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巧遇

　　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马车，在北大荒的一条古老河畔的田野里慢悠悠地走着。车上装满了从河套里刨起来的黑色泥土。车身很重，四匹马挣紧了缰绳，蹬开四蹄，扬起尾巴使劲地拉着车。坐在车上的车老板手里的鞭子高高地扬起，不时地抽打着驾辕的青鬃马。空旷的原野上空便会有“啪——啪——啪”的马鞭子声和“驾——驾——驾”的吆喝声，声音震荡着松嫩平原的山丘田园。这便是黑龙江春天的开始。
　　仲春四月，苏北已经是鸟语花香了，北大荒依然是水瘦山寒。村屯里的人们还不着忙，因为春耕还有一段时间。当地的农谚说：“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可是，立夏的时节，苏北水稻田里的秧苗已经返青，小麦已经吐穗了。这里还是一片荒凉，见不到一丝绿色。生产队每天只有马车出动，从河床上把肥沃的黑土拉到山丘的土地里。这里的黑土比苏北的农家肥还要肥沃。
　　地面已经开始解冻，四匹马拉的车从河床拉着黑土一路上坡，上了河床外的公路。车老板扬起鞭子在空中摇着，偶然间抽动出一个响亮的“啪——啪”鞭声，车便会奔腾起来。
　　苏长春跟着马车在河床上装满一车土，当车老板赶着马车上路以后，他便跳到车上，坐在满满的一车黑土上面看书，任凭车老板把车赶到任何一块田地里去。到了地方，再和车老板一起卸车。
　　车老板子姓赵，是三妹对象的表哥。苏长春叫他赵大哥。生产队里分工的时候，几辆马车的车老板子都不愿意要苏长春跟车，说他是个白面书生，不是干活的人，他跟车车老板子不免会多出力气。赵大哥就跟苏长春说：“别人都不愿意要你，你就跟我的车吧。什么多出一点儿力少出一点儿力的，亲戚里道的，心里有数就行了。”
　　苏长春说：“谢谢赵大哥，我跟你的车，到晚上记工分的时候，我的工分给你2分。”
　　赵大哥说：“那成什么事儿啦？我十六岁就学赶车，从来也没有占过别人的便宜。良心要说的过去，都是一样出工一天，车老板子本身一天就比跟车的多一分工分呢！我还能要你那2分工分！”说着，马车下了公路，顺着路边的垄沟往田里去。辕马已经出汗了，进入田里就放慢了速度。赵大哥把马鞭子插到前面的车辕上，让马自己慢慢地走。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大约二寸多长半寸多宽的用旧报纸裁成的纸条，又在另一个口袋里捏出一撮旱烟丝放在纸条上，两只手一拧，很快地拧成了一只旱烟，叼在嘴里，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旱烟，使劲地吸了一口，又说：“谁生下来就会干活？不会干慢慢学呗！天下没有能把人难倒的事。”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真的没干过什么农活的，在苏北连马都没见到过。以后还得您多多关照，我不会干的活儿，您教我就行。”苏长春放下手里的书说。
　　赵大哥吸着烟，两股烟气从他的鼻孔里冒出来。他接着说：“昨天我们队里又收了一个新来的小伙子，是辽宁台安的。辽宁人跟你们江苏人不一样，辽宁也属于东北，很多活计跟黑龙江都差不多，他们会干黑龙江的农活。这个屯子上千户人家，辽宁搬来的不少呢！你们江苏过来的人不是很多的，这个屯子里也就只有十户八户的，公社跟前的那个屯子里，你们江苏人多一些。”
　　“上午送一趟肥到地里，回去就卸车了，下午再拉一趟，这就是一天工，可以在记分本上记上10分工，10分工算一个劳动日，这样的一个劳动日到年底可以分到至少2元4角钱，如果遇到好年景，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3元以上。”赵大哥告诉苏长春。
　　苏长春很惊讶地说：“按这样计算，一个月出工30个劳动日，那可以挣到70——90元呢！这样的收入比县长还要高呢！”
　　“可不是么，公社的书记一个月才挣四五十元，最多的也就六十多元，算个啥？什么书记不书记的，我挣我的工分，屌都不屌他！城里的那些工人，常年上班，一个月也就三四十元，当个狗屁！”赵大哥吐掉了嘴里的烟蒂，又说：“俺们这旮达人都不念书，念那玩意儿有啥用？会种田就行。没吃没喝的时候，那书也不能当吃当喝！就是你们南方那旮达人爱念书。你看你，跟车送肥，坐在车上还看书。我一个大字不识，扁担长的‘一’字不知道叫什么，不也养活老婆孩子一家人吗？”
