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西藏（3）

　　 十、西藏（3）
　
　　 45.在西藏过大年　　
　　
　　小时候盼过年，是为了穿新衣，吃好的。长大了，过大年是为了团聚、热闹。仔细想想能记住的过大年真还寥寥无几，可是在西藏过的第一个大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而且其味无穷。
　　1977年的春节就要到了，回家过年是铁定不可能了。我和王子刚刚从沃卡电站下到山南，认识的人就是几个同学，眼看到了年根底，心里没一点打算，连开小伙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过年啊！那时候的老西藏都是凭着和部队关系，和司机关系搞点吃的东西，如大肉罐头、压缩干粮、苹果、大白菜啊，再有就是从柳元带点新鲜吃货。我和王子是两眼墨黑，连点米面都搞不到，上哪去找过年吃的东西？只能吃大食堂了，什么年不年的，就在大修厂过过算了。
　　阴历二十九的下午突然接到程红的电话：“小泥儿，你和王子明天到泽当来，山南没几个同学就一起过年吧！两顿饭，早点来好干点活啊”。还有比这再好的消息吗？我和王子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在西藏再没有比同学再亲的亲人了。
　　大年三十的上午，我们俩抱着邻居送的两筒猪肉罐头，兴致勃勃的从山南大修厂往泽当走去，要走半个多小时呢。一路上有说有笑，好像没觉得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
　　本以为只是几个同学，没想到还真集合了不少的人，好多都是我俩还没来得及认识的。水利队除了程红还有小孙和小范一对，他们都是北大的，已经结婚了，小孙在电站就认识，小范这次才见面。“看长相也不大般配”，我在心里嘀咕着，小崔是个倒胖脸，窄脑门，大腮帮，两条小辫在脑瓜两侧丢当的晃着。小范虽不是俊男，但个子高，还是长得比较标致。我真为小孙找个帅老公而高兴，可还是有点担心，他们能过到一起吗？可是后来听说就是他们这对过得好，最后一起调回保定，小范这湖南人还成了上门的女婿呢。
　　西藏的同学一见面就熟，拉拉手就成亲兄弟了。小孙和小范招呼着同学，他们家离程红的家只隔一个门，这边忙着做饭，好多人就到小孙的房子里，没参加过他们婚礼的同学，自然忘不了要糖要烟，那个房子里不时的传来哈哈地笑声。
　　程红是我们沈阳农学院的，一分到水利队，就成了大家羡慕的女生，因为水利队最帅的帅哥洪舒成了她的男朋友。说实话，程红人长的一般，个子也不高，又很胖，眼睛很漂亮可是镶嵌在一张圆脸上，再配上一张比较大的嘴和一笑就露着一大口不整齐又有缝隙的牙，外加一副大框的黑边眼镜，看上去让人感到不是那么顺溜。但程红能唱一嗓子的好歌，像当时的马玉涛，性格又是百里挑一的豪爽大气，人也实在热情，口才好能力又强，没有这些优点清华的大帅哥也不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一到水利队就爱上了水利队的洪舒，清华出来的，个子又高，人也好憨厚老实，不爱讲话。程红全方位的关爱，不断地感动着洪舒，在那高处不胜寒的地方，亲情的渴望和期待让他们闪电般的好上了，很快的公开了爱情，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我们辽宁的同学可不管那些，只要抓住了，就彻底拿下。大家一起为程红高兴，好像我们自己家招来了女婿一样激动不已。今天的洪舒始终表现出对我们辽宁娘家人的热情，这时候已开始给大家倒茶了，一句话不说只是微笑着。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逗着洪舒，一边干活的程红不干了，操起她的大嗓门喊“请大家是来过年的，不是让你们拿我们开涮的！”这一下把所有的人都震住了。洪舒还是笑嘻嘻的说“没事，没事！”
