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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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往东的澧水流过荆港后，在北岸留下了一片河滩，在河滩下游转了个九十度大弯，向着正南方折去，碰到横亘的嘉山，又乖乖地向东，漫过浩渺的七里湖芦苇荡，然后进入洞庭湖。
　　就在澧水向南转弯的河滩上，有一个绿荫环抱的小村庄，住着十多户任姓家族的后代。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澧水疯涨时，这个任姓的小村庄就浸泡在洪水中。由于澧水来得猛去得也快，三两天后，小村庄就干爽了。究竟，这样的情况很少见，十多年才轮上一次，比起住在堤垸内常遭溃垸之灾要好得多。
　　任道庆就住在这个小庄里。
　　他本来不出名，使他名气飙升的，是他的犟。他的犟，不是爹妈给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袁泉和任道庆不在一个生产队，从学校回家的那年，他听宋二叔说，任道庆因为舀了两斤米被判了几年刑，这就使他对任道庆的所作所为感兴趣了，任道庆从劳改农场回家后，只要在路上遇到，就爱和他说几句话。所以，对任道庆的身世和他的所作所为了解得很清楚。袁泉只有一个目的：因为任道庆是一个富农子弟，却给他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为这事任道庆找各级政府不断地申诉，希望能给他摘掉头上的紧箍咒。袁泉希望他的行动能成功。
　　由于任道庆身魁力大，吃的自然也多，吃得多的人在饥饿的年代受的罪就比别人多。就是因为吃饭的问题，使任道庆和他老婆成了没有办离婚手续却实质上离了婚的夫妻。两个儿子自然跟着妈妈一起吃。这样，一家四口人，同睡一个房，各睡一张床，是绝对的两个家庭。办了公共大食堂后，各家各户都不准生火，再说锅呀刀呀铲呀都被收去支援炼钢了。任道庆分了的两个家庭实质上也只不过各拿各的饭票罢了。
　　有一天，他老婆从食堂里端回了母子三人一天的饭，放在桌上后，便去河边洗野菜了，她是为了把野菜拌进饭里，让两个儿子把肚子填的充实点。哪知等她回来，任道庆已把母子三人一天的饭吃了个精光，还连声说“没吃饱”。
　　他老婆本是个疼爱丈夫的女人，知道丈夫的饭量大。尽管分了家，还是想挪点粮食给他吃，但是她自己也餐餐吃不饱，又要省下一点给儿子，哪能顾得了丈夫？见丈夫把母子三人一天的饭全吃了，她知道是丈夫饿极了犯下的错，没怨丈夫。只是默默地叹了口气，拿了三两饭票，去食堂端回饭，拌了野菜让儿子吃，自己只嚼了一把野菜。
　　从那以后，为了防止丈夫偷吃，她把母子三人的饭票贴身藏着，并绝不一下子买回一天的饭。
　　任道庆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已经是两家人了，为什么要吃别家人的饭呢？你吃她的饭就等于抢她的饭，等于偷她的饭，况且，那两个小子究竟是自己的儿子啊！
　　十分内疚的任道庆把内疚写在了脸上，一连几天，见了老婆和儿子都低下头。
　　自此以后，任道庆再也没有动过母子三人的歪主意了。只是由于填进胃里的东西月月亏空，日日亏空，他连走路都感到吃力起来。但是大跃进的锣鼓敲得一阵比一阵响，走路都吃力的任道庆和很多走路都吃力的人一样，需要没日没夜去田里放高产卫星。
　　所以就有任道庆抢粮的案件。
　　任道庆因为他的力气大而出名。二百来斤的担子压在他肩上，颤悠悠地随着扁担的闪动而有节奏地迈着步子，手里，不时地拿着一朵花或一小截绿树枝一闪一闪，那模样分明在告诉朝他张望的人们：这副担子搁在肩上，好似牛角上挂一根稻草！也让有一点艺术细胞的人发出感慨；他哪是卖力气挑重担，分明在跳舞！
　　任道庆力气大，吃得也多，长时间的饥饿使他的双眼都绿了。一天，趁着食堂事务员从加工厂挑米回食堂的机会，饿极了的他，从屋里拿出一个缽，扑地跪在事务员面前：“我喊你一声爷爷，让我舀一缽米回去吃一餐饱饭吧。就一缽，好啵？爷爷!爷爷爷爷爷爷！”食堂的事务员和他同族，年龄比他小，论辈分还是任道庆的孙子。见此情景，便放下担子，扭过头，装作擦汗的样子开了任道庆一个绿灯。
