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反思

　　高天西对张鹊儿，陷入终生的绵长追思中，没有再娶。有人劝他说：“往事只能回味，回不去了。何必纠结在那些已经过去，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呢？人生没有重来，只有新的开始。给自己个新的开始吧！”他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并不多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时代的起承转合。高天西也不例外，人生里，照样折射着时代的风云变幻。
　　张鹊儿那么年轻就不存了，他却成了阎王爷的漏网之鱼，直到2014年还在世，已99岁，而且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清晰。他对人生人世，也一直没有停止思索，真可谓“打破砂锅璺到底”。他的近百年人生，漂泊、动荡、坎坷，同时也丰富、刺激、充实。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交替出现在他的命运中。他很幸运，即便屡经大灾大难，却始终没有迷失自己，也没有荒废自己，步履从容，甚至潇洒地在走着自己的人生之旅。
　　新中国建立后不几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做领导工作。父亲和女儿也被他带进了大都市。老迈的父亲，跟着他享受了数年比较富裕、安逸、受人尊重的生活后，无疾而终。凤仙就不一样了，磨难在等着她。天西先让她用了几年时间，下死劲攻克文化堡垒，大体能看下去书的时候，才给她安排了个工作。没想到，她竟跟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大学毕业生谈起了恋爱，天西也没有反对，还欣然为他们举行了婚礼。这就注定，在后来的屡次运动中，她必成为打击对象。但是她挺了过来，无怨无悔。高天西和张鹊儿的女儿，生命力顽强，扔在沙漠里，也能开出花儿来。
　　纵然是善于思考的高天西，也没法超越大现实。他被裹挟在那个年代的那种氛围里，人性中的善良、美好，不由自主被“格式化”了，梦想着凭大干快上，很快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于是便积极参与、组织过多次大小折腾，甚至整过一些他认为“反动”、“落后”的人。谁知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因有出逃苏联的经历，突然成了阶下囚，自己也成了挨整的人。一有运动，他就会被拉出来，像捆粽子一样被捆着游街示众。他当然万分困惑，但以他的个性，纵是万箭穿心，也依然能扛得住。还好，他终于扛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一切问题又不是问题了。没问题，反让他更困惑。自己这样的人，命运也无把握，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过些年头是有问题人，过些年头又成了没问题人，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社会一定什么有问题。但他又想不通到底是什么有问题。
　　社会公平，不在结果，而在起点。只要起点公平，你没有输在起点上，结果就靠你的努力了。在中国，习惯上把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干部称为高干。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天西是行政九级干部，月工资250多元。凤仙夫妻也是中层干部，月工资近100元。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那个年代，天西却有如肉、牛奶、巧克力等特供的物资，住着独栋房子，配有专车。而乌塘的土地收成低，征购粮上缴之后，常常连口粮都不够。农民的饭，常用胡萝卜叶子裹一把米糠，做成黏糊糊的一团吃下去。一个劳动日值，只几毛钱，每月不过挣几块钱。因此孩子多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当年西逃回乡时，高天西曾发出豪言壮语，要做乌塘所有孩子的父亲，要让他们都过上富裕的生活，可个人力量有限，大众的幸福，还得靠国家富强，因此他食言了，只是偶尔接济接济特别可怜的孩子。
　　凤仙作为官二代，虽跟着出身不好的丈夫、有问题的父亲，受过许多磨难，但在物质生活上，远比普通百姓的孩子要好。她的儿女们作为官三代，则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成长环境和乌塘农民有着天壤之别，男孩子人高马大的，女孩子也气色很好。而待天西的这些养尊处优的外孙们进入社会时，正赶上了改革开放时代，虽然天西律己甚严，从不肯替他们说一句话，但他们的关系网都是高干子弟，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都比乌塘普通百姓的孩子门路多，容易成功。一个外孙，经商大富后，还执意要移民美国。为此，天西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谁也没有说服谁。天西气得大骂他“卖国贼”，外孙笑道：“你当初逃苏联，难道也是卖国贼吗？”
　　“那时候民不聊生，现在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现在生活是富裕了，人们不用再为生存‘备战备荒’，拼死拼活了，可法治不够，人治传统在中国依然根深蒂固，潜规则盛行，办什么事，都得花钱寻门路，求人看脸。这样挣到手的钱，算有问题呢，还是算没问题？只要有人找茬，说有问题，就有问题。我有这么多钱，在国内没有安全感，活人很难。”
　　“我绝不是‘钱冷淡’，但觉人不能光为钱而活着，生命中还该有精神上的坚守和追问。你们这种人，有钱没钱都是土鳖，注定被钱搞得死去活来。你有那么多钱都难活人，乌塘老家的农民没有多少钱，也没法移民国外，难道就不活了？”
　　“正是呢，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人。我就因为是你这个高干的后人，可以发大财，可以移民国外，他们纵然可以离开农村，也只能在城市做农民工。你作为高级干部，就不想想原因吗？”
　　这的确让天西不由又陷入了沉思。今日中国，套用狄更斯的名言，即：“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不可因为好而得意忘形，固步自封，但也不必因为“坏”而灰心丧气，不思进取。

