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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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泉和殷佳执哄女儿睡了以后，商量起了一件大事。
　　靠搞农业生产，永远也过不了好日子。袁泉虽然掌握了盖草屋与介锯的技术，但技术含量并不大。且一年到头没有几天干这些。即使有活儿干，都是没有报酬的帮工，只不过混了一天饭吃而已。为了使今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他想去学一门手艺。在农村，木匠、裁缝、瓦匠是最吃香的，在人家屋里上一天工，吃的是人家的饭，得的是一天三块钱的工钱，除了交队里两块钱记工分，个人可攒上一块钱。如果夜里帮别人搞加班，还有额外收入。现在，农村里技术高的木匠、瓦匠、裁缝的家里比有些国家干部的家里搞得都要好。所以，农村中的男青年都想去学木匠、瓦匠，女青年都想去学裁缝。袁泉说，他想去学木匠，跟着张木匠学。殷佳执想了想，同意了丈夫的决定。
　　张木匠50多岁了。
　　他的手艺远近闻名，谁家要修屋，做家具，只愿意请他。哪个生产队要添置农具，装个耙犁、修个水车什么的，也都乐意请他。
　　他打制的家具，结实，式样美观。有时还别出心裁地给家具农具上点缀一点含有些许艺术品位的小花样，令主人们十分满意。
　　手艺人给别人上门做工夫，吃喝一起解决了。在粮食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代，大多农民还缺粮，手艺人家的粮食还略有节余。仅凭这一点，就让好多人羡慕不已。至于手头上的钞票，理所当然地让所有的农户都要发出“黑马赶白马，路也差百把”的感叹。
　　不用说，像张木匠这样的手艺比较好的技术工，成了农村里人人羡慕的对象。好多年轻人想跟着他学手艺。他则按照他的选徒标准只从众多的求艺者中挑选一个两个，多了也不要。这一个两个徒弟出师后，又从众多的求艺者中挑选一个两个。
　　有了徒弟，收入自然更可观，不知不觉成了当地的富裕人家。其他几个技术平平的木匠只有干瞪眼。
　　张木匠待人很和气，老老少少见了他，都尊称他张师傅，他总是含笑礼貌地点点头。如若小孩子们叫了他一声“张爷爷”，他会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给这个小孩买一粒糖丸、给那个小孩买一根麻花。这就使小孩子们乐得跳着蹦着告诉自己的爹妈。做爹妈的自然更尊敬张木匠了。
　　张木匠还善于说笑话，有些笑话是他听来的，有些笑话是他临时编的。因此，只要他在谁家做工夫，总是围着一些男男女女，一是分享他将粗笨的木料做成一件件精致家具的快感，一是为了听他偶尔侃出的笑料，以此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张木匠有个弟弟，也是木匠。当初，他们的娘把两个儿子一齐交给当木匠的舅舅。哥哥学得十分专心，弟弟成天想的是去哪儿摸鱼、去哪儿掏鸟。不用说，学徒期满后，兄弟俩的手艺相差悬殊。
　　当做哥哥的家境一日一日往上升的时候，做弟弟的只有干瞪眼的份。
　　“文革”开始后的几年里，要求人人都穷着闹革命，但对张木匠没有冲击，他也是贫农，虽然较富，谁敢惹他？
　　这天夜里，袁泉专门拜访了张木匠。张木匠这几天正在帮人打家具，天黑了才回来。见袁泉来了，很高兴，吩咐老婆递烟递茶。袁泉不抽烟，和张木匠寒暄了几句，把自己的要求提了出来。张木匠知道袁泉有这个主意，十分高兴。他告诉袁泉，几年前他就想让袁泉当他的徒弟，只是看袁泉是个读书人，看不上木匠这个行当。要是早几年跟着他当了木匠，文革时也不会挨斗挨整。现在，袁泉有这个意，他愿意接收，等过了八月再行师徒之礼吧。袁泉高兴得什么似的，殷佳执也喜笑颜开，夫妻俩扳着指头数日子，离八月还有三个多月，啊，这三个多月快点过去吧。
　　可是，没隔几天，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从上到下掀起了一场批权威的高潮，这是大运动中的小运动。这个小运动势头很猛，听说北京、上海的一些学术权威们大都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要修正主义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让全国人民都捏了一把汗：天，这些权威们的心思这样险恶，我们中国将向何处去呀！
　　由于宣传、发动的很到位，采用的手段也很到位，好多居心叵测的权威们从实验室、从手术台、从讲台上被掀了下来，乖乖地去农场、猪场卖弄权威去了。
