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故地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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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0年开始，我和老伴就真正地过起了退休后闲居的日子
　　很早以前就曾想过，等闲下来后，带着老伴去一趟北京。上世纪70年代，我曾因为村办工厂的事情去过两次东北，有一次回程时顺便在北京玩了一天，那时需要有专门的进京介绍信才能住上旅社，就连包裹寄存都要凭当日车票，记得在逛故宫时，我身前身后还掮着两个大包。第二个想去的地方就是我和老伴都曾在那里生活过几个年头的嘉峪关。五十年前我们是在那里结的婚，故地重逰，就算是纪念一下我们的金婚。那年春节过后，我就开始筹划起这次来去数千公里的旅行。因为考虑到北方的气温较低，出发的时间就定在5月中旬。旅游路线是先到北京，再从那儿乘车穿过内蒙、宁夏去嘉峪关。最后沿陇海线返回。又因为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乘过一次飞机，这次计划在去北京的这段旅程中搭乘航空班机，让我们这两个年近七旬的乡巴佬开一次洋荤，圆一回飞机梦。估计总开支在一万元左右，相当于前些年经营半年浴室的收入。
　　听说在网上化三、四百元就能买到一张到北京打折的机票，搜索后发现果然确有其事，因为害怕网络上有陷井，没敢贸然下手。“五一”节过后又专门去了一趟盐城国际机场，想在那里买到两张打折的机票，可惜那里到北京的机票都是全价，每客960元。后来还是在扬州工作的侄儿替我在网上订了两张每客800元的机票，他说他经常在那个网站上买机票，绝对不会出问题。我通过电话短信把我和老伴的身份证号码发给他，他很快就为我们办妥了。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们，机票的时间是5月16日中午11点45分，在南京禄口机场起飞后估计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北京。他叫我们提前一天到扬州，第二天上午他用他的车直接送我们去机场。
　　5月15日的上午，我们如约到了扬州，中午是在在二女儿家中吃的。女婿是市里一家粮食单位的老总，他说他单位的车明天也有空，就不要再麻烦用他的私家车送了，禄口机场在南京的西南方向，离扬州可不近，我说也好，就揩一回公家的“油”吧。侄儿在电话中告诉我，在网上凭身份证号码定的票，在机场只要出示身份证就能领到登机牌，并没有多少繁琐的手续要办，有什么问题再与他联系。当天下午，女儿又特地为她的妈妈到街上买了两件稍微时髦一点的衣服，她是希望能为她妈妈脱去些“土”气，装扮成像一个城里的老太。晚上又找出了两双旅游鞋，给我的一双是外孙穿过的，正在读高中的外孙个子已经过了一米八，小家伙的脚居然和我一般大，穿27公分的鞋。细心的女儿晚上还为我们整理了行装，我们带出来的几个提包被换成了一个带密码的拉杆箱，那是女婿上年去海南旅游时用过的。还将她去庐山时用过的一个小巧玲珑的坤包拿出来，说是在人多的地方，这种包可以斜挎在胸前，能保护数码像机等贵重物品。第二天上午去机场，在汽车穿过润扬大桥时，开车的李师傅问我，为什么不乘扬州至北京的火车，火车卧铺的票价也比飞机便宜得多，我告诉他主要是因为过去的大半辈子还没有乘过飞机。他说他至今也还没乘过。原本希望他能在机场上能帮上一点忙，现在才知道他也与我一样，是个“空”盲。到机场后他一刻也没停留就匆匆地掉头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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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禄口机场的票务大厅要比盐城机场大得多，但是其规模还是比不上大都市的火车站，也并不像火车站上那样的人声鼎沸，显然是，对于眼下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乘坐飞机还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我因为已经去过一回盐城机场，对这里的一切并不太感到怎样的新奇和陌生，而几十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伴倒真像刘姥姥刚进了大观园。我安排她在一旁看着行李，她诚惶诚恐地东张西望。大厅里的人虽然不是太多，但在办理行包托运的五、六个柜面前都排着十来个人的队。后来打听到在网上订票的乘客可以直接在那里出示身份证领取登机牌，并同时办理行包托运。很顺利地办完这些手续后，觉得原来一切竟然是如此简单、便捷。后来又到问讯处询问还有什么手续要办，被告知，接下来就是通过安全检查，进入候机区。进入安检通道时，看到人们都将身上带的打火机丢进道旁的纸箱里。检查是很仔细的，全身都要经过仪器进行扫描，随身携带的小包也要逐一打开。
