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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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幺爹是令甄凡舟感到最棘手的一个人。从土改、互助组、初级农业社，一直到高级合作社，彭幺爹都是党小组长，是汕湾大队资格最老的党员。大概是在给刘远坤当长工时的耳濡目染，他对耕耙种收等生产上的火候掌握得十分到位，加上他敢于抵制上头发布的瞎命令，
　　因而生产比别的生产队搞得好。
　　大跃进以后，彭幺爹不当生产队长了，但大队还是常请彭幺爹宣讲生产经验。按上级的要求，宣讲者要这样说：之所以产量高，是遵照上级的指示搞了阶级斗争的结果。可彭幺爹不知是故意呢还是真不开窍，每次宣讲，总是说“真感谢地主刘远坤传给了我种田的诀窍”之类的大逆不道的话来，令领导恼怒不已，又不好发作，后来只好不要他讲了。
　　虽然没当生产队长了，仅过一年，公社就安排他当汕湾大队的贫协主任。可彭幺爹的“本性”仍难改。加上彭幺爹近几年来，家里几个儿女的特殊身份，大队干部的心中，都把他当作了“太上皇”。
　　甄凡舟还是个治安员的时候，蛮喜欢和彭幺爹聊家常，他对彭幺爹的敢说敢为打心眼儿里佩服，不时还附和几句。比方说，当彭幺爹讲：“过去的农民都是单干，荒年又多，哪个都想多有点田地，正常年景储点粮食，遇到荒年就不慌了。再说，那些有几亩田地的，都是会精打细算勤吃苦做的人，把他们划为地主富农，没收他们土地房屋，本来就错了，还要长年累月把他们当敌人对待，太说不过去了。”他笑着连连点头。
　　当彭幺爹说到“那些当了国民党兵的人，好多都是没吃没穿才走的这条路，有的还是抓壮丁去的，况且，都是为了打日本。为什么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他也说“是过了点头”。
　　彭幺爹知道甄凡舟的工作是抓阶级斗争，特别有意地告诉他：“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呢？这样斗来斗去，国家不穷才怪！”他则诺诺连声，似乎没奈何的回应道：“我也是没法子。”
　　后来，甄凡舟当上了汕湾大队支书，不知为什么，渐渐地，对彭幺爹不那么搭理了。再往后，居然听得有点烦，尽管仍有点怕他。
　　由于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各项工作取得了成绩，都是抓了阶级斗争的结果，工作没有做好，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到位。因此，农业生产连年减产，阶级斗争却抓得火热。阶级斗争抓得越火热，生产却越上不去。但上头总是责怪下面，说生产上不去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抓紧。“偏了!偏了!这是嘴巴歪了怪茶壶，媳妇不生儿怪大腿！”彭幺爹发起了牢骚。
　　对彭幺爹的牢骚，成了支部书记的甄凡舟不再点头附和，也不再没奈何了，而是变成了对彭幺爹的开导和教育，说，这是上级的精神，上面要求贫下中农要严厉监视地富反坏们的行动，我们要认真执行。为了我们中国不变修，必须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彭幺爹不理他，仍和平常一样和地富反坏右们有说有笑。特别是袁泉的父亲回来后，他居然和他常拉呱。
　　曾有革命意志坚定者将彭幺爹和阶级敌人亲如一家的严重问题写过检举信寄到省里，省里将信转到县里，县里转到公安局。副局长要派人抓他，但局长是彭幺爹儿子的战友，彭幺爹的女婿是公社的孙秘书，孙秘书的舅舅又是地区军分区的副政委。县委、县政府的头头们也因都知道彭幺爹的特殊出身和特殊家庭，都按下不表了。
