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入党誓词永不忘

　　（一）、光荣入党，庄严誓词永不忘
　　
　　1973年7月1日，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两年后转为正式中共党员。
　　6月26日下午，政治部机关召开了支部大会，支部书记（秘书科王科长）主持会议，我的入党介绍人宣传科文化干事吴学仁（天津市人），宣传科文化干事丁大华（北京市人），先后向支部大会如实介绍了我的简要情况，并同意我加入党的组织。宣传科党小组长刘志民干事（河北人），代表宣传科党小组介绍了我的工作、学习概况，还代表党小组表态，同意我加入党的组织。支部大会上，机关部分同志们简单的评价了我，党的支部大会最后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
　　还记得机关党委批准我为预备党员后，7月1日那天，在政治部党支部会议上，面对党旗，我庄严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自愿缴纳党费，永不叛党。
　　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党的52周年诞辰，也是我大喜的日子。自己被接纳为党组织的一员，自愿接受党的教育，交纳党费，执行党的决议，一定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团结同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刻苦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而奋斗！誓死保卫国家，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二）、提干受阻，干部重叠被搁置
　　
　　1974年7月1日，又是党的诞辰纪念日，这天，自己翻开日志，不知写啥好，回忆这几年的自己，这个超期服役的4年老兵，在政治生涯中有喜有忧。
　　喜的是政治上加入党的组织已经一年，说明组织上肯定了我。忧的是保卫科干事于云生透露我一个坏消息，他告诉我宣传科李志功科长在政治部党组会议上提议我为电影组长的议题受阻，干部科在审议我为电影组长时没有通过，理由很简单，电影队干部超标，部队有规定，干部暂且不补充不提拔。没两天保卫科于云生及宣传科孙干事又有消息传给我，说电影队上海老兵陈志平听到报送我为干部候审的消息后找到科里，反应说自己这个老兵为啥不用？论资排辈也应该考虑，李科长怎么答复我也知道，这对我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提干的事情搁置下来，这在我心里可是个大事。
　　电影队也确实不缺干部，政治部及科室也同样重叠，当时全军上下干部臃肿重叠，所以当时机关并没有决心整顿电影队这个小局部问题，提干这事就搁置下来，这期间部队提干又开始限制年龄，我属于4年老兵，陈志平比我还是老兵，都不是提干对象了，这一搁置就压了三四年，索性我也就没有思想负担，准备复员回家。
　　后来全军整顿部队干部臃肿问题，我师也同步进行，电影队李耀民队长不愿意转业，乔世副队长还在努力画幻灯，周组长一手好的毛笔字初露头角。大气候只有李队长告退，宣传科多次劝解他转业到地方工作，没有效果，就集体开会解决其转业问题。电影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十分尖锐激烈，批评、劝导，人人发言做工作，期间善意的批评者丁大华干事声泪俱下，好一番开导，我没有发言，感觉会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好刺激，几乎是批判，这不是在炮轰李队长吗？我也真是佩服那个时代，政治的力量解决老大难问题非常强大，有礼有力有政治。
　　李队长终于顶不住转业走了，他回到天津市区的一个单位工作，很愉快、很幸福。我们一直有联系的。90年我在地方已经工作10年啦，应朋友邀请，为县医院买一套部队堪用的解放103型放映机。那时我到天津警备区电影工作站，找在那里管机器设备的原198师电影队Ｎ队长，他已经副师级技术待遇了，他推荐了一部堪用机器还很新，以最优惠价格办成了此事，因为李队长的家离这里不远，办完事我到李队长家里看过他，我约他次日同Ｎ队长一起来宝坻送机子，好好宴请他。结果李队长没来，我让Ｎ队长为他捎去500元钱，并电话告诉他去取，算是我人生遇到好人的一点报答之意。再后来电话号码变更，我给他家里打了几次电话一直不通，便失去了联系。