　　候机区里设有座椅，还有一个小卖部，面积不是很大，倒有点像轮船码头上的候船室，显然是一趟班机充其量也不过一、两百人。出了检票口，就看到了数百米开外停着几架飞机。两辆机场上摆渡的大巴将我们一直送到飞机的舷梯旁。我们乘坐的是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大型客机，机舱的宽度比火车的车厢还要宽一些，每排设六个座位，在中间通道的两边各有三个座位，我们的座位离机头只隔了五、六排。在舷窗外面稍后一点就是巨大的机翼，机翼朝前的方向有一个圆形的孔洞，估计是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进气口。靠着舷窗的座位上坐的是一位从淮安过来的中年女人，当她看到前面靠着通道还有空着的座位时，便起身去了那里。她说是为了图去机尾的洗手间方便一些，反正不像是在火车上那样靠着车窗可以欣赏到外面的风景。她的举动倒是成全我们，想不到乘飞机两个人还能占三个座位。
　　飞机比预定的起飞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广播中说是因为气象原因受到航空管制。起飞前，有服务人员为乘客讲解了航空安全方面的知识，先是介绍了遇到紧急情况时飞机上的逃生通道，接着讲解了如何在起飞和降落时正确使用安全带，最后还讲了万一飞机在海上迫降时如何使用救生衣。讲得机上像我们一样一些初次乘坐飞机的人有点毛骨悚然。对此，我倒是没有太多的紧张感觉，例行公事而已。我知道，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飞机是最安全的，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概率也是最低的，人们其所以有紧张感是因为偶尔发生一次空难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大加渲染，而在我们的国家每年都有数万人死于公路交通事故，乘车的人们却并不感到惧怕。再说，两个普通的农民，万一机缘巧合死于空难，也值了，而且子女们还能为此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瞎想而已。
　　飞机起飞时已经快到下午一点了，它先是不慌不忙地从停机坪拐上跑道，然后在跑道上加速。在飞机腾空而起的一刹那，感觉到在地面上奔跑产生的震动倏地消失了，在发动机沉闷的轰鸣声中，人也就有了一种飘浮起来的感觉。从舷窗外可以看到地面上急速后移的景物，看到的建筑物就像火柴盒子一样地散落在地面上。一会儿飞机就钻进了云层中，只能看到窗外翻滚着浓雾，人便有了一种以前在武侠小说中常看到的“腾云驾雾”、“御风而行”的感觉。没过多久，飞机就爬升到万里无云的高空。
　　在高空中平飞时，人坐在机舱中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舱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也没有乘车乘船时的那种震动和颠簸。舷窗的上方是碧净如洗的蓝天，下方铺着灰白的云层，因为缺少了对照物，感觉不到我们乘坐的这个庞然大物正在以每小时上千公里的速度飞行，倒反而像是一叶小舟飘浮在平静的湖面上。在云天相接的远处，略有起伏的云朵极像湖泊的岸线，使人仿佛有一种置身于“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境界中。真是美极了，内心深处感叹：不虚此行，不虚此生！
　　估计快要到北京的上空时，感到飞机有点颠簸，从舷窗外看到巨大的机翼也在阳光中颤抖，没有经验的我也难免有一些紧张的感觉，舱里的广播说发生颠簸的原因是因为高空气流所致，我便关上了舷窗的遮光装置，系好安全带，准备着与北京零距离接触。那天，北京的天气还不错，晴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当飞机掠过轻雾般的云层后，就又看到了地面上快速向后运动的房舍和树木，看到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就像爬行着的蚂蚁。飞机向地面俯冲时，人在机舱中也有一阵阵下墮的感觉，随着身下的一阵轻轻的震动就知道飞机已经落地了，我们就又回到熙熙攘攘的人世间。
