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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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方支的老父是个有眼光的人，贫寒之家却让儿子读了几年书。所以，能断文识字的贺方支给人生增添了些许亮色。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天，他在集市上捡回了一张号召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传单，细读后，向老父摊开了自己的主张。老父居然和他一拍即合，就这样，凭着一腔热血，他当上了兵，扛上了枪。
　　可是他没有先见之明，他投入的是国民党的军队。
　　由于他识点字，没几年，当上了排长。
　　在国民党军队的几年里，贺方支只打过一次仗，那就是著名的常德保卫战。他所在的那个营安排在战场的外围。战斗刚开始，他的那个连与一小股日寇的先头部队遭遇，他打死了一个日本兵，日本兵的一颗子弹也打中了他的左肩，但他坚持不下火线，战斗结束后，给他评了个三等功。
　　几年以后，他所在的那支部队集体向解放军起义，不久，他就回家了。
　　有关他的这段历史，回家的材料上写得清清楚楚，他自己也分别向乡、区两级政府做了交代，还把起义证明交给了当地政府。因此，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没有触动他。
　　文化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根据斗争的需要，敌对分子扩大到了二十一种人，当过国民党排长的当然也是二十一种人。
　　贺方支在劫难逃。因他负过伤，被有想象力的人展开了推理：国民党一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贺方支既然打过仗，一定是打八路军，他是在打八路军的时候被八路军打伤的，一定是，千真万确！好家伙，一个隐藏得这么深的阶级敌人竟到今天才被发现！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能揭开真相！
　　经过精心策划的斗争贺方支和陈文雷的大会召开了。袁泉今天是陪斗。
　　甄凡舟指着五花大绑的贺方支说：“以前，贺方支说，虽然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但没向共产党开过一枪，他身上的伤是日本鬼子打的。革命的同志们，经过我们十几天的调查，贺方支说的全是假话！他是在一次和八路军的作战中，打死了一个八路军战士，另一个八路军战士本来想一枪结果了他，但考虑到他上有老下有小，只打伤他的肩膀，为的是警告他不要再做坏事！”
　　贺方支连连说：“不是不是，你们说错了，说错了……你们不懂……不懂……”
　　“错了？把你的反革命罪行揭错了？不懂？说革命群众不懂？革命者最聪明，反动者最愚蠢！你这个阶级敌人竟敢说革命者不懂？这是向革命群众发起新的进攻！罪加一等！”
　　拳头、荆条落在了贺方支的头上、身上，他被打得嗷嗷叫。
　　“谁都知道，国民党军队只反共，不抗日，这是每一个读了书的人都知道的。贺方支刚才这么说，完全是为国民党翻案！”
　　台下有人醒悟似的“哦”了一声，原来贺方支这么反动！
　　有人忽然问袁泉：“你说，国民党是不是只打共产党？”
　　袁泉说：“常德会战是打日本鬼子。”
　　“操他的娘，阶级敌人一鼻孔出气，不要他说！”
　　有人想出了主意：“要贺方支交代，他打死的是一个八路军。”
　　贺方支说：“不是，我打死的是一个日本鬼子……”
　　“胡说！你打死的是一个八路！今天你要是不说打死的是八路，老子们饶不了你！”
　　“我打死的是鬼子……”
　　两记重重的耳光打得贺方支鼻子嘴里都是血。
　　“你说打死的是八路，就放了你。若还说打死的是鬼子，今天让你做鬼了嘎卵！”
　　贺方支熬不过，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只好说打死的是八路军。
　　啊呀！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挖出了一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阶级敌人！
　　接着是乘胜追击陈文雷。
　　陈文雷出生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有一个哥哥。他和哥哥都读了几年私塾。
　　解放那年，父母双双离去，只剩下哥俩。由于哥哥已经成家，他还只有16岁，家产便归哥继承。哥哥说，这家产也有你的一半，待你成人后再分给你。
　　土地改革时，哥哥成了地主，房产、土地都被没收了。好在他是个老师，只是日子过得艰难点。
　　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7岁的陈文雷，凭着一腔热血，当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朝鲜，他参加过几次战斗，立过功，右臂负了伤。由于伤及了筋骨，治好后，怀揣着革命军人的三级伤残证复员回到了老家。
　　哥哥嫂嫂十分喜欢他，哥哥说，以前承诺要给你的家产没了，但我仍要扶持你。他心里挺感激，以哥哥嫂嫂对他的贴心照料引为自豪。
　　政府先后给陈文雷安排过几次工作，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自动辞职了，后来，他当上了小学教师。
　　三年的志愿军生涯练就了他一副秉直刚强的性格，看不顺眼的事喜欢说，敢于批评，因此招来了一些人不满的眼光。
　　自从阶级斗争的口号开始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后，他哥哥因为是地主分子，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这使得他开始思考与哥嫂之间的关系了。
　　他认为，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应该有鲜明的坚定的阶级立场，既然地主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他决定做一个彻底与自己的家庭决裂的叛逆者。
　　一夜之间，他断然做出了与地主成分的哥哥彻底决裂的决定。
　　他把家中凡属哥哥赠予他的一切家具和衣服集中在门外坪里，浇上煤油，烧了。
