”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说。
　　“什么办法？”老师问。
　　“让所有同学，把自己的书包倒在桌上，问题就解决了。”我显得很自信。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同学们纷纷把自己的书包里的东西倒在课桌上。
　　“老师，粉笔在我这里！”突然，胡闹惊叫起来。
　　“你为什么拿粉笔？”老师问。
　　“不是我拿的。”
　　“不是你拿的，粉笔怎么在你书包里？”
　　“我也不知道。”胡闹哭了起来，把粉笔送给老师。
　　“算了、算了。上课吧。”老师拿过胡闹送过来的粉笔，开始上课了。整节课胡闹都在流泪，我报了仇，但心里很不舒服。“太过分了。”我暗暗骂自己，一定找时间向她赔礼道歉。胡闹好像并不知道，还和我很好。一天下午，上课了，胡闹偷偷地塞给我一块儿玉米饼。
　　“玉米饼子是从哪里来的？”下课了，我小声问胡闹。
　　“是妈妈做给爷爷的，爷爷舍不得吃，送给她。她舍不得吃，带给了我。”她告诉我。我感动得掉下了悔恨的泪水，但不敢向胡闹承认错误。
　　进三伏了，天热天热起来了，雨也多起来了。一天上午，我们正在上课，乌云密布。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一颗一颗地掉下来，重重地砸在地上，冒着烟儿。突然，一个篮球一样大的红色火球，离地面一米左右，在操场中间，从东向西穿过。而后，“轰隆”一声巨响，大地震得发抖，我们被震得从凳子上跳起来，教室的玻璃被震得“哗啦哗啦”地响。接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很快，雨过天晴。我们跑出教室，教室前一课直径30公分的榆树被拦腰劈断，冒着烟。附近的一户农家，一个火球击碎窗户钻进了，然后把墙击了一个洞，钻了出去。我们问老师，火球是什么？老师摇摇头。此后，天要下雨，老师就把我们叫进教室里，不准出去。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又下雨了。雨细细的，看上去，又好象一条条丝线。我站在篱笆边，一会儿头发、衣服被淋湿了。妈妈说：“文雨，快进屋里来。”我猫着腰，赶紧跑到雨搭下。雨越下越大，雨滴落在水里，冒着泡，溅起了一朵一朵水花。我不能出去玩了，猪也不能出去吃草了；鸡也不能出去啄食了。猪把猪槽拱得咚咚响，一会儿叫，一会儿爬上圈墙，把头伸出来；鸡淋得像落了汤，出不去了，钻进屋里。东一团，西一堆地拉屎。我拿着扫把往外赶，鸡东飞西窜，就是不肯出去。我用扫把打，鸡飞起来，从门逃了出去，挤进了草堆底下。
　　一会儿，雨停了。太阳露出了笑脸，天气闷热，蝈蝈开始鸣叫起来。院子里传来吧嗒吧嗒的踩水的声音，声音响到门口就停下了。我回头一看，是胡闹。我用手一指，“我一猜就是你。”胡闹手里拿着一个用麦秸编成的蝈蝈笼。像一个旋转的宝塔一样，漂亮极了。她朝我转了一转说：“文雨，你没有吧。”
我装作瞧不起的样子，其实，我很想看那蝈蝈笼。故意说：“我有。”把头故意转过去。其实，我没有。
胡闹凑过来：“爷爷给我编的。”
我猛一回头，一把抓住蝈蝈笼：“给我看看，跟我的一样不一样。”胡闹不给，可又怕拉坏蝈蝈笼，只得松手。
　　“小心，不要弄坏了，你赔不起。”胡闹担心地说。
　　“哎呀，你这蝈蝈笼成了宝贝了。蝈蝈笼再好有什么用，一只蝈蝈都没有。”
　　“你陪我去捉呀。”
　　“那让你爷爷给我也编一个蝈蝈笼，我就跟你去捉蝈蝈。”
　　“行，只要你帮我捉到蝈蝈，我一定让爷爷给你编一个。”
