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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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雨下得有劲有力，生产队破天荒的没有要社员出早工。袁泉醒来后，一个人在床上思考着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他回忆起了自己从小和父亲相处的日子，感慨之余，给自己勾勒了一个渴望的父亲的形象。
　　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有一个好父亲。生活上关爱自己、体贴自己的父亲，对自己既严格要求、又不乏温柔的父亲，能给自己提供生活和学习保障的父亲，能和自己平等交流、做知心朋友的父亲，能不给自己以后的生活留下阴影、留下骂名的父亲。很多人不渴盼父亲能给他留下多少财产，也不渴盼父亲能给他留下一个耀眼的光环，只求父亲能奠下一块可供他儿女食其力的基石。但一个人不能选择父亲，因为在他还没有进入冥冥之中的时候，父亲设想中的儿子或女儿还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所以，父亲也不能选择儿子或女儿。
　　亚当和夏娃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
　　袁泉虽然不满父亲，但看着父亲挂着黑牌跪在台上，和所有的五类分子的子女一样，都为自己没法保护父母感到内疚。但是，他们的内疚只能深藏在心里，脸上须显现出轻松自如的表情，和别人一起呼喊打倒他们的口号。子女们的声音还要比别人的洪亮，甚至还要露出自得的神色。啊，还有什么比用笑来掩盖心中痛楚更令人伤心断肠的呢？
　　父亲回家几个月，袁泉很少和父亲说话，他甚至连一声爸爸都没叫过，他觉得无话可说，也觉得没必要叫爸爸。家中有什么事，敞着说几句话就知道话是对谁说的。
　　一天，父亲从斗争台上吃了棍棒，滚下台后，腿一瘸一瘸地挨到了屋里，袁泉默无声息地帮父亲搓揉了一阵子，父子俩这才有机会说了一阵子话。
　　“你是个不幸的可悲的人，你的可悲造成了我的可悲。”
　　父亲望了儿子一眼，对儿子的这个结论不满，硬梆梆地回了一句：“我不可悲。”顿了顿，又补充道：“历史的原因造成的，怎能说可悲？你的可悲固然是我的可悲造成的，我个人没有责任。”
　　“你当初就不该投奔国民党。”
　　“笑话，全国人民都在抗日，每个热血青年都激情高涨，只要是抗日的军队就投奔，谁能预见国共内战？谁能预见国民党兵败台湾？”
　　“你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甚至，祖母对你没有赡养她也很有气。你是一个失败的男人。”
　　父亲对儿子的评论很不服气，白了儿子一眼，又扔过去一句硬梆梆的话：“实事我承认，但不是我的错。”
　　“谁的错？”
　　“不知道。”父亲卷了一支卷烟，擦亮火柴点燃了，深吸了一口，“我不是不愿为新中国立功，可机会突然失去了，怪谁？如果那次成功了，我不仅是一个立了大功的人，我还会成为一个高官，会不让你读书吗？说不定，好多名校争着要你！”
　　袁泉忽然语塞了，但他不愿在父亲面前服输：“本来，我会唱歌，会表演，数理化成绩蛮好……”
　　父亲打断了他：“你五岁时，还没发蒙，加减乘除都会了，―人各有专长。你小时候，算命看相都说你是个读书人，特别是出生在那个河滩，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可是……个人的命运屈就于大环境啦……告诉你，我也算过命看过相，都说我是个将帅之才……那次，把一个小队的日本兵全活捉了——要是继续打仗，我会成为将军……”
　　“那你就对共产党更有罪了！”
　　“笑话！我那支部队没向八路军开过一枪，何罪之有？再说，即使和共产党打过仗，能怨个人吗？况且……美国的南北战争你是知道的……从历史的情况看，每一次新旧政权交替，旧政权都是没落的。最最划不来的，是那些不大不小的官。现在，不是新旧政权交替，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这些共产党的功勋显赫的都坐班房了，我还有什么想不开？我在劳改农场十多年，你没有去看过我，我给你写信你不回，我病了想你去看一下你不理。就业后，有年春节，我想回家过个年，你不答应。我的娘，我的弟弟，都不理我，我是一个有家有亲人的真正的孤家寡人，我气过，我怨过，我也恨过，这一切都在我的心里绞和着，最后化为几声叹息……我只恨我当初为什么是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