　　他把哥哥出资帮他修的一间偏房拆了，估摸着哥哥的钱大约可买得偏房上的几根檩子，便抽出几根檩子，也一同堆码在门前坪里，浇上煤油，烧了。
　　左右邻居都对陈文雷的这些行为不理解，他也没做什么解释，这一切都是他默默进行的。
　　他妻子见他把这么多东西烧了，毁了，实在心痛，但也没做声。只是在他烧完了属于哥哥赠送的所有物资后，压低声音咕哝了一句：“我是你哥哥嫂嫂做介绍嫁给你的，该不会把我也烧了吧？”
　　陈文雷一听这话，跑到厨房操出一把刀，瞪着血红的双眼，威逼着一步步走到妻子面前，刷地一下举起了菜刀！
　　妻子吓得尖叫，连呼“救命”，陈文雷举着刀，在妻子的头上、脖子上磨蹲了好一阵子。妻子早吓得说不出话来，后来闻讯跑来的几个邻居才帮着解开恐怖之围。
　　“看在这几年你对我的情谊上，今天就饶了你，如若以后再提起他妈什么哥嫂，看老子不宰了你！”
　　见一向对自己服服帖帖的丈夫为哥哥的事变成了凶神恶煞，她这才发现丈夫性格的另一面：认准了的事，任凭谁也改变不了。
　　当哥哥的不知道一向爱他的弟弟的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天后，他到弟弟家里去，想叙叙旧。哪知陈文雷一见哥哥，立即虎下脸，吼道：“你滚！我和你已经一刀两断！你这个地主！”
　　哥哥自然是一头雾水，正想问他为什么，只见陈文雷手持菜刀，凶狠地向哥哥扑了过来！
　　哥哥没命地跑了。
　　陈文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在他的心中，自己是一个扛枪打过美国鬼子的人民志愿军，时时事事必须以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他的哥哥对他有恩不假，但他是一个地主分子，上面要求革命者和阶级敌人水火不容，怎么能和他称兄道弟！再说，用革命的理论来分析，他对我有情有义，说不定是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站在家庭和亲人的角度，他这么做似乎过分了。但是，既要做一个革命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割舍亲情！革命战争年代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
　　自从陈文雷做出和地主哥哥彻底决裂的行动后，他忽然感到全身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他下决心和一切有违党章和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行为作无情的斗争。
　　他向公社党委和公社联校党支部郑重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他对学校各级领导的有些作法表示了不满。对公社领导的有些作法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甚至批评。
　　他对老师们的吃不饱、没钱花之类的言论或是解释，或是劝导，有时则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立场问题。
　　老师们对他不满了。各级领导对他不满了。常和他针锋相对地争辩，但是都辩不过他。他从小就善于言辞，在志愿军的连队里，他担任的是文书。几年的文书生涯，使他在谈话中常巧妙地引用马列和毛选中的经典论断。若和别人争辩，善于揪住别人语言中的疏漏处，再上升到革命的理论高度予以驳斥，往往使对手下不了台。
　　1960年，全国范围内精简了一大批教师，是领导眼中钉的陈文雷理所当然地被精简了。几乎所有被精简的人员都找各级政府要求改变决定（当然没有成功者）。只有陈文雷，他没有向任何组织提起此事，他只是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放到哪儿都会发光，况且，革命工作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让我当农民就当农民吧。
　　这时候，袁泉走近了陈文雷。二人发现彼此有好多共同语言。他把思想疙瘩向陈文雷敞开，陈文雷一次又一次的开导着他。不知不觉，二人的感情渐渐加深了。
　　陈文雷对各级干部强迫农民干些劳民伤财的、不务实的花架子功夫很不满，公然大声叱责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的种种做法。
　　在那个时代，敢于对上级指挥生产的作法提意见的，真可谓是无法无天的孙大圣了。陈文雷没有孙大圣的武功。干部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面对爱提意见的陈文雷，也不管他的革命军人的出身，不时地给他一点难堪。但是又辩不过他，只好施以武力了。受了鞭打的陈文雷逐级向上级反映，却没有结果，反倒是动手动脚的干部受上级表扬。他不免困惑起来。
　　一年后，农民的情况有所好转，农民们基本上不挨饿了。陈文雷常对人说：“前几年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的党知道错了，改了，这就好哇。”
　　斗争者问陈文雷的出身，他答：“革命军人。”斗争者说：“不是，你是个地主分子！”陈文雷说：“错！我十七岁参加……”不等他说完，四个壮小伙拿着早就准备好的绳子，把他紧紧地绑了，陈文雷直痛得“哎哟哎哟”乱叫，但他仍要说：“我十七岁就……”早有装满了水的一只木桶套上了他的脖子。这一下陈文雷连“哎哟”都叫不出来了，他的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脸色惨白……
　　斗争大会胜利结束。
　　当天夜里，贺方支把绳子套上了脖子，吊在了自家的屋梁上。他老婆、儿子、女儿的悲哭没有唤起人们的同情。
　　有人在庆幸：又一个阶级敌人、美蒋特务畏罪自杀。文化大革命辉煌的战册上，又添了光彩的一笔。
　　几天后，陈文雷喘过了气，他和大队、公社的头头们不屈不挠地说理，要他们搬出把他定为地主分子的理由。
　　干部们说他不过，只是对他恨之入骨。当然，也在计划着一场更残酷的行动。
　　一份秘密的关于陈文雷搞反革命的材料加盖了大队和公社的公章后，递到了县公安局。
　　没几天，县公安局派人用一种能叫人七窍生烟的捆绑法，把当场就痛昏了的陈文雷押上了囚车。
　　他坐进了牢房。是什么罪？不知道，谁也说不上来。审讯他的时候他问了法官，法官也说不上来。只知道抓他是正确的。
　　两个月后，他从牢房回家了，也没有做任何结论。只知道释放他也是正确的。
　　坐了牢的陈文雷，再也不敢说三道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