　　“好，我这就去帮你捉。”
　　“你们要去捉蝈蝈吗？”这时，铁蛋也提着用高粮秸做的蝈蝈笼跑来问。
　　“是呀。”我回答。
　　“我也跟你们去。”铁蛋焦急地嚷。
　　“可以。”我答应着。铁蛋高兴得跳起来。“不过，你的蝈蝈笼今天借我用一下，明天还你，可以吗？”我对铁蛋说。
　　“那我捉的蝈蝈放在那里？”铁蛋说。
　　“先放在你姐姐的蝈蝈笼里。”我给铁蛋出主意。铁蛋不同意。
　　“放在我这不一样吗？反正文雨明天还你。就借他一天吧。”胡闹劝他。
　　“要不然，你别去了。”我威胁铁蛋，铁蛋勉强同意了。

我们顶着烈日，朝村边的麦田走去。麦田里，蝈蝈叫声此起彼伏，可当你走到跟前，还没发现蝈蝈，叫声就停止了。蝈蝈喜欢爬到麦田里高高的蒿草上叫。但它的伪装色十分好，几乎和草一样，很难分辨。捉起来很困难。这个地方不叫了，当你朝另一处叫声走去时，刚一接近，叫声又停止了。第一次去的地方，蝈蝈又重新叫起来。折返回来，刚一接近，又不叫了。折腾半天，好容易发见一只蝈蝈在蒿草上叫，小心走进，蝈蝈从蒿草上跳下来，不见了。胡闹、铁蛋趴在地上找，麦田地面满是青青的小草，蝈蝈隐藏起来，任凭你怎么找，也发现不了。浑身弄得湿漉漉的，很沮丧。我对他俩说：“蝈蝈看到我们了，才逃跑了。咱们藏起来，等蝈蝈出来了，再去捉。”我脱下上衣，趴在蝈蝈所在的蒿草边，任凭蚊虫叮咬，默不作声，一动不动。等啊，等啊，别的地方蝈蝈叫了起来，可是，这里的蝈蝈还不叫。
“怎么还不叫。”铁蛋急了，小声说。
我打着手势，不叫他出声。大约等了十来分钟，蝈蝈在蒿草上叫起来了。我仔细细地用眼睛朝蝈蝈叫的地方寻找，终于发现，一只好大的红色的火蝈蝈，在蒿草顶部，煽动着翅膀，发出了悦耳的叫声。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了。我慢慢站起来，双手把衣服撑开，猛扑过去。用衣服把蒿草裹住，按到在地：“快过来，找蝈蝈！”我喊起来。胡闹、铁蛋赶紧跑过来，我摁住衣服，胡闹掀开衣服一角，一点一点地找。
“在这里！”胡闹喊起来。我一看，蝈蝈被衣服压在草地上，露出了半个身子。
“你压住，不要动，我来。”我怕蝈蝈咬到胡闹，不让她抓。用手轻轻地按住蝈蝈的身体，用指头掐住它的头，免得弄掉它的腿，把它拿起来，放进胡闹的蝈蝈笼里。
胡闹说：“好漂亮的一只蝈蝈，我们再去捉吧。”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又捉到两只蝈蝈。第二天，胡闹有来到我家，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用麦秸编制的蝈蝈笼。
　　“送给你的，是爷爷亲手给你编的。”胡闹把蝈蝈笼递给我。
　　“爷爷知道送给我的吗？”我接过蝈蝈笼说。
　　“知道，不过，爷爷说，不要到麦田里去捉蝈蝈，麦子会被糟蹋的。农民种田不容易，要爱护庄稼。”
　　“爷爷说的对，我们再也不到麦田里捉蝈蝈了。”我把蝈蝈放进新的笼子里，挂在屋檐下。放进窝瓜花、角瓜花，蝈蝈很爱吃。每到天气晴朗的中午，蝈蝈煽动着翅膀，发出鸣叫。吸引拴住、狐赏、狗剩一些朋友来观看。

