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乡村浴室（二）

　　第二十三章，乡村浴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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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春天，我做了一次胆囊切除手术。其实这次手术好多年前就应该做了，早在父亲去世的那年就查出了慢性胆囊炎，那时只是隐隐地痛，没在意它。近几年发作起来总是疼得满头大汗。特别是春节前的一次发作，疼了好长时间，有了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当时怀疑是胃出了问题，为此特地到戴窑做了一次胃镜。查下来发现胃里长了块息肉，是良性的，不至于会有这么疼。后来又接着做了次B超才查出了问题的实质，原来是胆囊和胆总管里长了结石。医生说已经到了非手术切除不可的地步。当时就决定等浴室一歇业就立即动手术。
　　刚搬进新房子不久，老伴和我就去了兴化。一开始，云高准备将我安排到市人民医院，那里有个王医师是兴化地区数一数二的外科主任，与云高处得很熟，他答应亲自为我做这次手术。不巧的是王医师去了上海，听说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后来我又看到人民医院里住院的病人特别多，大病房里挤满了不说，连走道上都住着病人，我就想到城西的女子医院去。听说那个医院是民营，以做妇科手术为主，也兼做普通外科手术。医院是利用一家宾馆改成的，病房都是标间，一间只住两个人。先前有一个在我那里洗澡的人也是在那家医院里做的胆囊切除手术，说是来去都有专车接送，收费也不高。我到那儿一看，情况确实如此。外科主任姓汤，说加几百元钱还可以包房。后来云高到了那里又遇到了一个姓曹的护士长，她是我们乡里的人，与云高挺熟。她听说我是有职工医疗保险的，说这种手术包干费用的自费部分只需800元。如果打算请其它医院的专家来客串主刀，也只需另外送一个五、六百元的红包给人家就行了。因为我特别喜欢这儿的宾馆式病房，一心想住下来在这里做。云高虽然仍有些不放心，但也只好随我的意，不过他坚持一定要请个专家来主刀，其实这家医院的汤主任做这种手术也是手到擒来，因为职称只是一位主治医师，云高就有点不放心。
　　后来经曹护士长介绍，请来了一位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那人姓吕，据说常在这里客串主刀。第二天就进行了例行的术前检查，其中有一项结果吕医师看过后有点儿犯难，就是查到我的每分钟心跳次数每分鈡只有四十多次。他建议再做一次24小时的监测。因为女子医院没有这种设备，三院的又被人占用着，只好到人民医院去做。做下来的结果是：24小时中也出现过两个时段每分鈡四十多次的心率，但时间都很短暂，大部分时间内还是比较正常的。于是吕医师就决定后天动手，并且准备在手术过程中使用心脏监测仪器，以便随时掌握突发情况。
　　记得做手术的那天是4月18日。此时，老伴和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四天了，上一天晚上我还买了些囟菜在包房里喝了点酒，虽然看到过许多人做过这类手术，而且大都平平安安地康复，但此时此刻说是一点心理压力没有是不现实的。那天晚上我好像已经作好了明天下不了手术台的思想准备，与老伴谈到了一些我如一去不回的后事安排，弄得她一夜都没睡好。
　　手术是第二天下午做的，上午，亲人们如临大敌般的都聚集到了我的身边，除了我的四个子女，还有在兴化的堂兄堂弟及其家人，凤兰和二女婿是特地从扬州赶来的。三院来了三位医师，除了吕还有一个女麻醉师和一个专门负责心脏监测的男医生，那个医生还与凤兰同过学。手术协议是我自己签的字，我没看协议中的内容，此刻只好听天留命了。
