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很多人面前，杨琳都说我们已经分手。她意欲让她的舅舅相信，从而得到他的宽宥，不将我们拍拖的事情告诉她的家里。
　　我说：“要是被人家当场看到，怎么办？”
　　她说：“就说我们又和好了。”
　　我苦笑着说：“多么希望这种日子赶快过去啊。”
　　“我也想啊。但我们不得不如此啊。我们若不在同一间公司做，情况也许会好一些。我想离开这家公司，你看有没有办法，帮我找一个工作啊。”
　　是啊，在这个公司，老乡太多了，无论我们做得再隐秘，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时候久了，怎么可能不为他人所知？我们这样，真是不是长久之计啊。
　　或者说，我想办法离开这家公司，努力改变现状。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有一点成绩，就算她父母知道了，也可能会同意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是一无所有，而且大杨琳十一岁。我拿什么来与她恋爱和结婚？我总得有一个值得的理由来对付啊。
　　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我想起了我的老乡刘浩，他不是说劳动维权这方面前途远大么？况且我现在正在学习《民事诉讼法》、《民法学》和《劳动法学》等课程。我希望尽快掌握到这种技能，独立操作，帮作为弱势群体的打工者维护合法权益。
　　目前，我唯有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我不能长期窝居在这个工资偏低的、没有前途的公司。
　　有一天，杨琳对我说，值班室的柳姨与她聊了很久。柳姨问她：“你们真的分了手吗？”
　　杨琳答：“是的。”
　　“你要考虑清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要好好珍惜，不要相信别人搬弄是非。”
　　杨琳对我说：“看来，你跟柳姨的关系很好啊。她说了你很多的优点，说你是整个公司里屈指可数的好男人。与你分手，非后悔不可。”
　　我多么希望杨琳真的听进了柳姨的话，这样，我们恋情就会越来越稳固啦。
　　2001年7月10日这天，杨琳又提出了分手。她说这次不再心软。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听从父母的意志！
　　“分手”两个字，就像是一声迅雷，再次震伤了我的心。将近四个月的感情就这样烟消云消了吗？
　　为什么不斗争一下就轻言放弃？难道父母的态度会一成不变吗？
　　杨琳说，她最担心的是，我们拍了几年拖，最终父母还是反对。这样就会害了我。因为她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她不敢违背父母之命。
　　杨琳又说，如果我们俩的感情值得她跟父母翻脸，那她会毫不犹豫。言下之意，当然是我们现在的感情不值得她这样做了，所以她就提出了分手这个很残酷的现实。
　　难道说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浅薄吗？一点都不值得她去珍惜吗？
　　但是，她又说，她跟我分手，她也觉得很难过。
　　唉，她真是一个矛盾的人啊！
　　亲情最终还是打败了爱情！
　　已经无法挽留，不会再回心转意。从此我们就成了普通朋友！
　　分手，分手！为什么有情人总是难成眷属？
　　虽然遭遇分手，但我还是告诉自己不要消极，不要低沉。
　　7月12日上夜班，杨琳帮我买了夜餐，共一元五毛钱。我付钱给她，她不收。我感觉她回心转意啦。
　　7月13日，我和杨琳去了动物园。
　　我很高兴，我们又和好如初！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7月26日晚上11点45分，在宿舍值班室前面，杨琳告诉我，她的表姐和表弟都进了我们这个公司，也都住在这个集体宿舍，她的表姐更与她住在同一个房间。
　　她说，以后我们要更少出去，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拍拖。
　　2001年8月3日。杨琳说，她舅舅回家乡后去了她家，他把我们俩拍拖的事告诉了她的爸妈。她爸妈的态度自然是不同意。
　　杨琳认为，必须打个电话回家，把一切承认了，然后听从家里的发落。
　　最后的结果会如何？谁也不知道。
　　过了几天，杨琳说，她已经打了电话回家。她家里叫她她下个月回家一趟。
　　回去之后，她能否坚持自己的主张？那只有到时候才能知晓。
　　8月8日那天，杨琳跟我说，其实她舅舅并没有到她家去，她也没有打电话回家。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说想达到一个目的。
　　问她什么目的？她不答。
　　最后，杨琳说，为了使她的爸妈答应我们的事，她准备担负起赡养爸妈的义务。因为她家里只有哥哥一个男丁，而她哥哥与爸妈的关系都不好，她担心她爸妈的晚年会过得不顺心。她问我是否愿意？