　　“嘿嘿！”苏长春笑了笑。他这才知道，原来苏北家乡的人往黑龙江跑，是有原因的。这里人少地多，收入一定很高，生活也就比苏北要富裕得多了。去年苏北的那个生产队里一个劳动日才分得2角4分，还是全公社最高的。真是“不见高山高，不觉平地凹”啊！顿时，苏长春觉得自己便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怨不得表哥从部队退伍的时候，国家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他都不去，却跑到黑龙江来呢。这些天看见表嫂喂猪，那猪食全都是粮食，在苏北很多人家，人吃的饭还没有这里的猪食好呢！母亲看到表嫂用粮食喂猪，心里总是觉得太可惜了。
　　苏长春决心要好好地学会黑龙江的农活，就在这个富饶的地方干一辈子。
　　晚上，所有当天出工的人，都要到生产队喂马的那个大屋里去记工分。每个人身上都自己准备一个小本子，自己拿出来，送到小组长跟前，小组长在每一个小本子上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干的什么活，几分工分。然后就把小本子交给本人，生产队里不留任何记录。这样的记分方法，苏长春很纳闷：这就是出工的凭据吗？
　　和苏长春在一起住的那个马倌姓于。有一天晚上，记工分的人都走光了，苏长春坐在被窝里看书。马倌喂完了马回来，坐在炕沿上抽烟。苏长春放下手里的书说：“于大哥，生产队里给干活的人记工分，都记在每个人自己的小本子上，生产队里还有账本另记吗？”
　　“没有，工分都是记在你自己的本子上的，”马倌说。
　　“那到了年底，怎么计算干活人的工分呢？”苏长春接着问。
　　“到了年底，你就把你的小本子拿给会计，会计就把你一年的工分统计出来了。然后就能分红了。”马倌吸了一口烟说。
　　“哦，那要是记工分的本子丢失了怎么办？生产队里还能找到别的记录吗？”苏长春继续问。
　　“丢失了，那就算你一年白干。上哪儿找记录去？你身上的那个小本子千万别丢了，丢了你凭啥分钱分粮食？”马倌又掏出一个纸条，卷着旱烟。
　　“那个小本子就放在本人的手里，就不怕本人会改吗？”苏长春迟疑地问。
　　马倌呵呵地笑了，说：“改啥改。都不识字，只有记工分的组长念过三年书，能写几个字。我这个小本子写的啥我都不知道，到时候往会计那儿一交，会计算多少是多少。不识字想改也改不了。”
　　“这可是个良心的事儿。你比如说，我就能在我的小本子上改，甚至我没出工，我也能在我的小本子上记上我自己的工分，那不就麻烦了吗？”苏长春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么些年来，没听说过有谁改过自己的记分本儿呢！”马倌很认真地说。
　　听了马倌的话，苏长春顿时感到心里一阵激流涌荡——多么淳朴的东北人啊！人世间如此信任、如此朴素的民风，在这块土地上滋生着美丽的情操！这些没有文化的北大荒人，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写照！——这里没有投机钻营，没有尔虞我诈，没有齐三虎那样的奸佞嘴脸，没有欺凌弱小的奸笑，不就是一块平静的世外桃源吗？
　　苏长春把那本《鲁滨逊漂流记》放到了枕头底下，褥子下面滚热，就像蒸笼。他脱掉上衣，钻到被窝里静静地睡了……
　　半夜里，马倌起来喂马，看到苏长春睡得正香。他摘下挂在柱子上的马灯，提着一个笸箩，嘴里念叨着：“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夜里不回去搂着老婆睡觉，在这里还睡得这么香，真是个书呆子！”
　　听赵大哥说，这个姓于的马倌，是个单身汉，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因为起下寒（一种地方病）死了，留下他一个孤儿。两间破草房年久失修也倒塌了，老队长就把他弄到自己家里养活着，他就认老队长做了干爹。八九岁开始跟猪倌一起给生产队里放猪，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跟着羊倌放羊，二十来岁开始放马。有一次在河套里放马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伤好了以后，老队长就不让他再放马了，让他喂马，这样他也有个安身的地方，同时喂马常年记工分，挣得多。老队长想让他自己攒些钱，好娶个媳妇。可是，他一个孤儿无亲无故，又不会干地里的活儿，始终也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现在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一个光棍。