　　宏光比我大1岁，看上去比我小好几岁，一看就是个招人疼爱的小姑娘，东工毕业的，从认识她时她只是爱笑，一说干活什么也不会，一直到离开西藏，无论是谁请客她都是什么活也不会干。这招真灵，愣是没下过厨房，只是用那甜甜的笑，让别人累死都甘心情愿。我一来就看见她身边总是转悠一个戴眼镜的文弱书生，听说是武汉水利学院的小申，一见到小宏光就开始猛烈的攻势：宏光坐在哪儿，他就在哪儿不声不响的坐下，那眼神明晃晃的告诉大家我深爱着宏光。可是小宏光，既不说不同意，也不说同意，总是巧妙的回避，尽管大家都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可后来还是各自飞走了。以后才知道宏光是处理情感的高手，那真是“既不深也不浅，既不近也不远”，原来是在守护着自己和警察爱人的爱情承诺，可怜这些傻小子们白白的浪费了那么多相思情。
　　在宏光身上下功夫的还有一位男生，就是程红的同学苏深，能看出对宏光有意，但表现的有所收敛。他从穷结县上来过年，一看就是黑黑的，饱经藏风洗礼过。我们一见面就热情的拥抱，因为从拉萨分开到现在足足5个多月了，手足之情如隔三秋。辽宁同学的心里自然希望宏光要好就和苏深好，“好水还不能流入外人田”呢。
　　还没等我们坐下来，就听着高八度尖尖京味的笑喊声传进来：“怎么没人理我们啊？程红，我和老虎来了呀！”随着声音，一股香气和两个如同“剧中人”的一男一女挎着胳膊“飘”到房间里，屋里屋外的人都把奇异的目光投向她俩。程红正蹲在汽油炉前炸着东西，赶忙关了火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虎年生的姓胡，习惯了就叫老虎，北京医学院的。这位是老虎太太叫姗姗也是北医来的，他们在山南医院。大家认识一下吧！”
　　只见老虎把头上戴的貂皮船型帽摘了下来，给大家鞠了一躬说了句“同学们好”，姗姗上去当众摸摸老虎那秃顶的胖头，顺势在老虎白胖胖的脸上亲了一下说：“看我家老虎多可爱，还没到拜年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笑了，可眼睛里还留着那个年代人的惊恐，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这番话：“这两口子也太时尚了，当众就亲，当众就摸，当众就挎胳膊，太那个了！”我真佩服他们，不仅仅是在同学面前这样，在大庭广众下也一样的卿卿我我，奇装异服，我行我素。山南人都承认，他们两口子是领导20世纪70年代末西藏山南时尚潮流的明星，成了当时山南地区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那一天也真让我们开眼了，老虎戴了个船型的毛朝外的帽子，留着一脸的连腮胡子，但仍可看得出长得很英俊，个不高但很魁梧，一点不像个大夫，倒像是个艺术家。姗姗就更不用说了，上衣穿的是黑地红白碎花，带大襟、镶扣盘、有中腰的外罩，头戴小红帽，脖系红绒围巾。那种时髦让每天穿蓝穿绿的女孩子门眼前一亮，心里羡慕极了。
　　他们的到来给大家这西藏的大年带来了欢乐和喜庆。像海面上的一阵风，让平静中翻滚起浪花，整个房子里的人都被他们的欢快热情感染着。后来程红告诉我，姗姗的爸爸是北影厂的厂长，母亲是北影厂的著名演员，怪不得，姗姗虽然长了一双小眼睛，单眼皮，瓜子脸，又不白，可她那张漂亮的小嘴，一走三扭的屁股和那舞蹈家的身材，都让她身上透出一种演员特有的气质。