　　我说这个没有问题。
　　她还说她的爸妈很听从她的外婆和大姑的话，而她与外婆、大姑的关系很好，她希望能够说服她们去劝说她的爸妈，这样她的爸妈可能会作出让步。
　　但愿真的如此。
　　8月13日，杨琳说，她已经打了电话给她妈妈，这回是真的打了。她妈妈根本就不听她的解释，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她这个年龄就开始拍拖。
　　杨琳妥协了。
　　她又说出了“分手”两个字，她要我答应。
　　我说：“我等你回心转意。”
　　她说她准备辞工，离开这个公司，离开我。
　　难道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吗？
　　杨琳把我借给看的书全部还给了我，还有以前送给她的《新华字典》等物。
　　看来，这次她真的铁了心与我分手了。
　　我的心暗淡、沉重起来。从恋爱开始到现在，还不足五个月的时间里，她就已经是第三次说出分手了，真应了俗话所说的“好事多磨”啊。
　　杨琳找了人给她顶班，回家去了。
　　8月21日中午，她回来了。她说，回去跟妈妈顶了嘴，妈妈哭了，她很后悔。她说要打电话回去给妈妈道歉。“我爸妈不准我们拍拖，而你又不答应分手，搞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知道她的难处，所以我并不怪她。
　　杨琳想离开这间玻璃厂，但又担心文化水平不高，出去不容易找到工作。而她舅舅的出租房里，也没有地方给她住。
　　我说，那就先不要辞工，找到了工作再辞。
　　我打算请我的表弟柯庆帮忙，看他所在的音响塑料厂是否招请女工。
　　8月26日晚上，我去了表弟那里。他说厂里近来很多货做，前两天还招了人。他答应帮我问一下还招不招人，若招的话，他会跟我联系。
　　8月30日，我和杨琳在芳村逛街时又遇上了杨琳的老乡杨彬，我们急忙躲避，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我们？就是这个多嘴的杨彬，把我们拍拖的事告诉给杨琳的舅舅知道的。
　　杨琳说，真是倒霉透了。
　　希望这一次能平安度过。
　　有一天下班时，天下着雨。而我们只有一把伞，只好两个人共擎一把雨伞回宿舍去。在宿舍门口，我们见到了杨琳的表弟。不知道她的表弟会怎么想？但愿这不会引起什么波澜。
　　第二天，我看见杨琳的舅舅来找她。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杨琳会怎么对答呢？希望能够化险为夷。
　　晚上上夜班。九点多钟的时候，同事王英走过来告诉我，杨琳在哭，问她又不说。王英问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欺负了她？我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呀，等一下我问一问她，到底为什么哭？见到杨琳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眼睛有点红，不用说，是真的哭过了。我问她为什么哭？杨琳极力否认，说：“我没有哭呀！我只是有点不开心。”问原因，她说，还不是因为家里不同意我们拍拖的事。
　　9月11日上午，我接到表弟柯庆的Call，表弟说今日他们厂要招人。
　　我赶紧Call了杨琳，叫她赶快找人顶班，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
　　到杨琳把一切都安排好时，时间已是十点十分。
　　我们赶到表弟所在的音响塑料厂时，已近吃饭午休时间。此时招工工作已经停止。表弟特别向招工处的人指认杨琳。
　　下午，招工处的人上班了。杨琳进到里面去面试，我则在外面等候。
　　杨琳出来之后说，招工人员只是抄下她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就告诉她明天八点钟之前来上班，这样，杨琳的工作就算有着落了。
　　为了稳妥起见，我叫杨琳可以暂时叫人顶班，先不要辞去原来玻璃厂的工作，待这份新工作正式落实之后，再辞工不迟。杨琳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早上，我骑自行车送杨琳去音响塑料厂上班，到达厂门口时已是七点五十几分。厂门口贴了一张红纸，那是新招工人的名单，上面有杨琳的名字。
　　我把自行车留给了杨琳。
　　待那些新招人员被叫到工厂里面后，我就离开这里，坐车回玻璃厂了。
　　当天晚上，杨琳回来后对我说，那间音响塑料厂环境比玻璃厂还差，那种塑料发出的气味让她受不了。
　　我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要再去了。”
　　“那你表弟会不会说什么？只上一天班就不去了，他也许会有意见？我们已经麻烦人家，现在又这个样子……”
　　“能有什么意见？总不能跳槽跳到一个比原来的工作更差的地方去吧？相信他能够理解的。”
　　“给你表弟打个电话吧，我真的不想去了。”
　　我于是给表弟打了电话。我跟他说“不好意思”，他回答“没事”。
