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郯武师高宗藩》（八）（与王仲华合作）

第二章

宦海春秋

不患位之不尊
而患德之不崇
不耻禄之不夥
而耻知之不博



第一节

“宗藩，你家来亲戚啦?”
“哪是亲戚，他是高政委。”
“高政委?政委是干啥的?”
“政委就是县太爷。”
“县太爷?怎么一点也不像?”
“哪点不像?”
“看他穿的就跟俺老农民一样。他来你家干啥?”
“体察民情呗。”
高宗藩说的是实话。高风林政委是到东庄来体察民情的。他就是郯城县的县委书记。因为他兼任县人武部政委大伙叫惯了，不愿改口，觉得这样更亲切。
呀!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的官员就是不一样。国民党的县长，那还了得?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出门以车代步，前拥后簇，八面威风。嘴里喊着是“民之父母”，实际上却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被他们改成了“民脂、民膏、民血”。要不然怎么叫它反动派呢?而共产党的县领导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爱老百姓如亲人，穿着朴素，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和老百姓心连着心。要不然凭着小米加步枪怎么能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怎么能建立新中国、巩固红色政权?
高凤林来到东庄村后，说是住在高宗藩家，一夜又能在高宗藩的屋里睡多久呢?高宗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练拳，捏手捏脚地怕惊醒他，可回来时一看人家早就背个粪箕满湖转悠一遍，拾了满满一粪箕粪回来了。接下来，匆匆忙忙地吃点煎饼咸菜又下湖去了。他帮老乡拉犁耕地，和老乡说笑谈心。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县太爷。他一出去就是一天，常常半夜才回来。
一个多月下来，高凤林书记向高宗藩摊牌了，他让高宗藩动员大伙入股办供销合作社。
民国之初，郯城市场物价比较稳定，后期较乱，日伪时期尤甚，日变三价，涨落不定。郯城二次解放后，市场多为私商经营。一些不法商贩，乘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之机，抢购囤积，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郯城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稳定物价的方针，控制货币投放，紧缩财政支出，整顿各种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发行“胜利折实公债”，紧缩货币流量，调剂市场余缺，平抑市场物价。组建供销合作社的目的，就是用集体的力量同奸商抗衡，发展集体经济，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供销合作社毕竟是个新生事物，谁也没搞过、谁也没见过，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石头叫谁去摸呢?高书记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高宗藩。
高宗藩是党员，当过农会主席，在支前工作中是个模范，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后，团结村委一班人，把个东庄村治理得上规上矩，有条有道的，是个人物，而且是党信得过的人物。叫他带头搞供销合作社，高书记相信他准能干好，而且能干得很出色。
既然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困难再多，高宗藩也没在乎。他积极动员乡亲们入股。
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的翻身。可是由于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大，因此人民群众，特别是东庄这样穷旯旮里的农民兄弟手里还没有多少钱。买“胜利折实公债”，他们知道这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都积极购买。许多人勒紧腰带也要省下钱来买公债。可是要拿钱去入股办供销合作社，难度就大了。因为合作社就是卖东西的，卖东西就是做生意，就是经商。郯城虽是县治所在，可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情况使然，这里群众的商业意识远不及码头镇。尤其是东庄村人，历来是务农为本，春夏秋冬大人孩娃换季的衣物布匹得到郯城集上或到码头去买或请人捎，针头线脑、洋火糖块就在走乡串村的货郎挑上买，或拿鸡蛋换。在村里搞个供销合作社当然是件大好事，能给全村群众的生活带来许许多多的方便。特别是农忙时哪有个空闲去买油盐酱醋啊!但办个供销合作社可不是一件小事，那是做生意呀，生意可有赚就有赔呀!入股做生意，要是赔了咋办?这些想法在大家的脑子里打了多少个转转，一时不肯把手里攒下的几个钱拿出来。
