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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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泉接到了联校的通知：到中学报到。他苦笑了一下：“我这个人是块腊肉骨头，是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免了辞退之灾，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辞退他这个风波好比只是有人拿刀在他脖子边虚晃了一下，没伤皮肉，也没伤汗毛，只是吓吓他而已，只是向他敲敲警钟而已，他不应该往心里去。
　　他怎么能不往心里去啊。
　　去中学报到的那天，老师们都赶到乡政府，听乡党委传达市委的形势报告。
　　联校长任丕汉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告诉老师们：现在，请赵党委给大家作报告。
　　在老师们的掌声中，赵党委满面含笑地坐在了麦克风前。袁泉朝主席台上一望，心里好吃惊：是他？
　　是的，是他，是他教过的学生赵乐。那是他刚当上民办老师的时候。
　　那几年，学校每个学期都要举行两次统考，统考后按学生的成绩依次排队，全年级100多个学生，赵乐的名次总是在倒数十名的行列。对此，赵乐不以为然，常大大咧咧地笑着告诉人：“老子读个卵书！”
　　袁泉常对他苦口婆心，晓之以理。赵乐想：就是读完了初中，也不会有多光明的前景等着他，所以，初中二年级未读完便离校了。离了校的赵乐今天打鸟，明天捕鱼，倒也乐得其所。
　　赵乐虽没有读书，袁泉仍在心里记挂着他，因此，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
　　有时，赵乐帮着母亲在责任田里干一会儿，但一袋烟工夫就溜了，他觉得满身泥土满身汗的日子不是人过的。过了一段时间，便跟了几个小混混在公共汽车上捞外快，气得母亲一个劲地骂。
　　后来，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一股顶班风，凡是国家机关或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职工，都可以退休后让儿子或女儿顶班。
　　本来，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国是一个母系社会，即儿子、女儿的户口跟着母亲落户。如果母亲是城市户籍，所生子女便是城里人，长大后会很轻松地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母亲是农村户籍，所生子女也只能是农民的后代，想找到一份工作几乎不可能。
　　人人都想跳“农门”，但户籍制度只能使人干瞪眼。
　　顶班的政策公布实行后，为母亲是农村户籍的干部职工的子女们跳“农门”开了一个大大的方便之门。
　　它的巨大的诱惑力，使顶班制度在执行中出现了三十五岁退休和四十岁顶班的有趣现象。
　　赵乐的父亲是县银行借贷科的一个副科长，那年四十八岁。本来还有高升的可能，可是为了让儿子顶班吃皇粮领国家的工资，决定提前退休。但年龄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标准，这好办，去医院办一份患有不治之症的病历就可以了。
　　赵乐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已出嫁，父母自然不会让女儿享受这个恩惠。赵乐的哥哥是个高中毕业生，读书的天资和赵乐判若两人，三年前高考只差三分就上线，但还是没法进入大学之门。但他不气馁，也有科学头脑，边在家帮妈妈种地边复习，准备来年再考。由于他肯动脑筋，使家里的责任田比妈妈一个人种的时候收成好得多，村里人都夸他，他也尝到了甜头。去年竞选他当上了村长，他也乐意，决心在农村干出一点名堂来。
　　顶班的制度实行后，哥哥心动了，他想去顶父亲的班，只要让他吃上皇粮，他的能力就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可是父母不同意，因为哥哥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就不会为日后的日子发愁。而赵乐，论能力没能力，论文化没文化，又不思进取，整天在公共汽车上盯着别人的钱袋，说不准哪天会被公安局请了去，一直是父母的一块心病。这次父亲能因“病”而退，让赵乐去顶班是他们家最合适的人选。
　　赵乐的父亲经过简单的活动，在派出所将赵乐的年龄改为了十八岁，又花了不多的钱为赵乐弄到了一份高中毕业证。这样，十五岁的赵乐便成了一名年满十八岁领取国家俸禄的银行的工作人员了。
　　什么也不会的赵乐到了县银行后，搞了一年收发，后来跟着别人到各单位催收货款。两年过去了，赵乐的工作不断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差错，行长不知给别人道过好多次歉。
　　赵乐觉得在银行干没多大意思，他在跟着别人下单位催收货款的工作中，觉察到当一个行政干部要有威风得多。赵乐的父亲在儿子顶班一年后，不治之症没治就痊愈了，又回到了银行。他知道了儿子的志向，特地和县银行的领导商讨了一阵子，利用市场经济正开始实施、银行人员成众人追着求告的香馍馍的有利时机。没费多大劲就让赵乐转行到了一个乡政府，当上了一名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办事员。