　　就这样，杨琳又回到玻璃厂来上班了。我们都庆幸没有写《辞职书》呢。
　　自然，我们又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啦。
　　杨琳给我压力，当然也是恨铁不成钢，我理解她的心情。可是，我心里又何尝好过？难道我就不想早点拥有事业，早点有所出息吗？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过程。
　　我现在不正是在苦练内功么？汉语言文学自考，电脑操作，学习《民事诉讼法》、《劳动法学》等等，不正是为了离开这个玻璃厂后，能有所作为么？
　　也许杨琳认为这个准备时间过于漫长了。我从1997年开始自学考试，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照算时间真不短了，一个本科也已经读下来了。
　　是啊，我得出去闯荡闯荡了。埋没在这个玻璃厂里，我当然是心有不甘的。我多么渴望改变现状。只要作出哪怕一点点成绩，杨琳也可以骄傲地向他人宣布，作出这个成绩的人就是她的男朋友呀！
　　10月10日，杨琳又重提分手。
　　她说：“明知道不可能，为什么还要自己欺骗自己？”
　　我又要一个孤独地向前行进了么？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只能这样来安慰自己了。
　　此后一天，我和同事去芳村购买了一部西门子手机，手机店赠送了一只女式手袋给我。我看款式还不错，就想把它送给杨琳。谁料，当我在宿舍值班室门口与她说这个事的时候，她表示不接受，说她不能收我的礼物。
　　“这是个女式手袋，你不要怎么办？我又用不着。”
　　“你可以送给你的女老乡啊。”
　　我的心在一点一点地撕裂。提着女式手袋的手不知所措。
　　我们的关系在一点一点地疏远。看着杨琳冰冷的脸孔，我感到很心痛。
　　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我？
　　希望变成了绝望，亲密变成了生疏。
　　杨琳说：一切靠天意，由天去安排。
　　真是：无奈复无奈，无奈何其多。
　　杨琳又说，我们虽然分手了，但还可以做朋友。然而，她的朋友何珍等人告诉她，分手了最好不要做朋友。杨琳觉得这样她做不到。她认为做不成恋人，就做朋友，这样挺好。
　　10月2日晚上，我跟杨琳说了很多话。她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分是合，她仍须考虑。
　　又说，我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珍贵。
　　看来，我和杨琳的关系已有所好转。
　　有一天路过厂门口，遇见杨琳和她的朋友何珍从厂里出来，我向杨琳打了招呼，但杨琳像没有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也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就径直走了。
　　她怎么了？怎么不理睬人了？
　　第二天，杨琳打我的手机。她说她为昨天的那个冷冰冰的态度道歉。因为她那样对待我，主要是何珍在她的身边，她要做出再不理睬我了的样子给何珍看，因为何珍是反对我们两个拍拖的人。
　　杨琳说，我们之间只能成为好朋友，而不是其他的关系，我们的恋爱关系已经划上了句号。
　　有一天，杨琳告诉我，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但不知为什么，她不愿意看到我同别的女子拍拖。我知道她的心里非常矛盾，但她又不敢让爱作主，而只想做个听话的女儿。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委屈、痛苦。
　　12月18日，杨琳打电话给我，说要去买鞋，问我是否有空陪她去？我说有。我们相约在沙涌的候车亭见面。见面之后，她说去上下九。
　　杨琳问我，这一段时间我是不是把她忘了？也不邀她出去玩了。
　　我说，分手了，还死缠烂打，那是勉强人家，我做不到。
　　她说，你真蠢。
　　也许，女孩子就是喜欢死缠烂打之人？是不是死缠烂打的人才能征服她们的心？可是，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啊。
　　我告诉杨琳，我已经在做劳动维权的准备工作了。
　　“你的性格比较内向，且不善于说话，帮人家打官司、维权，似乎不大适合。”
　　“性格如何对打官司、维权，并没有多大影响，只要熟悉法律法规以及法律程序就可以了。”
　　杨琳说，她以后再也不会给我施加压力了。相反，她会给我更多的鼓励。她希望我到了刘浩那里后，在附近给她找一份工作。这样两个人才便于往来。又说以后会花更多的时间来陪我，因为我就要离开玻璃厂了。
　　杨琳收到了她妈妈从家乡打来的Call，她妈妈叫她回家去，而她自己也想回家一趟。我对她说，我银行里有一些钱，我可以先给她，她接受了。
　　我决定送她到火车站。
　　杨琳这次回去半个月左右。她说，其实自己并不是很想回去，因为家里除了跟妈妈的感情比较好外，其他的都不大好。她说，真正关心她的人只有我。