　　手术还算顺利，躺在手术台上的我神志一直很清醒，能从医生们的谈话中知道手术的过程，也并不觉得十分疼痛。约一个小时后，我得知胆囊已切除取出，听吕医师说胆囊极大且已有部分糜烂，后来他们还将胆囊与其中的结石一起拿出去给门外的亲属们看。接下来就是剖开胆总管，清理里面的结石，此时的感觉比开始时难受的多，疼痛的感觉也与时俱增。后来又加了点麻醉剂，才使我咬牙坚持到最后。整个手术耗时近三个小时，后来才知道如果不是胆管中有结石，光切除胆囊只需一半时间。
　　可能是因为麻醉的作用，下了手术台抬进病房时已有点迷迷糊糊的了，不过还记得催促准备回扬州的凤兰赶快动身。晚上，我身上全副武装，除了肚子上插着输胆汁和输血水的两根导流管外还连着心脏监测仪和输液管，另外还插着镇痛泵。陪床的除了老伴还有云高、云飞。好在这间包房是原来宾馆的标间改成的双人病房，房间里有两张病床和两副供陪床的人休息的躺椅。不过，那天夜里大家都没能有机会休息。午夜时分我感到疼痛加剧，而且越来越厉害，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好像镇痛泵一点作用都没有。后来云高叫来了汤主任，他叫护士给我打了一针杜冷丁。下半夜两点过后，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两个小时左右，醒来后觉得疼痛减轻了，暗自庆幸，这一关怕是闯过来了。
　　接下来的两、三天，进入到正常的抗感染阶段，每天的输液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发现这里用的全是最廉价的药，怪不得这里的包干费用如此低，听说在人民医院手术后每天的费用高达数百乃至上千元，而这里起初是百把元，后期只有几十元。后来我的术后康复过程十分缓慢，老是怀疑是因为用的廉价药所致。疼痛在一天天减轻，就是要时时忍着不能咳嗽，忍不住咳出来就会有一阵剧烈的疼痛。云高、云飞头两天寸步不离，后来弟兄俩轮班，过了四、五天，晚上就不需要他们来了。几乎天天有人来探望，水利站站长会计也特地来过了，并且送来了500元钱。术后的第八天创口拆线，此时又拔掉了一个插入腹腔中的导流管，身上只剩下一根导流胆汁的管子，顿觉轻松了许多。隔壁房间里有个比我晚一天动同样手术的病人已经能吃一大碗干饭了，而我却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一顿只能吃一小碗粥，秀兰送来的甲鱼、鸽子等营养品我是吃一样怕一样，味同嚼蜡。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大便仍未通，连屁都没放一个。当时，我有点儿心急如焚，因为再过有三天就是“五一”节，那天四弟的二女儿出嫁，到时我的四个子女都要回去，如能在那时出院回去，我那所大房子就能安排好些亲戚住宿。谢天谢地，终于在第十天的上午解出了大便。那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忙着办好了出院手续。女子医院派专车一直将我们送到家。我对于这家民办医院的印象是不错的，那里安静的环境和周到的服务比起当今的一些公立医院确实难能可贵，特别令人信服的是这家医院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无红包医院，当云高准备向那个姓汤的外科主任和曹护士长“表示表示”时，受到了断然的婉拒。不过也有点儿美中不足，对于我们这些有医保的患者来说，在用药方面显得太过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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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弟家有事的那两天，我仍然天天挂两大并水，是用的出院时医院开的药。我们这个家族的所有亲戚都到了这里，我也在病床上受到了大家的慰问和祝福。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爱富家的二女婿是东南大学的博士生，后来留校任教，三十岁刚出头就成了东大最年轻的副教授。
