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下的速写像

　　
　　他在永利公社的大院门口照例慢下车来，端详着两边门墩上挂着的招牌。去年他来的时候，门墩早倒塌了，他按他记忆中的门墩样子又磊了起来。门墩中间留出挂招牌的凹槽，招牌完全按照以前公社的招牌做的，招牌上的字也是跟以前招牌上的字一样，左边招牌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临市五原市永利公社。右边招牌上是用蒙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临市五原市永利公社。每当端详这两条招牌的时候，他都有一丝缺憾，那就是，左边的底下缺着革命委员会，右面缺着人民政府这几个字。
　　他就这么端详着，车就进了大院，停在了南院墙下。他从车上下来，还能嗅到今天上午满院农村人留下的气味，还能感受到满院农村人留下的喜气洋洋的气氛。他瞅了瞅院子，那些生动的脸还依稀在院子里蠕动着。傻子张二羊那老是合不拢的嘴，露出焦黄的大马牙来，粘稠的黄鼻涕从鼻孔一钻出来，他就抽一下鼻子。张所那尖尖的头顶上乍着几根黄发，周围却光秃秃的。偏偏他最爱跟人抬杠，那几根黄发就随着他的头颤抖个不停......他就这么端详着浮现在眼前的这一张张脸，走向那一长排办公室气派的大门。
　　秘书张宝江早闻声出来，站在那里候着他了，瘦高的身子躬的像只大马虾，笑出一脸皱纹来，这时趋步上前，接过了他的公文包，点头哈腰地侧身在他前面走着，仿佛他是第一次来视察的领导，又仿佛前面会有什么东西挡着了路，他要及时给他扫清障碍。
　　两人进了大门，向走廊右面尽头的会议室走去。两边办公室的门上，门牌都像是从墙里面擩出来的，一眼望过去，像一列矮小的士兵，整齐肃穆地站在墙上。这让他想起了去年刚来这里的满眼倒塌相来，是他和张宝江收拾了一天，才把会议室和一间办公室收拾了出来，就又是感慨又是自豪。
　　两人节奏轻快的脚步声，像鼓点一样催人奋进。尤其是张宝江推开会议室的门，躬身让他进去，他看见会议室当地用八张桌子并成的大桌子的两侧，站着他的六个小队长，向他热烈鼓掌，崇敬地望着他，像毛主席的元帅们崇敬地看着走过来的毛主席，他更是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去年的今天来，也是这几个人，却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会议室的门也是张宝江给他推开的，但张宝江是笑嘻嘻的，像给出场的小丑推开了门。他鼓起勇气，走进了会议室。见能盛得下六百人的会议室里，当地也是并着这八张桌子，打横面对面坐着的也是这六个人，六颗脑袋像煨着了的朽木一样冒着烟，烟雾中，六双眼睛揶揄地瞅着他。
　　他昂首阔步向桌子顶头的那把空椅子走去，一边审视着他的六个民利大队预定的小队队长。南边儿左面盘腿坐在椅子上，脸皮黑里透红，长着一张粉皮嘴，正吐出一团烟雾的，是民利一队的预定队长白海清。这人的本领是能把死人盘活，能把活人盘死，凭的就是三寸不烂之舌，外加他的好脾气。你就是气得把刀子扎向他，他也是笑嘻嘻的不躲不闪。他虽然是个农民，但活了四十九年了，揽全在地里也没动弹过一年。他具体靠什么来养家糊口，谁也说不清，因为他干过的营生太多了。尽管负债累累，但他和老婆活的样样没落在人后，是永利公社公认的能人之一。
　　挨着他坐着的是民利三队的预定队长王元宝，清瘦的脸上还是那么疙疙瘩瘩，左脸上那颗大疙瘩上的三根毛还是神气地左顾右盼着。他正用牙齿咬着半截烟满嘴溜着圈儿，一脚蹬在椅子上，一条胳膊架在支起的膝盖上，长长地擩出去，耷拉着的手懒洋洋地打着响指——他们那一茬小流氓的标志，一脚踩着地，悠闲地摇着，一条眉高一条眉低，一只眼睁一只眼眯地瞅着他走过来。