　　下了飞机，我们就随着人流到大厅中央的一个运动着的转盘上领取各自的行包，想不到竟然这样方便、简捷，就是拿错了包关系也不大，因为出站时会核对机票和贴在行包上面的标签。首都机场大得使人眼花缭乱，它有好几个航站楼，航站楼之间还有公交车摆渡，可见规模之大。出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小卖部买打火机，想先美美地抽一支烟。本来每只一块钱的打火机在这里却卖到了两块五。后来在等公交车时又用手机和扬州的女儿通了个报平安的电话。到北京市内的公交车有好几路，一时拿不定主意乘哪一路车，最后还是选定了去西单的那班车，因为考虑到西单在长安街的西头，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也不近，那儿的住宿可能不会太紧张。到西单的车费是每人十五元多，看来距离还不近。
　　在西单下车后就找到了一家地下室招待所，那里不带卫生间的普通双人房每晚要一百元，后来遇到一个开出租车的青年人，他说可以带我们去住每晚一百元的标准间，并且不收我们的车费，他带着我们穿街钻巷，找了好几家小宾馆，都说客满，最后他有点无奈地和我们商议，每晚一百四十元的你们住不住？我就说，先住一晚再说。后来在新华街的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一家小宾馆，房间在二楼，说是标间，其实比正规的标间要小得多，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洗澡。推开窗户就是老北京的民居，那个不大的院子里还有一棵树。从北京市地图上查看到，这里已经离西单很远了，离天安门广场应该不远，果然如此，宾馆里的人告诉我们：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
　　那天傍晚，我们沿着宾馆北边的一条胡同往东走，刚走出胡同口，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建筑物，就像一个巨大的白色贝壳倒扣在地上，问人后才知道是国家大剧院，沿着这座奇特的建筑往北走，不一会儿就到了长安街，再向东不远就是天安门广场的西侧，因为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没有进广场，就从人民大会堂向南，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大门前折回宾馆。又顺便在胡同口买了些面食当晚餐。这一天是2010年5月16日，一天来天上地下的经历对于我们这两个乡巴佬来说真可谓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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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外面下起了濛濛细雨，我打着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把折伞到街上买早点，在一个报刊亭上买了一张新版的北京市地图，同时向摊主打听，这儿什么地方的旅馆比较便宜，卖报刊的是一对老年夫妇，人非常和气，老头告诉我：在前门西大街的南边有一条较大的胡同叫西河沿街，那条街上有很多的宾馆、旅社，价格也比较便宜。我就顺着他指点的方向往南走，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叫西河沿街的胡同。那是一条典型的老北京大街，在老式的平房中夹杂着一些两层小楼，路面也不怎么平整，宽度倒是能开得进小汽车。那里果然有很多宾馆，有的宾馆直接以数字命名，记得有叫六宾馆、七宾馆的。我走进了一家叫宝立新兴的宾馆，询问服务台有没有空着的双人标间、价格如何，店主说等会儿有人退房，每晚八十元。我听后有点儿喜出往外，我们要在北京住好几宿，在这里住每天能省六十块钱。后来我在回去的路上买了些早点，吃过后就收拾行囊准备退房，店主想挽留我们，说是还可以每天再优惠二十元钱。由此可见，昨天送我们的的哥是拿了店里的一些介绍费的。大约在八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就顺利地住进了西河沿街的那家宾馆。这家宾馆的房间，比昨天住的还要小一些，估计只有八、九平米，因为是带卫生间的，所以也称是标间，算是迷你型的吧。好在价格太诱人了，真想不到在北京的市中心还能住到这么便宜的标间。