　　又过了二十天，到了原先医院与我约定去拔管的日子。这一个月中我体内没有出路的胆汁全部通过导流管流出体外。导流管连着一个塑料袋，每天从中倒出约有半斤重黑红色的、粘稠的胆汁。这段时间我一次也没出过大门，一是因为身上挂着导流袋，不方便也不雅观；二是过了这么长时间，身体还一直没有康复的迹象，胃口极差，虽然也能勉强地吃半碗饭，但感觉不到一点饭的香味，就像是咽的粗糠似的。睡眠也不好，老是担心那根导流管会在睡着时被扯出来。躺在床上滋味真难受，每天夜里都要坐起来歇几回气。体重从175斤减至140斤，腰围也从三尺缩小到二尺六寸。庄上有一个三年前做这种手术的人告诉我：他术后一个月去兴化拔管时，是一个人乘班车去的，拔完后在躺在医院歇了会儿就回来了，我自知我的情况不可能那么简单，我必须再去作一次全面检查，是不是手术中留下了什么后遗症？本来拔管是应该由原住院医院免费完成的一个项目，但云高主张这次不再去女子医院，直接去三院找负责手术的吕医师。
　　到三院后，吕看到了我仍然是一脸的病容，又听到了我们叙说的情况，感到有些诧然。于是他给我做了次手术部位的检查，不知道是一台什么设备，特别疼。查过后吕如释重负地说手术没问题，体内创口愈合得很好，我想，他为此也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后来查到肝功能有些不正常，就要我在三院住院治疗几天后再拔管。住院期间每天挂一上午的水，用的都是治肝方面的药，我想到胆总管是连着肝脏的，有可能是在手术中剖开胆总管时伤及到了肝部。下午有时乘人力三轮车回秀兰家休息。邻床住的是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小伙子，刚做了胆切除手术才五、六天，看到他中午能吃两小碗饭，晚上还吃中午剩下的冷饭，羡慕得要死。第四天拔管时，刚过后有一段时间的剧痛，过了一会儿，疼痛逐渐减轻，终于成功地拿掉挂在身上三十几天的“尾巴”，顿觉又轻松了许多。
　　住了一个星期，也不见有明显的好转，每天吊完水就回到秀兰家中，第二天早上再去，中午都要弄几样开胃的下饭菜，如炒鳝丝、烧龙虾之类的，但还是难以唤醒久违了的旺盛的食欲。第八天时我就想出院，可医院不肯，说还要住几天。这里与女子医院相比，有许多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到处是不准收红包的宣传，广告栏中还还有医师们的保证与签名，但私下里多少仍有点暧昧。像我们这些有医保的人也要与主治医师打点关系，因为有的药品能报销80%至90，有的报销比例很低，甚至还有完全自费的药，开什么药全凭医生笔下超生。另外对于有医保的人，即使到了应该出院的日子也要有意多留两、三天，临走时还要再开上几天的药。第十天出院时我总共化去一万多元，自费部分三千多元。平平淡淡地住了十天院，化费却超过了动手术时惊心动魄的那十天。当然其中还包括又开了不少药和一张B超检查单，说是哪怕明年来做都有用。我是留着等身体完全康复后再来切除胃中的那个良性肿瘤的。
　　那天办完了出院手续已是中午，中饭是云高领我们在一个小饭店里吃的。要了几样家常菜，奇怪的是那顿饭竟然成了我四十多天来的一个可喜的转折点，饭吃到嘴里第一次吃出饭的香味，谢天谢地，久违了的好胃口好像又回来了。
　　打那以后，胃口越来越好，这一关总算是完全闯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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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夏天，饭量已经慢慢地恢复到了手术前的水平，身体也一天比一天硬朗起来。可见得人是铁饭是钢，没胃口吃饭的人吃多少营养品也不管用。特别值得庆幸的是我又能吃一点肉了，我以前对肉可是情有独钟，但在前几年中，哪怕喝一口肉汤都会让我疼得死去活来。无聊的时候就上庄去转转，偶尔也打打纸牌，不过还不适应在牌场上被电风扇对着吹，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中玩电脑。
