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村长的恩怨情仇

　　李凤涛被苏克兰激怒了，他目光如电，问道：“你这话是啥意思？”
　　苏克兰也是针锋相对：“那啥，啥意思你自己清楚。”
　　看着两个人各不相让，剑拔弩张的样子，苏克斌赶紧又来打圆场：“大哥，三姐，有话好好说，何必动这么大火啊？”
　　李凤涛怒气冲冲地说：“你三姐落井下石，谁受得了？”
　　苏克兰也反唇相讥：“你别以为自己有文化，我看你是拿塑料大棚开玩笑！”
　　两个人越说越僵，都有誓不罢休的样子。
　　站在一旁的众人都过意不去，纷纷好言相劝。
　　牛凤燕说：“都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也不顶事儿。”
　　王亚琴说：“就是啊，言多有失啊！”
　　胡振华说：“李凤涛丢了黄瓜再罚款，他能不上火吗？”
　　王友泽说：“村长，你就担待点吧！”
　　白玉莲说：“大姐，别这样，有话好好说。”
　　苏克斌看了看貌美如花的胡振华，又看了看白白胖胖的白玉莲，心想，李凤涛真他妈的有面子，这么多女的帮着他说话。
　　苏克兰气得脸色发青，十分难看，她觉得脖子憋得难受，就把紫貂皮围脖从脖子上摘下来，还想大发雷霆。可是，她又一想，自己是干部，哪能跟他一般见识？不如找个台阶下算了。
　　苏克斌在一旁看着，心中暗暗着急，这事还是赶紧收场才好。他抻了抻脖子，刚要说话，忽然打了一个嗝儿，一股黄瓜的清香气味儿，从嗓子眼儿冒了出来，他妈的，真好受！当然，别人还是闻不着的。他想，家里还有一“倒骑驴”黄瓜呢，三姐家里也有，万一派出所真的他妈的追查起来，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过，他又一想，派出所那些警察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吓唬神经衰弱的还差不多，为了这点小事，还不至于把狼狗牵来吧？再说，即使报了案，派出所也未必来人破案，三姐的面子大着呢！
　　想到这里，苏克斌说：“三姐，这么多人看着多不好，你看该咋办就咋办得了呗！”
　　苏克兰早已胸有成竹，她说：“这事好办，那啥，等一会我去派出所报案，这边也不罚李凤涛了，你拉孩带崽的也不容易，辛辛苦苦这一冬了。我看这么办，合同收回，另包他人！”
　　吴玉芳有些沉不住气，忙问：“包谁？”
　　苏克兰说：“大棚弄得这么惨，别人还谁能承包啊？我看就承包给红菊吧。不过损失费还是要给的，不能让李凤涛亏了。”
　　人群里立刻叽叽喳喳起来，原来，这个红菊是苏克兰的女儿。
　　苏克兰始终对李凤涛承包塑料大棚耿耿于怀，只不过李凤涛当着大伙的面抓阄抓着的，没有办法更改。她才设下一计，叫苏克斌半夜偷黄瓜，李凤涛有苦说不出。我让你煮熟的鸭子飞上房，看你还有什么锦囊妙计？
　　李凤涛也想到苏克兰会有如此这般的如意算盘，不过他有自己的想法，派出所的民警来了以后，事情就会真相大白，苏克兰的阴谋诡计就会彻底破产。他不动声色地对苏克兰说：“谁去派出所报案呢？”
　　苏克兰见李凤涛把塑料大棚转包给红菊并没有提出异议，心中暗暗高兴，表面却不露声色。她说：“那啥，你半宿没睡好觉了，挺辛苦的，你在家歇一歇，我这就去派出所。”
　　李凤涛心想，她去也好，自己对派出所的人不熟，去了以后，人家不一定能来。要是苏克兰把民警找来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于是，李凤涛点头同意了。
　　苏克兰环视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人，说：“那啥，你们该嘎哈就嘎哈去，别把生产耽误了。”
　　大伙一看，事情有眉目了，也不好说什么，都各自走开了。
　　大棚里现在空荡荡的，只剩下李凤涛和吴玉芳两个人。
　　伴随他俩的，还有被风吹得稀里哗啦直响的塑料大棚。
　　吴玉芳愁眉不展地说：“大棚要是真的包给红菊，咱们的大棚不是白抽到手了吗？你这一冬天不是白挨累了吗？”
　　李凤涛非常自信地说：“一会儿警察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查出来谁是偷黄瓜的人，咱们的经济损失都让他赔。苏克兰还能说咱们管理不善吗？红菊不就包不去了吗？”
　　吴玉芳还是不放心：“派出所能来人吗？”
　　李凤涛还是非常自信：“这么大的事儿，派出所能不来人吗？我们是蔬菜专业户，是受法律保护的。”
　　吴玉芳还是信心不足：“苏克兰能去派出所报案吗？”
　　李凤涛说：“她要是不去派出所报案，我就去乡政府报案。”
　　吴玉芳叹了口气，说：“眼看要卖钱了，又出这么大的事儿。”
　　李凤涛内疚地说：“都怪我，我要是不回家就好了。”
　　吴玉芳说：“你要是不回家，看见偷黄瓜的人，你俩再打起来，弄不好还把命搭上了。黄瓜丢了不要紧，没钱咱们就少花点，只要你平安无事，比啥都强。”
　　李凤涛深受感动，这样的好媳妇，打着灯笼也难找。
