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打工（2）

　　打工（2）
　　　
　　55.我痛斥了台湾老板
　　　　
　　台湾老板阿佟，在台湾就是个磁卡小作坊的老板，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顾老太（其中的一个股东），说起磁卡未来的发展，顾老太是华南计算机公司离休的干部，一直搞技术工作，对开发技术项目非常敏感，立即抓住阿佟，然后又把该项目介绍给董所长，于是就出现前面说的广州通银磁卡有限公司。阿佟摇身一变就成了台商，外资企业的老板，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分工负责生产，我是直接在他的领导下管理工厂和生产的。试生产开始了，阿佟领着一群从未见过磁卡的年轻人（农民工），一样一样的教技术。他这个人脾气很坏，常说一句“我只教两遍”，从设计，调墨，上机印刷，层合，对接，裁切，十几道工序，每次从台湾来只在工厂里一两天，其余时间就是喝酒找女人。所以只教两遍，什么样的工人能学会？只有鬼才行！
　　那时候，好像是个台湾人就了不起，从上到下对他都恭敬有余，我们也惧他三分，他是个在台湾自己干的人，从未带过这么多工人一起工作，会干不会说，工人们听不懂就开始骂“笨啊”，“猪一样”，“死去吧”，“滚”，这是家常便饭！我气的说不出话来，心想落后就要挨打，这还只是挨骂呢，忍气吞声的学吧。他走了，我们没办法就和工人一起试着，摸索着研究，小小的磁卡是精细活，一个字，一种颜色，一个图案都要求的很精细。稍不留神，错个字，层合进一根头发，网不干净留个黑点，落上一丝灰尘，就出了废品，一批的活全部报废。
　　这个阿佟还是个急性子，怕把客户丢了，边教边接订单，我们又不懂，他自己又不认真监工，眼看着，废品一堆一堆的增长，我满嘴是泡，干脆吃住在工厂，每天满脑子是磁卡，满身是油墨，我不相信大陆人就像阿佟说的，笨的什么也不是！我一直是搞管理的，对于机械设备，对于生产真是一窍不通，动手能力又差。那段日子，这个台湾的阿佟说是管技术，负责生产，可是天天就像走马灯似的，来也不打招呼，走也不知何时，中方股东把他当个屁似的放着，谁也不敢说什么，因为他是台湾人！我是一个臭打工的，更没有权利说董事长了。
　　可是生产怎么办？我想，过去苏联对我们的制裁，抽走工程技术人员，把一切都撂到那！今天的局面也许就是苏联撤走专家的翻版，我们要想办法自力更生。人苦可以吃，但是，气是不能受！可仔细想想，是打工的哪有不受气的？有时还得咽下去，让工人也咽下去，落后就要挨打！唯一的办法就是掌握磁卡技术，等我们自己当老板了再“收拾”他！
　　我告诉工人，老板放个“屁”都要拿本记上，说不上这股“臭气”就有用！我把他所有的话都记下来，还要几个能接触到他的工人每个人都记。有时阿佟在时没问题，可他一转身问题就来了，我们就靠收集他放出的“屁”认真研究，去解决生产的问题。我心里想，绝不能让这个台湾佬把我们整死，一定要自己掌握磁卡技术，从调墨，印刷，层合，裁冲的每一道工序，我都是从阿佟的嘴里一点一点抠出来，不断的总结整理，形成磁卡生产操作规程。
　　印刷技术还没掌握，阿佟就迫不及待的接了台湾和香港的订单，开始我们中方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大陆的劳动力便宜，阿佟联合港商以最低的价格接单，然后高价卖出，公司赚得很少，一大块利润他们在香港分了！我们这边呢，由于技术不行废品特别多，每张卡片不赚钱还赔钱。我站在中方的立场上，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疼的不得了。这不和八国联军掠夺一样吗？我真担心我们共产党百分之五十四的股份会被他们一点点蚕食掉？可是作为一个“打工娘”上边有5个老总，哪还有你说话的份啊！
　　痛苦还不止这些，由于不懂，常常是莫名其妙的挨老板的骂，就是骂完了还不知道错在哪？工人们不敢问，我也不愿意问，可是不弄明白怎么返工呢？在共产党的单位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呢？我这个人苦可以吃，累可以受，就是气是真受不了。在建厂初期，我愣是低着头，受着台湾人的气，把磁卡生产技术学会的，每次都耐着性子等他发完脾气，再听他交代完生产程序，弄明白错在哪里，再重新做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工人的技术也不断的提高，订单也越来越多，就是不吃不睡也干不完。加班加点是天天的事，一旦加急的订单下来，经常是48小时连轴转。工人们实在太累了，我会说“睡半个小时”，全体工人就在车间的地板上，1分钟后就能听到一片呼噜声。看着这些孩子，最大的20岁，有个叫田田的男孩子才17岁，我常常心疼的不知如何是好。我想起旧社会的工厂里资本家的剥削，可是今天还有共产党百分之五十四的股份，否则我会和工人一起罢工！为了能让工人们多休息，我曾经在总经理办公会上大发脾气，骂他们和资本家差不多，再这样下去，工厂拒绝接订单！说是说了，可是活来了，连工人都会说“厂长接吧！我们加加班就出来了！”