　　上级要求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恰好原来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调进了县城，赵乐虽远离知识化的标准，但乡政府没有合适的人选，他便凭着年轻的优势轻松地当上了乡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代主任。
　　计划生育办公室虽然是乡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总人数才两个，但主任一职却是这两个人机构的一把手，他有权单独到各村执行属于他的具体工作。这样，全乡各村的头头们便都认识了他，利用各种机会与他套近乎。当初和赵乐一起在公共汽车上显过身手的伙伴见赵乐当了主任，既羡慕又嫉妒，有什么办法呀？
　　计划生育是个硬指标的那几年，谁家有了超生子女是要罚款的，罚款的数目由计生办主任说了算。这个无据可查的特殊的权利使赵乐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收入，于是，他超前买了一辆摩托车。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在各村风光的兜风，使他开心不已。
　　后来，县政府发现顶班上来的干部子女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有几个顶班上来的青年办事有能力，让他们当头头虽然附合年轻化的标准，但知识化、专业化却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专为这些顶班上来的青年男女们开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时间一年。承诺：结业时颁发本县通用的中专毕业证书，享受中专毕业生待遇。
　　赵乐进了干部培训班。
　　进入培训班的赵乐发现与他一同来读书的哥们姐们比他强不到哪里去，原先还有点担心被人嘲弄的顾虑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培训班的课程不多，主要是语文、数学、政治。给培训班上课的老师都是从县办高中抽来的有经验且较负责的老师。老师们知道这些来学习的干部们文化水平虽然不高，思想觉悟一定很高。他们为了今后能更好地工作，学习的积极性也一定很高，一定会认真刻苦地钻研学习。因此，老师们个个都打算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这些特殊的“高级学生”。
　　第一天上课结束后，“高级学生”们提出了意见：给我们上课为什么多半是男的？两个女老师年龄也太大了，我们没兴趣听！
　　意见马上反映到了县政府，县领导想，这些学生们大多是年轻的男子，如果老师也是男的，可能太清一色了，学生们提这样的意见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于是，两天后，调来了几位年轻的女老师。
　　教语文的是一位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分来的女老师，第一堂课就向“学生”们提出了几个问题：知不知道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读了鲁迅的哪些作品？有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
　　“学生”们的回答真可谓千奇百怪，没有一个令老师满意。女老师指着赵乐问：“赵乐同学，你能说出林冲是哪本书中的人物吗？”
　　赵乐一听叫他同学，十分生气，在乡政府、在各个村，谁都叫他赵主任。今天这丫头真是！便没好气地说：“林冲是《三国演义》这本书中的一个人谁不知道？”
　　一阵哄笑。
　　坐在赵乐旁边的同学告诉他：“是水壶”
　　赵乐嘿嘿笑了：“呵呵，我答错了，是《水壶》这本书中的一个人。”
　　“不念壶，念浒。”老师纠正道。
　　不知谁说了句：“中国的怪字真多！”
　　“那么，你能回答苏联的一部名著《母亲》的作者是谁吗？”
　　赵乐真好笑，脱口答道：“母亲就是我娘，这你也问我？”
　　女老师忍不住扑哧笑了，又问：“赵乐同学，你还记得《小英雄雨来》这篇文章吗？这可是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呢！”
　　赵乐见又叫他“同学”，本来想发作，转念一想，算了，逗她一下：“过去只有唐伯虎点秋香，今天秋香点起唐伯虎来了……”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女老师羞红了脸，也生了气，但不好发作。
　　日子就这样打发着，倒也乐其所哉。
　　这些高级学生们开始几天上课还能基本上按时进教室，后来，渐渐失去了上课的兴趣，干脆在宿舍搓麻将，看录像了。
　　上课的兴趣倒在其次，最令这些特殊学生们不满的是吃饭的问题。这些人大都是乡镇的大大小小的头目，平日下村，村村管饭管烟管酒，从不自己掏钱。培训班的食堂虽然县政府补贴了很多，但他们终究要自己掏一部分，和在职时白吃白拿差别可大了。怎么办？干脆去校外下馆子。