　　吴玉芳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回家给你做饭去。”
　　李凤涛答应一声，吴玉芳就走了。
　　李凤涛蹲在避风的地方，抽起烟来，同时，紧紧地盯着地上的脚印。他找来一根棍子，把偷黄瓜的人留下的脚印用棍子划了个圆圈，好等派出所的民警来了以后寻找证据方便。
　　等到李凤涛的肚子咕咕直叫的时候，他才知道已经晌午了，那几个划了圆圈的脚印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他钻出大棚，翘首望着树林边的村路，希望有摩托车的声音传过来。但是，树林里除了树梢被北风吹得呜呜作响以外，没有别的动静。不由得他疑窦丛生，苏克兰耍的什么鬼花样？
　　苏克兰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的，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李凤涛也是在这里出生的，但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进城了，对苏克兰一点印象也没有。
　　李凤涛在城里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比较有名气的学校念书，学习成绩虽然算不上出类拔萃，也是名列前茅的。由于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李凤涛吃不饱饭，不过也没饿死，饿的经常是前脊梁贴着后脊梁。16岁了，体重只有可怜巴巴的66斤。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路过城里最有名气的国营饭店，眼巴巴地望着里面，尽情地想象美味佳肴是如何进入自己的肠胃，天天都在望梅止渴，天天都在画饼充饥。父亲母亲不忍心面黄肌瘦的孩子们被活活饿死，义无反顾地从城里回到乡下。
　　这也是大势所趋，当时许许多多的城里人都纷纷卷起铺盖，告别城市，告别饥饿，这是当时所特有的潮流。
　　回到农村的李凤涛已经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了，个头虽然不是很高，但是长的比较帅气，又有文化，谈吐举止跟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真有天壤之别。
　　十八九岁的苏克兰一眼就看上李凤涛了，频频地向他暗送秋波。年轻的苏克兰也是貌美如花，还有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也是非常吸人眼球的。
　　有一次，苏克兰在黄瓜架里摘黄瓜，看见李凤涛扛着铁锹路过这里，赶紧挑了一根最好的黄瓜，送给李凤涛，她想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联络一下感情。李凤涛腼腆地笑了笑，没好意思要。这时的李凤涛，还是不好意思跟女孩子打交道的，在学校里跳集体舞，都不好意思跟女同学拉手，也从来不跟她们交流。
　　吴玉芳也是在村里出生的，五九年跟着父母去了湖南省湘潭市，支援那里的工业建设，也是因为挨饿，全家返回村里。
　　吴玉芳和李凤涛一见钟情，后来就谈起了恋爱。当时村里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说的就是他俩的风流佳话。
　　两个人的恋爱起因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
　　生产队摘了西红柿，社员可以买了尝鲜。吴玉芳就买了几斤，大大方方地请李凤涛吃，李凤涛红着脸，不好意思吃。当时屋里有十几个和李凤涛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吴玉芳为什么就选择了李凤涛，实在是让人难以捉摸。于是，就有人起哄，说吴玉芳要跟李凤涛搞对象，弄得李凤涛脸红红的，心里却是甜甜的。吴玉芳可是村里的姑娘当中眼睛最大的，大眼睛，双眼皮，是李凤涛求之不得的。最终，李凤涛没有放弃这个天赐良机，有情人终成眷属。
　　苏克兰自然也是不甘落后，她也要奋起直追。频频托媒人陈快腿去李凤涛家提亲。媒婆的好处就是，如果介绍对象成功了，男女双方都要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这样，媒婆就可以吃到两顿美味佳肴，而且不用粮票。
　　李凤涛觉得苏克兰虽然风流俊俏，却有些华而不实。而吴玉芳美丽善良，菩萨心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实在是让人难以忘怀。
　　苏克兰对李凤涛求婚不成，有些恼羞成怒，每当想起这件事，都是夜不能寐，寝食不安。
