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1）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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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是母亲辞世一周年的祭日。袁泉向公社食品站站长、昔日的小学同学讲了一通好话，买回了半斤肉，他要好好祭奠母亲一回。
　　傍晚，饭熟了，半斤肉伴着一大碗辣椒摆上了餐桌。殷佳执盛了半碗饭，将一双筷子放在饭碗上，筷头指向那碗肉。弟弟、妹妹围着桌子站着。一家人都双手合十，小声地念着：“妈妈吃饭，妈妈吃饭，今天给你炒了肉。”
　　这时，门外走来了一个人，他挑着一只小木箱，一床被子，将扁担放下后，直勾勾地望着站在桌边的几个孩子。弟弟朝外望了一眼，自语似的小声叫道：“爸爸！”站在门外的父亲微微咧了咧嘴，仍站着没有动，只是拿眼朝他的儿、女和儿媳望着。
　　其实袁泉认出来了，他没有叫。他感到太突然。这些年来，“父亲”这两个字已经在袁泉的脑海里彻底抹去了，“父亲”这两个字应包含一些什么含义也全部失去了意义。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的时间虽不算太长，也不太短，他没有动过去农场看望父亲的念头。刚从学校回家的那几年，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使他没法升学，把所有的怨恨全部发泄在父亲身上。想起就恨，还去看望？尽管父亲几次写信给儿子，希望儿子能让父亲看上一眼。几年后，形势稍微好转了一点，袁泉也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加上父亲已刑满就业，他曾有过去看望父亲的闪念。不知为什么，小时候储存在心中的恨马上占了上风，终究没有去。近几年，想起自己身陷囹圄，更加深了对父亲的怨恨。母亲逝世后，彭幺爹把他给劳改农场打过电话的事告诉了他，说父亲已就业，盼能允许父亲回来送送母亲。他没有做声，心想，回来不回来无所谓。可是父亲到底还是没有回来。使他心中又燃起怨恨之火的是，父亲后来也没请假回来看望一下家里的情况。这就是说，父亲已完全抛弃了这个家，他不想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也不想尽一个丈夫的责任。不用说，他对父亲的怨恨又加深了一层。尽管他知道出现这些情况并非完全是父亲所愿。
　　回乡十多年了，他多希望能有人在家里帮他一把，多希望能有一个处所让他发泄一下！但是没有。如果有人能帮他一点点，如果让他有机会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平和怨恨得到了宣泄，心里兴许舒服一点，兴许能平衡一点。但他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对象。只是有时对母亲吼上几句，娘被他吼得伤心地哭，他也蹲在一旁偷偷地流泪。有时也向弟弟妹妹发泄一通，弟弟妹妹除了吓得战战兢兢，再也没法有其他的表现。最可怜的是妹妹，听见哥哥的吼声就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流。看见妹妹可怜的样儿，他的心也酸了，禁不住把妹妹搂在怀里，和妹妹一同哭着。袁泉有苦水啊，向谁倒呢？袁泉有冤屈啊，向谁申诉呢？袁泉有仇啊，向谁雪恨呢？平民们在强权高压下生活时，常用“敢怒不敢言”来形容。那是说，平民们在遇到不平事或遭人欺压时，当着面能够表现出愤怒的神色，背地里可以说上一句“恨不得啃了他的肉”。可是，袁泉从十三岁起到现在的二十五岁，连发怒的权利也没有啊，连恨也是奢望啊！这样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呢？对母亲和弟弟妹妹宣泄以后，换来的是一部分人对他的背后指责。结婚前，都说：看，袁泉这孩子脾气坏呢，哪个姑娘若嫁了他，一辈子没好日子过呢！结婚后，都说：哟，殷佳执当初没长眼哪，嫁给了这么一个炮筒子！