　　他们的后边还跟着上海体院的郎军，一看就是搞体育，一身蓝色的厚运动服，和他们两口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保镖。可是一开口的上海普通话，很好听，又听说郎军下乡在北大荒，所以很快他就成了我们东北人了。真正的东北人是哈尔滨工学院的老汪，一口纯正、标准的哈尔滨话，高高的个子，带个眼镜，很有知识分子的派头。还有，电站下来的小张（女）和技术员小周邹也是水利队的，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加起来足足有十五六口子。我真替程红操心，这得去找多少好吃的东西啊！
　　没想到，程红和水利队的同学为了过好这个年，几乎是挨家挨户的找吃的东西。好在水利队出去的机会多，认识的人也多，比起我们刚刚从山上下来的人是富裕许多。程红和洪舒虽还没结婚，可水利队的房子给了，才有了我们这一群光棍过大年的宝地。15平米的筒子房子，一下来了十五六口子人，房间里简直要爆炸了，不要说做饭转身都转不开。为了下午3点准时开饭，只好让没事做的男生到水利队小孙和小范的家里去玩，我们几个女生在程红这里做饭。
　　很快，一大脸盆红烧牦牛肉，一大盘花生米，一大盆肉罐头烧大白菜，两饭盒子炒土豆片，红油炝莲花白（大头菜），装在西藏特有的绿搪瓷碗里，还有一大腕的榨菜都弄好了。屋里地上铺了一些报纸，程红把炸好的萝卜丸子倒上一大堆，还有水利队藏族同胞送来的牦牛肉干、奶酪，反正是摆满了一地。洪舒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大塑料桶的青稞酒，眼镜老汪还带来了白酒（忘记是啥牌子的），程红招呼大家围着菜蹲成了一个圈儿。因为蹲着在西藏地上吃饭是常事，我却是无论如何也蹲不住，自己就找个板凳坐下来。有的人手里有一双筷子，有的是一个羹匙，大家就是等着往嘴里吃了。
　　下午3点钟，我们在一片欢呼声准时开宴。老虎端着一大碗青稞酒，站起来自报奋勇的担任大年三十的宴会主持人。他显得有点激动，用另一只手摘下引以为傲的船型貂皮帽，清清嗓子正要开讲，大家蹲着他站着——看着他还得仰起脖子，最后大家都站了起来。有的手里是饭碗，有的是酒杯，有的是水碗，也有的是大茶缸，宏光没有家伙就用饭勺子，所有的人都倒满了青稞酒，人们把酒都端了起来。
　　老虎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都流了泪：“让我们先给远在内地的父母、亲人、兄弟、姐妹拜年了，我们在西藏山南的工农兵大学生祝你们过年好！”他把酒还往地上倒了一点儿。然后继续说：“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互相拜年，为我们活在西藏，干在西藏，笑在西藏干杯！”大家又破涕为笑，不同质地的酒杯撞在一起，稀里哗啦的撞出的却是同一种声音：“过年了，干杯”！
　　吃菜的样子就更好看了，蹲着的，站着的，有的拿张纸接菜，有的伸手抓。3杯酒下去，热闹就开始了。老虎让每个人出个节目，第一个就是程红的女高音《从草原来到天门广场》，歌词改为“从内地来到美丽的西藏，高举起酒杯把家乡遥望……”她的歌声在一片赞扬声中结束。姗姗接着就是原地舞蹈，她那一招一式真叫地道，特别是弯腰动膀，一看就专业——还没等跳完，老虎就喊“老婆行了，你是舞蹈家，这点地方是跳不出水平的，还是请王子朗诵一首诗吧！”王子早有准备，拾着个小纸片吟亂起来：西藏高不胜寒，山南照样狂欢，满地土豆白菜，青稞白酒过年，男女单身光棍，相聚除夕夜晚，不为酒菜圆满，只求一醉成仙。”接着是“干杯！”“且尔斯（英语干杯）！”“下普达（藏语干杯）！”
　　王子的诗朗迵掀起了过年的高潮，苏深、小邱、小范和郎君不依不饶的让老虎讲讲他和姗姗的恋爱史。老虎是不说话都带着一种特有的幽默，别说是讲点什么了。老虎说：“讲个故事，听完了就喝酒好不好？同意了就讲！”大家一起喊“同意，快讲！”