　　乌塘跳马梁村，天西家的老宅，一直保留着。天西家的房子，随村里人家的房子，由草房变为瓦房，又变为楼板房了。每隔几年，天西都要回去住一段时间，了解民情，尽其所力帮助乡亲。当年他西逃后第一次回乡时，乌塘人口只有几千，狼常成群出没，如今人口近六万，狼则绝迹，环境明显恶化。当年的年轻人，上过学的是个别，如今则没上过学的是个别。当年乌塘无一大学生，如今乌塘一少半年轻人是大学毕业，出国留学的也有好几十。当年因为穷，乌塘人坐不起火车飞机，只能沿丝绸之路逃往苏联，如今留学的，都是坐着飞机，去了英法美德。当年中国不到四亿人，倒缺吃少穿的，乌塘的大姑娘，也长年一身黑粗布衣服，且缺换洗的，总是脏兮兮，如今中国近十四亿人，倒不存在吃穿问题，乌塘的老头，也穿的五颜六色，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如今的老辈比当年的老辈显年轻，小辈比当年的小辈显好看。当年的乌塘，三里石板街有名无实，只有几百米长。街上也只有十几家人经商，余下的乌塘人，概务农。如今村里空了，街道满了。村里务农的尽是些老人，满街道是搞工商或打工的年轻人。街道则是好几里长的水泥大道。这几里乡下街道，根本就装不下几万乌塘年轻人，于是他们远走高飞，在全国各地，乃至外国谋生活。务农的老人，也不养牛马，而是花钱租机器收种庄稼。乌塘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就在这几十年变了，一变而为工商文明。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乌塘人传统伦理道德的缺失，实用主义哲学大获全胜，金钱至上，笑贫不笑娼。改革开放之前，乌塘人不能也不敢有自己的思想，上头想让怎么说就怎么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进入一个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远要比当年丰富多彩，八面来风集乌塘，年轻人视野宽广、胸襟开阔、思想空前多元，想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个性释放，乱花渐欲迷人眼。这要放在以前，早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了。嘿！那些在国内时怨这个怨那个的留学生，一出国就爱国得不行，到处夸祖国，力挺中国。不过，当年由于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乌塘人才有那一场椎心泣血的落难西逃，所以如今乌塘人无论怎样思想多元，除过脑袋有问题者，无不在爱好和平上，多元归为一元。
　　和平与动乱，一直是中国光明与黑暗的命门。强汉盛唐，将其国都命名为“长安”，无非是要长治久安，永远和平。能够治理出强汉盛唐来，国家治理者也必是大手笔，然而，汉也亡于动乱，唐也亡于动乱，长安一再被动乱蹂躏。几千年来，动乱总在中国挥之不去。过去与现实相接，如今我们这个处于变革转型期的中国，蕴藏着丰富复杂的内涵。国家强大、经济腾飞，为这个时代铺就了堪称“伟大”的底色，高天西当然自信，但他也明白，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只有阳光，没有阴霾。讳疾忌医，认为没问题了，万事大吉，本身就是问题。搞不好，又会踏上动乱的覆辙，不可不深思之。深化改革，持续稳定发展，也必须深思再深思。
　　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仁人志士们，就已开始寻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了。复兴事实上就是重生，生必有阵痛。回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所走过的寻梦、追梦以及接近圆梦路，多少次坎坷甚至失败，都是为复兴付出的代价，都是阵痛。时至今日，终于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令人叹为观止。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统治者，有末期的清王朝，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等北洋系的军阀，蒋介石的威权体制，直至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的混乱、分裂才算告结，中国才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都走在终结专制，追求构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之理想的路上。
　　中国专制王朝，之所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因为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被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官治民，民被治，官剥夺，民被剥夺。是官比民强，小民最难。连出身王族的屈原，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于是，官逼民反，也自然而然，就成了王朝时代惯常的冲突模式。民反而旧有的王朝秩序瓦解，然后经历一个军事过程，最终实力强大的问鼎天下，重建新的王朝秩序。如此，国家便是暴力的垄断者，所谓的秩序只不过是强人统治，暴力秩序，是百姓对暴力的暂时屈服。长达几千年里，中国的统治秩序，都是在暴力瓦解和重建中循环，并未在制度上有根本性的进步。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常常被说得很狗血，其实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1840年之前，清王朝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一，直到灭亡时，经济总量也是世界第二。而最该肯定的，是清廷敢于承认落后，肯从天朝的自负中走出来，把打败自己的敌人当老师。清王朝末期所遇到的情况，也与别的王朝末期大为不同，朕即国家的暴力统治硬是撑不下去了，但清廷并未只用暴力镇压来苟延残喘，还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清宗室载泽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阻挠改革者，为既得利益官僚：“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清廷的改革，确实是真诚的，可惜认识到只有体制改革，才是清王朝的定海神针，为时已晚，而1911年改革到了关键时刻，又掉了链子，妄想以皇族内阁来垄断权力，且这个内阁刚刚成立就自身违法，还是几千年来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问的傲慢姿态，公然宣布民营铁路国有化，随便剥夺民间财产，于是丧失了人心，全盘崩溃，被逼交出了政权。