为了这，高宗藩没少做工作。他走东家串西家，说服动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筹集了数百元资金，在五间草屋里办起了郯城县第一个供销合作社。
果然，做生意不同于种地。常言说，庄稼活不用学，看人咋着咱咋着。做生意不但要有做生意的学问，还有一定的风险。这不，高宗藩办的供销合作社赔了。尽管高宗藩对事业、对群众有一颗亦诚的心，因物价上涨，两年不到，供销合作社的老本都贴光了。有人说，高宗藩吃亏就吃在一个“诚”字上，奸商，奸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嘛，你高宗藩不懂权变，不会耍滑头，你做什么生意?你能搞得过那些小商小贩吗?你又要保证商品质量，又要稳定价格，又要保证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可是谁来保证你，保证你顺顺当当地向上级、向群众交差?
最苦脑的，当然是高宗藩。他知道老百姓入股的钱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有的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从鸡腚眼里抠出来的，有个老人听说是高书记指示办的供销合作社，又是宗藩挑的头，二话没说，把自己多少年来搂草、生豆芽卖攒下的棺材钱拿来入了股。高宗藩在动员大家入股时曾以自己的人格担保绝不让群众吃亏，大家信得过他才肯把钱拿来入股的呀!事到如今，大家也看到高宗藩为了搞好这个供销合作社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累，看到他为了大伙的利益付出了多少艰辛，看到了自从供销合作社成立以来给全村群众带来的方便和好处。但是钱是硬货，缺了它，你说什么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怎么办?高宗藩苦苦思索了几天，一筹莫展。
“孩子哭，找娘。”一句当地人谁都会说的俗语，怎么就忘了呢?高宗藩几天的思索总算没白费，终于想到了这一点。谁是娘?党!高宗藩想：“是高政委来找我搞供销合作社的，如今我遇上困难了为什么不去找他?他是代表政府代表党的啊!”
原国民党的郯城县党部门口换成了两块木牌，一块白底红字“中国共产党郯城县委员会”；一块白底黑字“郯城县人民政府”。高宗藩整了整衣领走进去。高政委临离开东庄村时说过，只要有什么事，尽管到这里来找他。
一排青砖灰瓦房子的最西面一间就是书记办公室。室内的陈设极为简单，一桌两凳一张能坐三人的竹连椅。东边门后墙角处的地面上摆着两只竹壳暖瓶，竹壳上用红漆写着高凤林三个字，下面还有编号“府01#”和“府02#”。西山墙下一辆自行车，车头直伸到门后。车货架上是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不知主人是要出去还是刚回来。
此时，高凤林书记正在圈阅一份文件的底稿。听到脚步声，抬头一看是高宗藩，立即起身离座，拉着高宗藩的手让他坐在大连椅上。高宗藩刚一坐下，高书记便拿起桌上的搪瓷杯，说：“一家子你看我得给你到杯水去”。
“怎么样，”他端来一杯冒着热气的开水递给高宗藩，问：“供销合作社主任当得还过瘾吧?”
“唉!”高宗藩叹了口气。
“怎么?不对味啦?”
“砸啦!”
“砸啦?这么严重?咋回事儿?”高书记关心地问。
高宗藩把这两年来如何发动群众入股，如何建社，如何经营等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向高书记作了回报。他原以为高书记非狠狠熊自己一顿不可，不料高书记耐心地听完他的回报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呵，我的高经理，干得不错嘛!”
“还不错，”高宗藩不好意思地说，“我现在连一条能脱下送去当铺典押的裤子都没有了。”
高书记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咱不能光算经济账，还要算一算政治账嘛!”
高书记分析说，这两年搞供销合作社，广大农民得到不少实惠，他们看到了集体化的优越性，产生了走集体化道路的意识。这对下一步成立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你整天宣传学习苏联老大哥，用拖拉机耕地，农业生产要机械化、人民生活要现代化，土地不连成片怎么行?现在的互助组、变工队，只能是初级形式嘛。至于你们供销合作社赔了本，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有些人见你们把供销合作社搞起来了，就不高兴，你越是搞得好他就越不高兴。那么他就要跟你对着干，通过提价、压价等手段来挤兑你，这是市场竞争嘛!实际上，这很正常，经济规律总是一起一伏，那些不法奸商是左右不了的”
他这么一说，高宗藩心里亮堂多了，不由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问你，现在农村什么货最难买、最好销?”高书记问。
“盐。”高宗藩不加思索就脱口而出，他对农民的需求太了解了。
“好，那咱就卖盐!”
“那敢情好，可这盐是国家控制物资呀!”
“是的，但有些不法商人要和国家争，他们贩卖私盐来冲击我们的市场。因为我们的销售点太少啦，谁为买二斤盐跑到码头、临沂去?这个运输大队长还是请你来做吧!”
高书记又给高宗藩讲了陈毅元帅在上海当市长，十里洋场上的那些大商巨贾认为自己本钱大、路子宽，就故意压价售货，并抢购囤积，想垄断上海市场。结果陈老总向政务院(注1)打了个报告，从全国各地调来物资一冲，资本家老老实实接受对私改造的故事。高宗藩听了信心更增，可又触动了心事：“可咱没本钱了。”