　　那一缽米有整整两斤，他一锅煮了。也不管妻子儿子，一餐吃了个精光！这一回，他吃饱了。可是，他哪知道，事务员挑米回食堂时一复称，差了两斤，在生产队长的紧密追问下，不得不把任道庆舀米的事说了。
　　第三天，来了几个公安，把任道庆抓走了，很快就判了刑，罪名是抢粮食。刑期四年。
　　抓任道庆的那天，他哭着叫着：“我就吃了一餐饱饭呀，吃了一餐饱饭就要抓我，为什么呀……”
　　进劳改农场后，任道庆的表现不是沮丧，而是欣喜。因为，劳改队里的人都是有污点的人，大哥不笑二哥，你黑我也黑，少有人挨打。况且，吃的粮食比家里的多。几个月下来，任道庆的脸色竟有了好转。任道庆的一个最大长处是干活卖力气，因此管理干部很相信他，狱友们也喜欢他，这使他很满足。他常对劳改队的狱友们发感慨：还是劳改好。
　　四年后，刑期满了的任道庆，死活不肯走，央求继续劳改，央求劳改队能让他今生今世都劳改。
　　但是，他还是回家了。
　　从劳改农场回家后，他惊异地发现：他的屋场的左边被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占去了半尺，右边被还没出五服的侄子占了一条沟！他扇了老婆几巴掌，怒问她为什么没守好屋场，老婆哭泣着说，她斗不过人家。他气冲冲地拖着一把锹，不依不饶地和两户人家争吵，硬是夺回了失去的领土，在屋的两边挖了一条沟。自然，两户人家也记恨了他。没隔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阶级斗争突然升温。在农村，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通过拳脚和棍棒来表达对革命的忠诚。富农分子加上劳改释放犯的双重身份使得任道庆成了众矢之的，几乎天天都躲不过挨打挨骂。两户邻居为了表明坚定的阶级立场，借屋场之事在大会小会上说任道庆在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这样的罪名可是通天大罪，被阶级斗争的怒火点燃的贫下中农们对任道庆的打骂折磨比对一般五类分子更狠心。任道庆是一个得理不服输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从不求饶，仍一口咬定这两户占了他的屋场。几个月下来，不服改造的任道庆的身上已是伤痕累累了。
　　过了两年，人民政府为了解决任姓小村的浸泡之苦，决定让河滩上的人家搬到垸内。这样的搬迁虽然是小动作，水利部门仍给每户都贴补了一点资金，生产队又给每户补贴了一些人力和工分。但是唯独任道庆没有，因为他是富农成分，属于阶级敌人，没权利享受人民政府和生产队的补贴。说实话，水利部门的补贴是针对每家每户的，并没有阶级成分的区别。只是生产大队拿到任道庆的补贴后，没有让他知道，几个干部偷偷分了。任道庆当然不知道去水利部门了解情况，只怨自己是富农分子，是阶级敌人。由于任道庆没有获得一分钱的拆迁补助，又没有生产队的工分补贴，加上给任道庆划定的新屋场又和有过节的两户中的一户连在一起。他开始有了犟劲，他决定不搬。他的几个亲戚劝他一起搬去算了，他不依。
　　他横下了一条心，要在河滩上挑屋场。一是为了躲避与他结了怨的两个户主，更主要的是想通过与政府对抗的行为让公安把他抓了去，以便免去遭人批斗痛打的痛苦。
　　他先把房子拆了，叠在堤脚边，用几床旧床单做屋顶搭成了临时窝棚，白天照常出工，收工回家后，就和老婆挑土填屋基。妻子和他虽然是两户人家，由于粮食宽松了，有时免不了在一起吃饭，加上还住在一起，只要对家有利的，她都听他的。一个月过去了，当小村庄的人都搬到堤垸内，在新宅址上搭好了屋子的时候，任道庆硬是将自己的屋基填高了近两米！
　　他望着自己的杰作得意地笑了：老子的屋场高了这么多，只要老天不发疯，淹不着了。
　　他和老婆又花了两天时间，搭好了三间茅屋。
　　这一年，没有发大水，洪水只在离他房子基脚下一米的位置上虚张了两天声势，退却了。
　　他好高兴他好自豪，他觉得这是老天爷在向他认输。
　　尽管这期间水利部门催他搬了几次家，他总是摇头。
