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八三八”

　　一、只有“三响”没有响
　　若干年之后，当我成家立业，在不惑之年迷茫混日子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盘桓于健身房，过着相对悠闲自在、但也很无聊的日子。在这里，我不但遇到了多年不见的二兰子，咱们在《花开四季》中提到过。我在这里还有一段奇遇，我终于见识到了我们在上篇《平顶山下红旗乱》中多次提到的“三响”。
　　那是在二兰子兰姐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了。
　　神奇的健身房，什么巧事都能碰上。真的假的？信不信由你。
　　老史家兄弟和我家同住转山沟，其实跟我家完全没有关系。只不过他们的名气大，没有人不知道，弄得象挺近的似的。
　　三响他弟四炮，咱们以前提到过，还算见过面，是我大哥那个年纪。到三响这儿，我就不认识了。所以才有了下面的故事。
　　健身房里出了一身的汗，通常要洗个澡，洗过澡通常还不走，因为我要在这里靠时间，等到再晚点儿，我可以直接去接我放学的女儿。
　　就这样，我认识了收拾澡堂子卫生的老史。
　　话题从教育儿女上唠起了。
　　我女儿，你们在《我家有女初长成》中领教过了，那整个就是一个娇生惯养。一方面，是我不想让我童年的苦难复制给我的孩子，另一方面，是我那媳妇，对女儿千恩万宠，使这娘儿俩拧成一股绳，反对我的干涉。她们俩就不闹别扭吗？怎么可能不闹？但那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好解决，跟我就是一致对外了。时间长了，我也懒得管了，说实话，也管不了。二兰子不是说过那么句话吗：穷养儿子富养女。我得按老话来，不能整格路的。
　　老史对我们家溺爱女儿的做法不苟同。
　　他说，孩子的事，让他自己去闯，闯什么样算什么样，都去考大学，大街谁扫？售货员谁干？澡堂子谁看？
　　我一听就乐了，这些个破活，爱谁干谁干，反正我家女儿不能干。
　　我就问他女儿的情况，真巧，和我女儿同岁，不过，上的是职业高中。
　　学什么样算什么样吧，关键是将来在社会上能有个立足之地，养家糊口，家庭和睦，赡养父母，这就足够了，不能都是高精尖人才吧，总得有普通劳动者。他说。
　　那你就甘心让你女儿成为普通劳动者？为什么不争取成为高精尖人才呢？我反驳。
　　“命中一尺，难求一丈。”他心态平和地说。
　　我对他不求上进的小市民心态嗤之以鼻，心想，她女儿不恨他才怪了。
　　没想到他好象听见我的心思了，说：
　　“我女儿不恨我，她和我越来越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平等地相处了。”
　　他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俩的境遇差不多啊，我在家里，就是一个三把手，没法和她们娘儿俩平等地相处。
　　“我那女儿不是我亲生的。”他说。
　　怪不得呢！我不禁又摇了摇头，他怎么能和我比？
　　“后爹当然不亲了。”我不客气地说。
　　“他亲爹和你们俩口子一样，可女儿并不和他亲。”
　　“那你怎么和你的媳妇整到一起去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弄点八卦听听。
　　“我媳妇原来就是我媳妇，三十年前就是，后来等不起我了，才嫁的人。我出来后，她同她的男人就离了，投奔我来了。那男的不行，没有男子汉气量”。
　　有故事了。我打起精神来：“老史，不拿我当外人就给我讲讲。”
　　“我才从大牢里出来两年，打了十七年的罪。”他说。
　　原来上在道上混的，不像啊！
　　“九三年判的死缓，后来减成无期，又减到二十年。表现好，又减了三年，共在里面待了十七年。”
　　我动容，十七年啊，怎么挺过来的呢？
　　“九三年我们原本要结婚的，我杀了人，不知道有没有命呢，她实在等不起了，我不怨她。人家都等我十年了。”
　　“怎么又来个十年？”我不解。
　　“知道八三八吗？”他说。
　　“太知道了，我家有个邻居八三八就给崩了。”我说。其实根本算不上邻居。
　　“八三八我被抓进去，判了十年。我弟弟给崩了。”
　　再多的不说了，我们俩象对暗号一样，就三十多年前的往事进行了核对，不对不知道，一对吓一跳，天啊，我这才知道，我眼前的这个看澡堂子的老史，就是转山沟的名人，“老死太太”她三儿子，四炮他三哥，三响。
　　岁月如梭，风云际会，一切都象在做梦。
　　下面是三响说的话，原封不动，实录如下：