　　李凤涛虽然风流倜傥温文尔雅，却是粪土中的夜明珠，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在政治面貌决定一切的年代，家庭出身就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这一点不服不行。
　　他知道，有些事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真的让人无可奈何。
　　当时的村子叫做大队，大队书记胡景岩就是决定每个人命运的人。
　　胡景岩有个呆头呆脑的侄儿，虽然是初中毕业，却什么都不是，一天到晚就知道挎个筐，在村里村外捡粪。胡景岩看见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把他推荐到公社，当上了党委秘书。
　　胡景岩那油头滑脑的哥哥，被任命为大队养鸡场场长，轻松自在，风光无限，还不用下地辛辛苦苦地去铲地。在这里，鸡蛋是随便吃的，在那饥馑的年代，那里就是天堂，是多少人朝思暮想的地方。
　　不过，他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
　　鸡蛋吃得太多，也不见得就是好事。他的哥哥把养鸡场吃黄了，自己的命也吃没了。这让胡景岩捶胸顿足，懊悔不已。
　　还有那个身上生满了虱子，而且又没有什么文化的‘电铃’郭守昌，当上了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洋洋得意地施发号令，密切地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
　　胡景岩在广播喇叭里，慷慨激昂地号召广大社员战天斗地学大寨，自己却在办公室里面偷鸡摸狗，欺男霸女。胡景岩的孩子们，通过他的上蹿下跳，拉关系走后门，都顺顺当当地当上了工人，去吃商品粮。
　　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李凤涛的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村里的群众推举为保长。这时正是国民党和八路军拉锯的关键时刻，保长的任务就是白天应付国民党，晚上接待八路军。
　　那时，老百姓管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叫做八路军。
　　李凤涛父亲二十八天的保长生涯，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污点，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办学习班，接受思想改造。不过，相对那些被戴上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来说，还是比较幸运多了，至少没有受到皮肉之苦。
　　尽管如此，胡景岩还是不依不饶，问道，你为什么不抱着炸药包跟国民党匪兵同归于尽呢？父亲回答，我要是死了，晚上八路军来了谁接待啊？这么说，我还是地下工作者呢，我对革命是有功之臣呢。但是，共产党的大队书记是不会这么算账的，一口咬定是阶级敌人，没给你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已经很不错了。于是，父亲就成了当时所特有的“二十二种人”。
　　李凤涛知道，村里有个心直口快的张世绵，家里的成分不怎么好，是富农。就因为在吃大食堂的时候，经常吃不饱，年轻气盛的他就怒气冲冲地质问食堂的炊事员，说窝窝头的眼太大，说食堂的炊事员扣克老百姓的口粮。
　　大队食堂的炊事员，是个三十多岁，白白净净，风骚俊俏的女人。在那困难的年月，她暗中私通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才能当上食堂的炊事员。
　　这可是个肥差，不是谁想干就能干上的。
　　理屈词穷的炊事员被张世绵质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就让人把大队书记找来。
　　小个不高的大队书记，怒气冲冲地走进食堂，拨开人群，看见张世绵正在喋喋不休地闹腾，手里还拿着那个大眼的窝窝头，比比划划地说炊事员太缺德，缺斤少两，糊弄老百姓。大队书记不由得恼羞成怒，你小子还敢反攻倒算，还他妈的无理取闹，在这里白白话话的，扰乱人心，让我的女人下不来台，真他妈的活腻歪了。他让手下的民兵把他绑了起来，并给他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就这样，他在这顶帽子下面，度过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后来，这个大队书记因为跟不是自己的老婆睡觉，犯了严重的错误，被免去了职务。但是，张世绵的这顶坏分子的帽子，却是一脉相承，还是牢牢地戴在头上。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天天站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画像前面，向他老人家请罪。他没少被游街示众，没少被革命群众收拾，没少吃苦头。他的五个孩子，都是清一色的农民，都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面，没有作为。