　　他只想着另一个问题：今年没有涨大水，是老天爷看在我面子上，如果明年、后年，老天爷不给面子呢？
　　为了安全起见，他又领着老婆在每天出了集体工后，从河滩上挑土给屋场筑一个土围子，反正外滩上的泥巴多的是。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了，他居然在他的屋场四周筑起了一个一米多高、二尺来宽的土围子，若是从高处往下看，他的三间小茅屋恰似放在一个脚盆里的积木。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浩大工程庆贺，水利部门和公社党委就下了一个命令：这一带河滩边的大堤必须拉直，以利于洪水期间水流的畅通，任道庆的茅屋必须搬拆，因为他的房子恰好是新修大堤的堤脚。
　　任道庆仍摇头，他打算在堤脚处重新挑土填屋场，累得快趴下的妻子央求他听政府的，搬了算了，他说：“以后，土，你不挑了，老子一个人挑。”
　　最后，公社和大队只好采取强制行动。这正是他所期盼的，他就是希望公安机关把他抓了去。但公安机关没抓他，他好失望。
　　他不死心，专门跑到县公安局，提出了他的要求：让他去劳改。县公安局自然不答应。一次不行，他又去了第二次，还是不答应。第三次去县公安局时，他又提出了第二个要求：万一不让他劳改，就摘掉他的富农分子帽子，土改时划成分，他满十八岁还差三个月。这就令县公安局棘手了，阶级成分是土改时划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改变，除非找中央。
　　最后的一句话使任道庆为之一震：找中央？对，找中央！
　　从县公安局回来，他要老婆把家里的几只母鸡卖了，还要老婆给他煎几个大荞麦饼。对老婆说，他要上北京，只有中央才能够做主给他揭掉富农分子的帽子。他老婆自嫁了他，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常把她也作为富农婆斗争，她当然也想摘去头上的紧箍咒。几年前因为吃饭的问题和丈夫成了名义上的夫妻后，对丈夫的所作所为一概不管了。由于同住一屋，同睡一房，有些事又听丈夫的安排，比如说填屋场。但是，这次他要去北京，能把事办成吗？况且，那该花多少钱啊！因此，她不同意。但是，她非常害怕她的丈夫，分床以前只要有什么事儿稍不顺心就会挨打。所以，十多年来，她总是对丈夫逆来顺受，对丈夫做出的什么决定，她从不敢吱声，只能由着他。
　　只是，这次对丈夫的上北京，她的一个建议让丈夫和她亲热了一个通宵。那就是：把户口本带上。
　　任道庆去了几回公安局后，知道找上级解决问题要有一份文字材料，他不会写，想到了一个人：袁泉。袁泉本来害怕给自己惹麻烦，但一想，任道庆是为申述自己的阶级成分而向上级反映的，便帮他写了。
　　从荆港开往长沙的轮船是每天凌晨4点，这为任道庆的秘密上访创造了避人耳目的条件。
　　任道庆怀揣着老婆卖鸡的十二块钱和户口本，还有袁泉帮他写的申述材料，手提着十多个拌了野菜的荞麦饼，半夜刚过就偷偷出村，往荆港轮船码头跑去，买了一张从荆港到颖洲的短途票，登上了长途轮船。荆港到颖洲是这趟航程的第一站，票价二毛七分钱。
　　这是任道庆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轮船，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决心骗人：他要只花二毛七分钱坐船去长沙。不是存心为了骗，而是没有钱，又要做一件对于他来说是天大的事。他要去北京，找中央帮他解决问题，他不得不骗一回轮船公司。
　　任道庆虽然斗大的字只认识两箩筐，倒也机灵，每当轮船发出要靠岸的通知，他就去蹲厕所，一直蹲到船离岸又驶上航程才从厕所里出来。从荆港到长沙的二十多小时的航程上，他至少蹲了八次厕所。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见他不断跑厕所，且每次都是船进港时，便好奇地和他谈起来。他便竹筒倒豆子般把挨打挨饿不能长期劳改的过程都抖了个干干净净。说起他的挨打，这位四十来岁的倔强汉子不禁泪如雨下。他涮地扯开上衣，现出身上的一道道伤痕，令好多旅客痛心不已。他把他的户口簿都掏给众人看，众人都对他的遭遇愤愤不平。好多人都说，这个阶级斗争也太不近人情了，纷纷主张他去北京告状。但是，有人又担心，这是全国的政策，告状又有什么作用呢？不过，让中央知道一点情况也好，其他地方的阶级斗争不也一样残酷吗？