　　袁泉无话可说了，父亲似乎打开了话匣子，固执地继续说下去：“胜者王侯败者寇，古今中外亦然。我坐监、我劳改、我就业，我能理解。只是你是一个贼寇的儿子，偏要争和别人相等的地位，能不碰壁吗？碰壁了又不醒悟，就造成了你的悲。如果我没猜错，在你娘不治身亡的时候，在你女儿降生的时候，在你站在台上受斗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过，我是一个男子汉，保护母亲，保护妻儿，保护自己，是我的责任！你能做到吗？你能把你的娘送到疗养院吗？你能从公社的牢房走回家照顾妻女吗？你没有罪，但这些你都没法做到，是不是你的失职？”
　　袁泉承认，父亲说的都在理，父亲说出了他多年来的心里话。其实，父亲不说他也懂，他知道父亲说得十分合情合理，如果让他对别人说，如果说了不会有人抓辫子，他也会说出这些话。父亲今天对他说这些，一是不用担心儿子为抢功去告发他，即便告发，充其量挨斗而已，而挨斗是五类分子的家常便饭，五类分子们早就没有了脸面，从心里到表面都麻木了，够不上再将他送往劳改农场的条件。二是父亲知道，代替儿子说了这些话，儿子的心里会好受一点。三是如果儿子果因告发了父亲的罪行而能让儿子缷掉身心的枷锁，他也算帮助儿子立了一个告发五类分子的功。
　　他的父亲是粗暴的、凶狠的，父亲常对母亲大打出手，父亲在儿女的面前始终是一个阴森的判官的姿态。在他还只有六岁的时候，父亲从东北回来了，他们投诚的那支队伍没有编入解放军。父亲一回到家，就冰封了他的天真，奴役了他的烂漫，扭曲了他的遐想。父亲完全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尺度规范着只有几岁的儿子的一切，也以军人的惩罚标准惩罚只有几岁的儿子的任何一次“违规”。在他还只有几岁的时候，别人问起他的父亲，他就心生恐惧，只要见了父亲，他就会浑身发抖。在父亲的面前坐着，必须腰板挺直，双臂下垂，双膝并拢。稍有出格，父亲一双铃铛似的白眼朝他一瞪，吓得他浑身战栗。在父亲的面前，不能大声说笑，不能放声唱歌，不能手舞足蹈。只要父亲在家，不准外出和小朋友们玩耍。如果和小朋友们打了架，不管他是在理或是受人欺侮，回家后一定棍棒伺候，向他抛出一句阴森的质问：“别人怎么不和我打架，偏和你打？”入学后，不准看任何课外书籍，有时候，父亲拿着课本测验他一个什么问题，只要回答得不令父亲满意，一个耳光马上扇了过来，并且不准哭。吃饭时候，父亲吃完了一碗饭，把碗向他一伸，他得立马放下饭碗去添饭。吃菜时，筷子伸进菜碗里，必须马上夹起菜，如若拨动挑选一下两下，父亲喉咙里一声威严的“呃”，会吓得他双手哆嗦。家里若是来了客人，客人的添饭都由他一个人负责。给客人添饭耽误了吃饭，都放下碗后，他一个人还在吃，往往会遭呵斥。若是奶奶来了，作孙子的还必须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奶奶碗里放，这才能显示孙子爱奶奶。父亲的双脚五指并得很紧，一到春夏，指间溃烂了，流臭水，很痒，为父亲的脚趾间止痒的事儿全由袁泉的手指代劳。这真是一份令袁泉恶心的苦差事，他不可不搞。有时捏得手指没劲了，想用两个指头夹一下，哪料刺痛了父亲，一脚把他踢倒在地。痛苦委屈的哭声刚爆发出来，“不许哭！”如同一声惊雷，骇得他必须飞快的把开启了的情感闸门拼全力的关上堵死，留下汹涌的激流在胸中滚动着旋涡。
　　这就是十二岁以前的袁泉眼中的父亲，这就是袁泉的童年。他的姐姐大他好几岁，姐弟俩常在一起诉苦，姐姐当初离家时，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一句话：脱了苦海。姐弟俩都恨父亲。父亲仅有一个弟弟，弟弟和哥哥性格迥然有别，他因此好羡慕他的堂兄堂弟。