　　此人从小好勇斗狠，整个公社好打架的人他都跟打过架，最终都是他赢了。别看他身高只有一米六八，体重只有一百三十来斤，但这人有股子狠劲儿，你只有打死了他，他才认输，只要能爬起来，他就跟你没完，谁碰上这号人，不认输行吗？所以，他跟人打的架都是马拉松式的。最著名的一次是跟桥头上的吴三胖打的，从上午九点一直打倒下午三点。他被吴三胖打趴了八次，最后一次，吴三胖已经跟人喝酒快喝醉了，他摇摇晃晃地又找到了吴三胖，说，我还活着呢，咱继续打。吴三胖就下了地，给他跪下：“王元宝，你是我爷爷，行了吧？”
　　此人早早就威震四方，谁家的小孩一哭，大人说：“王元宝来了。”就不哭了。八三年大抓人，此人脚底抹油，泥牛入海。七年后，带着一个湖北女人回来了。从此，那女人在地里受，他整天在大队的商店里跟闲人们混，不光是永利公社的事，就是五原县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虽然家里穷的叮当响，但他却混的肚圆肠肥，民利大队发生的大事小事都有他的影儿，也是全公社公认的能人之一。
　　王元宝这边儿坐着的是民利四队的预定队长曲有福，像一座肉山一样压在椅子上，胖乎乎黑黝黝的圆脸上永远是笑眯眯的。现在，他双手正搭在膝盖上，同样笑咪咪地瞅着他走过来，一缕烟从他的右膝盖上袅袅升起来。
　　此人的母亲是远近闻名的神婆，听说市里的大官都来向她卜问前程。前二十五年，他只知道在地里死受，一天，他母亲对他说：“去大队开商店去吧，你的财运来了。”他就举债去大队开了商店，果然，没出三年，顶塌了大队所有的商店，成为富甲永利公社的人物。但这人结交四方，从不得罪人，口碑极好。当然，能算做永利公社的能人的是他的母亲，他是他母亲的替身。
　　这边儿左面坐着的第一人，是民利五队的预定队长王混在，正像只老猴子似的双脚蹬在椅子上，左手环抱着双膝，右臂支在膝盖上，手腕翘起来，自然拳回来的手指里夹着一支烟，眯缝着眼，似笑非笑地瞅着他走过来。
　　民利五队几乎都是他们王姓人，王家一直出着土匪一样的人物，而且男丁兴旺，一致对外，所以，全公社就没人敢招惹民利五队的人，就连王元宝也对民利五队的人敬畏三分，而王混这猴子似的人物能坐在这里，是因为只有他能把他那些土匪一样的王家人捋顺了。他靠的当然不是拳头了，他这身板，像民利七队赵胜利这样的彪形大汉，一拳就能打飞了，而是因为他极善于说服人，这样的人，当然也是永利公社公认的能人之一了。
　　挨着他坐着的，就是民利六队的预定队长杨宝宝了。从坐相上就看出，此人虽然不高大，但浑身都是肌肉。一根长长的旱烟棒总是不离嘴，一张嘴，牙黑的像狗屎，烟臭味就逼得你暂停了呼吸。他黑黑的脸色里透着暗红，一看就是长年累月在太阳底下晒着的人。
　　是的，如果能以种地闻名乡里的，那就是这个人了。他一天到晚思思谋谋的就是种地。当年六队东面与广胜大队之间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谁也没把它放在眼里，但他有耐心，下苦力，开了一块儿又一块儿，硬把盐碱地务弄的长开了庄稼。等人们醒悟过来，他已经开垦了将近二百亩盐碱地。两个大队的人这才一拥而上，把剩下的盐碱地在争斗中给瓜分完了，但争斗并没有完，而是变成了持久战。广胜大队的人说这片盐碱地是他们的，民利大队的人说，这片盐碱地是他们的，有一年，两个大队差点儿发生械斗。
　　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杨宝宝，两个大队的人都眼红他这二百来亩地了。有一年，没等他去种，广胜大队的人已经去种上了，他只能去打官司。当时所谓的打官司，就是去找乡政府——那时永利公社已经改称永利乡了，让乡政府出面解决。但这样的事是乡政府最头疼的事，老是拖、拖，没想到乡政府的拖，让他摸透了乡政府的脾气，跟乡里的人混了个痛熟，把乡长书记喂成了家狗。秋收的时候，派出所出面，把别人种在他地上的庄稼收割了回来，从此，谁也不敢觊觎他的二百来亩地了。他就越来越富，全乡人都叫他杨地主。