　　我的那台电脑还是五年前从扬州凤兰那里搬回来的，她也才不过用了年把多时间，我拿走后她又买了台稍好一些的。开始学会用这玩意儿倒也没经过太多的周折，因为我在有电脑前就通过小霸王学习机学会了用五笔输入法打字。电脑一拿回来就在浴室那边装了宽带，年过花甲的我就顺利地成为当时中国网民队伍中的一个“老”兵。头几年这台电脑跟着我搬了好几回家，夏天仍住在镇上，冬天只能住在浴室里。玩游戏只是下下围棋和玩连连看，围棋是下的那种最简单的九路棋盘。更多的时间是练习打字，开始时是抄报纸上的一些有意义的短文，后来也试着写点东西，从一退下来就开始收集资料的“季氏家谱”就是用踺盘打出来的。初稿共有四万多字，其中“关于季氏家族的传说和联想”算是我写回忆文章的第一篇习作。
　　转眼间又到了秋天，原来打算如果身体恢复得好就将浴室再开一年，如果恢复得不好，就关门大吉到此为止。算来，那台小锅炉已经用了五年，烧烧停停的炉子最容易锈蚀，估计它的寿命也只剩下一、二年的光景。有一天，我试着去将那台好几月不用的发电机做一次保养，发现我竟然还能把那台小柴油机摇动得怒吼起来，而且并没有觉得腹部有什么不适。那台机器平时起动时非常费力，需要摇出相当高的速度才能着火，能轻而易举地将它启动，证明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于是就决定将浴室再开最后一年。
　　那一年，烧锅炉的燃料十分紧缺，前几年在收稻时就能收到上百亩田的齐稻草，后来逐年减少。原因是很少有人家靠人工割稻了，庄上有几台收割机，全是割的乱草，乱草大都在田里就地焚烧。草少了，价格也就自然地上涨了，每亩要四十多元。草不够烧时就烧从东台造纸厂送过来的下脚料，那里面以废塑料为主，烧起来也很上火，其中的废铁丝和编织袋还能卖一点钱。不过，那种废料是经过水洗的，货车送来时都是精湿的，必须要晒至半干才好烧，天天盼着是一个既有太阳又有风的晴天，开了六年的浴室就数那一年特别忙。，收了几十亩田的齐稻草，平时舍不得烧，要留着阴雨天时应急。还有，烧那种废料是很污染环境的，烧时浓烟滚滚，烟尘中还漂浮着黑色的塑料灰，气味也特别不好闻。浴室的西南方向住着两户人家，因为怕人家说闲话，刮东北风时也只能烧稻草。
　　临近春节时，连废料也供应不上了，有时虽然送来一、两车，因为没天晒又不能烧。万般无奈时，只好烧煤。质量稍好一点的烟煤每吨的价格是2000元，每天的燃料费用都在300元左右。好在春节前后生意也好，每天做五六百元、七八百元是常事。腊月十九的那一天，连小卖部卖货的收入做了1800多元生意，是六年来营业额最高的一天。
　　那一年还经常停电。停电时，因为周边的浴室都没有自发电设备，洗澡的人就格外多，我的那台小发电机虽然在秋天并不太难开，但到了寒冬腊月情况就不同了。尽管每次开机前都先用热水注入水箱，但还是非常难开，有时歇尽全力、连续摇七、八次才能将发电机启动起来。不过还算幸运，虽然每次都弄得精疲力竭，但几个月前刚开过刀的腹部并没感到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2009年春天，开了六年的浴室停下来了，而且秋后不打算再开了。那年我和老伴虚龄都是68岁。
　　没过几天，我又住进了兴化第三人民医院。这次住院是去年就计划好的，为了摘除胃里的那个良性肿瘤。手术方法是直接用做胃镜的器具伸进去摘除（至今也未弄清楚是烫掉的还是轧掉的），不需要开刀。这种小手术其实也不一定要住院，住院只是为了能报销药费。第一次做胃镜检查时用的还是去年在这里开出来的单子，检查结果是：那个瘤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那么大，也可以肯定并未产生恶变。于是便确定第二天实施摘除手术。