　　大山北的大姨病重了，写来信，叫舅舅妈妈去。舅舅带着我和妈妈去大姨家。当时没有客车，一律解放牌大卡车拉客。大卡车行驶在凸凹不平的砂石路上。舅舅和妈妈在前面，扶着车栏杆。我个子小，被挤在后面。一个大个子年轻的叔叔，站在我前面，手扶着汽车栏杆。车一颠簸，他屁股就一次次坐在我头上。后来，我干脆蹲在地上。他还是不停地坐下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大舅，快帮我！”我喊着。舅舅回头一看，我被那个人坐在下面。挤过来，伸手把我拉起来。“你站在我这里，咱俩换一换。”我站在舅舅的位置，舅舅来到我的位置。他蹲下去，那个年轻人一坐，舅舅用肩一抗，年轻人的身子重重地撞在车栏杆上。又一坐，舅舅使劲一抗。那个人“哎呦”一声，又一次重重地撞在铁栏上。那个人急了，转过身来，挥拳向舅舅打来。舅舅头一歪，躲过拳头。“霍”地站起来，顺手抓住那个人的手，把他胳膊扭过来。一个扫堂腿，那个人被狠狠地摔在车板上，鼻子上流出了血。那个人挣扎着爬起来，向舅舅扑来。舅舅照着那个人的脸，左右开弓“啪啪”就是两个耳光。照着前胸就是一拳，你个人一屁股坐在车板上。
　　“还打不打了。”
　　“大爷，您饶了我吧。”
　　“我外甥那么小，差点被你坐死。你又来打我，你也忒不像话了。”舅舅教训你个年轻人。
　　“像你这种人，就是该打。”车上的乘客也纷纷批评那个年轻人。
　　“舅舅怎么这么厉害？”我问妈妈。
　　“你舅舅当过兵。”妈妈回答。到了大山北的车站，妈妈觉得很累，支持不住了，要休息一下，吃点药。舅舅领着妈妈和我，来到汽车站。车站站长正在吃午饭，门锁着。
　　舅舅敲了敲门：“同志，开开门，我们进去休息一下。”
　　“午间下班了。”站长回答。
　　“我妹妹有病，进去找一点开水。”舅舅央求站长。
　　“告诉你了，午间休息了，你没听到哇！”站长大声说
　　没听说车站还有午休，你开不开！”舅舅火了。
　　“算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找。”妈妈劝舅舅。
　　“不行，这种人，飞得好好教育他一下不可。”舅舅用脚使劲踹门，把门踹得“咚咚”响，引来一些群众围观，站长不得不打开门。舅舅一把揪住站长的衣领。
　　“走，去你们乡政府，找你们党委书记去。扒了你这身皮，回家抱孩子去！”舅舅大声说。站长看着眼前的舅舅，高大的身材，浓眉大眼，衣着得体。不知什么来头，吓傻了。
　　“对不起，对不起。”站长连连认错，“你们还没吃饭吧，在我这里吃点便饭。”连忙倒来开水，妈妈吃完了药。休息了一下，向十八里外的大姨家走去。妈妈身体虚弱，走走停停。傍晚，终于到了大姨家。亲人相见，妈妈和大姨抱头痛哭。一些亲属都来看我们，大姨的外孙女，二十多岁了，是一位医生，长得很漂亮。梳了长长的两条辫子。浓浓的眉毛下，长着一对乌黑发亮的大眼睛。她亲热地抱起了我，亲了又亲。“叫他舅舅。”大姨说。她不好意思起来。“叫哇”大姨催着。她没办法，轻轻地叫了一声：“舅舅。”抱着我，跑开了。我有这么大的外甥女，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妈妈向大姨讲起舅舅在汽车站的事情。大姨说：“大山北现在好多了，干部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她向我们讲起王震将军来大山北的故事。

　　大山北有军垦农场，王震将军来视察。轻车简从，带了两个警卫，没有通知地方，住在大山北的宾馆。晚上没事，和警卫去剧院听戏。买了票，走进剧院。看戏的人差不多坐满了，前排留有一排座位，空着。王震看了看，走过去，坐下来。
剧场服务员走过来，对王震将军说：“这是给县领导留的座位，你不能坐。”
“我坐一下就走。”服务员走开了，县领导陆续进场了。
　　“有一个老头，坐在前排，撵他，他说坐一下就走。”剧场领导向县长汇报。
　　“让老人家坐嘛，不要撵他。”县长说。
　　“怎么回事，那个老头坐在前排？”县委书记走进来了，询问剧场领导。
　　“撵他几次了，他不走。说坐一下，你们来了再走。”剧场领导对县委书记说。
