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郯武师高宗藩》（九）（与王仲华合作）

第二章第二节

靖玉富是个什么样的人?
高宗藩心里很清楚。
供销合作社几百口职工，谁勤劳谁懒惰、谁实诚谁刁滑、谁工作踏实谁干事浮飘，都在经理高宗藩心里装着哩。
靖玉富的为人高宗藩还不知道吗?不光是高宗藩，全社职工谁又不知道呢?大家公认他为人诚实、工作踏实、头脑聪明、办事精明，少钱的事怎么就发生在他身上?
其实事情很简单，诸葛亮那么谨慎都能错用马谡，关云长那么大的本领也失了荆州，靖玉富为什么就不能犯一次粗心大意的过错呢?供销社有一笔业务急等着用钱，出纳会计靖玉富匆忙到银行去取。按说取了钱是要数一数的，可靖玉富想：“银行是专摆弄钱的单位，人家都是点钱的专家，哪会错了?!”再说，他知道社里等钱用，怕一张张地数，不知要数到多会儿，大框点了点捆数，就拿回来了。谁知到家一数，其中有一沓就少了一张十元的。这事发生在上午。
靖玉富把这沓钱单放在抽屉的一角，处理完手里的工作又来到了银行。他找到了银行的王股长，说明情况并把少钱的那沓子拿给他看。王股长看也不看说：“你拿回家去过了，谁知你会不会抽一张出来?”
这句话伤了靖会计的心。搞财务工作的人，还有比清白二字再重要的么?可是不管你怎么说，王股长还是咬住那句话：“当面不点清，隔了这么久再来找后账，谁知你安的什么心?没门儿!”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了很久也没个结果，靖玉富气哼哼地回来找高经理诉苦。
十块钱虽说差不多是半个月的工资数，但也未必就是天塌地陷的事。靖玉富受不了的是，被人指着鼻子说自己从集体的钱里抽了一张。他请高宗藩出面处理，给他个说法。
高宗藩找到王股长，对这件事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从靖玉富的一贯表现来看，他是不会出鬼的。再看看这沓子钱的确像原来没有动过的样子。如果从中抽出一张，整沓子就会松动。看来靖会计的话是可信的。
“高经理，话不能这样说。”王股长没等高宗藩说完就赶紧把门封死，“我们的点票员都是三年前招干时考进来的中学生，又经过专业培训和实际锻炼，思想和业务技能可都是过得硬的啊!在他们手里出差错，那是鸡蛋吹喇叭没门儿的事。”
话已至此，说明人家是根本不打算认这个账了。高宗藩还是和颜悦色地说：“是不是月底抖抖现金……”他总想千方百计地为靖玉富争取。王股长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银行不是你供销社，那么多的钱怎么抖?再说我们也没那个时间!”
高宗藩的一番苦心使空地上去了。
靖玉富纵然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按规定制度，出纳员钱账不符，只好自认倒霉，掏腰包垫上。
难道冥冥中真有“报应”一说，而且又来得这么快?
事隔不久，靖玉富又带着一个同志到银行提款来了，这次他提的数额挺大。有了上次的教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大意了。他很细，先见见钞票的捆数，再查查沓数，然后一张一张地点起来。这时你就说‘天上有条龙伸出个鸟来’，保管他也不会分心的。
两人好容易把钱数完了，各自报出数来一合，靖玉富吃了一惊：“乖乖，咋多出这么些钱来。”根据钱数一算，靖会计心里有数了，他们不是把一部分五元的当了三元的，就是把三元的当作一元的了。这下银行错给供销社的钱可不老少啊!
“阿弥陀佛，”靖玉富乐了，“你小子也有这天啊!”
本来他想把钱往柜台上一撂，喊出王股长来当面孬他一顿的，后来一想还是叫他急一急，由高经理出面熊他更过瘾，就不动声色把整整一麻袋钱弄回来了。
“高经理，这回俺抓住他小子的小辫根了，你打电话狠劲熊他。”靖玉富一直把钱背到高宗藩的办公室里说。
高宗藩递给他一杯开水，又给打了个手巾把子，让他把事情经过说说。
靖玉富很激动，他满头满脸冒着热气，连比带划向高宗藩讲述一遍后又说：“高经理，打电话熊死他，给俺报那十块钱之仇!”