　　老虎卖着关子，一脸严肂的讲起来“那时刚刚认识珊珊……我给珊珊画了一张画，高山流水，灌木丛丛，一颗桃树上结了一个熟透的大桃子在月色下，透着诱惑。让我没想到的是姗姗的爸爸，我那北影厂的老丈人竟然问我：“说说，这画是什么意思？”你们说，“我能告诉他吗？”大家乐成一团，珊珊上来就捶了几下老虎！老虎说：“我这画的意思就是咱俩的事不能告诉他们！”
　　在这除夕的晚上，激情无一例外的从每个人心灵深处迸出，泼喇喇的四处飞溅，男人女人都变成了火焰，烧掉了所有的矜持和束缚，没有了规矩，只有尽情的放纵。眼镜老汪拿着一大缸子青稞酒说：“弟兄们喝，在内地喝高了也飞不到10楼，在西藏喝高了就可以飞到天堂，我是山南的量都敢喝，洪舒你是措那的量，干了！”郌军也过来了，晃晃荡荡的端着一碗酒说：“对，我是喜马拉雅山的量，干！”老虎拿酒瓶子喊着“满上，满上！谁和我珠穆朗玛峰喝？苏深，小范来，喝了再倒上！”小范说“我不行，只是唐古拉的量，没那么飘，不能再喝了。”只有洪舒像个服务员，始终微笑着忙碌着。
　　女生们也开始“高”了，宏光主动的唱起歌来。我因为要帮程红收拾没敢喝那么多，也是晕晕忽忽的。平时的西藏总让人感到荒凉，大年夜的西藏让我们感到神魂颠倒。男生有的去玩扑克，有的找地方睡觉去，女生都畉在程红的房间里。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家的汽油炉子着火，被踢到院子里，呼呼啦啦的成了一个大火球。有人喊“着火啦！”房子里的人都跑了出来，喝得醉意浓浓的藏胞却开始围着火跳起舞来！本来只是一个煤油炉，一会儿就被扔进来的一块块的木板拼成一个大火堆，我们也都跑出去加入藏胞跳锅庄的队伍，尽情的唱啊，跳啊！满天的星星，皎洁的月亮，把这除夕之夜带进了圣洁的天堂，一切都回到原始自然的浪漫之中。
　　大年初一，我们几个人8点多钟就都起来了，准备下午的包饺子。西藏的莲花白有脸盆那么大，一个做馅就足够了，放上两桶猪肉罐头，再切两棵葱，剁莲花白的馅子，准备包十五六人吃的饺子。一切都搞好了就准备包了，可这群小子一个也上不来。珊珊惦记老虎我也牵挂王子和宏光，我们几个就跟着小孙来到他们家，看看这些男人为什么不起床？
　　一进屋我们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然后是笑疼了肚子。王子，老虎，小申，苏深，还有小邹……他们有的挤在一张床上和衣抄手，有的靠着有的躺着，地下有个破轮胎上边是半坐半靠着的老汪，旁边靠着他坐在小板凳上的小邹。这间房子里所有的人，无一幸免都被墨汁画了眼镜、胡子，有的还涂了黑脸蛋！
　　我们几个挨个看着，笑得捂着肚子受不了。我们的笑声把他们惊醒了，有的一起来还像孩子似的揉揉眼睛，这一揉更是个大花脸，刚刚平息的笑声又响起来。醒的人摇醒还睡的人，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成一团！我们开心着，喊着一定要抓到作案的凶手——可是一直到年过完了，那凶手也无影无踪。倒是这七八个大花脸换来了农历初一的朗朗笑声，这笑声传递着欢乐幸福，这笑声飘荡圠青藏高原上，回荡在雅鲁藏布江的两岸，已经永久的存储在我们心灵的深谷里。
　　同样是在西藏，可我们分到日喀则地区同学，过大年就不像我们这样幸运了，他们的年过的真让我们牵挂，让我听了流泪。我们的同学和爱人分到只有他两个人的县农业科学研究所。他后来和我说：“我们在西藏过年，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买十几斤挂面，如果认识部队的干部，走后门再买几个猪肉罐头，这就是全部的年货。最大的享受，就是到日喀则党校去找同学，从他们的图书馆借几十本书，用面袋子装回来。我们从大年初一开始，每天吃两顿饭，一顿是猪肉罐头下面条，另一顿就是剩下的面条。大多数藏族干部都到拉萨或日喀则过年。有家室的汉族干部，过年稍微郑重一些，有时还要邀请老乡同事吃饭，做几个拿手的家乡菜。饺子也是简单到极点的，白菜和猪肉罐头馅儿，包上半天，几分钟吃完了。西藏，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欢乐，也留下了伤疤和疼痛！