　　“快走，这是你坐的地方吗？”县委书记生气了，走过去质问老头。
　　“还没开始，我坐一下就走。”老头满不在乎地说。
　　“不行！”县委书记见老头如此固执，火气来了，伸手去拽王震将军。警卫员见状，敏捷地抓住县委书记伸过来的手，掏出手枪，对着县委书记，大喝：“不许动！他是王震将军。”县委书记傻了。王震将军走了，不久，县委书记被撤职，县长被提拔为县长。
　　大姨的故事讲完了。
　　“是真的吗？”我被故事触动了。
“我也是听说的。”大姨摸着我的头说。
　　“要是王震能去我们县，那该多好。”我说。
大姨笑了。大姨病情好转了，我们回家了。不久，传来大姨去世的噩耗，妈妈痛哭起来。

　　我读小学时，一度对识字，感到很难。尤其对形近子，经常混淆。一年级，“沙”“河”、“左”“右”、“买”“卖”几个字一直搞错，出了不少笑话。一次上课了，老师叫我读《小三毛和阿廖沙》这篇课文。我站起来。
　　我叫小三毛， 你叫阿廖沙。
　　相隔几千里， 今天说了话。
　　中苏团结紧， 美帝害了怕。
　　高举大红旗， 插遍全天下。
　　我错把“阿廖沙”读成“阿廖河”于是，同学就叫我“阿廖河”。
　　老师叫我们猜字谜：“好字左半边，粮字右半边”。我读成了：“好字右半边，粮字左半边。”同学们哄堂大笑。我去请教哥哥。
　　“肉要用嘴来吃，所以“右”子要有‘口’，你听明白了吗？”哥哥想了想说。
　　“听明白了。”我高兴得跳起来，“你真有办法”我伸出大拇指夸耀哥哥。
　　“你是怎么想到的？”我歪着头，不解地问哥哥。
　　“遇到问题你要想办法呀。”
　　“可我怎么想不到哇？”
　　“办法总是有的，就看你想不想。”
　　“办法总是有的”这句带有哲学语言的话，对我一生的学习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每当遇到困难，我就想起哥哥的话。他给了我启迪、给了我帮助。让我克服了一个个困难，解决了一道道难题。是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后来的1974年腊月，我的三岁儿子患病服药，呛到肺管。喘不出气来，情况十分危急。我和哥哥抱起孩子，坐上马车，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向十公里外的镇卫生院赶去。到了卫生院，医生下班了。我留下哥哥照看孩子，向医生家跑去。待我找来医生，看到孩子呼吸正常了。哥哥告诉我，你走后，孩子憋的不行了，我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一抠，一块黑呼呼的痰吐出来，孩子呼吸正常了。医生用听诊器听了听，量了体温，诊断为肺炎。哥哥对我说：“转诊，到县医院去，免得耽误孩子。”哥哥又带我到县医院，给孩子办理了住院手续。孩子三天什么也不吃，只是玩。我和哥哥急的团团转，忘记了吃饭。第四天，孩子病情好转了，能吃东西了。我俩才记起吃饭。
　　“没吃饭，你不饿吗忘了。”我问哥哥。
　　“光顾着急了什么都忘了。”哥哥笑了。
　　“你现在不饿吗？”
　　“才感觉饿了”
　　腊月廿八，孩子出院，我们回到家。哥哥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2000年，我调到镇政府工作，新买了房子需要维修。担任村会计的哥哥，不顾工作繁忙，亲自带领亲友，拉着自家的木材，每天往返四十余里，给我修房。苫房、换墙、盖仓库，所有的事情，他一手操办。哥哥长我五岁，处处让着我，为我操心。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没有拌过一次嘴，没有吵过一次架。
