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屋下》第六章：运开闹分家

　　《横屋下》第六章：运开闹分家
　　可能读者会疑问，从第二章开始写爷爷的床前遗言，第三章写了三叔的多才与义气，后面两章又写了横屋里的早上与夜晚。这与最前面的兄弟医院闹纷争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章里我着重写写这个事情。
　　1967年农民正月二十上午，罗运宏正在县税务局的办公室处理文件。嘀铃铃，啼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起来。罗运宏此时正是县税务局的秘书股长，他抓起电话，就听电话那头说“找下罗运宏接电话”，罗运宏一听是母亲的声音，赶紧说“依呀，我就是运宏，有什么事”电话的那头说“你赶快回家，家里有急事，老二闹着要分家”，听到母亲说老二要分家，运宠知道不是小事情。否则母亲也不会跑到大队部去打电话过来。特别说明一下，大队部就是我们隔壁的郭家村，我家住在靠郭家这边的村头，大队部建在靠罗家这边的郭家村头，因此，罗家与大队部就隔一坵田。上巷的周家村，刘家村，张家村，肖家村等，要去大队部买东西或看病都要经过我家后门口前的的这片果树林边过。
　　罗运宏接到母亲的电话后，知道家里出了大事，因为他知道，老二运开是一个性情火暴的人，如果不赶紧回家，母亲肯定招架不住。罗运宏二话没说，将家里发生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张局长。赶紧向张局长请了两天假，张局长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罗运宏向张局长请完假之后，赶紧骑着单位的自行车回家了，从县城到罗村家，有三十八华里的路程，骑自行车大约要一个半小时。罗运宏到达家里的时间已是上午十一点多钟，二叔罗运开去田里还没回家，运宏就向母亲问了问是什么个情况。母亲说，运开看见村里的几个与他年纪差不多的，有的建了房子，有的正在准备建房子，又说现在老三长大了，已经满十八岁了，自已也已为这个大家庭贡献了十年时间。
　　事情也正象二叔运开所说的一样，二叔五四年结婚，结婚后一直没生孩子，一直到1961年6月才生下长子会荣，64年又长下长女清华，从结婚到现在已十三年了，自已夫妻俩也为这个家庭贡献了十三年，现在儿子六岁了，自己也要为自己和儿子建房，现在你老大家四个人要他养，他觉得自己亏。
　　罗运宏想想也是，自已在县里税务局上班，每月工资三十几元，虽然扣除自己的伙食费后，自已的工资全部上交母亲，自已可以说是大公无私，但对于老二运开来讲，这一切都跟他没多大的关系，钱他又没得到一分钱。现在自己除了老婆在家种地外，还有四个孩子在家，老大会文，今年十四岁刚考上初中，过了正月十五元霄节，已去乡中学报到读书了，老三刚考取吉安市的重点高中白鹭洲中学读高一，正月十五元霄节后，也去吉安报到了。现在家里，自己还有十二岁的长女梅花，四岁的次子会虎，二女桂花。这样一想，老二运开提出分家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
　　到了吃中午时，老二运开从田里回来了，吃完中饭，运宏、运开两兄弟坐下来谈了一个中午。运开说：“原来老三小，父亲说要将老三带大，并让他读书，我也答应了”接着又说“现在老三已满十八岁，又考取了高中，你儿子又读初中”“我一个人在家种地养这一大家人”“人家运祥，运通，运发，还有忠象，义象等去年都做了房子，运来，运怀也在打墙脚准备建房子”“他们都与我差不多年纪”“我已为这个家贡献了十几年，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我要分家，我要做房子”。运宏说“你要分家，老三还要读书，读高中要三年，将来还要读大学，总不能我一个人来养吧，还有母亲，母亲怎么办”，最后两个人争来争去没有一个结果。后来，二叔运开，又从老三说到了老大自己身上，说“你现在有四个子女在家，只有你老婆在家种田，我还要养活你一家人”。