　　第二天手术进行得很不顺利，那个冰冷的家什在胃子里翻江倒海般的折腾了四十多分钟，感觉到那个瘤子在里面躲闪，伸进去的器具吃不住目标。后来医生怕我吃不消就准备明天再接着做。受了四十多分钟的罪结果却无功而返，连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耐受能力超乎常人。听说我的堂弟每次做胃镜检查时都要用全麻。此时又有点后悔没听云高的劝说，他是主张去扬州苏北人民医院做的，据说那里手术时先用一个器具将瘤子固定住，手术时间短，病人少受罪。第二天上午，手术前先打了一针，说是为了控制胃部蠕动。这次真的没化多长时间就结束了手术。以后每天上午到病房里吊两并水，中午就回秀兰家，晚上也不回医院。一星期后就出了院。
　　那年署假过后，孙子一文在兴化文正实验学校读初二，他去年以较高的分数被那家民办学校的公费强化班录取，并已经住校一年。云飞听说我们浴室不打算再开了，就想让我们去伴读。后来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以每年6000元的租金租下了一所独门独院的大房子，开学时，我和老伴就举家搬过去了。去时准备在兴化城里住五年，一直伴读至高中结束，生活用品装了半卡车。那年春节过后，云飞和巧红又担心我们对孙子因为过分溺爱而管不住他，便又决定由二媳妇过来接替我们。此前，浴室也已经以极低的价格转让出去了，老母又在这一年初冬辞世。至此，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逍遥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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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15日，那天是农历十月二十九，母亲在长期病痛的折磨下走完了她多灾多难的人生之路，与世长辞。那年她虚龄92岁，是庄上最年长的老人。虽然庄上人都说母亲是个有福分的人，儿孙满堂且都过得蒸蒸日上，子女们又特别孝顺，但事实上母亲的晚年过得并不幸福。她的最大的不幸就是父亲早她二十年就撒手人寰，性情倔强的她独自一个人生活了18年，直至生活无法自理时仍念念不忘等身体好一点让她单过。父亲去世时母亲72岁，头几年还与庄上的老头老太们打打纸牌，后来一心学诵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字不识的她居然靠死背硬记学会了许多汉字，我虽然小时候学过繁体字，但对经文中的一些冷僻字也常常教不了她。
　　82岁的那年，因为突发急性阑尾炎，我们为她在乡卫生院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因为是高龄，特地从兴化人民医院请了一位专家来主刀。康复后她非常感慨，说是八十多岁的人还能通过开刀挽回一条命，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88岁的那年夏天，因为吃鸡肉时被骨头刮伤了喉咙，卧床不起，高烧不退。我们都怀疑有鸡骨头卡在喉咙里，又将她带到东台中医院，虽然检查时发现只不过是严重的刮伤，但还是在那里住了好几天院。记得时值盛夏，骄阳如火，探视的晚辈川流不息。尽管每逢有事的时候总是儿女绕膝、众星捧月般地围着转，但在平时各家都有各家的事，她只能生活在无边的寂寞中。吃的也特别简单，冷一顿热一顿的，还那些舍不得丢掉的、永远吃不完的、过了期的营养品。
　　2008年的春天，母亲在扬州三弟那里不慎跌断了胯骨（三弟当时也已退休，两个侄儿在扬州经营一家广告公司，他们全家都在那个美丽的城市安下了家），住进了苏北人民医院。三弟听人说如不进行手术治疗就会终身瘫痪。当时四弟正在南京，我的浴室还在开着。我们相约一齐赶到那里，主要是弟兄们一起商量一下是否再给母亲动一次手术。我是和两个妹妹一起乘班车过去的。住在单人病房里的母亲见到我们时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因为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原本就很羸弱的身体更加瘦得可怜。后来，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听到了关于母亲病况的介绍，原来情况并没有像人说的那么严重。