　　
　　2014年夏，我同老伴从厦门回老家省亲，见到了久违的哥哥。昔日高大的身躯，健硕的身体，大大的头，大大有神的眼睛不见了。六十七岁的他，患脑梗，身体极度消瘦、虚弱，眼睛暗淡无光。行走不便，语言不清。住着拐杖，趔趔趄趄的出门迎接我。我快步走上前，扶住了他。两手紧握，双眼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泪水默默地在流淌。
　　我来到到了儿时的小水塘。53年过去了，小水塘几乎看不出当年的摸样。小小的，几乎要干枯了，岸边长满了蒿草。显得十分凄惨、荒凉。一群年轻人好奇地望着我，我禁不住摸了摸斑白的头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是的，一切都变得苍老了，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时光如水，物是人非。兄弟情深，血浓于水。
　　
　　当时，经济困难，物资极度匮乏。买不到本子，买黄色的麦秸纸，裁成32开，装订成册，当作业薄。铅笔用短了，手拿不住，用小木棍夹着用。买不起自来水笔，买一个蘸水笔头，找一个高粱桔做笔杆。把蘸水笔头插在高粱桔上，这样，蘸水笔做成了。把钢笔水片放在小瓶里，装上水，待钢笔水片融化了，一瓶墨水做好了。用一块布，把书本包好当书包。冬天，教室里扣一口铁锅，在下面烧柴草取暖。手冻得肿起来，拿不住笔。脚冻得像猫咬的一样痛。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担任学习委员。老师夸我脑子好，聪明。小学三年级，我的作文《拾粪》荣获全公社一等奖。奖品是一个作文簿，上面盖着鲜红的印章，写着我的名字。我欣喜若狂，拿回家给妈妈看。
　　“什么作文，念给我听听。”妈妈笑着说。
　　“好。”我拿出了作文簿，正装其事地朗读起来：
　　拾粪
　　冬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星星还在眨眼，小兔还在梦里。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穿上衣服，顶着刺骨的寒风，拉着爬犁去拾粪。雪地上，留下了两行爬犁的印记和我清晰的脚印。
　　我在每一条小巷里，捡猪、狗、牛、马拉下的粪便。远远的，看到黑雪地里黑乎乎的一块，就拉着爬犁冲过去，好大一滩马粪。四五滩就能装满一筐。迅速拉回家，倒在粪堆上。再马上返回去，到另一条巷子里去捡。头上、身上出了汗。眉毛、帽子、身上，结满了霜，一点也不觉得冷。待我捡了两筐，别的小朋友才起来，天也亮了。抢粪大战开始了......

　　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1962年，大跃进浮夸风停止了，自然灾害结束了。我家的生活基本解决了温饱，妈妈的身体也渐渐好起来。我显得懂事多了。冬天的早晨，我早早爬起来，顶着星星，拉着爬犁去拾粪。一个冬天要拾3——4千斤，买给生产队挣工分。回来后，喂鸡喂鸭，匆匆吃过早饭去上学。晚上,我喂完鸡鸭，在煤油灯下，抓紧做家庭作业。然后，铺好被子，给妈妈捶背。妈妈舒服了，我钻进妈妈被窝，待把妈妈的被窝捂热了，我再让妈妈睡下；夏天，我也要早早爬起来，把鸭鹅赶到村东面的小溪里去，让它们在小溪里玩水，捉泥鳅、蚂蚱、小虫吃。我想，我多做些家务，让妈妈永远地活着，是我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