　　李队长转业走了，电影队干部还是不缺编，广播室王纪惠（６８年）、陈志平（69年）、我（71年）谁也没提起来，后面又有了两个73年入伍的新兵。我们的工作实力都很突出，提干年龄都超标，又都超期服役。我们也不让复员，也不能提干，就这样我们被无穷无尽的使用着。
　　此时，电影队新调来两名新兵，陈绍安（73年入伍），天津市区人，绘画创作、速写比我还棒，我看着他也压在这里提不起来，后复员回家，心里不好受。在电影队里，乔队长、我和陈绍安组成了幻灯骨干、每天白天画幻灯，晚上参加放映。王凤君（73年兵）安置在广播室协助王纪惠做图书工作，后因故退回连队。我和陈志平仍然按兵不动。又调来齐林（73年入伍），天津市区人，他是天津艺校美术老师齐宝善之子，子继父业画画厉害，是我们这里画画最棒的一个，经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报刊登反应部队生活的速写画，我们是好朋友。
　　
　　（三）、建立关系，地方有难我担当
　　
　　河北省廊坊地区电影公司是我建立起来的业务关系。影片租赁业务发行负责人胡书启和我在租赁电影片子工作中建立了朋友关系，他们的新片，任我挑选。他们有事也总是麻烦我。
　　记得那年他们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建设中的观影小礼堂，在地方买不到隔热板，小胡出面找我，让我在军内跑跑，帮忙解决，我答应了。我找到周组长，他表示没辙，让我找电影队当时的乔队长，乔队长主要是画幻灯，电影的事情他一般不爱管，他叫我直接找宣传科主管T副科长，T副科长听后说没办法，叫我找李科长看看有啥高招，李科长听我汇报后表示支持，让我到天津跑跑，能办到更好，办不到就赶快给人家回话。
　　我这个大兵每天跑天津，费尽了周折，整整跑了一个星期，最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驻天津八分部电影组的协调下，终于给买到。乔队长高兴地夸奖我，说我办事执着，真是个好人，办事的人。
　　我又从后勤部找了军用51型嘎子汽车，到天津八分部装车后，周队长坐在驾驶室，我和2名战士在拉货的车厢里，趴在隔热板的上方，双手攥着缆绳，一个小时的受罪，才来到河北省廊坊市。我在汽车货物上趴着指挥着行车路线，终于送到廊坊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这年的春节，廊坊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领导在胡书起带领下，来到我部队电影队慰问，还带来一部新片让我们为部队眏出。
　　因此我们关系更铁，总有好的影片提前为部队放映。
　　
　　（四）、北京出差，探望堂姐一家人
　　
　　金秋十月，在北京的三姐（大娘的二女儿）给我来信，要我去一趟，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北京姑娘做朋友。我借去北京军区电影工作站办理放映机零件之际，同科长请了两天假在北京顺便探望亲人。
　　那日，我在电影工作站办完公事，在北京军区招待所吃过午饭，买了一兜苹果，便马不停蹄到北京清华大学职工家属区，找到三姐白金香家，姐俩相见分外高兴，一晃有七八年未见了，姐夫出去买菜做饭，我们姐俩没完没了热闹的攀谈起来。
　　我还清楚的记得65年文革大串联中，我到北京串联，找到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上学的大娘的儿子，我大来哥白连勤，正好赶上吃完晚饭，没有选择好菜的余地，两个花卷一盘芹菜里面有两片肉，哥哥说对不起了，对付着吃吧，我告诉他说已经很好了，你知道我的中午饭吃的是啥吗？他摇着头，我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音，告诉他中午我们几个同学在饭馆吃饭，商量半天也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最后，我们每人买了一碗大米饭，没有买菜，桌上有酱油，这就是我们的午饭和菜肴。他听了笑的前仰后合，还夸奖了我，将来一定会过日子。
　　晚饭后，大来哥带我到三姐家，那时三姐一女一儿就一间屋子，大来哥睡在地板上，我们五口挤在一个床上，三姐、姐夫只能睡一个被窝，为我腾出一条被子。现在不同了，两居室还有厨房，客厅，太美啦。