　　这里的人管光棍叫“跑腿子”。“跑腿子”也是有特殊的含义的，不仅仅是指光棍汉。因为“跑腿子”往往不是指年轻单身汉，大都指的是年龄在三十多岁以上没有娶到媳妇，却在自己无奈的情况下与别的女人有暧昧关系的单身汉。这里原是古老的达斡尔民族的居住地，留有很多古老的民风，笑贫不笑娼。这里的人不把女儿勾引男人看作是丢人的事情，也不把光棍汉与女人有暧昧关系看作是丑事。有的女人，自己的男人能力差，就会在外面再找一个“跑腿子”男人来帮助，有的甚至干脆就把外面的男人直接叫到自己的家里来，晚上一个女人两个男人在一起睡觉的现象不足为奇。这里的人管这样的男人叫“拉帮套”的。这个马倌就是这样的一个“跑腿子”。
　　赵大哥说这个马倌跟屯子里的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要好，已经好几年了。那女人的丈夫是个瘸子，干不了重活，养家有些难度，也管不了自己的女人。有时候，马倌去了，那女人还要炒上几个菜，让自己丈夫和马倌一起喝酒，喝醉了就在她家睡下来。她自己的男人便会抱着行李到另一个炕上去睡，默然地装作不知道。
　　苏长春住到这里的一个多月来，有好几次，半夜里马倌喂饱了马，提着马灯回来，挂在炕边的柱子上，把笸箩往炕梢一靠，拍拍身上的草屑，就走了。往往是后半夜才回来，回来后先到马厩里看看，再给马添上些草料，醉醺醺的一股酒气，一头倒在苏长春的旁边就呼呼地睡到天亮。也有时候后半夜走了，天快亮了才回来。
　　苏长春在朦朦胧胧中听到了他说的那句话，假装没有听到，翻了一个身继续睡觉。
　　已经来到这里一个多月了，三妹的婚事也已经定了下来，准迁证已经办完，正准备用挂号信寄回苏北去。苏长春已经写信给了父亲，把这里的详细情况跟父亲一一说清楚了。等苏北户口迁移过来，处理完那边的家产，父亲和四妹都来到以后，就给三妹完婚，然后再解决住房问题。在父亲、四妹没有来到之前，家人暂时在表哥家住着，苏长春就在生产队里跟马倌住，吃饭的时候都在表哥家吃。表嫂一个多月来成了大厨师，忙不过来的时候，好在还有三妹和小花帮忙。母亲自打到了这里以后，因为换水土，整天困倦，精神不振。小花和苏长春虽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但这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夫妻。
　　春种的时候，三妹和小花也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黑龙江当地人管女人的丈夫都称“你家掌柜的”，管男人的妻子都称“你屋里的”。刚干活的第一天，老队长就跟小花说：“你很会干活哟，你比你掌柜的能干。他就是一个书生，什么也不会干呢！以后队里的十几名妇女就由你来领班干活吧。”
　　三妹到生产队里干了几天活，她的对象家就说不要让她干活了。这里的妇女基本上都是不干活的，大多都是纯家庭主妇。有的女人结了婚以后，只管在家里做饭喂猪养孩子，一生都不到田野里劳动的。老队长说的十几名妇女都是指的没有结婚的大姑娘。
　　小花带着十几名妇女干的都是一些轻快的活儿，而且一个多月后就和那些女孩子们相处得像姐妹一样。老队长在喂马的那个屋里，当着苏长春的面不知道夸过多少回：“小伙子，你屋里的真的很能干呢！好样的，你娶了个好媳妇哟！咱们这旮达哪有你媳妇那样能干的妇女哟！”