　　为建居民点的事，彭幺爹和甄凡舟马甫辰将了几次军，他还将情况反映到了公社，公社书记也只有劝他以大局为重。甄凡舟向公社领导诉了几回苦后，为了使汕湾大队好开展工作，趁着公社要组织一个忆苦宣讲队到各地宣讲的机会，把彭幺爹请到了公社。
　　十多位贫雇农组成的忆苦宣讲队在公社接受培训时，彭幺爹和公社的组织者有过一段十分特别的对话。
　　“你把当长工时受的苦难说一下。”
　　“我当长工没受苦难，老板刘远坤对我很好。”
　　“他剥削了你呀！”
　　“凭力气给他干活，一年给我十四担谷，还做两套衣，比现在搞集体强多了。”
　　“你劳动一年不止有这点收入呀。”
　　“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如果不给他当长工，我和娘都要饿死。”
　　“他没有欺负过你？没有打过你？”
　　“没有……哦，有那么一次，他打了我一巴掌。”
　　“快说，为什么打你？”
　　“其实，我该打。我娘病了，想回去看看，但看到东家正是割麦的时候，人手紧，便没对他说。东家知道后，喊我回来，骂了我一声，扇了我一耳光……”
　　“怎么骂的？”
　　“骂我狗东西，没良心，知道娘病了还不回去伺候。骂罢给了我一块银元去给娘看医生，那银元是袁大头的。还给了我一块腊肉，说给娘补补。”
　　“我不相信，地主对长工哪有这么好的！”
　　“有呢，多的是。只是现今的政策把他们说得那么坏。”
　　彭幺爹当然不能成为诉苦队的成员了。女婿孙秘书硬要彭幺爹留在公社住两天。对他苦口婆心了好大一会儿，说汕湾建居民点是个新生事物，尽管甄凡舟的目的不正确，终究幌子扯得圆，加上县广播站专门报道过几次，县委也很重视，这也是公社的面子。女婿求丈人不要给公社的脸上抹灰。彭幺爹想了想，也罢，反正生米已煮成了熟饭，便答应了女婿的要求。只是不愿住在公社，他还要回去挣工分。
　　就这样，彭幺爹回家了。回到家，只“嗨嗨嗨”地嗨了几声，一个人喝了几口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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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好多天，任道庆天天都在作着美梦，他梦见县里派人来了，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任道庆同志是个中农，把他划为富农分子是我们的失误。县里的人还说，今后，我们要像兄弟一样对待他。有几个平时对他很不客气的人还一个一个向他道了歉。他哈哈大笑着说：过去了的事，算了！我不会去计较。
　　他边盼着使他的命运发生转折的那一天，边做着各种准备。他计划着，如果摘去了他头上的富农分子帽子，他就会拼了命的出工，他要一天干两天的活，他要比任何人都要积极。
　　在等待给他摘帽子的日子里，他在劲鼓鼓地干着一件出类拔萃的事：花了几个早晨和晚上，搬来了一大堆石头，专门请了一天假，在堂屋上方用这些石头砌了一个硕大的心形宝书台。他知道，各家各户的宝书台是用泥土垒的，不坚牢，他的石头砌的宝书台才会永古千秋。这个宝书台占了整整半间屋，粉刷的石灰要得多，他也不像队里的人，粉刷宝书台要用队里的石灰，他要自己买。只有这样才显得忠心。宝书台粉刷得雪白后，自己掏钱买了一瓶红漆。他要在正面用红漆刷一个心形，还要刷一个比面盆还要大的忠字。他自己不会写字，又请袁泉帮他完成了这个设计，硬拉着袁泉吃了一餐饭，特地炒了一个鸡蛋，千恩万谢地把袁泉送出门。
　　这么一个大宝书台，放着一尊和家家户户一样大的毛主席石膏像当然不配套，任道庆早有打算，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专门设计的。他要买一个大大的毛主席石膏像放在他的这个出类拔萃的宝书台上。前几天他到荆港专造毛主席石膏像的厂里问了，小的只要一块多钱，最大的要八块多钱。这笔钱他愿意拿，只当当初去北京买了车票。他把老婆一个多月来卖鸡蛋的钱数了数，不够，便到荆港郊区一个奶牛场问了，一担稻草可卖一块多钱，队里给他分了三百来斤稻草，他要卖了。老婆小心翼翼地问：“卖了稻草，盖屋用什么？”他说：“老子去砍几天丝茅草，比稻草还耐腐烂。”他本想两担把三百斤稻草挑了去，但挑不动了，长时间没有吃饱饭，力气不如当年了。卖了三百斤稻草，加上老婆卖鸡蛋的钱，买一个大的毛主席石膏像的钱够了，他好高兴。