　　由于是全国当时第一家磁卡厂，订单还是接不过来，也不能把客户推掉。记得一次做一个大单，好像几十万张，工期又急，本来印完了传出来，再由工人晾到架子上，避免油墨不干相互粘连，出现废品。
　　成天的站着，我的双腿肿的像两根木桩，一按能按出一排十几个大坑，没办法我就坐在机器旁的水磨石地面上，指挥这批卡片印刷完。当我要站起来时，两条腿麻木的盘在一起，怎么也站不起来，一点知觉都没有，几个小伙子硬是把我拉起来，有的抻有的揉，最后好歹能走了，工人们一看膝关节都肿得一按一个大坑，女孩都哭了。有时也想不干了，可是一想到董所长的信任，一想到还有共产党百分之五十四的股份，还有这40多口农村我招工来的孩子，似乎有一种责任无法放弃。
　　交货是我和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刻，我们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我们为磁卡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每次我都是用这样的大道理给这些孩子们打气，鼓励了孩子们，也鼓励了自己。一次我们正在印刷香港的单子，正好阿佟不在，套色怎么也对不上，我和工人尽力的印刷，觉得还可以，卡片一层合出来，马上就要冲出卡片来了。阿佟回来一看这批货，拿起一摞一下子摔在我面前，然后说：“你们大陆人，牛马不如，就是贱，不用鞭子抽，就干不出活来，就是奴隶，就要日本人来管才行！今天谁也别吃饭！”说完他走了。工人怕被开除，谁也不敢动，我让工人们全部去吃饭，老板要开除我先走！
　　孩子们走了，我没有吃饭，在工厂里，从印刷的每道工序里检查，到底问题出在哪？原来，颜色印刷是套上了，可正反面没对上，在正面冲，反面的图案被冲掉，从反面冲正面的图案被冲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问题，前后的印刷都没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那时候在技术上我们迷信香港和台湾，认为他们设计的东西不会有问题，因为设计制造底片我们还没有设备，印刷用的底片全部从香港过来，我们从没怀疑会有问题。可是找不到问题所在，我是不会甘心的，最后我找出香港的底片一对，正反面的标记根本对不上，问题出在底片上！气得我七窍升天：半年多了一直受这个台湾佬的气，今天抓着理了，我要好好和他算算账，就是再一次炒鱿鱼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坐在他的办公室等他。他来了气好像消了，可我正在气头上，一看他来，我站起来，把香港制作的底片一摞，“啪”的一声，摔在他办公桌上。我说：“阿佟，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这就是你成天说的你们香港台湾高技术高水平生产的东西？”
　　“今天我一定要和你好好谈谈，第一，你公司负责生产的老总，可是半年多你在公司呆过几天，来了也是说两句就走，我们是每天猜着你的话，把生产搞成这样！就是出了问题主要责任也要你负！”
　　“第二，你不要以为你是台湾人，还有香港人就了不起，动不动就这样那样的，今天不是照样出错吗？这样的错以前也有，套不上的时候，我们都从自己身上找毛病。阿佟，改革开放了，政府把你们叫台商，是尊重你们，并不是13亿中国人都怕你们！”
　　“第三，你是台湾人，受了几年日本人的统治，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就是忘记了自己的祖宗了，动不动的你就骂工人，牛马不如，工人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格和尊严，不是这些人怕你，如果不是我说服他们尊重你，工人早揍你了！”
　　“第四，你今天说‘大陆人贱’，是什么意思？是说我，还是说工人？你知不知道‘贱‘是什么意思？对于女人来说，是最重的骂人话！你说说我怎么‘贱’了？是给你洗衣服‘贱’了，还是给你做饭吃‘贱’了？不要拿大家对你的尊重当成怕你，这件事你必须向所有的工人检讨，不然就停产！”