　　看来，我得努力地学习，勤奋地工作。我得让她以及她的亲人对我充满信心。如果我对她好，让她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她的家里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呢。
　　那天到了火车站，去她家乡的火车只有两辆，一辆七点半的慢车，一辆是中午才开的快车。杨琳选择了慢车。我嘱咐她到家后给我打个电话。谁知，一直到傍晚六点钟还没有接到她的电话。我非常着急。
　　我找到同事王英，告诉她杨琳回去那么久了，怎么还没有打电话来报平安？杨琳曾留了一个她家附近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怕引起误会，不敢直接打过去问。我就央求王英帮我打电话。与杨琳接上电话后，王英就把电话递给了我。杨琳向我解释了没有打电话给我的原因。她说，一下火车，就转班车，一回家里，就出去找她的妈妈，这么一来，就把打电话报平安的事给忘记了，她向我道歉。
　　这样我才放下心来。
　　2002年1月14日中午，杨琳打电话来，说她已到广州火车站，我答应去接她。接到她后，我们去了芳村的醉观公园。
　　杨琳说，我们之间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年龄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这方面过得去了，年龄自然不是问题。
　　对，没有经济基础怎么会有幸福的生活？为了我们有爱情天长地久，我得努力改变现状，向小康的目标奋进。
　　有一天，接到我的朋友饶光打来的电话。
　　饶光原来也在玻璃厂呆过。他是中专生，学医学的。大概做了半年左右，他就辞职到外面找工作去了。不久就找到了一份推销医疗器械的工作。
　　在电话中，他叫我尽快离开玻璃厂。他说我已拿到了大专文凭，出去一定会找得到事做，因为学不致用是不行的。我说，我现在在学习法律，准备把法律本科考下来。饶光说，别考了，你都有大专文凭了，考了就要用，不能光考不用。我说，用，肯定要用，因为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玻璃厂，也是我的愿望。
　　我与刘浩联系，他说，打算创建一个法律工作室，主攻劳动维权，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他问我几时辞职？说我出去以后，就与他合伙创建这个工作室。
　　我说，现在已是年底，辞职出来也没有什么干，还是过完春节再说吧。
　　刘浩又说，我们创建这个法律工作室，生逢其时。因为劳动维权，是一个空白的领域。若是搞这个弄不出成绩，那就只有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了。我们都已经是三十岁出头的人了，要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我们草拟了《合伙创建“平民村法律工作室”协议书》，我们准备在各大打工杂志的底栏上发布维权信息，还要到各大劳动局，寻找需要帮助的人。
　　从刘浩跟我说这劳动维权以来，时间也过去不短了，成功的消息并不多。刘浩说，这维权从受理到理赔结束，需要的时间太长，是长命工夫，多数时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
　　但我又看到他对于这件事抱着很大的热情，我实在不知道这事情有前途没有。如果说没有前途，他极力地把我拉出来干什么？想来还是能够将这份蛋糕做大的吧。
　　我把即将辞职搞劳动维权的事告诉我的高中同学聂明，他叫我别辞工那么快，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又说当务之急是娶妻生子。
　　然而，我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春节后，我辞职的事就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也许杨琳看到我有点犹豫不决的样子，就说，出去无论如何都会比这间玻璃厂好。我出去之后，如果真遇到了什么困难，她会支持我，每个月可给我经济上的支持。
　　杨琳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再犹豫，那就要被人笑话了。我真的不知道搞劳动维权能不能让我走上康庄大道……可是，这次我无论如何都要辞职了。如果这个劳动维权干得好，就干下去；若干不好，我就另找工作，想我拥有一张大专文凭，总不至于找不到工作吧。
　　2002年3月11日这天，我把辞职书交上去了。
　　很快我就要离开玻璃厂了！
　　在前面迎接我的，会是什么呢？
　　聂明在知道我已经辞职后，发了一条手机短信过来：一意孤行，后悔莫及，到时你失去的，不仅仅是你的女朋友、婚姻，还有你的时间和前途，还是找其它的事做吧，不要再不知所以地钻牛角尖了。
　　我想，先试试再说吧。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