　　不久，这股风从上面刮到了基层，也刮到了农村。上级要求层层都要揪出权威，用以纯净社会主义的天地。张木匠这下在劫难逃了。因为只有贫穷才是革命者的标准，手艺人鹤立鸡群的一天天向上的日子早就令好多人心里不甘了，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人人过上平等的生活，社员们搞一天事不过十分工，三毛钱一天，最多四毛钱一天，手艺人凭什么一天有三块钱甚至四块钱？这就是剥削！要清算。否则，他们就会成为修正主义分子。
　　根据从上而下的批判经验，对权威人士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那些权威的同行。因为同行最清楚内部的规则，最能掀开他们的老底。于是，这个大队批判木匠权威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小张木匠的肩上。小张木匠也不负众望，用一颗革命的红心检举揭发了兄长的一桩桩罪行。不知道为什么，社员们对张木匠硬是恨不起来。小张木匠检举哥哥的无非是向人讨工钱、骂徒弟和没有兄弟情分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每次开批判会，气氛总是不热烈。
　　公社党委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派工作组驻队，辅导社员们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分析批判张木匠的危害性。比如，张木匠曾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有师徒两个木匠在一户人家制家具，这户人家招待木匠师傅的菜不够好。一天，师傅对徒弟耳语了几句，吃饭时，徒弟端起菜碗就往饭里泡汤，师傅一耳光扇了过去，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菜里的油全在汤里，你把汤泡饭了，这菜没油怎么个吃法？徒弟假装哭着，大声对别人说，师傅说油荤全在汤里，你们都来看，看我泡饭的汤里有没有油荤，一丁点儿也没有啊！把个户主说得十分过意不去。
　　工作组的同志根据这则笑话，分析了张木匠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其反动性：张木匠就是用这样的笑话敲诈贫下中农，要餐餐给他弄大鱼大肉吃。这是攻击社会主义，说贫下中农的家里没有油水，生活清苦，这不是污蔑吗？
　　更为可恶的，是张木匠的另一个笑话：师傅上工时，将一把斧头插在裤带上，到处找斧头。徒弟见了，说，师傅，斧头在您裤腰带上别着呢！师傅“哦”了一声，说，他娘的，五天前喝了酒，今天还在醉！
　　工作组的同志分析说，这是张木匠在向贫下中农煽阴风，张木匠虽不是地主、富农，但他却像地主、富农一样搞剥削。他的立场已经变了，属于革命的变节分子。大家都知道，天天饮酒的是资产阶级分子，现在我们的粮食还没过关，造酒要粮食，张木匠说没酒喝，不是煽动别人去用粮食造酒么？这就是破坏党的粮食政策!
　　几番分析，把个小张木匠说得心花怒放，他叙述了当年学徒时，哥哥因对他不思进取而狠揍了他一顿的事实，证明哥哥历来就没把他当弟弟看待。
　　工作组趁热打铁，给全体社员算了一笔账：张木匠30年来带了30多个徒弟，不管在哪儿做事，户主把徒弟的工钱也给了师傅，可张木匠却只给了徒弟一部分。马克思学说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劳动者必须同工同酬。张木匠竟克扣徒弟的工钱，这就是残酷剥削！一定要算清这笔账！小张木匠配合工作组的同志，还加上大队的几名干部，以小张木匠提供的数据为依据，会计拨打了几天算盘后，不由得“呀”了一声。
　　张木匠修了才两年的木柱瓦房被没收充公了，张木匠一家只得用几根楠竹搭一个小棚栖身。而且，从此以后，张木匠不得做木匠。工作组宣布，大队的木匠权威终于被打倒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小张木匠也向众人宣布，他大量招收徒弟，不收取半点拜师钱。上工后，工钱全给徒弟，不剥削徒弟一分钱。
　　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免费向小张木匠学艺。
　　袁泉的满怀希望自然也落空了。