　　我以为阿佟会生气和我干起来，我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顶多走人！没想到他老老实实听我说完，却说了一句，“小泥儿大姐，是我错了，对不起你，一会你召集大家开个会我检讨！”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叫我大姐，让我震惊。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一声大姐就让我“没电”了。我说“那好，给你10分钟准备！”说完我就回工厂了。办公室出来是走廊，走廊的尽头就是工厂，我推开工厂的大门一看，全体工人堆在大门口，我一进门这些孩子们就一下子把我抬起来，往天上扔，他们欢呼着跳跃着，原来我大嗓门和阿佟说的话他们全听着了，孩子们认为我说出了他们憋了许久的话，长了大陆工人的志气。
　　过一会儿，阿佟进来了，站在集合的工人面前讲话，说“对不起大家，我的脾气不好，请大家原谅，生产上出现问题我有责任，以后大家有问题就直接来问我，我们一起把工厂搞上去！”然后还躹个90度的躬。
　　那天为了把这批卡片加工出来，阿佟第一次和大家一起加班，所有的工作干完已是半夜1点了。回市区的车没有了，公司的奔驰车也被别的老总开走了。我是有一部自行车，阿佟说：“我带你吧”。我说“你能行？”他又不高兴了，“我一个大男人，在台湾我的摩托的水平高着呢！”我看他那又瘦又小的样子（一米六八左右）心想我倒要看看骑1个多小时，还带个人，台湾佬还行不行？
　　他开始骑了，我一坐在后座上，他的车子就倒，试了两次还是不行，最后一次我俩差点没钻汽车底下去。我一看实在是不行，“我说老板，要回家，你就坐我的车，不然咱俩就走回去！”他一看没办法，也就上车，我带着他骑了1个小时回到8楼住处。他不好意思的说：“小泥儿大姐，不好意思了！”还再三嘱咐我，我骑车带他的事情一定不能说出去，“这要叫台湾人知道，没法活了，台湾男人是不能坐女人的单车的！”可惜，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从那天开始，这个阿佟老实多了，再也不敢欺负大陆人了（他喜欢叫我们是大陆人），脾气也没以前大，和他的沟通也比以前容易，他来工厂的时间也多了起来，看来这台湾佬就是欠收拾。工厂一步一步走上正轨，公司开始盈利，我的工资也由500涨到1000元。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思想最活跃，工作热情最高，付出劳动最多的一年，整个公司和工厂几乎每个角落都留下我的汗水，我为这个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广州市把我作为具有突出贡献的人才，下了《调令》调入广州市，可是因为夫妻双方不可以单独调动，而没有成功调入。
　　就在工厂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招聘了一个生产部经理，他的名字叫“厚广”，名如其人！本以为是个又高又大的男子汉，结果一见面大失所望，不但不高还有点瘦，人长得还精神，走路好像有点摔跤步，还以为他练过武术呢。他原来是沈阳一家印刷厂的车间主任，因和厂领导闹别扭出来打工。他是搞海德堡四色机印刷的，我们公司只有一部单色机，一直没动！聘请厚广两个目的，一是把生产这块让他来抓，二是要把单色机开起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效率。
　　他是印刷专业的专家，不像我是个白帽子，他的到来让通银公司如虎添翼，不仅如此，他还有多年带徒弟当主任的能力，和工人也能很好的相处，对于这个人选我实在是再满意不过了。更让人感动的是一到加班加点很晚时，他都会说：“小泥儿姐（他比我小1岁）你回去吧！老这样熬着身体都坏了，我再怎么说还是个大男人，我盯着你放心吧！”开始还真有点不放心，过了几天发现工作干得井井有条，工人的思想工作也做得不错，工人们有啥困难都愿意找他说一说。
　　厚广唯一的嗜好就是喝点儿小酒，而我，公司几个老板都交代食堂的张师傅照顾好我的饮食，因为我常常赶不上吃饭的时间，有时实在忙就忘记了吃饭。时间过得久了，张师傅就会拎个篮子把菜盒饭送到工厂来。张师傅就像个大家长关心每个人，他是个老党员为人特别好，他常说“小泥儿不能倒，这是给我们挣钱的人”。他最希望我回食堂吃饭，有时会神秘的端点好吃的东西，花生米啊，溜肥肠啊，红烧肉啊，肘子肉啊，外加一瓶啤酒！厚广来了，这个待遇就变成我俩的了。他的酒量不大，属于涓涓流水型，我属于狂风暴雨型，所以我一瓶喝完了，他还在那一口一口的品呢。那段日子我变得轻松多了，有时间去逛街，有时间早点回宿舍，也能看点书了，只是早晚检查一下卡片出的情况，解决一下生产的问题就没什么大事了，我打心眼里感谢厚广。