　
　46.我成了山南地区少年女篮的教练
　　　　
　　西藏是高原缺氧的地方，过量的运动对于汉族来讲无疑是有损健康的。可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不会听那些老西藏的忠告，管他缺不缺氧，照玩不误。我在大学里就是校篮球队的，到了西藏哪能把这一特长轻易放弃呢？只要一有人打篮球，一定有我跟着混。你别说，在山南像我这样有“两把刷子”的女生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当机会到来时，才能就会派上用场。
　　从沃卡电站下来后，我和王子分配到大修厂。没有多长时间，他就被厂里派到内地学习电镀工艺去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刚刚到西藏几个月就回内地了，王子高兴地走了，这一去至少要一两个月，扔下了我一个人，我痛苦了仅仅5分钟，就开始琢磨如何快乐的打发这段日子。结果是心想事成，就在他走的第三天，体委的郎军和另外的一个同志开个带斗的摩托车到大修厂来了，他们直接找厂领导王书记谈完后才正式通知我。
　　原来是西藏自治区体委在昌都组织全区的少年篮球赛，为未来的自治区男女篮球队选拔运动员。以前的比赛山南地区从未参加过，这次地委领导非常重视作出决定一定要组队参加比赛。
　　少年女篮代表队已组织好了，可是就缺一个女篮的教练，体委找了几个单位也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天，郎军和小申他们电站的人吃饭，不知是谁说起小泥儿会打篮球的事，郎军一听一拍桌子喊起来，“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工夫，这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放下饭不吃了，直接到大修厂来找我。
　　这事对于年轻的我是再高兴不过了，再说王子也不在，这两个月就是玩个天翻地覆也没人管，我没有任何顾忌的走马上任，当天收拾收拾就坐上郎军的摩托车下泽当了。
　　今天一想，那时候的小泥儿是啥活儿都敢接，打打球还将就，可是当教练还是头一回。看到从全地区选上来的10个藏族小女孩队员，听了体委加措主任的动员，我才觉得不光是玩玩的事，还要承担这些孩子们的生活、训练和比赛的成绩，肩负着山南地区的荣誉！
　　我们女队的主教练是体委的巴桑，他是藏族，学体育的，我是副教练，负责女运动员日常训练和生活的管理，郎军和农机公司抽调的大王是男篮教练，还有广播事业局的小付也是工农兵大学生，是我们随队的裁判员，还有一位就是山南医院抽调的保健医杨大夫，她倒像个打篮球的，高高的个子能有1.74米，可性格却像个柔弱的小女孩，她是个老大姐，那时就30多岁了。这是一个临时的集体，领队是郎军。
　　原本是出来玩玩，可没想到这是个决苦的差事，只有1个月的集训时间，要把所有的训练科目完成是不可能的事，再加上队员是从各个中学抽上来的，体能、素质、技术参差不齐，要在1个月里完成训练，比赛还要拿出好成绩谁也没有底。可是既然来了，就要负起教练的责任，我心里想不能给郎军丢脸，都是工农兵学员，要带好队伍，不能让藏族教练和孩子瞧不起为山南的荣誉而战。我逞强好胜的劲又来了，认真地开始了教练工作，那真是一丝不苟，玩命的一段日子。
　　巴桑教练有家，每天下班就走了，我和郎军、大王以及队员都住在地区招待所，所以晨练只有我带着女队训练，每天早晨先跑3000米，然后百米训练，高抬腿跳，青蛙步都是在早上训练的，藏族孩子没啥，可我这内地人在高原地区还真是够呛啊！