有个说法，即如果当苦难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人们就选择忍受，但当发现还有改变的可能后，人们就无法再忍受。清王朝的结局与后来的苏联解体，有些相似。当太平天国的暴动席卷半个中国的时候，人们意识到不过是一个王朝换为另一个王朝，中国社会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即对太平天国不抱多少希望，清廷因此而能够以暴力将其镇压了下去，但当清廷走在宪政体制改革路上时，人们对未来抱有很大的希望，于是武汉几声枪响，即让许多省份以宣布独立来响应。清廷倒无以应对，隆裕太后只好哀哭着，宣布清朝皇帝逊位。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可惜，将中国的王朝变为共和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根本改变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权大于法的现实。孙中山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一生中，并没有真正执掌政权，也就没有机会实现承诺。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即实施帝制，欲重新变民国为家天下，且跟着这一倒行逆施丢了小命。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阀，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帝制阴谋，但军人政权难言有民主、法治，依然是谁有权谁的话就是法，而且期间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动荡不宁，生灵涂炭。人民别说做主人，连像王朝时期那样做稳奴隶，也求之不得。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其人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法治，但直至兵败大陆，他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还是人治政府，掌权者把公权力“私有化”、公务员“家丁化”。当时蒋介石随便一句话，即等同于专制王朝时皇帝的圣旨。他一手遮天，予取予夺，任意妄为。只要认定谁对他构成威胁，就会祭出大权，让对方的日子不好过。既然有人治政府，就没有民主、法治社会，因此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官员贪污腐败，也必成为正常社会现象，反贪也总是成为闹剧。一言以蔽之，从清末到民国政权被推翻，整整一代人，都成为改革、革命之试验的白老鼠，——初衷良好，结果不堪。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一条人民当家做主的道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犯了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错误。随后又人为发动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乱象丛生，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经济沦落到了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民生大为改善。短短几十年时间，已经从先前的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甚至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但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社会价值迷茫、环境问题突出、群体事件不断，却成为迫在眉睫，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背后必有制度不完善的因素。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当年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依然适用于当下，中国随着时移势易，情况的不断变化，需要继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改革到今天，中国人的心态，也已变得无法忍受不深化改革了。这种“形势比人强”，也正是顺势而为，深化改革的真正动力。
　　当然，有人对深化改革，疑虑重重，觉会搞乱中国。他们举出的例子，无外乎苏联的解体。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无疑一直都受着苏联和其前身沙俄帝国以及其继承者俄罗斯联邦的影响。特别是苏联，影响了中国几乎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前三十年，既有中国历史自我复制的一面，又有复制苏联的一面。正是中国历史和苏联历史的融合，造就和影响着当今的中国。也正是由于当今的中国有着太多前苏联的因子，才有必要对前苏联作以深入思考、解读。
　　要解读苏联，必须先解读独裁。独裁，是统治者拥有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权，用以满足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现代独裁政治又发明了一套用词汇、语句构造的唯一正确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尽最大可能压抑人们自发性和自主表达性。也就是为了保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让人民失声，让人民服服帖帖，或者说是用意识形态来对人民进行诛心。