　　说起大来哥，我们姐弟又是大哭一场。还在上中学时，一天中午，我刚吃过午饭，就被大姑的家侄儿把我叫到大姑家，爸爸也在，他们告诉我大来哥死啦，大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江青，被学校控制后跳楼自杀身亡。我被这突然的消息一棒打晕，眼泪哗哗流淌。
　　今天，我们姐弟痛哭了一阵后，我告诉她，大娘在大姐家住了几年，听到期盼中的儿子死啦，哭的双目失明，我每天往哪跑，现在已被我家里赡养。大娘与她的女儿白金香姐不和，娘俩针锋相对，老死不相往来，这里，不想细说。
　　三姐最后给我留了一道解题，她认真的告诉我，她的一个女工友看了我的几封来信和照片，知道了我的情况，想把她妹妹嫁给我，为的就是把妹妹从新疆建设兵团调回到天津，离家近点，一旦有机会再进北京，他家庭条件很好，职员成份，父母支付一切结婚费用，叫我认真考虑。
　　我回答说甭考虑，被我婉言拒绝。三姐不干，命令我好好想想，这是一件天大的美事，咱家里穷，这是一件双全齐美的好事。三姐的强势，逼得我只好说，回去好好想想。
　　姐夫是清华大学食堂厨师，晚饭为我露了几手好菜，姐姐问我这个丸子里的鸡蛋你知道是咋进到里面的吗？我很遗憾，我笑着说真的不知道。
　　三姐高兴的笑了，姐夫却认真地在为我讲解制作过程，那时我听不懂这些做饭技巧，只是盲从的点头称赞。
　　晚饭后，我执意要走，到市区白龙观北京建筑一公司看望老叔，到老叔那里已经夜里10点，在老叔他们办公室的长条桌子上，我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邀请老叔一起去三叔家看望几个弟弟、妹妹。这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来了，记得还是文革大串联时，大来哥带我去看过他们。那时三叔三婶还在，三婶瘫在床上。大女子刚上班，几个弟弟上学，都是三叔伺候，还要上班糊口维持家庭，积劳成疾，在三婶死后两年，三叔也突然去世。
　　一家4个姊妹一女三男，姐姐为大，她们生活的很不容易，在政府救济之下，我的堂妹很早就上班，再加上老叔在北京扶植和管教，几个弟弟在动乱中没有出大事，平安生活着。堂妹白长安已经结婚，知道我去，特意来到家中，大弟、（缺少二弟）、老弟我们欢聚一堂，格外亲切，她们没有想到我能去看她们。老叔花钱买的猪肉馅，韭菜，中午我们包水饺，一爷之孙其乐融融。下午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前，我买单留影纪念，这是我们一生仅此一张纪念照。那天，堂弟老二白长友没见着，长安妹妹说找不到他。不过，在后来我探家时见到他在老家滞留，他当时长发披肩，活像个缺乏管束的小流氓，我要求他把长发剪掉，他索要我的军帽，向我提了条件。我答应说，只要白长友把长发剪短，我立刻把戴在头上的军帽送给他，他竟然同意了。看来，军帽在那时的社会中的地位如此之高。我们达成了协议，解决了家里一时解决不了的长发难题。我摘下了帽子，戴在了堂弟弟的头上，满足了他的要求。那次，我是光着脑袋回到部队的。
　　下午，我回到老叔那里，背着老叔叫我给老婶捎回去的40斤上等大米，乘北京至天津的火车，在杨村车站下车，乘班车回到了部队。
　　
　　（五）、请假回家，送去大米又折回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也给家里买了40斤大米，请假骑车回家，60多里地的路程一个多小时就回到了家中，先到老婶家把老叔叫我捎回来的大米搬进屋里，交给了老婶。我还给老婶的大儿子白连强一双军用胶鞋，攀谈一会儿，我才回到家里，把给家中买的大米交给了妈妈。妈妈见我回来，平淡地和我说了两句话，又转过头和串门的李洪林大婶继续聊天。10点多啦，见妈妈她们聊得很热闹，好像我不在那里，又好像就如我在大口屯中学上学时回家一样，不过是放学回家，不用什么特别照顾一样。我见她们没完没了的聊个没完，就到院子里，坐在台阶上休息。
　　老婶的大儿子白连强及小冬妹妹听说我回来了，跑了过来。于是我们哥仨搭着借来的虾爬子拉网去青龙湾大河的明渠里逮鱼摸虾，下午3时多才回来。晚饭，妈妈粘卷子熬杂鱼还放了咸菜，老婶子不过来吃饭，我执意给老婶子铲去一大盘子鱼菜。连强和小东妹子以及弟弟连文和两个妹妹下地干活回来后，爸爸也从自己的小卖铺拎来几瓶啤酒。
　　我们在院子里围坐在一起，鱼菜，粘卷子熬杂鱼，我们大家子吃的不亦乐乎，欢天喜地，快乐，开心。
　　晚饭后，太阳还没有下山，晚霞在太阳的映照下，格外美丽，我披着彩霞，骑着自行车踏上了回归部队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