　　白天巴桑来了，还要组织投篮，防守，进攻，以及战术的训练。这些小丫头也不是很听话，一不高兴了就说藏话，运动员里只有一个女孩是汉族，也常常受她们欺负。时间长了，我知道几个调皮的队员，听不懂她们骂你，“报复”她们的办法就是在训练上找，叫她们知道小泥儿教练不是好惹的！有两个球打得好的队员说：“小泥儿教练就能训我们，她自己到底打的怎么样？”我和郎军说“还要真给她们亮几下子，不然还真不服”。我们几个教练和男篮的孩子们比赛，我是打前锋的，拿手的是快攻上篮和底线线投篮，准确度极高，事先和郎军说好，他是专业学篮球的，把球给我供足，又能掩护。我的球到手就进，比不上姚明可在当时也算露了一手，至少让这些小丫头都服的五体投地，从此教练工作才算打开局面。
　　这些藏族孩子明显的和巴桑教练好，因为都是藏族，我不在意。她们生活都和我在一起，训练也是靠我，我要求她们，我能做到的她们一定要做到。聪明的藏族小姑娘一看，不和小泥儿教练搞好关系，没好果子吃，慢慢地才听话起来。
　　我看到这些小女孩没出过家门，有的生活困难，没有袜子，缺少生活用品，或者每个月的“特殊情况”，小病小灾的，我都给孩子们特殊的照顾，甚至花掉自己的钱，到了比赛结束时，我和这些孩子相处的已经是难舍难分，抱在一起留下不少真情的泪水，卓玛，央宗和曲珍还把她们戴的藏链送给我。后来有的孩子还到大修厂来看我，还带来了牛肉干和奶酪，让我很感动。
　　晚上，孩子们都睡了，住在招待所的教练，常常会剩下我和郎军两个人，我们就会天南地北的聊着。我发现郎军的情绪很不好，后来才知道他是上海体院的，女朋友也学篮球的，可是学校愣把他们分开，强迫把他分到西藏，弄得他们牛郎织女，日夜相思。
　　我作为同学只能是开导他，“慢慢争取调回去，天天愁也不是好办法，还要快乐的面对”，慢慢的他的情绪好起来。谈得很投机时郎军问我“小泥儿，你是哪年生的，咱俩谁大啊？”我说：“我是50年生的，你呢？”我欺骗了他。他说“我是51年生的，从今以后你就给我当姐姐吧，我没有姐姐！”我说：“好啊，我会好好当姐姐的，不过你要听话啊！”其实我比他还小3岁呢。就这样郎军认真地叫起“小泥儿姐”，从此以后我在西藏多了一个比我大3岁的弟弟，又多了不少的牵挂，有一点好吃的都要想着他。后来他知道了我的真实年龄，还是一直叫着“姐姐”。那段日子里有了这份亲情，好像有了一种支持，一种动力，多年过去了，这种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
　　集训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准备出发前往昌都地区参加比赛。今天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带着20多个十几岁的藏族孩子，到远离山南一千好几百公里的昌都去参加比赛，打得好坏不说，万一路上出现什么不洋，回来怎样交代？那时候心中只有党交代的工作，只有完成任劁的目标，丝毫没有想到个人的安危和困难。
　　20世纪70年代的西藏几乎是没有长途公交车，无论到任何地区都要搭解放卡车或是吉普车。地区体委联系到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我们好像也没做什么准备，更没有面包香肠方便面和羽绒服，只发给孩子们每人一件棉大衣，也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一个星期内赶到昌都。
　　郎军、巴桑、大王、我，还有杨大夫（小付已在前几天搭乘别人去昌都的汽车先走了）。司机旁边的位子上只能坐一个人，就是杨大夫，我们和所有的运动员一起都坐在卡车车厢的大箱板里，就出发了。