　　住下来后，老伴就忙着洗昨天换下来的衣服，我就查看刚买的地图，弄清我们所处的位置，计划上午先去天安门广场。西河沿街是前门西大街南面不远并与之平行的一条小街，它的西面的出口就是新华街，东面的出口是邻近前门大街的一条小街，南面是极有名气的大栅栏和珠市口。这里全是老北京的旧民居，在一条条胡同的路边上开着许多四合院的大门。附近有很多北京老字号商家，如全聚德、荣宝斋、同仁堂、瑞蚨祥等等。据说，为了保留一些古老皇城脚下的历史风貌，这里暂时还没有拆迁改造的规化。我们步行去天安门广场化了半个小时，比昨天住的地方远了约十分钟的路。路上先是经过国家大剧院的南门（即正门），和人民大会堂的南门（全国人大办公地）。记忆中的天安门广场是个开放式的大广场，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没有毛主席纪念堂，他老人家是在我去后几个月的秋天才仙逝的。那时，偌大的广场上，只是在中央有一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十多年来，在这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现在广场的周边也都安上了铁栅栏。在几个供游人进出的通道口都搭起了帐蓬，对每一个进入广场的游客都要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广场上有很多游人，都是外地来此旅游的，其中也有不少外国游客和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在毛主席纪念堂门前，等着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排起了两列望不到头的长蛇阵，从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大门入口处，绕着东墙排到南大门出口处。那天上午，我用带出来的像机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还请了一位老年游客为我和老伴拍了一张合影，那张照片的背景是天安门城楼，我的一只手搭在老伴的肩上，现在看起来很有些不伦不类。
　　中午饭是在西河沿街上吃的，那条街上有很多小饭店，饭菜还算可口，价格也不贵，两菜一汤，只化了四十几块钱。饭后稍事休息，便又出发去故宫。可惜那天故宫没玩成，因为忘带身份证，买不到老年人半价优惠的门票。好在我们有的是时间，计划明天再来。在天安门城楼前面拍了几张照片后，就带着老伴去王府井转了一圈。这里是北京的老商业区，有点儿类似上海的老城隍廟（即豫园商场），到北京旅游的人都要到这里转一下。摩肩接踵的人流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于我们并没有多少诱惑，而且这里又是出行的第一站，也不方便购物，也就是到这里看个热闹而已。记得三十多年前我肩上挎着两个旅行包在这里转悠时，曾为当时最有名气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繁华而惊叹不已。往回走的时候，患了多年骨剌的右膝盖疼得很厉害，走不多远就要坐在路边歇一会儿。这时遇到一家当地旅行社招揽游客的人，他动员我们明天参加他们组织的八达岭长城一日游，说是每人只要一百二十元，可以游览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鸟巢、水立方等诸多景点，中午供应一顿免费午餐，还有专车到游客所住的宾馆接送。考虑到这些景点反正是都要去的，便告诉他宾馆的位置，并留了手机号，约定明天日出前去接我们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晚上在宾馆细看他给我的宣传单，发现宣传单上有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半价优惠的规定，感觉到上了他的当，便又和他通话，说我们明天不去了，别的旅行社对老年人只收半价，他很爽快地回答说，你来吧，对你们也收半价。每人只要六十元，想不到这么便宜，两个人到八达岭来去的车票也要好几十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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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我又与他通了电话，告诉他我们不想去看升旗仪式，晚一些直接带我们去八达岭。六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辆小车，把我们接到前门西大街上，那里停着一辆旅游大巴。因为等客，八点多钟才开始出发，又因为堵车，九点多才出了北京城。车上只有二十多个游客，还空着三分之一的座位。