　　我们家哥四个，命都不好，活下来的就我一个。
　　我们家老爷子，文革的时候，就死于非命。本联、八三一，本溪的两派群众武斗组织，你知道不？打得你死我活，老爷子就搅里头了，那时就没了，还搭进去了俺们家老大。老二也是文革期间没的，不过不是武斗，打群架打死的，爷儿三个死的一点儿名都没有。
　　家里就剩下我、我老妈和我四弟，也没有管啊，就在社会上混，家不成家，老妈指望不上我们两儿子，早早地投奔了我舅，我们这个家就算散了。
　　我挺大的一个人，没有工作，不混社会干什么？说实话，那时候社会还是好混，也就没想那么多。我媳妇是我同学，我上学时在学校没待几天，十八中，你是不是也十八中毕业的？不怎么她就看上我了，人家是个本份姑娘，能看上我，是我祖坟上冒烟，我得对人家好。她中学毕了业，在个街道小厂上班，半死不拉活的，我接着混我的社会，挺滋润的，比上班强。本来打算结婚来着，八三八来了，把我搂进去，一判就是十年。十年还算轻的，你知道，我四弟给崩了。
　　我媳妇知道后就哭，哭了好几天，来看我的时候和我说，等我十年。我当时也哭了，多好的女人啊。
　　不到十年的时候，大概九年半吧，给放了出来，也没有工作，挺迷茫的。就有旧时的哥们今天接风，明天拜访的，整的我象个英雄似的，迷迷登登的，以为自己多了不起，总有人前呼后拥的，感觉飘忽忽的。整天打打杀杀的，替人平事，捞点实惠，总觉着没事儿，当时不都这样吗？我媳妇也跟我享了几天的福，太短了，就那么几天，半年不到吧，就出事了，一伙地赖子，整事，撅腚不服。
　　其实我算什么，不也是地赖子吗？总感觉自己这个地赖子和他们不同。不服就打呗。你说我刀尖都顶你心窝子上了，你服下软不就完了吗！不，偏喊：有种你就扎！你说能不扎吗？不扎，我这根棍儿就折了！今后没法混了。扎了一刀，还不老实，还在那喊：痛快，有种你再扎！你说这不是找死是干什么？真不想就把他捅死，就又扎了一刀，要不了命，可他继续说：今天你不把我捅死，明天我就要你的命！你说，换了你，捅死他不？
　　我当时神志就不清楚了，狠命又扎几刀，这回不喊了。
　　我也害怕了，跑吧！能跑到哪去呀，没几天就给抓住了。
　　抓住我的时候，那小子还没死，在医院里倒气儿。我媳妇就去医院给人家下跪，哭着不走，真惨啊！老天不长眼，那小子还是去了。我也死了心，杀人偿命，没啥说的。唯一的遗憾是对不起我媳妇，两次结婚都没结成。
　　我押了一年多，没判。我不知道我媳妇再去没去找我的仇家，到现在我都没问，我估计是去了，只知道她最后一次来看我，哭着说，我不能再等你了，我们俩的缘分今生到此完结了。我能说什么？我欠人家的太多了。
　　后来，我判了，死缓，保住了一条命。
　　又过了一年，改为无期。
　　我就想，我这一生，就是为蹲监狱而活的吗？以前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一天天打打杀杀的，晚上睡觉都不踏实。改造这些年，我就想这些事，原来那些乱七八糟的行为，实在是荒唐透顶。心静下来了，就好好改造，又减了三年。前年放出来的，打了十七年的罪，加上之前的十年，我这一辈子，有半辈子是在里面度过的。
　　我出来了，什么都不会，就又有以前认识不认识的找上门来，让我给看场子，开矿的，开洗浴中心的，一个月能给两万多，还给配车、配马仔。我能干吗？不能啊！我给人家干，就得对得起人家，人家那边出了事，你摆不摆平？明摆着就是火坑吗？我不去，说啥也不去。
　　我媳妇听说我出来了，就来找我了，说对不起我。这不扯吗？明明是我对不起她。非要跟我。我说，你们两口子过得好好的，我不能不义，不能这么做。我媳妇说好啥呀，早就想离了，一直打打闹闹的。我说这事儿不能由我来说，你想明白了，我可什么都没有。她说，你原来有啥呀，不也什么都没有吗？我想想也是，我一辈子一直是光棍一根，要啥没啥。
　　媳妇就离了，那男的可能外面也有人了，挺痛快就离了，我媳妇带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过上了。这回是正式登记，明媒正娶的，我得对得起她们母女。
　　五十多岁了，才有个家，才过上稳当生活，我这辈子苦啊。但我活得值，有一个始终爱我的女人，不离不弃。我就加倍偿还她们母女，一个人干两份工作，白天在这看澡堂子，一会儿我再去给小医院打更。我那女儿学习不好，考不上重点高中，她生父总嫌弃她，我不嫌弃，为啥非得上大学，现在上了大学你就能找到好工作了？关键是自强自立，干自己喜欢干的，别干违法的，违法的事，这辈子再也不能干了。