　　第一天，从山南到拉萨还算顺利，接着的1000多公里公路就充满了挑战和风险！第二天一出发，拉萨的天湛蓝湛蓝的，孩子们看到了布达拉宫，激动的欢呼“布达拉宫，扎西德勒，扎西德勒！”他们还用藏语唱起了颂歌，我们几个也被孩子们的欢乐感染着，真是一路欢笑一路歌。
　　西蓏的天气变化无常，中午热的可以穿短裤，晚上却冷的穿棉袄，12月份的天气更是说翻脸就翻脸。我们从拉萨出发过当雄奔那曲，沿路的纳木措，羊八井都是西藏版图上的碧玉和翡翠，可是我们无暇顾及，只是在川藏线上的高峰绝巅上，从3000多米逐步盘上海拔5000多米的高度。那时候公路没有今天的柏油路面，都是沙石路，坡陡弯急，路边是高高的悬崖，下边是滚滚的江水，真要是不幸掉下去，不要说是人，恐怕连车的碎片都无法找到！突然间，乌云密布，顷刻间就雨雪交加而下，孩子们的歌声变成了抽泣声，司机旁位上的杨大姐已经哭起来，司机呵斥她“要哭就上大箱板上去”！气温也开始骤降，孩子们冻得开始发抖，像小猪一样挤在一起。
　　车厢里本来有一块篷布，打开比量来比量去也只能遮住四分之三的车厢，后边的一条怎么也蒙不上，没办法只能让孩子们钻到蓬布下边，即躲风雨也能暖和点。我、郎军、大王和两个藏族男孩子，坐在外后，只能“任凭风吹雪打，胜似闲庭信坐”了。
　　雨和雪打在身上很疼，风抽的肉皮像被刀刮着，很快军大衣就成了湿的，到了下午都冻成了冰。我们的腿上只穿了棉秋裤（厚的运动服），郎军说腿疼得不得了，因为下乡时得过关节炎。我当时想，他不能没有腿，因为他是打篮球的，如果没有了腿就等于没有了事业，我把棉大衣脱下反穿着，和他对坐，刚好可以盖在他的腿上。男人有的时候也很脆弱，他那时也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司机不敢停下来，只有开到兵站这些人才能安稳。一天了，所有的人都没有吃饭，饥饿开始骚扰本来就经不起折磨的孩子们。痛苦的传输是飞快的，一个喊饿，整个车厢的人都饿了起来。我明白，这时侯只有精神可以让我们坚持下去，精神食粮是这黑暗中最具阳光的力量。我和郎军说，“我们唱歌吧，只有唱歌才能让孩子们振作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开始是我们两个唱，然后是大王，藏族男孩子，最后是整个车厢都响起了《国际歌》，接着孩子们又唱起了他们喜欢唱的藏族歌曲。我们让孩子们手挽着手，相互温暖相互鼓励——再坚持一会我们就会到达目的地！
　　汽车在山道上行驶，一会儿下坡，我们所有的人好像坐一个大滑梯，一下子全部堆向车厢的前边，一会又上坡，孩子们又仰向车厢的后边，最难过的是一段搓板路，颠的我们五脏六腑都上下震颤，有的孩子开始呕吐了。杨大夫已经无法照顾病人，因为她是最重的患者，我和郎军一路上还要照顾她呢。
　　连续3天，我们都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行驶，这是我们在出发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我和郎军和所有的大人们开了会，要求大家必须统一认识，我们把这支队伍带出来了，无论怎样艰难也要把这支队伍完整的带回去。在孩子面前我们就是父母，我们必须坚强，杨大姐是流着泪咬着牙坚定的点点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教练们真情的关爱他们，每到一个兵站我们都是最先安排他们休息，安排他们吃饭，孩子们在艰难中变得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懂事，再没有了你是汉族我们是藏族之说，整个队伍空前的团结。第五天上路时，太阳终于出来了，车厢上一片欢呼！一位诗人说：“告别绝望，告别风中的山谷，哭，是一种幸福！”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