　　李凤涛非常荣幸地成为“二十二种”人子弟，只能低三下四地站在真正的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面前，听他们那些狗屁不通的讲话。有几次，城里来村里招工，李凤涛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只好退避三舍，在家务农。
　　这时的苏克兰才感到，幸亏没嫁给李凤涛。
　　苏克兰由于嫁给了贫下中农子弟李广实，因此在政治上经济上捞取到了许许多多的好处。首先是爱人李广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国工”，也就是在籍工人，这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户口可以变成“工业户”。
　　“工业户”这个名词，李凤涛是回到农村以后才弄明白的。
　　当上了“工业户”以后，每个月可以领到为数不少的大米白面，还有豆油什么的。如果你是“农业户”，那么对不起，一年到头能有几斤白面，还有三两豆油。差距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接踵而来的是苏克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纳新”，“纳新”就是给共产党的队伍增添新生的战斗力量。而苏克兰在“纳新”的过程中，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贪财好色的大队书记胡景岩，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的。在一次次的半推半就中，苏克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成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尽管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苏克兰还是觉得物有所值。
　　唯一让苏克兰觉得懊悔不已的还是自己的丈夫。
　　李广实的长相实在是有伤大雅，两道眉毛左高右低，两只眼睛左大右小，还有满脸的雀斑，用时髦的话来说，是“影响市容”。
　　再一个就是李广实有些呆头呆脑，缺乏情感。在她看来，李广实不过就是一具行尸走肉，顶多是个会说话的机器人，两人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苏克兰觉得自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无可奈何。现在已是半老徐娘，青春一去不复返了。
　　再看看人家李凤涛和吴玉芳，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是两口子夫唱妇随，形影不离，真正是夫妻恩爱苦也甜。哪怕是李凤涛下地干活，吴玉芳也要送到大门外，挥手告别。
　　身处逆境的李凤涛，在闲暇之余，不知道天高地厚，异想天开，奋笔疾书，写过一部小说，叫做《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是苏克兰在接到出版社退稿时看见的。
　　邮局的邮递员，还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不管是什么邮件，都是送到村里就算完成任务。至于说服务到家什么的，想都不要想。人家不管你是不是挂号信，还是电报，都是这么处理，爱咋咋地。
　　如果李凤涛一举成名，苏克兰更是懊悔不已，遗恨终身。
　　苏克兰没有嫁给李凤涛，虽然是她百年长恨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件事引起了她的新仇旧恨，就是李凤涛给乡政府写过一封举报信，说她以权谋私，把预制厂私下承包给苏克斌。
　　当乡政府的孟乡长把这封信转给她时，气得苏克兰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好小子，敢跟我做对！
　　苏克兰发誓，总有一天，让李凤涛乖乖的站在她的面前，低下他那高昂的头，给自己赔礼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