　　我女儿喜欢剪纸，我就鼓励她，给她买各种教材，送她去学习，孩子很高兴，比逼她上高中强多了。现在她和我可好了，把我当亲爹。我们一家三口虽然穷点，但和和美美，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很知足了。
　　你问我怎么变化这么大？怎么做到的？我就是看书，朋友给推荐的。我这人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中国字还能认个差不多。要说人没事就得多看书学习，学了和不学不一样。
　　我准备攒点钱，开个花店。以前的朋友，发了的有一批，都能给点面子，到我这儿买点花，不犯法吧？我的女儿，摆弄点花啊草的什么的，不也挺好的吗？你说我这想法行不？
　　大概就这些吧，没什么文化的老史，史三响，讲的要比我写的更有逻辑，也更绘声绘色。如果不是命运不济，说不定也是个人才。
　　我感动不已，多少年没这么感动过了，差一点儿就掉泪了。我和三响的人生经历相比，所有的所谓坎坷，简单不值一提。
　　一个人用一生中一大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弄懂了怎么活的问题，值还是不值？
　　“这想法不是行，而是太行了。”还有比这更好的回答吗？
　　“还记得在转山沟生活的日子吗？”我问。
　　“我只记得在大牢里的日子，别的都不记得了。”他笑着说。
　　我的心无法平静。本溪市太小了，小到你一转身就可以见到你意想不到的故人。三十多年了，转山沟早已旧貌换新颜，以至于没有留下一点点儿岁月的痕迹。但心灵的伤痕却不能得到永恒的抚慰，随着岁月的流逝，感悟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平凡但一定要充实，三响哥哥，你是想说这句话吗？
　　我的三响哥，一路走好，你的鲜花店开业，我一定第一个买一束鲜花，送给你，也送给她，一个一生无悔深爱着她心爱的人的好女人。
　　遵纪守法，平安是福，其它的神马都是浮云。三响如果会上网，一定对此话深有感悟。
　　
　　
　　二、一堂法制课
　　“八三八”说来就来了，没有任何的症兆。但当它真的来的时候，除了震撼，你还会从心里说，它不来，还真不行。
　　生活在现在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八三八”。一次我随便问了一个九零后大学生，他想了想：是不是李宗仁一九三八年抗日？
　　关于“八三八”，我劝各位上网查一查历史资料，它在中国的法制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个时候，我们家已搬离转山沟一年有余了，我也从十八中转学到了离我家更近的、相对稳定的另一所中学。离开了斯守了多年的玩伴，到了一个新环境，就象是被斩了草，除了根，从此六根清静。
　　事实上小学的最后一、两年，我一直做的还不错，象个好孩子的样子，最后还混了个“两道杠”。但一上十八中，就又恶习萌发，不走好道了，被学校列为坏份子，差一点儿被学校开除。这可能是我接触的人和事更广了，也可能是传统的力量在起作用。
　　说到传统的力量，我相信一个故事：
　　说一个笼子里面关了一群猴子，有人做了这么一个试验，每当送进笼子一只新猴子，管理员就训练原来的猴子打新来者，打一次就给香蕉作为奖励。一点点儿循环，老猴子不断换走，新猴子不断送进，进来就先挨打，给的香蕉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所有的老猴子都换走了，新关进笼子的猴子一进去，还是挨揍，而且，施暴者并没有香蕉的奖励。这就是传统的力量。
　　我相信十八中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死结，新学生的到来，总是延续着过去胡闹的传统，而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胡闹，那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儿子顶替老子就业的政策没有了，再说我爸退休也不到年龄，我们家老大十八中毕了业，学习全让文革给耽误了，哪也考不上，在家无所事事，早晚会在社会上惹事生非。我们家就托了人，把他送到部队上参了军。
　　我们家老二胖小，从小就胆小怕事，但有一样比我强百倍，就是听话，学校家里都喜欢，中学毕业后上了技校，国家包分配，就业没有问题。
　　到我这儿，我妈就连挖苦带损地说：
　　“你不能耐吗？谁的话你也不听！你就自己作吧，能混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家里没那么大能力帮你找工作。”