　　这些学生们有他们的妙法，三五个人一伙，一个月专在一个馆子里吃，账记着。时间一到，就给蹲过点的村干部打电话，带钱来给他们埋单。
　　那些村干部都知道，这些来读书的以后都是实权人物，他们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只要接到电话，一个个都乐颠颠地跑来为他们埋单，顺便还带来几条烟几瓶酒。
　　第一个学期转眼就结束了，期末考试时，学生们嘻嘻笑着互相抄，监考老师不准，学生们干脆把笔一摔，吼道：“出试题不讲答案，谁会？”
　　老师们只好根据县政府的精神，都让他们及了格。
　　第二个学期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搞了几次旅游，赵乐居然约了几个要好的“同学”，要各自蹲过点的村给他们集点资，平生第一次坐了飞机。
　　一年的培训班结束了，每一个参加文化培训班的学生，考试成绩科科及格，都高高兴兴地领了一张全县通用的中专毕业证书。
　　高级学生们没有一个不满意的：“俺又不想当市长、省长，又不想调到别的县、别的市，只要县里把我们做中专生对待，一切没的说！”
　　参加了县里举行的毕业典礼后，赵乐乐颠颠地回到家里，把中专毕业文凭在父亲和哥哥的面前晃了晃，“我要当副乡长了”。当哥哥的端详着弟弟的中专毕业证书，良久，没奈何地摇摇头。
　　过了一年，赵乐调回自己的家乡，当上了管教育的乡党委委员。
　　赵乐作报告的过程中，袁泉一直在想着赵乐的好命运，他说了些什么，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只是有两次老师们笑过之后，他问了才知道，一次是赵乐说了“用良心苦”后，一次是把“鬼鬼祟祟”说成了“鬼鬼崇崇”。
　　听完赵乐的报告回到家，殷佳执告诉他：彭幺爹老了。袁泉一听，眼泪即刻在眶里打转，无论如何，他要送送这位老人。他赶到彭幺爹家里，门外，一块硕大的油布盖住了屋前的晒场，大大的镜框被黑色的纱巾围了起来，中间嵌着彭幺爹的遗像。偌大的灵堂里，燃着好几排蜡烛，前来吊唁的络绎不绝。彭幺爹的儿子、儿媳和外孙都回来了。袁泉还看见了一个特殊的人，这人看上去八十多岁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看样子气色还可以。别人告诉他：这就是雇彭幺爹当了十多年长工的地主刘远坤。老人说，他要给彭幺爹守一夜灵。
　　第二天，送彭幺爹下土回来，殷佳执又告诉他：马甫辰瘫了，是被吓瘫的。
　　七十多岁的马甫辰的两个儿子都成了家，也分了家。他也从生产队长的职位上“退休”了好多年。人们发现，自从欢庆粉碎“四人帮”的鞭炮炸响以后，马甫辰沉默了几个月。后来，他像忽然变了一个人。每当田里的活儿忙完，总爱帮别人家里张罗一些事，比如说谁家娶亲，谁家嫁女，谁家给已故的老人修墓，谁家起房子，只要他知道，不管远近，不论晴天下雨，他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像这个家庭的知己亲戚一样，里里外外忙活得十分欢。
　　.当年被他打过斗过的黑五类的家庭和多读了几年书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家庭也都享受了他的“无私奉献”。他还给当初贬到他队里，后来又返了城的黑鬼们家里送过鸡蛋、送过腊肉。这一年冬，袁泉的父亲过世了，马甫辰也到袁泉家里忙里忙外了一阵。人们看着他忙活的样儿，一面说些感激之类的话，一面又互相传递眼神，交流着没有说出的语言。
　　这几年，因为招商引资搞开发，马甫辰住过的那段废堤被人承包种葡萄，几台挖土机搞了十多天，堤被削平了。殷佳执说，那个几十年前死了幺舅的妇女的几个儿子遵照母亲的嘱咐，花钱把一个挖土机的师傅请到家里，边饮酒边向师傅叙述了四十多年前的旧事。这个挖土机的师傅在老妇人指定的大致范围里挖了半天，终于挖出了一个坛。坛里，骨头仍在，只是几十年水的浸渍，骨头变黑了。
　　那个在泥水里浸泡了四十多年的坛挖出后，几个小伙子抬到了屋里，七十多岁的老娘边哭边喊着“幺舅”，边抖抖索索摸索了好一阵，吩咐儿子把骨头装进寿木埋了。她又一次告诉儿子们：你外公、外婆只生了我和你幺舅，他们去世得早，幺舅是我唯一的亲人……
　　大儿子说：“把这个坛抬到他家里去！旧事也不提，只让他看看，叫他明白，众人的心里是有数的！”
　　老妇人只是同意到马甫辰的家里坐一坐。
　　这天，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由两个儿子带着，找到了马甫辰的家。老妇对马甫辰和他的儿子说：“四十多年前，废堤上有一间茅棚，住着一户人家……几天前，我的几个儿子在当年茅棚底下的堤脚边挖出了一个坛……”
　　正坐着抽烟的马甫辰没容她说完，“啊”了一声，呆在那儿了，直到烟火烧到了手指才惊醒过来。他的两个儿子不解地望着父亲的怪异表情。
　　老妇人只说这么几句话就和儿子走了，马甫辰和两个儿子站在门口，一直目送他们走到了远方。忽然，马甫辰“噢”了一声，良久，又长长地“啊呀”了一声，一下跌坐在椅子上。
　　从这天起，马甫辰就坐在轮椅上了，老伴天天把他推进推出。
　　没过多少日子，殷佳执告诉他，甄凡舟死了，还不到七十岁。死后，丧事蛮冷清，甄春兰只待一天就走了。殷佳执又告诉他，黄瑞英嫁人了，男的是一个港佬，在温州办蛮大一个工厂。袁泉“啊哟”了一声：“黄瑞英说过，一生不嫁，怕生个儿子又是个黑五类子女。嗨，痛苦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