高宗藩手托下巴想了想说：“你别急，咱手里有红小豆，还怕引不来白鹁鸽，这回呀，咱稳坐钓鱼台等他找上门来吧!”
白鹁鸽来了，焉有不来之理?
供销社把钱取走不久，王股长突然感到不对头。细细一回忆，刚才点钱时分明是把许多三元的钞票当作一元的点给人家了。顿时头上冒汗，脊背发凉。他心想：这下糟了，上回供销社少十块钱那件事，弄得双方很不是个味儿，这回轮到自己头上了，怕的是对方要一报还一报。
但是他更清楚，这回错出去的钱数额太大了。弄不好连饭碗都得给砸掉，除非自己有那么多的钱暗暗贴进去。他越思越想越害怕，只好去找刘行长，请他出面调停。
刘行长望着王股长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知道高宗藩领导下的人是不会昧这个钱的。凭银行和供销社一贯的关系，王股长找人家当面声明一下，不至于这么犯难，其中必有原因。经他一问，王股长才吞吞吐吐地把上次错款十元钱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刘行长听了后说：“你看，这事就怪你当初处理得欠妥当了。尤其是你把话说得那么满，谁能接受得了?你说银行绝不会出错，这次如何解释?人家要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
“行长，您别说了，我知道自己错了。”
“好，知错就改才是个好同志，你这回就学学大将廉颇，去给人家负荆请罪。”
“我怕高……”
“哦，你说高经理啊，我先去给你打前站，你随后就到。只要你态度诚恳，高宗藩那人是不会十分计较你的。”
好在银行离供销社不远，相互又是遛熟的门儿，抬腿就到。
“高经理，你忙哪!”刘行长人还没进门，声音就到了。高宗藩马上起身相迎：“哟，刘行长，你怎么亲自光顾?有什么事派个人来就是啦!”
“我不亲到西天，难见真佛嘛!”刘行长开玩笑说。
“算了吧，俺这穷山破庙里哪有什么真佛?”
“怎么不是真佛，弟子还求你保佑哩，你可得大发慈悲啊!”
两人打了半天哑谜，各自心照不宣。这时只见王股长已耷拉着脑袋，从门厅里过来了。刘行长把嘴一努向高宗藩说：“你看，真正的香客来了。”高宗藩点头会意，抿嘴一笑。
刘行长和高宗藩正说着，王股长忐忐忑忑地来到高宗藩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高宗藩慌忙跨步上前搀扶：“王股长，你这是干啥?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话不好说?”
“高经理，以上的事都是俺错了。”股长几乎是带着哭腔说，“你大人大量，别跟俺一般见识。”
高宗藩原想奚落他几句，问问他“终日打雁这回怎么会让雁啄了眼”，一见他急得那样，便不忍心再说什么刻薄的话了。便指了指办公桌上的布口袋说：“王股长，你放心吧，你错给俺供销社的钱，靖会计早就清点出来了。他要给你送回去，是我让缓一缓的。”
王股长先听说钱点清了，心里一喜，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再听高宗藩说要缓一缓，脸又拉长了。继而一想，对方既说点清了，就是认了账，脸上露出了笑容，
“老王啊，”高宗藩拉着王股长的手说，“咱搞经济工作的可得细心、细心、再细心啊!就拿俺这位靖会计来说吧，出了名的‘尿尿用箩子过’上次也少了钱，还不是因为粗心造成的。”
“不，那次都怪我。”王股长说。
“怎么能怪你?”高宗藩摆摆手打断他的话，“他当场不点钱，怎好怪别人?你也不是有意赖他钱，因为你相信点钞员不会出错。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这也是对的，不然也不好办。如果那次怪你，这次你多给了钱岂不是怪他了?”