医生说：按照常规开刀加钢板是治疗骨折的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保守治疗，骨伤处也能自然愈合，就是所需的时间要长些，且可能会出现其它方面的风险。不过，从患者的年龄与体质情况来看，手术治疗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他还介绍了他们医院以前的两个病例，一是江泽民主席的姐姐，二是他们医院前院长的母亲，都是90多岁在这里做的同样的手术，可惜手术都没有成功。后来我又看了X光片子，看到断裂处并没有错位，只是有一条缝隙，于是便力主保守治疗。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就为母亲办了出院手续，医生嘱咐：回去后静养，每天请社区医生吊一并水控制感染。当年秋天，母亲奇迹般的康复，并且能离开轮椅靠拐杖走路。她曾对我说：“还是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如果你不去拿个决定，说不定已经死在刀床上了”。
　　她是在辞世的这一年春天才查出了贲门癌的。那时她住在我的浴室里，浴室还在开着。有一次我看到她吃过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后还又吐了出来，当时我没往这方面想，总以为癌症的高发年龄段是在五、六十岁，没听过九十岁以上的人还会得这种病。后来我带她到戴窑卫生院做了次钡餐透视，得出的结论是贲门癌晚期！这种结果其实就是无情的死刑宣判，因为任何一项现代化的诊疗手段对于这个92岁的老人都没有意义了。当时我只是悄悄地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同去的小妹，没敢说给母亲听。
　　那年的农历八、九两个月，正好轮到我服侍母亲，也是我尽孝的最后一段时间。当时孙子一文的新学期已经开学，我只得与老伴两个人轮流照顾两头。母亲吃得越来越少，吞咽也越来越困难，但还不曾有人告诉她是得的绝症。大部分时间是我在兴化照顾一文的饮食起居，老伴在家服侍母亲顺带做一些秋收秋种方面的农活，那年种了几分地的山芋、花生和黄豆等杂谷。一样一样地收回来后还要栽油菜。我一个人在兴化也不得不竞竞业业，每天凌晨时就要起来煮早饭，天一亮就要按时将一文叫起来。开始时老担心睡过了头，常常三、四点钟就醒在床上过一会儿就看一回挂钟。中午一般是烧、炒一、两样菜，生怕不合孙子的口味，常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后来听二媳妇说，一文说我烧的菜还比他奶奶烧得好吃，我才有了一点成就感。
　　到了农历十月，母亲又轮值去了四弟家，去时是坐在轮椅上推过去的。开始到那里时还能吃点粥，后来就连粥也咽不进去了，最后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只能吃点西瓜喝点儿水。此时母亲已经到了弥留阶段了，一口气掉下去人就要上路了。三弟也闻讯从扬州赶回来了，我也一天都不敢离家，两个妹妹也轮流着日夜不离母亲的身边。每天仍然给她吊一并水，虽然不过是象征性的，但其中的葡萄糖成分也有点儿延长生命的作用。远远近近的晚辈和亲戚都来看望过了，她神志还清醒，认得出每个来看望她的人。有一天夜里，我和爱生都睡在她的旁边，她突然要我们为她挪铺，（我们那里有个习俗，人不能在床上断气，必须要在堂屋的地上打地铺），我们估计她一时半会还不可能断气，就答应她等天亮了再说。