　　在批判张木匠权威的同时，也在对裁缝权威下刀。说来也巧，汕湾大队共有四个裁缝师傅，四个裁缝的年龄相差不大，都是四十岁左右，姓氏也是按百家姓的顺序，分别姓赵姓钱姓孙姓李。他们的手艺也依姓氏的顺序依次递减，赵师傅最高，钱师傅次之，孙师傅勉强，李师傅最差。几十年的裁缝生涯中，四个人的收入与家境，自然与手艺的高低紧密相连。再加上赵师傅和钱师傅上门给人做衣时各有特色。赵师傅常常随着踩缝纫机的节奏唱几句歌，虽唱得不准，声音还中听。主人们听了，不时地恭维几句，乐得赵师傅眉开眼笑。钱师傅上门做衣时，爱说一些黄段子，惹得姑娘们红着脸跑开，乐得小伙们哈哈笑。这成了他们二人的罪状。赵师傅不可能老是唱革命歌曲，免不了郎呀姐的小曲儿也来几段，钱师傅的黄段子就更不用说是在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情调了。有了这两个靶子，再就是查赵钱二位的成分，都是上中农。这是个介于地富与贫下中农之间的阶级。几年前文化界不是批判过“中间人物论”么？所以，中间人物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危险人物。甄凡舟根据公社革委会主任的意旨，一拍桌子：批！
　　于是，赵师傅和钱师傅的裁板、缝纫机、划粉、剪子都被没收。紧接着，组织群众对他们俩平日在贫下中农面前如何摆架子、如何耍权威的种种罪行进行揭发批判。
　　但群众对赵钱二人恨不起来，迫于形势，对他们开展批判的火药味不是那么浓，有的人批着批着还忍不住嘻哈一阵。不过，赵钱二师傅没资格当裁缝了，扛起了他们从未拿过的锄头，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去了。
　　那时候，各大队都有一条革命纪律，为了维护集体利益，不管谁做衣服，都不准找别处的裁缝，更不准到集市上买现成的衣服。既然赵钱二位师傅没资格做衣了，而广大革命群众总不能光着身子干革命，因此，孙李二位的生意便红火起来。
　　这孙李二人的出身比赵钱的要好，革命的积极性当然高，几次批判赵钱二人的会上，孙李二人情绪十分激动。想起以前因为赵钱的存在，他们的生意冷落的情景，心里十分不平。幸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不然，他们只有瞅着赵钱二人干瞪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拍着胸脯向广大的革命群众表决心：一定不辜负贫下中农这个革命的出身，为广大的阶级兄弟服好务。
　　这天，一男青年拿着几尺布，请孙师傅为他做一件中山装，因为他马上结婚了。中山装在当时的中国是除了军装以外的第二大样式。孙师傅这些年来绝大部分是给老爷、老太们做一些满清时代的旧装，如何做中山装，他可是一窍不通。但由于他有一颗革命的红心，任何困难都不应该难倒他。为了长革命的志气，他欣然接受了任务。
　　这个男青年结婚的那天，当他穿上孙师傅给他做的新中山装时，不禁傻了眼！这哪是中山装呀！样式与针脚的功夫之差还在其次，要命的是将四个口袋的位置弄颠倒了，大口袋钉到了前胸，小口袋偏钉到了肚皮那儿！在大伙儿的哄笑声中，男青年摔下衣，气冲冲找别人借衣服去了。
　　李师傅呢？那天给一个十岁的男孩做了一件列宁式的外套，两边斜插的口袋安得太低，以至于男孩子想往袋里装东西须蹲下才能完成动作。
　　众人的责难反映到了大队支书的耳里，大队特地为此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甄凡舟在会上振振有词：
　　“有人说孙师傅、李师傅的手艺不好，说穿了，这是一个感情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如果站在反动学术权威的立场上（他在这里用上了“学术”两个字），当然瞧不起贫下中农。穿衣是干什么的？一是遮丑，二是保暖，这两个目的达到了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把口袋安得合适才能穿？它不是照样可以放进《毛主席语录》吗？现在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比我们中国的好，我说，说这话的人就是个叛国投敌分子。你没有亲眼看见，怎么知道外国的比中国的好？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只有叛国投敌的人才知道！退几步了再说，假如外国的东西真的比我们的好，照我看，那不是好，那是丑！因为那些东西里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现在，我宣布，以后，不管是谁，都要说孙师傅、李师傅的手艺好，衣裤做拐了场也要说做得好！”
　　开会的社员们听了支书的这番话，都鼓起了掌，有几个人还笑了，“嘿嘿嘿嘿”“唏唏唏唏”“呃呃呃呃”……不知道是称赞支书说得好还是对支书的怪论喝倒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