　　轮船到了长沙。任道庆经人指点，沿五一路一直往东，到了火车站。他先找了个椅子坐下，掏出荞麦饼，边吃边向人打听往北京去的购票点和车次情况，特地问到了从长沙往北京的火车第一站的站台名。还好，钱不多，只一块二毛钱，他要用这一块二毛钱从长沙坐火车到北京。
　　不知为什么，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的任道庆高兴不起来，他没心情体验火车飞驰带来的快感，也没心情欣赏沿途的风景。待火车开动不久，他就向旅客坦露出伤痕累累的身子，他的遭遇和他此行的目的博得了众多旅客的同情，不但成功地躲避了列车员的几次查票，而且得到了几个好心人为他资助的餐费，更重要的，是几个旅客告诉了他往国务院怎么走。
　　仅一块二毛钱从长沙坐火车到了北京的任道庆，又由一个好心人带他登上了开往国务院的公交汽车。
　　啊呀，北京的房子好高呀！北京的街道好宽呀！北京有这么多汽车呀！任道庆站在公交车上，除了发几句感慨外，没有心思去欣赏。
　　下了公交车，问了几个行人，任道庆径直朝一扇特大的铁门走去。
　　“站住！”离门老远，两个持枪的士兵喝住了他。
　　“我……我要去国务院……”
　　“走开！”两个士兵不听他说，端着枪逼他离开。
　　任道庆干脆坐在了两个士兵面前。
　　从门里立即冲出几个穿军装的，把他架到了远处：“再这样把你扣起来！”
　　这句话正中任道庆的下怀，他喜不自禁地：“好好好，扣我扣我……”
　　守门的士兵们还从来没见过愿被扣的人，有个士兵脱口说道：“怕是个精神病人吧？”
　　一个像头头模样的人说：“把他送到精神病人医院去!”
　　任道庆见几个士兵就要来架他，慌了。忙涮地一下扯开上衣的钮扣，露出伤痕遍布的胸脯：看，我这是被人打的呀！接着，又掏出户口薄，举到那个头头面前。“您看啦。我土改时还没满十八岁，就把我划成了富农分子……”
　　头头打断他的话：“你要找谁？”
　　“找……我找毛主席……啊不……找周总理……不不……我找……国务院……”
　　头头哼了一声：“扯谈！”扭头走了。
　　任道庆立即又赴上前，早被两个士兵拦住，任凭他如何申述，一概置之不理。
　　任道庆坐在远离站岗士兵的街对面，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大门想主意。
　　一辆又一辆铮亮的小汽车从这扇门出出进进，站岗的几个士兵不断地向这些汽车敬举手礼。任道庆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坐在汽车里的人一定是大官，我何不……
　　他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辆乌黑的小汽车从门里开出后，在离任道庆不远的地方稍微放慢了一点速度，任道庆一个箭步冲过去，跪在了汽车面前！
　　车上的人大吃一惊，拉开窗帘，对两个赶上前来的士兵说了句什么，汽车便开走了。
　　任道庆被带到了警卫室，警卫室比较宽敞，雪白的墙壁，坐的椅子比轮船火车上的椅子还要软呼，他觉得他与这间警卫室的什么东西都不般配。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比先前看见的士兵的头头似乎还大一点的头头，问了任道庆几个问题后，又问：“你有什么事？”
　　“我……我要去劳改。”
　　“劳改？”这位头头睁大了双眼望着他。
　　“要么……给我摘富农分子的帽子，土改那年，我才十七岁……”头头接过户口薄看了看，又瞄了一眼任道庆敞开了的前胸，拨了一个电话，说了几句后，便把任道庆带进了一个更高级的房间。
　　这间高级的房间里坐着一个看似比较大的官，长得很富态，只见那位大一点的头头恭敬地向这位富态的官低声耳语了几句什么后，给任道庆倒了一杯开水。