　　今天，苍老的父亲挑着简陋的行李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真令他有点措手不及。他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回来干什么？！他知道父亲今天不是回来看一看就走，而是要在家里住下来，他的脑子里跳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成了：家里没法住啊！看吧，只有一间瓦房和一间草偏房的这个家，瓦房是叔父让给他的，草偏房是结婚时搭的。草偏房的一半是他的新婚房，另一半是母亲和弟妹的房。弟弟睡一张小床，母亲和妹妹睡一张宽一点的床，那是母亲当年的嫁妆。母亲去世后，妹妹害怕睡那张床了。只好把床搬出去，用泥砖堆了三个墩，用细麻绳和竹子编成床板做成“床”让妹妹睡。还在母亲去世前，妹妹怕感染肺结核，曾偷偷向哥哥提出过要求，让她一个人睡一张床，最好给她一间单独的房。哥哥早想到了这一点，但根本没办法解决。除了叹气，还是叹气。这个家的瓦房的上方，是一口灶和楂坑，占了半间屋。剩下的半间是堂屋，是吃饭、切猪草、放鸡舍的空间。从房间到厨房到堂屋，安排得没有一点儿空间，幸好没有什么家具。殷佳执出嫁时，陪嫁了一张床，这已经让袁泉感觉到了岳父岳母的大恩大德了。不然，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安排他和殷佳执的睡觉问题。母亲把她陪嫁的一只柜送给了他，还把也是陪嫁的小柜送给他放煤油灯。母亲和弟妹的房间里，自然什么也没有，煤油灯用一根细绳吊在芦席上。这就是他的家。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给这样的一个家添置一点别的家具的话，也没有空间让他摆放。就是这样的一个狭窄得连针都没法插进的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简陋得吹风就点不燃灯，下雨就到处滴答的家，居然回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到这个家看一看就走，而是要住下来。这个人没有钱，没法把屋稍微拓宽一点，没法把屋整得稍微好一点，就是要住下来。并且，袁泉没有任何理由把他拒之门外，因为他是父亲。
　　袁泉第一眼看见挑着行李站在门外的父亲时，心里不自觉地“哎呀”了一声，这声“哎呀”不是惊讶，更不是惊喜，而是叹息，是哀而叹之的呼救。袁泉的“哎呀”声后，脑海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我可怎么办啦！”弟弟叫了一声爸爸后，再也没有任何表情了，妹妹只是望了望父亲，没有叫一声“爸”，也没有要爸进来。弟弟心里也在说“你回来干什么，谁叫你回来的！”他们也为父亲的回家感到突然、感到不知所措，甚至还产生了要赶走父亲的想法。
　　父亲放下他的简陋行李后，固执地望着大儿子，望着小儿子，望着小女儿，也望着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小孙女，那架势分明在说“我回来了，这是我的家，我得在家里住下来。”是的，这个本来已适应了没有父亲的一家人，为猛不丁的跳出来这么一个父亲，手足无措了。现实就这样活生生地出现在袁泉面前，躲不掉、赖不脱，没有任何人帮你，也没有任何人同情你。并且，必须马上把这个现实问题处理好、安排好，是你袁泉一个人天经地义的责任。
　　父亲没有一星半点安家费，劳改期满就业时，本来有了一点儿工资，但他要抽烟，他要喝酒，有时买一件衣，有时吃点儿饼干，几乎没有剩余。他也适应了一个人生活的日子。父亲今天手中只有二十来块钱，他不会拿出来补贴家用，他要留着自己小用。
　　摊放了母亲遗体的那张床一直在外面风吹雨打。澧水流域有一个习俗，老人即将咽气时，要把老人从睡着的那张床上抱下来，放到另外的木板上吐出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如果在床上咽了气，这张床便不能再睡人了。母亲逝世的时候，袁泉在地里干活还没回家，弟弟、妹妹不懂这个乡俗，也无法抱动母亲。现在父亲回来了，睡在这张摊了母亲遗体的床是唯一选择，父亲倒不在乎：“我就睡那张床。”床暂时安置在堂屋里，紧挨着灶，本来狭窄的屋子一下子让人找不着呼吸的空间了。