随车来了两个导游，其中一个年长一些的胖女人是东北人，还有一个小伙子像是北京本地人。两个人都很能说，一路上轮番着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有关景点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十三陵水库时，导游的介绍更加发人深省。说这个水库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40万人化了半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毛泽东主席曾在那里参加过劳动。但工程开工前就有专家提出：因为那里全是砂质地层，建成后的水库将会是一个砂漏，根本蓄不住水。果不其然，专家们一语中的，水库建成后靠从外面调水，勉强维持了几年，后来就任其干涸、荒芜。为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
　　那一天，天气晴好，气温也特别高，最高温度达到34度，上一天晚上看电视时得知，北京的这几天的气温有些反常，南方的杭州、宁波的最高温度还不足30度。在八达岭登长城时，游人大都穿着单衣。因为腿不行，我和老伴只是登上了第二个烽火墩便再也爬不动了。回到车上时出了不少汗，听到导游说了几句顺口溜，想想倒也觉得有点意思，他说，你们到北京来无非是“广场上看人头，城墙上看砖头……不到长城非好汉，爬得越高越傻蛋……”。离开十三陵后，导游又开始大讲中国的玉石文化，说十三陵旁边的一座山上就出产一种名贵的玉，极力渲染玉的奇妙功能和它的收藏价值。并说，在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具数百年前的遗体栩栩如生，究其原因，却是因为有一个玉枕陪葬。下车后才知道，原来下一个景点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玉器商店，停车场上泊着好几辆旅游大巴。这个商店免费供应游客午餐。我们在偌大的营业大厅里转了一圈，参观了摆在玻璃柜台中的各式各样的玉器，价格不菲，动辄数百乃至数千元，不过真正出手购买的人极少。餐厅的规模倒不小，排列着好几十张圆桌。我们进去时正值高峰时段，有三分之二的桌子上坐满了人，开的是流水席，一桌坐满十个人就上菜。五菜一汤，还算可口，有一点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感觉。
　　饭后的第一个景点是参观明代蜡像宫，这个景点要游客自掏腰包买门票，每人四十元，老人不优惠。这是一个超大型的人造景点，用恍若真人的蜡像，重现了明代从朱元璋开国到崇帧上吊三百多年的历史。看过后，老伴觉得挺有意思，我倒是觉得四十元的门票化得有点不值。在回程的途上还在一处寺廟下过一次车。后来又去了一个购物的“景点”，那里像是一家大型的超市，主要经营北京的土特产，如蜜饯、果脯、板鸭之类的食品，游客下车后都要佩上可以识别的胸牌，可能是商场里要根据车上人购物的数额给旅行社回扣。商场里的人特别多，都是导游带过来的游客，虽然价格比外面要贵得多，但买的人还不少，我们也跟风买了一斤天津大麻花。
　　下午五点多钟，车到了北京城西的国家体育馆，鸟巢和水立方也都在那个地方。那里还有一家七星级的宾馆，听导游说，那里面的总统套间每天的房价要一万元以上。到了这里，旅行社的使命就全部完成了，导游告诉我们，这里有四通八达的公交系统，玩过了可以自己乘车回住地。虽然已经是傍晚，但这里的游人还不少。乘着光线还不错，我赶忙拿出像机，以鸟巢和水立方为背景，拍了好几张照片。晚上回到宾馆，回顾一天的经历，觉得旅行社的收入还是不小的，他们的开支除了汽油费就是八达岭的门票，而且他们和景点上估计还会有打折的约定，玉石商场因为免费供应了午餐，是不会再给他们好处的，蜡像馆和土、特产商场大概是都要给回扣的。好在对于我们来说，只出了个半价，跟着玩了一天，想想还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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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疲惫，第三天上午没有往远处走。就在住处的周边蹓跶了一圈，买了些廉价的纪念品。下午去故宫博物馆，那里的门票每人60元，六十周岁的老年人凭身份证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天气比昨天还要热一些，在阳光下行走，已经感到有点烤人，卖冰棍和矿泉水的摊点生意特好。因为时间充裕，我们在里面玩得特别细致，拍了好多照片。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化了一块钱的门票，挎着旅行包匆匆地在里面转了一圈，虽然是走马看花，但印象还是很深的，隔了这么多年，旧地重游，依然有点儿似曾相识。