　　有一天，老队长来到喂马的屋里，看到苏长春在看书，就坐到春儿跟前说：“小伙子，你不会干活，也难怪，你是个读书人，不是干活的料。读书人也好，我就喜欢读书人。我的表哥就是因为读了几年书，后来才出息的。当初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和我表哥都给地主家扛大活（当长工）。后来，李兆麟将军带着抗日联军的几个战士到北山里去打鬼子，路过这里。正好是大冬天，就住在我舅舅家。李兆麟和几个抗日联军的战士睡着了，我表哥看到李兆麟将军的皮袄破了一个大窟窿，就让我舅妈把李兆麟将军皮袄上的窟窿补上。舅妈在补皮袄的时候，看到窟窿里有个纸条，让我表哥看看。我表哥一看，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给李兆麟将军的密信，这才知道李兆麟将军是抗日联军的领导干部。我表哥不吱声就把那封密信塞进了李兆麟将军的鞋壳里。等李兆麟醒来一看，自己皮袄上的窟窿已经补好了，就找那个纸条，突然在自己的鞋壳里找到了，就问我表哥：‘是你把这张纸条塞进我的鞋壳里的吗？’我表哥笑着说：‘我看到那上面写的是给你们提供的路线和注意事项，我就偷偷地塞到你的鞋壳里了。我知道了，你是抗日联军的领导人呢！’李兆麟将军觉得我表哥很机灵，还识字，就跟我舅妈说把我表哥带走了。”
　　老队长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种倾慕的表情在脸上泛滥着。“我表哥去了不几年，鬼子就投降了，他后来回到了家乡，在我们这县里当上了县长。早都调走了，现在是地区行署的专员呢！”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唉！有文化多好！当初我要是有文化，不也能跟着李兆麟将军走吗？现在备不住我也是个县长嘞！何必等到我表哥都回来了，我才不给地主家扛活。后来表哥让我入党，这些年我就当这个地方的破小队长。没多大的出息呢！”
　　苏长春听他讲，就好像是在看一本抗联的故事书，便对眼前的这位六十来岁的老队长肃然起敬，原来他有这么多的经历！他突然想起，一个多月前在火车站窗口那个胖女人说过，老县长也就读过几年小学，现在已经调到地区行政公署当专员了。难道老队长说的“表哥”和那个胖女人说的“老县长”能是同一个人？
　　老队长还说：“小伙子，你有文化是好事，我们这里别的不缺，就缺有文化的人，你的文化将来会派上用场的。”
　　苏长春只是默默的笑了笑。
　　老队长多少也能认识几个字，他说他的表哥教过他《百家姓》。有一天晚上，所有出工的人都来生产队里记工分。辽宁台安新来落户的那个小伙子刚干活第一天，也拿个小本子出来，送到了小组长的手里记工分。新的记工分本子首先要写上名字，小组长接过本子问：“你叫啥名字？”
　　那个小伙子长得很粗壮，也不识字，嘿嘿地笑着说：“蒯世贵。”
　　小组长用手挠着头，不知道这姓蒯的“蒯”字怎么写，周围一帮人都哈哈地笑。马倌在一边说：“蒯住了吧！不会写就画圈吧。”
　　老队长坐在一边的炕沿上听到以后，说：“你他妈巴子的竟胡闹，哪有记工分的本子上画圈儿的！”可是，老队长虽然读过《百家姓》，由于平时也不写字，再加上蒯这个姓很稀少，他自己皱着眉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小组长被大家奚落得满脸通红不吱声。
　　老队长突然说：“问苏长春吧，他一定知道。”
　　苏长春这时候已经记完了工分，坐在炕里边倚着山墙聚精会神地看书，没在意那些人都在说什么。
　　老队长突然喊他：“苏长春，你知道姓蒯的‘蒯’字怎么写吗？”
　　苏长春这才知道这些人是因为一个字在奚落小组长，就放下手里的书，说：“大概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朋友的‘朋’字，右边加一个‘立刀’吧。”
　　老队长倏然一下子好像想起来了，连连地点头说：“对、对、对！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朋友的‘朋’字，右边加一个‘立刀’。你看看，还是苏长春的文化高，人家顺口就说出来了。看你们这一帮废物！”然后又说：“你苏长春也够谦虚的，还‘大概是’，你知道就说知道，怎么写就说怎么写。这帮人都是个大白杆儿（文盲），你还谦虚干啥？”
　　老队长说得苏长春有点儿不好意思，就说：“我也不敢叫准呢！这属于不常用的字。”
　　其实苏长春对这个“蒯”字印象是很深的。因为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北京有个造反派头头叫蒯大富，闹得很凶，全国几乎都知道这个人。苏长春就是从那个时候才认识姓蒯的“蒯”字的，小时候《百家姓》也没有真正的学，都是在伯父家学习写毛笔字的时候，伯父教他的《百家姓》，很多生疏的字，都不记得了。就因为这个蒯大富是文革时期的红人，他把这个“蒯”字记住了。老队长的一番赞扬，他真觉得是太不好意思了，要是问到了《百家姓》里面别的不常用的姓氏，自己也不一定就能马上说出来。