　　可是好日子不长，刚刚过了半年多的一个下午，来了4个外地人来找厚广，他和我请了假就出去了。到了晚上，厚广执意要请我出去吃饭，说是有事和我商量！酒桌上，厚广一个人喝着闷酒不说一句话！我急了，“哎！你这个厚广，不是有事说吗？为啥不吭声？我可是急性子，受不了这样的闷葫芦啊！”
　　厚广干了一瓶啤酒之后，坐直身子，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开始和我讲他的事情：
　　原来，他们厂来了一个书记一个新上任的厂长，另两个是和他要好的工友，来的目的是请他回厂里工作，新厂长聘请他做四色海德堡印刷车间的主任，还有两个诱人的条件，一个是让他带队去德国提一部新的四色海德堡印刷机，并且参加德国的培训，二是厂里给他46平米的住房，这是90年代对一个工人了不起的承诺！
　　我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觉得头都大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简直差点让我趴下！我什么话也没说，干了一杯啤酒就走出酒店。那个晚上我不想说一句话，只是不停地走，厚广跟在我的身后，也不说话。走了一会我说：“厚广今天咱们什么也不说，我太累了，你也忙了一天，咱们回宿舍睡觉吧”，他还要说什么，我制止了他。
　　我一宿没睡，厚广是通银最重要的人才，他对公司，对我都太重要了。他一旦离开，我就会像以前一样拳打脚踢，技术不懂也要一个人去抠，赶单子加班加点也要一个人盯着。可是站在厚广的角度讲，尽管他说了“小泥儿姐，只要你说要我留下，我就不走了，跟着你，我相信这些条件也会实现的！”他的话实在让我感动,可是冷静的想想，更需要他的是沈阳的印刷厂，那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的企业（对党的感情时时刻刻让我这样去想问题），再说四色机的人才中国还不多，我不能只考虑自己轻松，就让一个四色机的人才开个单色机？再说了，出国、给房子对一个工人是多么重要的事，我不能这样的耽误了厚广的前途！再苦再累我一个人顶着，也要让他回去！
　　第二天我找了厚广，把我的想法和他讲了，我说：”厚广走吧！不要考虑我在这怎么样，也不要考虑通银怎么样，这是一个机会，对于你太重要了！”他走了，一个大男人含泪走了.走时虽然嘱咐我好多，可对于我已没什么用，我的日子又回到从前，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的工作。
　　我每年回去，通银从沈阳招聘的哥们儿都要一起聚一聚，喝点小酒，唠唠家常。一直到2000年我儿子要到英国去，我听说厚广的儿子在英国，就到他家去打听情况，了解办理出国的手续。在他的指点下手续进行得很快，可是到了要申报家庭资产情况时我为难了，上哪去弄那么多钱呢？那个年代沈阳流行一句话，叫做“老婆可以借，钱决不能借”，何况我自己也借给朋友几万元，到今天连人影都找不着了。厚广主动的拿出50万元的活期存折改成我的名字，说：“拿去签证吧，签完了再还给我”。有了这个存折再加上我的两处房子，签证很快就下来了。还给他存折时，这50万元钱在我的手里足足7个月，我千恩万谢的感激厚广，没想到厚广却说：“小泥儿姐，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你做点事。没有你让我回厂里，就没有后边的承包车间，就不会赚这么多钱，也就不能帮你为儿子签证，要感谢的是你！”
　　厚广的话让我感慨万千，人活着被人信任，人活着有人记着，有一天还有人感谢你，这也是一种幸福，这也是一种价值。
　　我在当初不知道英国留学的费用那么高，为了能支持儿子完成学业，我决定自己在上海开一家东北餐馆，又从厚广那借了19万，我给他打了个借条是20万，没想到正好赶上“非典”，刚刚开得热火朝天的餐厅一下子空无一人，我坚挺了6个月，每月赔7000元，最后以赔15万收场。我收拾了全部的家当还了厚广12万，还欠8万！
　　两年之后我打电话说还剩下的8万时，厚广说“我正在办工厂，没时间，那8万你先用着，我知道你的情况，我不缺钱不用急着还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工厂已被卖掉，他自己买断工龄，在给一家印刷厂当老总，工资自然不低。我真为他高兴，今生能有这样的哥们儿是我小泥儿的福气。
　　我想起华盛顿的话：“真正的友谊是一种缓慢生长的植物，必须经历并顶得住逆境的冲击，才值得友谊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