“那好办，我写信让码头盐业公司赊给你。”说干就干，高书记几笔就把信写好了。高宗藩比他还快，接过信往怀里一揣，给高书记鞠个躬乐呵呵地就走了。高
用手里的烟袋指着他的背影笑了笑，又继续埋头他的工作。
高宗藩拿了这封信，那心情真赛如一个奉旨的钦差一般，别提多高兴了。他连家都不回，一直赶到码头盐业公司找张经理。
张经理看了高凤林书记的信，又打量了高宗藩一番，心里说，别看这人个头不高，岁数不大，来头不小，竟能搬到高书记出面赊东西，不凡!便说：“好，我支持你，你这次打算拉多少?”高宗藩乍来头一回，不知底儿没敢多要，就说：“有个三五车子先卖着吧!”张经理也没让高宗藩去租车，主动找来四辆牛车，每车装二千斤，共装了八千斤盐。
“高经理，我们一般不赊，但看高书记面子，盐我赊给你了。不过丑话说在前，你可得及时把钱回笼给我们，不然那咱可是砂锅里捣蒜一锤子买卖啦!”
“放心，放心，你放一百个心吧!”高宗藩喜得连嘴都合不拢。难怪张经理在高宗藩临走时再嘱咐一遍，人家跟他头一次打交道，对他不了解啊!
果如高宗藩所料，盐好卖得很。两天下来，八千斤盐卖得一干二净。点好钱，扎清账天也黑定了。高宗藩决定把赊货的欠款给码头盐业公司送去。他就是这么个人，吐口唾沫砸个坑，说过的话，哪能不算数?
当时用的是北海币，该送回去的钱整整装了两麻袋。高宗藩说两麻袋好，正好插根扁担挑着。派谁去，别人不敢去，高宗藩也不放心别人去。他挑起两麻袋钱，大步流星地向码头镇赶去，扁担前头还挂了一杆“汉阳造”大枪--是为吓唬坏人的，里面没子弹。
人们有个常规心理：远路怕水，近路怕鬼。你想这离家老远的地方，沟沟汊汊的谁知哪个深，哪个浅?所以出门在外一般都不敢随便下水。而越是离家近的地方，越清楚哪间房子的梁上或哪棵树上吊死过人，哪条路边枪毙过土匪，哪条水沟里漂过死尸等等。还有一些炸尸啦、鬼打墙啦，说得活灵活现的，胆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单身夜里走。
高宗藩不怕鬼，他怕人，怕路边黍棵草丛里突然蹿出个大活人来。如果是个坏人，就操蛋了。他踏着坑坑洼洼坎坎坷坷，一路摸着向前走去。此时正是月头，下弦月隐在一大片云中，四周很黑，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因为走路热他把上衣敞开着，一阵凉风裹着薄雾吹在汗身子上，使他打了个冷颤。他不由得四下张望，路边坟地里的鬼火飘忽不定。这倒没让高宗藩害怕，他知道这是磷火，世上根本就没有鬼，却有些人像鬼。那些投机倒把的不法奸商，就像鬼一样，他们放出的鬼火，见不得太阳。共产党就是太阳，任何鬼碰上它都得倒霉。
“开门--”高宗藩终于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码头门口，敲了半天门不见动静。一来是里面的人都睡着了，二来深更半夜的谁想开门，何况这里又是经济重地。
“谁呀?”连续不断的执著的敲门声告诉里面，不开是不行的，终于有人搭腔了。
“我，东庄的高宗藩，来交款子的。”
“啥款?”
“赊盐的款，张经理知道。”
住在后院的张经理醒了，他跑到前面一看，进门的是高宗藩，乐了：“哎呀，你这个同志，明天送来好了，这么晚还赶着往这跑。”
高宗藩说：“咱不是咸菜炒豆腐有盐(言)在先吗?”说着挑起麻袋进了大门。
等知道高宗藩就这么一路走来的，张经理更激动了：“你做事太认真了!太认真了!”听说高宗藩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连忙安排人到厨房炸馒头片。点钱的事等高宗藩吃了饭再说。
“伙计，”张经理给高宗藩倒上满满一大碗热开水说，“咱弟俩虽是头一遭打交道，可我看你是个直肠子，厚道人，够一处的。”
“张经理，以后还要靠你多支持哩!”高宗藩一口气把碗里的水喝完，擦了擦嘴说。
“好说，有事你只管讲。”
“我们想再搞点盐。”
“中。”
“多搞点儿?”
“中咧。”
“二十车行吗?”
“中，你来拉吧!要多少给多少，不过可不准批给盐贩子哟!”
“放心吧，就是要跟他们争夺市场的。”
高宗藩心里有数，他的食盐市场潜力大得很。东南有东海县、西南有邳县、南边就是新安县(注2)，他有二百车盐也不够销几天的。
供销合作社生意越做越活、财路越来越宽，他们卖盐、卖粮食、卖农具，从生活用品到生产资料，凡是老百姓日常用得着的都经营。加上他们诚实待客、买卖公平，受到群众好评。几年下来，供销社由原来的五间草屋、三名职工，发展成为房屋百间、占地三十亩、门市好几个、职工五百余人的中型供销社，在郯城首屈一指，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高宗藩在担任供销合作社经理期间，内部管理井井有条。当天事，当天毕。当天账，当天结。当天钱，当天清。绝不允许办事拖泥带水。他每天晚上都要到所有门市跑一遍，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许问题过夜。有个门市在收小麦中短款一块五毛钱。他知道这个人是不会贪污的，而且根据财务上一环套一环的管理制度也无法贪污，就守在那里查到下一点，终于弄清了。原来是收款人在找零钱时装在口袋里忘记了。高宗藩批评了他的粗心大意，要求大家一定要养成小心细致的工作作风。
可是不久又出了一件事，而这事又恰恰出在一个工作极认真、为人极精明的人身上。此人叫做靖玉富，能双手打算盘，是供销社里的会计。他从银行提回的款竟少了十块钱。这是怎么回事呢?

注①：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称政务院。
注②：新安县：即今新沂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