　　记工分的人都走散了。马倌喂完了马，披上他那件羊皮坎肩走了。马灯在中间的柱子上闪烁，玻璃罩里面的火苗不时地跳动着。苏长春坐在被窝里看书。今晚这个姓蒯的“蒯”字引起了他心里一阵颤动，他突然想起了苏北故乡的伯父。临走的时候，也没能到伯父跟前去道个别。伯父现在怎么样呢？伯母去世好几年了，伯父一个人孤苦伶仃，年龄大了，还经常会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年迈的伯父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多久呢？狗子弟弟也不知道回家去了没有？他要是回家了，在照顾父亲的同时也能兼管一下伯父吧！父亲现在又怎么样了呢？他的身体现在恢复得怎么样呢？眼看着两个多月了，齐三虎是否又去刁难父亲了呢？想到这些，苏长春不禁潸然落泪……
　　苏长春觉得，自己身上的重担并没有完成。刚到这里落脚，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落实，自己有很大的责任在肩上。这里确实很不错，富饶不说，这里的人朴实憨厚，没有以强凌弱，没有奸诈和妒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应该抓紧让父亲处理家产尽快过来！想到这里，他决定明天就到公社的邮政局去，把前几天已经办好了的准迁证寄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春儿向老队长请了假，步行了六公里，来到了公社所在地的邮政局。
　　邮政局是两间不大的砖房。南面朝阳的一面都是玻璃窗户，大门在北面开着。门扇虚掩着，苏长春拉开大门走了进去。
　　柜台前有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人趴着写汇款单。苏长春走到柜台前，看到柜台里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身上穿着绿色的邮局标志的制服。
　　见到苏长春来，那个老头问：“你办理什么业务？”
　　苏长春说：“我要寄一封加密的挂号信，这里能办吗？”
　　“可以，”那个老头说着，就从里面递过来一个周围带有密封线的牛皮纸信封，说，“你填好地址，然后把你要寄的物件交给我，我给你封口。加密的邮件必须要检查的。”
　　春儿接过挂号信封，拿出插在柜台上墨水瓶里的蘸水笔，瞬间就把信封写好了。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那张签有包括小花在内的八口人的户口准迁证，连同信封一起递给了里面的那个老头。
　　老头接过去一看说：“哟，又是苏北的准迁证啊！这几年往苏北寄准迁证的可真是不少。”看完，他把准迁证装进了信封里，用浆糊粘上一个带有“加密挂号”四个字的标签，然后封上了口。
　　就在这个老头说又是苏北的准迁证时，趴在柜台上的那个人抬头望了苏长春一眼。苏长春也看了看他。当两双眼睛对视的时候，苏长春大吃一惊，他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人是自己小学时候的老师。就在这一刹那，他脱口而出：“马老师！”
　　“你——？你怎么认识我？”这个人被苏长春的一声呼叫愣住了，本能地伸出手来接住春儿伸过去的手，两只手紧紧地握着。
　　“马老师，您一定不认识我了吧？我是你教过的学生，我叫苏长春。”苏长春望着马老师。
　　“苏长春？”马老师想了半天，突然想起来了，说：“哦，你小学的时候我教过你。那是在苏北，当时你是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全班50多人，就6个考上初中的，你是6个人当中成绩最高的。后来你没上高中吗？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马老师连续的问着话，手仍然握着苏长春的手。