　　任道庆实在太渴了，捧着这杯滚烫的开水，边吹边喝忙乎了好一阵，便在那位大一点的头头的提示下，向这位富态官员述说起他来北京的目的。他先谈了因为抢劫两斤米被判四年刑，接着说想留在劳改队却不被批准，又说了他如何挑屋场，如何因为是富农分子而不停地被批斗挨打。末了，把户口簿递给那个富态的官员，说土改时他只有十七岁，请求中央给他摘掉富农分子帽子。他似乎还不够瘾，又把他如何只花二毛七分钱从荆港坐船到了长沙，又如何只花一块二毛钱从长沙坐火车到了北京的情况详细地说了出来。
　　那位长得富态的官员一边听一边盯着他的户口簿看了一会儿。待任道庆说完，坐在椅子上沉思了良久，他不知道该如何对任道庆表态。又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拨了个电话，恭恭敬敬地对着话筒说了几句，然后连连说了几个“是”，放下电话，要任道庆等一会儿，便出去了。
　　守在任道庆身边的那个头头拿热水瓶添满了任道庆的水杯后，默无声息地坐在那儿，任道庆想和他说几句话，那个头头不搭理。
　　任道庆饿了，拿出荞麦饼，就着开水吧嗒起来。
　　过了不大一会，那个富态的官员走了来，任道庆急忙把没吃完的荞麦饼塞进布袋里。那官员对任道庆说，你回去吧，等县里调查后，再给你做结论。几句简单的话已令任道庆感激不已，直让任道庆“青天青天”的连叫不止。
　　那个头头吩咐人把任道庆带到了他们的食堂，给他炒了一盘肉，辣椒，还有两门叫不出名字的菜。吃着白花花的大米饭，吃着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吃过的赶得上皇帝标准的这么有味的菜，他禁不住边吃边哼边流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菜呀！吃完了一盘饭，那个带他来食堂的人问他还吃不吃，任道庆说“还吃”，一盘饭三下两下下肚后，那人又问：“还吃吗？”任道庆还没吃饱，不好意思说，只是笑了一下，那人便又端来了一盘饭。
　　吃完三盘饭，在食堂人员惊讶的目光中，他打着饱嗝，十分满意地走出了食堂。他记不清了，那是好几年前打过的一次饱嗝，打饱嗝的滋味真好。
　　那个头头交给任道庆一个牛皮纸信封，要他回去后交给当地县委，还说了要他老老实实搞生产之类的话后，便由两个守门的士兵送出了这个大门。
　　任道庆把信贴身藏着，掏出钱来数了数，还剩八元五毛六分，他决定又像来北京时一样，买一张短途的票坐长途的车。
　　他真想好好看看北京，但摘掉富农分子帽子的事比看北京的事大得多。
　　他不用问人便找到了北京火车站，他用两块多钱买了一张票，登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一上车，他就向坐在身边的人谈起了来北京的缘由和在国务院受到的待遇，还把贴身藏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向众人炫耀。
　　“呀，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写给你们县委的呢，恭喜你，你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好。”
　　于是，任道庆又在众多旅客的掩护下躲过了列车员的一次次查票。
　　到了长沙，他又只花六毛钱，搭轮船回到了荆港。
　　他马不停蹄地跑到县政府，把国务院的信亲自交到了县办公室主任的手中，惊得办公室主任盯着他看了好久。
　　他对老婆说，这次去北京，只花四块多钱，吃了一餐跟皇帝标准一样的饭，并带回了国务院给县委的信，看来他的富农帽子要摘了。
　　他对生产队长这样说了，他对大队支书和治安主任这样说了，他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社员们都说了，他还特地对他原来的两户邻居也说了。
　　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自然是紧张了一阵子，惩罚五类分子的手段也收敛了许多。从那以后，有几次开对敌斗争大会，居然没有把阶级敌人五花大绑，也没有对阶级敌人动武了。他的那些阶级敌人弟兄们在心里对他好生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