　　父亲搞生产是半边把式，收成不如别人。袁泉进入初中后，父亲没能力为袁泉凑学费，只好靠参加工作的姐姐。后来，父亲劳改了，把一个做儿子、做丈夫、做父亲的担子全卸了。祖母因为她的大儿子没有尽到孝心，把她的不满全向袁泉和他的母亲发泄，他和母亲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吞。袁泉想，如果父亲从小就对他体贴关爱，既严格又温柔，能和他平等交流如朋友，尽管没能给他铺好一块可供他自食其力的基石，他也能谅解父亲，他也能对因为父亲的问题使他有翅不能飞、有腿不能跳而不致产生对父亲的不满情绪。一个令他憎恶的父亲，一个没有照顾好母亲的父亲，一个没有尽到抚养孩子责任的父亲，却偏偏要袁泉承担因父亲的无能和父亲的历史造成的后果。这是袁泉心里最不甘的，这是令袁泉最痛恨的。
　　袁泉的心里还有一个痛结：由于父亲没法赡养祖母，由于父亲的问题也影响到堂兄妹的升学和就业，祖母把心中的一腔怨愤朝袁泉和他的母亲发泄，婶母也把不满朝袁泉和他的母亲倾泻，堂兄堂弟也时不时地对他不冷不热，连以前和他们关系亲近的亲戚也和他们断绝了往来。啊，小小的袁泉不仅仅承担了父亲卸给他的担子，不仅仅笼罩在父亲留给他的阴影下，还要忍受亲人的挖苦和冷嘲热讽！
　　袁泉常想，这就是他的命。他又想，如果他没有读书，即使读了书，如果回家后不再看书，不写那些被人认为是反党的文学作品，如果他没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如果他没有急于表白自己的忠诚和纯洁的心情，也不会被甄凡舟和马甫辰把他作为汕湾大队的头号危险人物。汕湾大队的二十多个已满十八岁的五类分子子女中，被揪上台接受斗争的频率与各自文化的高低成正比，就很能说明问题。是啊，如果他压根儿是个文盲，就会和汕湾大队的五类分子中的几个文盲子女一样，只是在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们偶尔兴奋起来了，为了使这些子女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不至于使他们忘乎所以，才想到把他们拉上斗争台上斗争一两回。袁泉也真恨自己不开窍，亏他还是个肯动脑筋想问题的人！文化革命是什么？就是革文化的命，革文化人的命。他有了那么一点文化也就罢了，还偏偏爱唱歌，干活的时候还偏偏做舞蹈动作。更要命的，是偏偏还有那么一点幽默细胞，记忆力也好，还有一定的想象力，干活的时候，常爆出一两个笑段子。这些笑段子有的是听来的，到了他嘴里，补充一些小细节，惹得众人捧腹大笑。他还会根据有些人的动作和语气随口设计出一个笑话或者一个滑稽动作，大伙儿当场只是笑笑而已，全没放在心上。文化革命一来，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一抓，人们便发现了他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中的阴险恶毒用心。有一年搞冬修水利，以大队为单位的几百个男女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挑土。一天上午，休息时，袁泉接过大伙儿谈论的想发财的话题，说了一个双眼人和独眼人的故事:从前有个地主老财，为了使自己的钱更多，整天冥思苦想着发财的路子。一天，有人告诉他，很远很远的大山里，有一个独眼人国，这个小国的男女老少都只在额头的正中竖着长一只眼睛。老财主一听，立即划算开了：如果我抓到了一个独眼人，把他关在笼子里，好多人都会来看稀奇，看一个只收一串钱，我要收好多钱啦，岂不是大发了吗？想罢，他带上银两风餐露宿赶往独眼人国去了。走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到了独眼人国的国界。他坐在山坡上向下一望，哇，山下的人果真都是独眼人！他正盘算着如何下手抓人，从坡下摇摇晃晃上来了一个孩子。这使他欣喜若狂。正当孩子渐渐走近他，他准备飞赴下去抓的时候，从他身后的树上跳下了三个彪形大汉，他们高兴地说：“嗬嗬，俺从来没见过长着两只眼睛的人，真是个稀罕物！把他抓回去，做个笼子关了，推到街上供人看，看一回只收一串钱，哇哇，我们几个大发啦！”说罢，几个人把吓瘫了的财主抬下山了。
　　几十个围在袁泉周围听故事的人哗的爆发出了哄然大笑，有几个还笑得互相捶打着。
　　文化革命中，袁泉的罪行材料里就有这一个：污辱贫下中农。因为有一个队的贫协主席只有一只眼。
　　如果他只知道呆头呆脑的出工收工，就绝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找他。人常说：“出头的棱子先烂”，他本来连出边的资格都没有，偏偏要出棱出格，这是他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