　　5月19日是我们到这里的第四天，那天上午，我们计划用一上午的时间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一下一代伟人的遗容。排队参观的人特别多，双列纵队一直排到纪念堂的南大门的出口处，估计要有一千人以上，起先听人说，参观的人只要凭有效身份证就可以进去，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后才又听人说，参观人不得带包，也不能带照像机，当时我们带着一个小包，也带着像机，估计排到大门口也进不去，我只好从队伍中退出来，让老伴一个人先进去，我就在出口的地方等她出来。她出来时已是十点多钟，我看到排队的人已经比早上少了许多，就将小包交给老伴，再重新排队，这次因为人少了，向前移动的速度也快了，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排到了入口处。纪念堂的正门朝北，隔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对着天安门，估计大门的中心是在前门与故宫的中轴线上。纪念堂的四周围着一道铁栅栏，在栅栏大门的两边各有两间小屋，作为两处安全检查的通道，安检程序主要是查验身份证，并检查是否携带违禁物品。一进大门就是安放着毛主席座像的前厅，进门的人在这里首先向着座像鞠躬、献花。花是从门口花亭上买的，是一小束两块钱的白色纸花，在座像的前面整齐地码放着一大堆这样的花。看样子，那些花是完全有可能再拿回售花亭的。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人们缓缓地走进瞻仰大厅，大厅里搭着一间很高大的玻璃房子，毛主席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里面，里面光线很暗，有一束柔和的灯光照着遗体的脸部，神色安详，像是在熟睡，又仿佛像是在梦中缅怀他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这次只化了一个多小时我和老伴就在出口处会合了。
　　下午，和老伴商议了一下，计划明天离开北京，奔赴大西北，最好是能买好明天下午的火车票，这样就能利用明天一上午的时间去一次颐和园。西河沿街上有一家铁路售票点，每张车票收五元手续费。到那儿一打听，听说北京站有一趟直达甘肃嘉峪关的列车，可惜没有明天的票。售票点上的人告诉我们北京至兰州的列车明天有票，我正好担心在车上时间太长身体吃不消，这样可以在途中歇一宿。于是就买了两张兰州的车票，美中不足的是这趟车是上午十点多发车，颐和园是去不成了。
　　6月21日是我们到北京的第五天，那天吃过早点后，我们就收拾行装退房去北京火车站。在我的印象中，北京站离这里不是很远，三十多年前，血气方刚的我是从那里步行去天安门的。这次，我们是乘的公交车，乘车的人特别多，是硬挤上去的。北京站是个老站，因为这些年来，城市都在以几何级数膨胀，它现是几乎是到了市中心，为了缓解这里人流日益拥挤的状况，现在有很多从北京始发的列车都已经改从北京西站发车，后来建成的西站，离市中心远一些，估计规模要比这里大得多。尽管如此，站前仍然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几经周折，我们到了站里的时候，开往兰州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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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0点45分，列车从北京准点发车。听列车员说明天下午才能到达终点兰州。车上的人不是太多，还有一些空着的座位。因为没舍得买卧铺票，上车前一直担心车上的人太多会遭罪，看来情况还不算糟糕。看着车窗外快速向后飞驰的景物，我和老伴两个的心情都很不错，兴致也很高。想到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二年，两人曾一起从甘肃回江苏探过一次亲，往返途中，在拥挤的车厢里和车站的长椅上，相依着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那年我们虚龄才二十岁，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苦，感觉却是很温馨。一转眼，四十九年过去了，如今，年近七旬的我们的身后已经有了一大帮儿孙，望着对面的老伴，我不禁陷入沉思，往事如昨，百感交集。