　　铺挪出来的那天，正好从唐子来的两个表妹来看她，母亲躺在地铺上看到她娘家的两个侄女还有点兴奋，她唯一的娘家侄子此时还远在福州。第二天傍晚，她终于闭上了眼睛，告别了这个给她吃过千辛万苦而又令她十分留恋的世界。当时我正握着她的手腕，感觉到她的脉动一下比一下微弱，直到完全沉寂。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母亲的丧事持续了四天，为了等远在福州的表弟回来，多耽搁了一天。不过这样也好，因为场面太大，人客又空前地多，多化一天时间能将事情办得从容些。有句俗语说：“父亲好死，母亲难亡”。意思是说母亲去世时长子要披麻戴孝去请母亲的娘家人到场，如果舅舅还在就要跪地请舅舅，舅舅不在时也要跪地请表兄弟。如果平时对母亲不好，娘家人有成见，就有可能让孝子跪好长时间不将他扶起。亡母入殓盖棺时还有一项重要仪式，叫“挽钉”，也叫“执斧”，棺盖上有一根系着红布条长钉，叫“止钉”，钉这根钉之前必须由娘家人先摸一下斧柄，以示同意盖棺。绝对不允许在娘家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将亡母入殓下葬。还好，福州至兴化有长途班车，表弟在第三天天刚亮时就赶到了他唐子镇上的家。我特地请人开了辆小车去请他，去时我是标准的孝子装束，披麻戴孝不说，腰间还围着一根粗大的草腰子。见到比我小八、九岁的表弟时，我刚跪下他就将我拉起来了。
　　丧事是在四弟家办的，先前征求过母亲的意见，按照习俗，父母去世后停尸举丧的地方应该在长子家，但也有人家是在老祖屋中办的。四弟家是祖屋，前面就是母亲借住过的三伯家的老房子，共有七、八间房子和两个天井，场地还算宽大。不过，前来吊唁的亲戚比以往办喜事时要多得多，因为丧事是最大的事，何况又是“喜丧”，有好些不大交往的姨亲。远亲都按惯例通知到了。因此，还是觉得拥挤不堪。伙食方面是请的外庄的一套家宴班子，在前面的院子里搭了个能摆放十张圆桌的大棚，母亲停尸在四弟家的堂屋西首，那里也是请和尚做佛事的地方。
　　送葬前的一天是最忙乱的一天，除了要接待从四面八方过来的亲友和一些有关单位来的代表，还要有专人负责接待并记录庄上纷至沓来的送“路纸”的人。一时间，冥纸堆积如山，花圈排满了门前的巷道。
　　送葬的那天，因为人多，除了一辆灵车又去了一辆中巴。八个“扶冲”的人兵分两路，其中四人跟去火葬场，另外四人到墓地“开山”（即开挖墓坑）。凌晨四点时母亲的遗体先被抬上船，然后再摆渡到公路边抬进灵车。那天是农历十月初三，是个无月的黑夜，外面刮着凛洌的北风，空中闪烁着十分稀疏的几颗寒星。车队出发时，随车的“吹打”吹奏起凄婉的哀乐，我在漆黑的车箱里思绪翻江倒海，六十多年来的往事潮水般地涌上心头。想到母亲在那饿死了多少人的年代，父亲身陷囹圄，她拖着三个弟妹二度去甘肃的情境，我泪如泉涌无声地哭泣到安丰火葬场。
　　此次到殡仪馆送葬是我平生第一次，此前先后送走的父亲和岳父、岳母都是土葬，自从实行了殡葬改革，土葬已被绝对禁止，父亲的遗骸在地下苦苦地等了二十年，等来的却是一捧骨灰。常听人说，到过这里次数越多的人，对人世间的名利与恩怨会越来越看得开，此时，年近七十的我当然更不例外，想到送走母亲后我作为人子已经完成了所有应尽的义务，下一步就是要由子女们来为我尽这方面的义务了。
　　告别仪式上，殡仪馆为母亲化了淡妆，这可是她一辈子九十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化妆，想象得到她十八岁嫁给父亲时，也只不过是先将发辫改成发髻再用细线扯一遍脸而已。送葬的人一一跪拜、绕场一周后，母亲的遗体被推进一个通往焚尸炉的小门，在那里母亲将化着一缕轻烟。
　　天大亮时，我们用一块带来的红布领到了母亲的骨灰，骨灰由我捧在胸前，经过露天时有人替我打着伞。我们回到村边再乘机船到达墓地时，那边已经做好了安葬的一切准备，父亲的坟墓已经打开，他的棺材已经腐烂崩坍，只有几块朽木遮盖着父亲的骨殖。“扶冲”的人说：怪道你们这些下人如此兴旺发达，原来父亲的墓中有两条小龙（蛇）。父亲在我这么大岁数时就备下了一对寿棺，虽然当时木材市场已经解禁，但杉木还很难买到，因此，这对寿棺是用松板打成的。母亲的那付棺材已经在她的身边放了二十多年，此时，棺材里摆放着一个用母亲的衣服和稻草做成的假人。骨灰就一把一把地洒在假人上面。原先父亲的坟墓是用砖砌的，有两个墓室，其中一个空着的墓室是留给母亲的，上面盖着水泥预制板，此时已经打开。