　　要是光是这样，他也不会成为全乡人的能人之一的，厉害的是他往出放高利贷，全乡做生意的人几乎都借过他的钱，谁要是敢不还，自然有派出所出面伺候，所以，他是以全乡做生意的人的债主的身份而成为全公社的能人之一的，而赵混马之所以要费气拔力地把他弄来，就是看中了他跟派出所和镇长镇书记的关系，因为自己必须得跟这三个人搞好关系。说实话，就凭赵混马能说服这个人出任民利六队的队长，赵混马当之无愧也是全公社的能人之一。
　　现在，杨宝宝两腿盘的圆圆的，坐在椅子上，叼着旱烟棒的嘴，一半咧开，一半抿着，一脸憨笑地看着赵混马走过来。而挨着他左面坐着的那个人，就是民利七队的队长赵胜利了。
　　赵胜利相貌威猛，身强力壮，是个退伍军人。到现在，行卧起坐还是一派军人作风，给他的威猛如虎添翼，谁见了都会心生敬畏，怪不得民利七队的人都怕他服他。
　　原来，民利七队是民利大队最大的队，占全大队人口的三分之一，又是与向阳公社复兴公社交界的三边地区，村里又是杂姓聚居，自古以来民风又刁又蛮又乱，真是草片儿大了，甚毛驴都有，棘手的事出个没完，是历任公社书记大队书记最头疼的一个队，最让他们头疼的是，这个队有和乡政府对着干的传统，因为这个队的人不管怎么窝里斗窝里烂，但一涉及全队的利益，就一致对外起来。这个传统大概是解放前这个队的人一齐起来对抗土匪养成的，而大队书记也好，公社书记也好，派出所也好，跟当年的土匪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他们一旦去七队解决问题，就会被围困在队里，直到给了社员满意的答复，最后，大队和公社就总结出了经验，总是让七队的队长在大队当个副书记，这样就好做工作了，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七队的原队长史三后就当了大队书记，一当就是二十多年。可饶是这样，七队的人也有不买史三后的账的时候，好像是八七年那年的夏天，当时的公社书记为了抢到全县完成夏粮任务的冠军，麦子刚打花红穗，就让大小队的干部们开始催粮，限定了完成粮食任务的期限，到时候谁完不成，就搬谁家里的东西去顶任务，谁反抗，派出所伺候。别的队的社员都乖乖地完成了粮食任务，唯有民利七队的人不理会这一命令，说这不是糟蹋庄稼了？七队的队长不敢吱声，史三后只得亲自出马，催大家去割麦子，但是社员们这次不认他这个本队人了。公社书记就火了，说，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就带着派出所所有的警察来抓带头闹事的人，结果，被围在史三后的院子里走不了了。
　　这事轰动了全县，来了好多警察，村里人才发发怵了，因为他们在家里闹还行，因为公社就是个大家庭嘛，真的跟县政府面对面了，还是害怕的。当他们就要认输时，赵胜利站了出来，因为他当过兵，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对村里人说：“只要你们听我的，这事我承头，杀头坐牢我一个人担，总能保住咱的庄稼。”社员们一见自己再怎么闹也不用担风险了，当然听他的了。两千号人操起镰刀跟荷枪实弹的警察对峙。警察就做瓦解工作，说只要交出带头人，别的人不追究责任。他说带头人就他一个，与别人无关。警察要抓他，全村人就护住他，他就提出跟警察谈判。
　　警察没法，只得请示了县领导后，开始跟他谈判。他的条件是：他可以去坐牢，但得让他们村的麦子熟了后再收割，因为现在麦子正灌浆的了，一收割了都是二流子（瘪的）不说，湿漉漉的入了公社的粮仓，还不都坏了？到时候损失的不光是农民，还有国家呢！你们这些吃皇粮的，不为老百姓想也就罢了，谁又替国家想过呢？这几年各个公社为了抢到完成粮食任务的冠军，哪年县里不坏几仓库粮食？
　　警察被他说的脸红红的，征得了县里的同意，答应了他的条件，关了他一个月。因此，他在全公社威名大振，当然就成了全公社的能人之一了。民利七队的人更是把他当英雄看待，一致推他为队长。要不是他因此得罪了史三后，或许他这队长能当一辈子的。现在，他端坐如山，手执一缕，正眼看着赵混马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