　　我上了十八中，旧病复发，又和小混混们弄到一起去了。不多说了，全是些荒唐事儿，家里没少操心。为此，趁着搬家的当儿，把我从十八中转走了：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出不出息就看你自己的了。”我妈苦口婆心也无可奈何。
　　我还能怎么样？老老实实地读书吧！我给这个家添的麻烦还少吗？
　　于是，我第一次真正听了我妈的话，一心只读教科书——家里明摆着对我伤透了心，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奋斗。
　　我离开十八中后的日子，过的相对太平。过去的一切藕断丝连都被掐断，历史又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然而我周围的世界依然不太平，社会上闲散人员的各种惹是生非的局面，依然没有大的改变。
　　我们正在上着课，外面的街道突然就异常地热闹起来，路被封了，押解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的武装车队占据了全部的街路。随队而行的高音喇叭高声宣告：坚决打击各种流氓份子和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慷慨激昂，声动天地。
　　大游行开始了。
　　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这么做就是为了扩大影响，这一切都是按照安排，有目的的进行的。学校就停课了，学生们就都到路边去看罪犯游街。
　　车队还没到之前，就有警察——那时候还叫公安——的摩托车在路的两旁押住阵脚，随后，一溜大解放驶来，头车上是一车的武装警察——全市的公安已经不够用了，只好动用了武警——个个一只手里扶着枪，另一只手把住车帮子站立。驾驶室上面架起一挺机关枪，子弹链垂在车棚上，一个武警战士手扶机枪，做随时射击状。
　　接着就是高音喇叭广播车，车箱里面坐着持枪的公安，后面是一队队的押解犯人的车，每车上一个犯人，双手后剪倒绑，脖子上挂着一个大木版，上面的白纸上写着“强奸犯某某”或“杀人犯某某”或“流氓犯某某”，每个犯人旁边都有两个公安，按着犯人的肩膀或头。一大溜的车队，不下几十台。
　　最后面仍然是公安的摩托车押阵。整个队伍行进缓慢，目的就是让每一个罪犯的罪行都能通过大喇叭被清楚地昭告天下。这个时候，道路两旁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饶有兴趣地看着，不时高声议论着——游行起到了震慑的效果。
　　我就在这个阵列里，看到了四炮。
　　他脖子上挂个大牌子，沉重的牌子看上去让他很疲劳，他不断地改变身姿，以减轻压迫。然而却对两个公安泰山压顶式的按压很无奈。我看清他的牌子上面写的是“流氓犯”。我看到他，浑身一冷，想转过头去不看他，我怕被他认出来。好在四炮可能都游了好几天了，浑身上下早就没了锐气，顾不上有没有人注意他了。我就打消了不看他的念头，一直目送着他的车远离了我的视线。
　　我在这个阵列里，还看见了“寥所长”。
　　他全负武装，身着白色的警服，手上白手套，头上扣一个大盖帽，鼻梁子上还架了个墨镜，开了辆三轮挎斗摩托车，干净得一尘不染。
　　盛气凌人的他押头阵，“突突突”地把摩托车开得震天响，一边用车把看热闹的人往马路牙子上逼，一边吆喝：
　　“都靠边！都靠边！”好不威风！
　　第二天，我们全校集合，去市政府广场，参加全市人民群众公判大会，对严重刑事犯罪份子进行宣判。
　　公判大会很简单，就是挨个人把罪行念一遍，然后是掷地有声地定罪，大部分是“死刑，押付刑场，立即执行”，一部分是十年到二十年的徒刑，少部分是十年以下的刑期。没死的，均押付刑场，陪榜。
　　参加公判大会的人却很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分成不同的方队，满满地占了整整一广场。那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
　　四炮就在那天被判了死刑，唯一和几天游街不同的是胸前的大牌子，他的名字上面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象是淋漓的鲜血。关于他的罪行，我没怎么听清或是没怎么听懂，反正和其它的人都差不多，我心里一直堵得荒，一个曾经活蹦乱跳的人，一个曾经如此和我接近的人，说没就没了，真是命运无常啊。