　　老大运宏听了老二说这些，，也许他是真在为老三读高中上大学的事情考虑，也许他已从自己维持这个全大队，全公社，甚至全县的最大家庭中，得到的赞杨和荣耀太多了，他没从分家方面去考虑，甚至在他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过分家的念头和想法，他所想到的就是如何继续维持这个大家庭。因此，他作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决定。他的决定就是把刚上初中报名的长子从学校里叫回来与二叔一起种田，按照他后来自己的说法就是“田也要把人作，读也要把人读”，正是这个决定，才有了后面几十年来，大哥每次与父亲争吵时都要说“十四岁就把我叫回来与二叔一起挣工分”也是大哥在医院与我争吵时，他说“是我养活了你，是我让你读大学”“我不说，你还有什么可说”“你说谈补偿没道理，没这样说法”“我还说要补偿十万，三十万呢”。虽然大哥现在是六十二岁的人了，但他一生都没放下四十多年前，父亲让他从初中刚报名，就把他叫回来种田的事情。这也是兄弟两产生矛盾的根源所在。
　　在老大罗运宏的固执已见下，在老大牺牲自己儿子学业为代价的情况下，兄弟俩最终达成协议，继续维持这个大家庭。十四岁的大哥会文，当时是不是反抗了我不知道，可能反抗了也没用，反正大哥只上了一周的初中，就从学校回到了罗家村，就开始与二叔一起在队里挣取工分了。由于二叔没达到自己提出的分家要求，在家里，在队里，二叔对我大哥也不是很好，不但没有利用队长的身份照顾大哥，可能还让他做一些，与他的年纪不相称的重活累活。这也是大哥一生恨自己父亲的另一个原因，说父亲太自私了，为了图一个好听的名声，让自己的儿子和老婆受苦受累。
　　1969年（从三叔当兵时间推算）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武斗的最激烈的一年，吉安的武斗更是全国出名，有红卫兵造反派，有工人造反派，有井岗山师，有红棉厂师等造反派组织。各方打斗得相当厉害，有的甚至出现的人命，各方开始捉对方的人了，据说有促到的，打死后直接投入赣江的事情也发生了。前面说了，三叔在学校也是学生会的干部，是宣传委员，也算也造反派的头目之一，这也是三叔参加工作的一，开始分配在保卫部，最后清理三种人，从而离开保卫部的原因，当时的保卫部，我估计应该是现在的公安局，当然，这个事情我没去向三叔证实。1969年初，三叔结束了自己的高中学习，回到了农村，在逃过了一次被抓之后，三叔69年底去当兵了。三叔从此也不需要两兄弟膳养和照顾了。本来此时，也是一次最好的分家机会。但是，老大罗运宏还是选择大家继续生活在一起。
　　1970年，南昌林业汽车团在我县招十几名汽车司机，当时我们大队分到一个这次招工的指标，当时的大队支书是我的戚胞伯伯罗运清，那年我大哥刚好十八岁，伯伯的意思是让我大哥去，这次父亲又是固执已见，还是坚持“种田要有人，读书要有人，会文就是要在家种田”“还说，开车是足踩鬼门关，一只足了世上，一只足在地狱”，又一次让大哥恨死了父亲。最后这个指标让给了同村的一个人，现在这个人家在南昌过得幸福无比，真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南昌林业汽车团招工之事过后不久，大哥在家里大闹了一次，为什么事在闹我不清楚，但这次大闹的结果是，大哥将我家横屋里原来客厅箱几上两边一边摆的一个大花瓶打碎了，从此这对在家里摆放了几十年的花瓶就这样告别了这个大家庭，至今想来，我都觉得这两个花瓶很可惜。据我三叔讲，其实大哥后来还有一次出去的绝好机会，可是这次绝好的机会，又一次被我爸爸否决了。
　　事情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离开了税务局，到了当时的抓指部，全名叫抓革命抓生产指挥部，具体是分在县城赣江对面的庐前农场任副厂长。这个庐前农场，父亲带我去住过一个星期。这是我第一次坐小划子渡船过河。这次坐船的情景，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一些，父亲带着我、自行车、还有稻草，另外还有两个人同船。到了河对岸，我坐前面，稻草放后面，父亲骑着自行车，时间不长就来庐前农场。
　　父亲在庐前农场期间，有一年，他负责招工，这时三叔已转业参加了工作，三叔向父亲提出，将大哥招进去，父亲说“我也在这里养猪种地，我又招一个儿子进来养猪种地”，大哥从此失去了最后一次离开农村的机会。后来，父亲招进去的这批人，大多数被安排在了商业部门工作，有的后来还被分配在了烟草公司工作。
　　故事讲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现在父亲又在制造我们兄弟之间的矛盾，父亲又想用一个后面的错误来弥补他曾经所犯的错误。这就是横屋下的恩恩恕恕。
　　好在大哥最后接受了我提出的方案。前面给孙子的，给曾孙的，我不再说。父亲也不再提供曾孙读书和补偿大哥四五万元的问题。现在父亲生活不能自理了，将来的工资只能用在父亲生活、护理和看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