　　“上了，这不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吗？高考停招了。在家乡也没什么前途，就跑到这边来了。唉！一言难尽呢！您怎么也在这里？您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呢？”苏长春回答完马老师的问话，接着问他。
　　马老师说：“我已经过来7年了，”脸上泛出难以言表的表情，又说：“我家就在这公社旁边不远，走吧，到我家说话吧。”他把那个汇款单装进了裤袋里，对里边的那个老头说：“我明天下班再来办吧。”
　　这时候，里边的那个老头已经封好了苏长春的挂号信封，递给春儿一张收据。向马老师点点头：“您慢走，马老师！”
　　那个老头也称呼“马老师”，春儿觉得有些疑问：难道马老师在这里也还是教书？在家乡的时候，听说马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呢！也许……？他也没好意思再问什么，就跟着马老师走出了邮局。
　　马老师的家是高大的三间草房，里面很宽敞，完全是东北的地方格局——中间的一间是厨房，两头的两间是卧室，里面两铺大炕，收拾得干干净净。窗户虽然糊着窗户纸，但是窗户纸上面都用麻油晾过，屋外的太阳可以照射进来昏黄的阳光。
　　马老师一进屋就大声地对他的妻子说：“快炒菜，来了个老乡呢！”马老师称苏长春是老乡，没说是自己的学生，看起来他是把苏长春当作老乡看待了。
　　在东屋里的孩子们听说老乡来了，都跑了出来。马老师的孩子比苏长春小不多少，两个姑娘都快要成人了，急忙帮助她妈妈烧火做饭炒菜。
　　苏长春一再推辞说不在这里吃饭，马老师说什么也不让走，无奈就只好留下来。不一会儿饭菜就做好了。炕上摆上了炕桌，只有春儿和马老师两个人对坐着，马老师的夫人和孩子们都不上桌。还是苏北的待客风格。
　　马老师也不喝酒，就一边吃饭一边说话。
　　通过交谈，苏长春才知道，马老师在苏北被打成了右派以后就在一天夜里偷偷跑到了黑龙江来了。到这里一开始也是在生产队里干活，后来大队发现他有文化，正好这里的学校缺老师，就让他教书。他如实地说自己在苏北被打成过右派，可是这里的地方干部说。什么右派不右派的，你有文化能教书就行。马老师就重操旧业，又干起了教书的老本行。开始在小学里教书，后来公社的中学里缺老师，就让他到中学教书。马老师说，自己水平不高，本身就是个中专的水平，也没教过中学，但是非给他调到了中学里，现在就在公社的中学里教语文课。
　　马老师知道了苏长春到黑龙江来的原因和经过以后，也是很感慨，说：“这个地方很好，除了冬天寒冷一些，其他的一切都好。我到这里没有人把我当右派对待。你已经高中毕业了，实际上你现在的文化水平比我还高呢！别走了，就在这里扎根吧，你的文化会有用武之地的。这里有很多老乡，以后你慢慢就都认识了。”
　　苏长春说：“没想那么多，只想有个安身之所，一家老老小小能过上丰衣足食、安安稳稳的日子就满足了。”
　　马老师一个劲儿地鼓励苏长春：“不要灰心，要坚持学习，别把自己的知识丢掉了。”
　　在马老师家吃过饭，苏长春急忙回去。晚上把见到马老师的事儿告诉了表哥。表哥说：“他比我还早来一年呢！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还没有熟悉这里，时间长了以后，你会见到很多老乡呢！”
　　下午，老队长见到了苏长春，老远就喊：“小伙子，你下午不要跟马车去了，你上大队里去，有事！”
　　苏长春到了大队里，一个干部对他说：“你就是苏长春？”
　　苏长春说：“是的。”
　　“到处找人写标语，也找不到那样的人，老队长说你很有文化，这几天你就到各个生产队去写标语。这里有两袋子白灰，一会派个人给你打个下手，你就负责写，就写在各家各户的墙上。主要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标语的语句上级已经发下来了，你就照着那上面的写，重复也不怕。”这个干部说着，指着门前的两袋子白灰和一个小水桶，水桶里有两个亚麻做的刷子。
　　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赶过来一辆毛驴车，上面有两个铁水桶，他把白灰装到毛驴车上，说：“走吧！”
　　苏长春和那人都坐到车上，毛驴车蹭蹭蹭地向村子的街巷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