　　封棺前，按惯例由表弟象征性地摸了一下斧柄，然后盖棺、下葬。重新盖上水泥板后又在上面堆了一个简单的土坟。此前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所有送葬的人都是跪倒在荒草萋萋的墓地旁边，劲吹的北风冻紫了孩子们的小脸。哭的人不多，哭的人中数小妹最伤心，大家都明白她目前的家庭状况令她非常纠结。最后是将一大堆冥纸和所有的花圈付之一炬，送葬的人再次跪拜后仪式结束。
　　那天的中午饭是葬礼压轴戏，这顿饭叫“下红”，过去办丧事开始的几天全是吃素，只有最后一顿“下红”饭才动荤，不过，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这种习俗已不复存在，我们这次虽然办得不算太张扬，但从头至尾都是按照喜事的标准办的。这一餐的人客比平时还要多一些，除了前来吊唁的亲友，还要请一些有关的“庄客”和送过花圈、寿仪的单位代表。这顿饭连前后两进堂屋在内共摆了十八桌。饭后散客落幕。
　　母亲的牌位是在做“六七”时化掉的，这种做法是征求了表弟的意见并得到他首肯的。按照旧俗，亡人的牌位要等到第三年才能化，其间必须有人在每次用餐时到牌位前磕头、点灯、供饭。不过，近几年很少有人家留着牌位供一年多时间了，大都是在做“六七”时同时化掉。我们觉得这个旧俗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就跟着改革的潮流走了。“六七”是在亡人死后42天的一次隆重祭奠仪式，仪式中作为孝子一方要再度请和尚做佛事超度亡灵，所有参加葬礼的亲戚都要到场为孝子“脱孝”，其中还有许多繁文缛节，如不同关系的亲戚要带不同的贺礼，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
　　母亲的“六七”仪式办得既隆重且风光，其规模比办葬礼时还要大些，因为此次需要宴请“庄客”的人数相当多，凡是送过“路纸”的庄上人，都要请一客。另外还特地买了500只小花碗应付“偷碗”，这项旧俗是说：凡亡人是有福有寿之人，“六七”时从这里“偷”一只碗回去给孩子当饭碗就能长命百岁。我们这次可是大大方方地“送”，凡是请过来赴宴的人每人送两只小花碗，碗上面有漂亮的花纹和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题字，是正儿八经的“寿”碗。
　　这次祭奠仪式连同上次葬礼与丧葬费用共化费掉三万多元，其中母亲留下了一万多元，收亲友们的礼金一万多元，我们老弟兄三人总共也不过负担了一万多元。后来，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将父母的合葬墓进行了一次较高标准的装修，又化去了近一万元。
　　装修过的坟墓，在那一大片荒草丛生的公墓里鹤立鸡群，十分抢眼。原先砖砌的墓墙外面又加砌了一道新墙，墙上又贴上了一层厚厚的毛面石；墓顶的周边装上了大理石的栏杆，角上还装了一对小石狮子；高高的墓顶平面上安放了一个锥形的水泥坟，坟前立着一块墓碑；在墓区的地面四周埋着一圈路牙，并将路牙里面浇筑成混凝土地面；墓的正前方有登上墓顶的台阶，还设了一个长方形的大理石供桌。又在基的后面栽了两棵桧柏。装修的费用虽然是由老弟兄三人平摊，但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我一个人打理的，施工中所需设备、材料、都是云飞送过来的，他还开过来一条带着发电和施工机械的大船，一直坚持至工程完工。其间，我是总策划，老伴也要每天到船上为施工的人煮饭、烧水。
　　当年清明节上坟时，大家都为装修风格的朴实、大气而赞叹不已。
　　父母的墓旁还有一块不大的空地，可以挨着他们的墓基稍作东扩，足可安置我和老伴两个人的骨灰。不知道还将会再过多少个寒署到这里与父母团聚？如果时间长一些，我还会利用这段时光去回忆曾经的岁月沧桑，品味迟到的盛世华章。人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天”也好，“命”也好，一切都随它们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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