　　我们历经风雨艰辛到达了昌都，只能休整两天就要打比赛，我们都担心这些孩子的体力和精神能不能适应比赛的需要。郎军说：“小泥儿姐，还是你来进行战前动员吧！”我想了一想,看来也只有我能干这个事——抖搂抖搂以前做学生会工作的老底子，给这些孩子们训话是富富有余。
　　在全体大会上我开讲了，中心意思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要为山南的荣誉而战，为展现我们自己最好水平而战！，不畏任何对手，勇于和他们拼，放开打，打出我们的优势，那就是快、准、狠！”当然还讲了些别的，所有运动员的情绪被我扇动起来了！郎军说：“小泥儿姐，真有你的！”我说：“真有的，你还不知道呢？”
　　只剩一天就要比赛了，没想到出了大事，小卓玛跑来告诉我“郎教练把小巴桑踢了一脚，他们都不干了，你去看看吧。”我的头老大，这是民族问题啊，弄不好还谈什么比赛！我先去找到巴桑教练和他谈了很多，也替郎军作了检讨。其实我只是个借来的人，可不知为什么那么强硬，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谁让我摊上该管的事了？
　　我让巴桑必须站在体委的角度做好队员的工作，立即召开全体大会让郎军检讨。我再去做郎军的工作，无论什么理由，踢人就是一百个不对，前提是队员要接受郎教练的检讨。我讲了很多，要巴桑“一定站在我们一边，哪怕是暂时的，也必须做好，因为你不是老百姓，你是体委干部，你要不这么做事情闹大了，我也会向体委和地委反映情况！如果你表现好，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也一定会向领导报告的！”巴桑勉强地同意了。
　　然后我又去找郎军做工作，这小子脾气也挺大，因为小巴桑不服管，用藏话骂了他，他就顺势给了他一脚！郎军还在生气，就是不肯检讨，我不知说了多少话，最后才做通工作：“为了大局，郎军你也要忍辱负重，也要检讨，何况你还真的踢了藏族的孩子，那就必须检讨！”郎军终于想通了，在晚上的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大会上做了检查，向小巴桑赔礼道歉！爷俩握手言和，表示一定携手把比赛打好。会议圆满结束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心里的大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赛前的训练照常进行，小巴桑表现得非常不错，因为他是男篮的主力。我拍拍巴桑教练的肩膀，向他伸出大拇指，意思是“好样的，真棒！”他抿着嘴向我笑笑点点头，一切又恢复了和谐。
　　昌都比赛那几天的天气特别好，赛事也非常顺利，我们山南这两支少年篮球队第一次参加自治区的大型比赛，没想到发挥到极致，女篮拿了亚军，男篮拿了第三名！这完全是预料之外的，所有的人都极大的欢喜，我好像完成了一次党组织交给重要任务一样激动不已。那天，我们几个藏汉教练和工作人员拥抱在一起，每个人都激动的流下了眼泪。也许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怦然心动，刻意经营的完美？
　　又经过一个星期的跋涉，我们回到了山南。路上很顺利，天气格外的好，又卸掉比赛的重负，车子也轻松了许多，开得飞快。
　　我带着体委对我这两个月来的《工作鉴定》，回到了大修厂。篮球教练的生涯彻底的结束了，心情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可是这段经历却砌在了我生命的肉里，刻在了骨头上，让我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