　　不管苏联在创建时，抱着多么美好的期望，但苏联因没有形成有效的纠错机制，领袖个人意志决定社会态势，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可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所以并没有真正产生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是在成功地消灭了资产阶级、财产权和市场后，制造出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即自我神圣化、万能化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集中掌握了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率先进入了“按需分配”的社会，从出行的坐骑、居住的豪宅，到特供商品，乃至私人生活秘书，一应由国家来配给。
　　权力是官僚的利益之源。所以，官僚集团每当他们的利益遇到挑战时，就强化权力，巩固既有利益，权力因此处于永无止境地扩张之中。权力一旦失去约束，裸奔起来必带来恶果。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独裁，便是权力失范下的“蛋”。与之相对应，则是被迫沉默的苏联普通百姓。而百姓的不满，也在沉默中积聚着。于是，1989年，苏联在既没有内乱，也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突然瓦解了。（有说法认为苏联的瓦解是西方势力的影响，其实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在当时开创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虽然没有对外输出，却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对发生苏东剧变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的瓦解，表面上是苏联某些领导人做法不当所导致，其实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联。因为在苏联瓦解过程中，苏联人民保持了沉默，也就是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如果苏联人民对苏联极为热爱，那么强大的苏联，能轻易瓦解吗？
　　苏联的官僚统治秩序，不仅底层大众不满，同时也受到内部争权夺利的威胁。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官僚们既为了共同的利益抱成一团，又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在感觉共同利益即将不保时，他们便互相攻击，各谋退路。当新的牟利机会出现时，他们转身又参加到推翻旧秩序的行列中去了。俄罗斯联邦最初从苏联独立出来时，大部分富豪为前苏联的官员，便足以说明，正是没有及时革新制度，实行民主，让人民对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致使大大小小的官员成为蛀虫，蛀空了苏联这座大厦的基础，苏联土崩瓦解才成为势所必然的事情。
　　当今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要防止出现苏联瓦解或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动荡，就必须认真进行制度性的反思。说到底，就是要把人民当家做主落到实处，在体制上让人民有话语权，也即民主集中制，不能只是民主落到口上，而集中却落到实处。当然，中国的民主，不等于西方的民主。但不管怎样，时至今日，我们的认知都该改变了。当今的中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不再泾渭分明，制度性元素的混搭已突破了传统的界限。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因此，只要能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只要是更科学的、更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就没有必要在一些意识形态的名词上做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了，免得错失深化改革的良好时机。
　　每个公民，都是弱小的个体。只有通过制度，让公民形成利益共同体，才能将权力导向正义，从而保障弱小的个体之利益。民主，就是要通过制度，让官本位变为民本位，让权源于民，让人民拥有选择、监督执政者的权力，让执政者非但无法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反而执政如履薄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
　　为了保证所有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利益，政治过程必须进行讨价还价，使得社会不是由官僚来治理，而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来治理。人民对其治理不满意，可以令其下台。从政也就成为高风险的行业，稍有不慎，就得付出代价。而确实为人民服务的从政者，也不会害怕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如此，从政者的上与下，不再依靠潜规则，不会形成逆淘汰，从而可有效防止官僚集团的形成和固化，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也不再依靠强力或暴力，中国日后的路，才有望能真正走出那种以暴易暴的怪圈。
　　一百多年来，中国大地上，不断上演着改革、革命的活剧。连家天下的大清国，改革的目的，即是通过体制重建，让权力部分的服从于法治，也即是部分的还权于民，此后的革命、改革，目的更不用说，但都没有从制度上确立民权。目前中国深化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制度、机制，来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早在几千年前，孟子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几千年来，在中国，权都不源于民，民也就没有真正贵过。如果这一改革能够成功，将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之变局，将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中国梦”，将是千秋伟业，必彪炳史册。
　　当年的乌塘落难人，是一群最愿意吃亏的人，西逃丝路中之所以选择暴力反抗，就是因为处在那种以暴易暴的怪圈中，既忍无可忍，又别无选择。当初衰，百姓苦，如今兴，千万不能再让百姓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