　　离得远，我看不清他们受到宣判时的表情。
　　那个阶段这种游街、宣判时有发生。有时候，还把一些劳动教养的人——这里面多是些年轻人居多——拉到我们学校进行，面对全体师生，在操场上进行公示和批判。就有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熟悉的面孔。
　　当我站在人群中受着教育的时候，不禁也在想，我如果一味胡闹下去，将来有一天，是不是也是这个下场？三叫驴子、二楞子早就进了少管所或工读学校，他们就是年纪尚小，够岁数是不是也难逃一劫？想到这里，我直冒冷汗，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反悔，为我能改邪归正庆幸。
　　枪毙犯人的时候，就有无数的人跟着看热闹，跟车队走，游遍了本溪市的大小主要街道后，直接开到位于火葬场附近的沙摩岭刑场，“立即执行”了。
　　我曾经的伙伴二华，就在这无数的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一次让我给碰上了，二华执意要拉着我，一路要跟到沙摩岭去听一个响，被我拒绝了。
　　车队头里那挺子弹上膛的机枪架着，看着糁人。我不知它会不会响起来。一旦没控制好响了起来，子弹不长眼睛呀，李逵劫法场，大斧子一路砍下去，死的都是老百姓。四炮的同伙们会不会铤而走险呢？按理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都是群乌合之众啊！可为什么非要架个机枪呢？我想不明白。
　　其实，我内心里，对我曾经熟悉或不熟悉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瞬时阴阳两隔，而这一切，就在我的眼前发生，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
　　举报就抓，抓了就判。小罪大定，大罪完蛋。不管是谁，风卷残云一锅端，社会治安形势为之彻底改变——这就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大规模搜捕，史称“八三八”大行动。
　　于是，那一年，学校增加了一堂法制教育课。
　　课本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讲课老师是个新来的。那个老师可能是个复员转退的军人，腰板笔直，精神抖擞，没有教鞭，就用一个废旧的电视天线替代，那种不锈钢管制成的，一节一节可伸缩的。
　　老师平时把天线缩成一节，揣在兜里。一上课就从兜里掏出来，一边说话，一边一节节地抻开。
　　讲什么呢？首先讲宪法，据说以前我们国家刚建国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东西，不正规，开国几十年了，有胜似无，没人把它当时回事。新形势下，再不修宪不行了，靠搞运动，名不正，言不顺，没法往下走了。
　　再有就是讲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讲劳动教养制度，讲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跟随着当时的形势，八三八捕了那么多人，谁该入刑法，哪个该劳教，哪一种又是该治安拘留，形为不同，处罚就不同。
　　老师课背得很认真，尤其是那些鲜活的例子，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一说就懂。
　　我在下面暗暗对照我接触过的人的劣行，私下给他们归类，真是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为什么以前就不讲这个东西呢？早讲了，会不会就不天下大乱了？我这个人，正是在河边走的，不小心，就会湿了鞋。这样想着，后背上就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上过这样一次课。我听得仔细异常，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仍能记得某一堂课的内容。
　　老师将天线拉长，指着黑板，黑板上面共有四句话，十六个字，板书得整整齐齐：
　　“来，同学们跟我一起念！”
　　老师中气十足，声音洪量：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