　　大的石膏像有半人高，且体态大，抱着不好走。扛在肩上，重心离肩太远，也使不上劲。恰好石膏厂外面丢了一些报废的像的碎片，他向厂方讨了个蛇壳袋，装上碎石膏片，用绳子绑了。但是厂里没有能装大号石膏像的蛇壳袋，他就又向厂里讨了几张报纸，把石膏像包好，再拿绳子兜着。为防止石膏像左右晃动，特地在石膏像的脖子部位用绳子缠了两圈。也许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像有谁专门为他准备的一样，围墙边有一根丢弃的枯木棍。他欢欢喜喜地挑着上路了。一路上，面对着众人投过来的惊讶和诧异的目光，他除了兴奋还有自豪。
　　任道庆天天都朝路上张望，盼着哪天上面能下来人，当众宣布摘去他的富农分子帽子。这个梦不知做了多少回。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丝毫迹象。他耐不住了，跑到县政府去问，答复是冷冰冰的：等着吧。
　　突然，有一天，从公社来了几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在大队召开的对敌斗争大会上，把任道庆揪上了台，用一根绳子吊住他的头发，一阵棍棒把他打得昏死了过去。苏醒过来后，只听大队治安主任说：“你还到国务院去告状，说贫下中农专了你的政？你还想摘帽？这是阶级敌人想变天！”
　　从这以后，对任道庆的斗争升级了，他已经犯下了五条大罪：对土改不满，对搞阶级斗争不满，抢劫粮食，对当地政府不满，要把毛主席吊死。第五条罪是他新犯下的最大的罪。
　　这些原本和任道庆是乡里乡亲的邻居们，被阶级斗争的理论煽动起了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对他的斗争手段已达到了昧着良心的程度：跪碎玻璃，在六月天的太阳底下暴晒、吊打、灌辣椒水、大冷天剥了衣服让他站在北风口……直将他折磨得奄奄一息。
　　待他稍微缓过劲来，仍旧说着他反复说过的一句话：土改时，我满十八岁还差三个月……
　　待他稍微缓过劲来，仍旧说着他反复说过的几句话：家里的富农成分是爷老子自己报的，好几户中农的土地比他家的要多。况且，土改时我满十八岁还差三个月……
　　一天，他正在家里吃饭，忽听外面队长大声训斥着什么人，他以为队长在训斥他为什么还没出工，吓得急忙钻到床下，浑身筛糠似地抖个不停。队长本来不是找他的，发现他的家里出现了一点异样，招手喊来几个人，正欲破门而入，他的儿子勇敢地站在门口，伸开双臂，喊道：“你们走！你们走！俺爹快被你们打死！”一个人呼的扇了小儿子一耳光，骂道：“狗崽子，皮没长圆就敢替他老子说话！”小儿子用手背楷着鼻里流出的血，哇地哭了。几个人管不了那么多，把任道庆从床底下拖出来，硬说他在床底下销毁什么罪证，噼里啪啦地把他打得哭喊着在地下乱滚。忽然，一只皮带抽过来，他的左眼珠被扎进的皮带扣带了出来，他痛得惊骇一声，捂着往外冒血的左眼眶，倒下了。
　　他躺在地上颤抖着，哀嚎着，双腿痛苦地踢腾着，血模糊了他的脸。
　　没了一只眼睛的任道庆在床上躺了一些日子。这些日子里，他将他北京之行的前前后后细想了若干遍之后，终于明白摘帽是肯定不能的了。既然不能摘帽，又受不了无休止的打骂，他只有一条路：去劳改农场。
　　但是，如何去犯罪又让他为难了。他不能坑人害人，他不能破坏生产，他不能偷鸡摸狗。那么，干什么呢？
　　他打起了老婆的主意。
　　他和老婆一起找到袁泉，请袁泉为他写一份假状子。袁泉听了，说什么也不干。任道庆“扑通”一声双膝跪下，鼻涕眼泪一个劲地流：“我叫你一声爷爷，好不好？爷爷爷爷……”
　　他老婆也跪在地上哀求：“袁大哥，您就做做好事，不然，他就没命了……”
　　袁泉和殷佳执慌忙把他们拉起，任道庆抽噎着叙述了他的连猪狗都不如的日子，他要求得解脱，不然，他就没命了，儿子也没法长大。