　　父亲的回家让殷佳执找到了发泄怨气的窗口。她深爱着的袁泉本该有美好的前程，就是因为这个仅仅把袁泉带到了世界上的父亲，没有给他丁点儿物资的精神的享受，却把他的一切都毁了，她有怨气想发泄。但她是自愿乐意嫁给袁泉的，她没有权利对袁泉的父亲说三道四，更没有权利对袁泉的父亲发泄。然而她还是要发泄。发泄的唯一方式是分家，让父亲和弟弟、妹妹是一家，她和袁泉和女儿是一家。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分家后总得有两口灶，可是，没有砌一口灶的地方，只有将草偏房拆了，再加一间屋，使房子的格局成为一间瓦房、一间草房和一间草偏房。
　　在殷佳执嫁给袁泉的几年中，一共修了三次房，两次是把屋顶快烂掉的稻草掀下来，再盖上新稻草。一回是土砖墙被连日大雨淋湿透后垮了，眼看着檩子快掉下来，他不得不冒雨把屋拆倒后再搭。盖一间草屋需要千斤左右的稻草，每年从队里只能分到二百来斤，缺口只有买，为凑齐八百斤稻草的钱，往往要半年。这期间，一旦下大雨，屋里便成泽国。殷佳执出嫁时，也把她从少年起记录她生活的嵌在两块镜框里的照片，作为嫁妆带到了袁泉的家里，她是准备把这些照片作永久型的资料保存在这里，等到她有了孩子后，孩子又有了孩子后，再抖出来让儿孙们惊讶感叹的。却不料连续不断的漏雨把照片全毁了，她心痛了好几阵。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她种菜的技能也不够好。可怜巴巴的一点自留地，种的菜勉强够吃，但仍要选择长得好的大的凑在一起去荆港卖了以后买盐买油。家里也养猪，因为没有钱买饲料，全靠寻野菜喂猪，猪长得慢，七八个月才能让一头猪长到一百三十来斤，刚好够交派购的标准。家家户户喂猪都想交派购，一头派购猪国家奖励八十斤稻谷指标，粮食还蛮紧张的年代，这八十斤谷能解决好多问题。卖猪的钱必须先买一头小猪，剩下三十多元给大人小孩买几尺布做几件衣。这样的日子不用说，过得紧紧巴巴。因此，平时若想给孩子买几粒糖也要掂量再三，这还是算顺利的。那年，家里喂了三个月的一头猪得病死了，一家人悲痛了十天半月。那一年，全家人一件衣都没做。是呀，一个男劳动力出一天工才三角钱，两口子养一个孩子的家庭才能做到不亏欠，这还要好年景。袁泉的家里自然年年亏。年终时，各地各级政府抓亏盈兑现的劲头很足，亏欠户必须要拿钱填补亏空，但各户都没有钱拿出来，只好把家里的衣呀被子呀、甚至床呀柜呀搬出来让有钱进的人家搬了去。本来空空如也的家里，一年比一年更空空如也了。
　　现在，父亲回来了，房子要加大。袁泉望着屋前屋后栽了没几年的椿树，大的才碗口粗，勉强可以作为搭屋的材料。没法，只有砍。他数了数，才十多根，添一间屋不够，而且，加了一间屋，从草偏屋上拆下来的稻草大部分不能用了，稍加计算，没有两千斤稻草不行。还有竹哇、芦苇呀、铁丝呀等等辅助材料需要买。还有，靠自己一个人搭不起一间屋，必须请人帮工，帮工的人不要工钱，也不要工分。农民们都是这么做屋修屋的。给你帮一天工，吃三餐饭，每餐饭都可能沾一点点肉腥鱼腥。只是酒是奢侈品，大多没有把它算在开销之列。每天，每个帮工的开支大约在一元左右，而出一天工才有三毛，所以，能常给人帮工，也是这个人的荣耀。袁泉划算了一遍，大约要请十来个帮工，连同稻草之类的材料加在一起，没有一百元不行。一百元！一万个一分啦！
　　彭幺爹和袁泉的父亲早几年是朋友，见朋友回来了，黑夜里到袁泉家坐了几回，和袁泉的父亲述说了袁泉这些年的艰辛。他主动提出把自己家的两百斤稻草给袁泉，他又要求生产队也给袁泉几百斤稻草救急。
　　屋终于做成了，比原来多了一间，两个家庭凑合着分开了。弟弟完小毕了业，没资格读初中，成了生产队的放牛娃。
　　父亲六十五岁了，身体还说得过去，每天都出工，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斗争五类分子的会常常开，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望着斗争台上的素未谋面的老头子：“哟，他就是袁泉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