“高经理，他们都知错了，你就别再提了吧!”刘行长插言道。
“不，我要提，”高宗藩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同志之间诚信二字是相当重要的，上次发生的事情的责任，当然是老靖的，但王股长的态度的确太武断了。问题不在钱多钱少，你说的那些话太伤感情了。这次老靖一发现你给他的钱多出来了，立即就向我作了回报，说明人家是不计前嫌的。希望你们通过这两件事，相互理解，加深感情。”他又转过身来对着会计室喊：“靖会计，请你带上这些钱，送王股长回去。”
靖玉富本不愿送王股长，但经理叫他去，他只好去。他知道高宗藩这个人做起事来总是要做得圆圆满满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叫做“送佛送到西天”。
两人在路上先是很尴尬谁也不说话．走着走着王股长憋不住先开了腔。他从心里感谢靖玉富，说了一大堆客气话，还掏出十元钱来要把上次的错账补上。靖玉富无论如何也不肯收，他说：“不弄个水落石出，搞清这钱错在那里，只好由我自己来垫。今天我要是不明不白收了你的钱，别说我自己心里不安，回到家高经理那一关就不好过。”
说到高宗藩，王股长又来了话题，他说：“你们高经理做事真是太认真了。”
“你才知他认真?”靖玉富说，“上次我错了十块钱，他就熊得我连帽子都拾不起来，像你这次错了这么多的钱，要是发生在俺身上，他不吃了我才怪!”
“他这么厉害，你们供销社里的人还喜欢他?”
“咋不喜欢?他又不是为了自个。”
“唉，这样的人早该提拔啦!”
“谁说不是呀，”靖玉富不无感叹地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有人就是怕你认真嘛!”他把“怕”字说得很重。
“怎么，他受压制?”
“有个领导人的老婆在我们供销社当营业员，一次一个社员来买布，伸手摸了摸布，嫌布薄，这本是常有的事。俗话说‘褒贬是买家’嘛，多拿几种布，让人家拣合适的买不就行啦!可是碰巧她那天不高兴，就说：‘驴皮厚，你去买驴皮吧’!”
“那人家能让?”
“可不是，”靖玉富说，“人家问她凭啥骂人。她不仅不买账还卷袖撸拳要打人家。”
“这就不好了，后来打了吗?”
“虽然被大家拉开了，她用量布的尺子指着人家的鼻子骂了几句。”
“这样飞扬跋扈的人不治治怎么得了!”
“高经理很恼火，原打算开除她的，但碍于领导人的面子，只是训了她一顿，调出柜台就算了。”
“太便宜她了。”
“可她却没便宜高经理，回家不知给上的什么药，从此高经理就没少穿小鞋。”
“这真有点儿不像话了!”王股长愤然地说。
“不像话的事多咧，”靖玉富说，“还有位干部，跟高经理关系一直很好，常来俺供销社玩。后来和一个女同志混熟了，一次他来供销社，当着许多人的面和她开玩笑，竟把人家按在床上，乱摸乱抓。这事让高经理知道后，就正言厉色地劝他自重些。”
“这就对了，朋友之间就该劝人为善嘛!”
“对他娘个腿，”靖玉富气愤地骂了一句，“他当面说得好，感谢老高的批评帮助，背地里净给高经理使小绊子。”
“又不在一个单位，他怎么绊?”
“你不听人说‘官大一级压死人’?”靖玉富说，“当时正赶上粮食‘统购统销’，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向国家卖余粮。他就指定高经理必须卖三百斤余粮。”
“老高家有余粮卖吗?”王股长问。
“他家一年共收五百多斤小麦，这一年里连娶两房儿媳妇，就是六口人生活，你说有没有余粮?”
“那就说明情况，不卖。”
“你说的比捏灯草灰还轻巧，”靖玉富说，“政策在人家手里掌握着，他硬说高宗藩家有余粮，高宗藩就得卖，你敢抵制党的号召吗?不仅如此，国家按计划发放给无粮户‘返销证’时他还扣着不发哩!”
“那为啥不向上级反映?”
“上级批评他几次，证他是发给高经理了，可这疙瘩也越结越大了。后来听说县里要提拔高宗藩，他就东跑西颠，说高宗藩的坏话，又说高宗藩当过国民党兵，硬把事给搅黄了。”
“那就不调查啦?”王股长说。
“这些事就这样，等你调查清，机会就过去了，时也、运也、命也，大概我们高经理就是这个命吧!”
“哪里有什么命不命的，还是有些干部风气不正罢了!”王股长颇有感慨地说。
“不过这是党内的事，俺也是听来的，说不准。”靖玉富忙不迭地声明。一场波及党内外，影响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风运动”方兴未艾，多少人因为把不住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个教训太大了，谁不知道还是三缄其口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