　　袁泉和殷佳执含着眼泪听完了任道庆的哭诉，“哎呀”了一声：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袁泉答应帮任道庆写，他希望中央能了解底层的无辜人的现状，还他们一个公道。他也希望任道庆能去劳改，起码能脱离乡里乡亲的残酷。
　　任道庆拿着袁泉为他写的假状子，喝令老婆亲自交到县公安局，并交代她，到公安局后，一定要伤心地哭。
　　他老婆原原本本地照他说的做了。
　　只隔两天，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抓了去。
　　连生产队长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抓走了任道庆。
　　当载着手铐的任道庆被推上汽车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地向围着他看的大队干部说：“老子又进去了，你们把老子的卵咬了不成？”
　　他被判了两年刑，他笑嘻嘻地被押解到劳改农场报到时，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又回来了！
　　由于任道庆是二进宫，先前管教他的农场干部对他蛮熟悉，知道他是一个老实的、靠得住的人，因此对他颇信赖，这真使任道庆产生出一种乐其所哉的感觉。
　　他在劳改队里干活十分卖力，也干得欢，还检举揭发了个别犯人的不良行为，因此，他立了功，减了刑，提前释放了。
　　任凭任道庆向农场的军代表如何哭求，如何后悔不该立功，他终究要被释放回家。
　　回家那天，他故意在劳改队里磨蹭到傍晚才动身，回到家时已快半夜了。一到屋，他对老婆说，劳改这条路走不通了，他还是必须为摘富农帽子去找国务院。第二天夜里，他换了身干净衣服，怀揣着劳改队补贴给他的十多块钱，又急溜溜踏上了去北京的路。他要趁着别人还没发现他已经从劳改农场回来，偷偷地为自己摘富农帽子这件天大的事去劳心劳力。
　　有了第一次瞒票的经历，这一次他轻车熟路，仍然只花两块多钱坐轮船、乘火车来到了北京。任道庆到了北京，忽然听到一阵哀乐，人人都面露悲戚：毛主席逝世了。
　　任道庆心里有点吃惊，不是说毛主席要活一万岁吗？为什么没有一百岁就死了？他又禁不住轻叹了一声：我可是忠于你的呀毛主席，我为你砌了好大一个宝书台呀，我买了好大一个你的石膏像呀……忽然，他又觉得他不该想这些，他仍然采取突然跪在乌黑铮亮的小汽车面前的办法，几经周折，来到了国务院围墙外的一个办公室。
　　噫，大院里外的人都臂戴黑纱，手脚不停地忙碌着什么。他仍然认为这些人忙的事不关他的事，只是拿眼望着。不一会儿，有人把他带到了院内的一间办公室，和他谈话的居然又是两年前的那位富态的官！
　　富态的官问他的左眼怎么坏了，他忽然掉下了眼泪，叙述了几个挨打挨斗的细节。未等官员开口，他埋怨这个当官的没能使他摘掉富农分子的帽子，当地的乡亲们仍然一次次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幸好又犯了法，去了劳改队。
　　富态的官员向他犯的什么罪，他说，是强奸罪。官员正色道：这就是你的犯罪行为了。
　　任道庆嘻嘻一笑：“长官，你不知道，我强奸的是自己的老婆呀！您想，那个时候，饭吃不饱，又还要没日没夜地干活，哪有气力和老婆搞那个事呀！我是强迫老婆改个名字，请人写了份假状子，哭着交到公安局的呀！没想到公安局上了我的当，哈哈！”
　　富态的官员也想笑，忍住了，只问：“你老婆听你的？”
　　“他敢不听，不听老子揍死她！不过，判我两年刑，只让我搞一年半就放了，说我立了功，提前释放……好悔！”
　　那个富态官员和他的谈话，不时地被电话铃声打断，也不时地有人进来和官员说着什么，显然，他没时间和任道庆继续谈下去，说了句“你回去吧，这事我知道了”，任道庆又要那个当官的给县里写一封信，当官的没时间和他磨，又补了一句“我给你们县里打个电话”，就让人把任道庆带出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