　　中午和晚上，车上都供应盒饭，每客十五元，有一只鸡腿。晚上，列车在山西境内运行，车上的人比发车时还要少些，有一半的座位空着。到了夜里，车厢里就更空了，我和老伴每人都占着三个座位的长椅，可以躺下来睡觉，享受着卧铺的待遇，而且是下铺，暗自庆幸运气还不错。天亮后，列车已经穿过了内蒙古进入到宁夏境内。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中年女人，是在北京同我们一起上车的，宁夏的中卫市是她的目的地。我从地图上查到，中卫是宁夏西南的一座城市，过了中卫，铁路的走向就转弯向南，兰州就位于中卫的西南方向，而且是大南小西。我们要去的嘉峪关位于中卫西北方向，由此可见，我们经由兰州是向南绕了一个几百公里的大弯，既浪费了时间，也多化了不少车费。又在地图上查到，中卫向西还有一条铁路线，这条线路一直向西，在武威站与兰新线接轨，这才是去嘉峪关最便捷的路线。我想，如果我们提前在中卫下车，虽然浪费了中卫到兰州的车费，但这里到嘉峪关的距离并不比兰州到嘉峪关远，估计车费差不多，还能省去好几个小时的乘车时间。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向列车员咨询，他说完全可行，就是不知道下午中卫有没有向西的列车停靠，他叫我在中卫停车时下去问一下，如果有车就能在那儿下。上午十点多钟，列车停靠中卫，我收拾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做好下车的准备。列车一停稳我就先行下车，一打听，听说下午三点多有一趟重庆至乌鲁木齐的车在这里停靠，于是我就赶忙招呼老伴下了车。
　　下了车，很顺利地买到了去嘉峪关的车票，然后找了一间钟点房，想在午后再歇一会儿，是最便宜的那种车站旅社，才化了十块钱。住下来后，我就向店打听这个陌生城市的情况，并问她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店主是个身材高挑的中年女人，有着一副海外名模的身材，很健谈，我发现宁夏人说话的口音有点儿像陕西的方言。她告诉我们，中卫是个县级市。有两处旅游景点，一是“大漠奇观”——沙坡头，离这儿二十多公里，还有一处就是高庙，就在市里，离这儿不远，十多分钟就能走到。沙坡头是去不成了，我们毕竟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游览一下高庙倒是一件顺手牵羊的事。
　　对着站前广场，有一条向北通往市里的大街，我们沿着这条街向北走，果然是没走多远就到了高庙。大门的门脸倒并不怎样高大气派，里面却别有洞天。庙前有一个较大的水池，池边有用钟乳石叠成的假山，在精美的水榭、凉亭间还有一座造型优美的石拱桥，使人恍若走进了江南园林。只是从亭子的装饰中还能看出的一些伊斯兰风格，才使人觉得此时是身在“回”乡。从墙上的简介中得知，这个庙始建于明代，清代得以重建，这里是一个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寺庙，庙里供奉着众多的三个教派的神像。后来在网上查到，庙里有好多佛殿，还有十八层地狱等景点，门票是每人八十元，可惜那天我们只是玩了庙前的开放部分，可能那天是庙里休息日，不接待游客？午饭后想歇一会儿，可怎么也睡不着，因为旅社里的被子特别肮脏，黑乎乎的，还有一股很浓的大葱味。只好又到站前广场上转了一下。那天天气很好，气温也不低，不过不像在北京时那样反常的热。广场上有不少休闲的市民。广场中间有个亭子，里面有几个老人在拉胡琴，外面有许多化了淡妆的中老年妇女排着队跟着胡琴的节拍载歌载舞。都是唱的当地一种民歌的调子，不知道是不是叫“花儿”？广场周边有很多卖枸杞的商家，枸杞是这里的地方特产，这里又是枸杞酒“宁夏红”的产地，到这里的游客，大都是要买一些带回去。
　　下午三点多钟上了车后，发现情况很不妙，车上人很多，找了几节车厢都没有找到一个座位，倒也不是太拥挤，就是没空座，车上的乘客大多数是去新疆的，似乎没有希望能在中途有人下车腾出座位来。亏得后来有一个长椅上的三个人紧出一小块地方，让老伴勉强地挤着坐了下来。我在车门旁边站着的时候，细看了列车时刻表，发现这次又犯了一个大错，原来昨天在北京并不是没有北京直达嘉峪关的车票，而是那班车是隔日发车，如果再在北京多玩一天，今天上午就能乘上直达嘉峪关的车。这班车要到明晨拂晓时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看来今天是要遭一夜的罪了。假如晓得是这种情况，我们是决不会在中卫下车的。将近午夜的时候，列车才到了河西走廊的武威南站，进入了兰新线。车上还是没有座位，我只好在车门旁边的地板上铺一张报纸，席地而坐。好在不是每个站都停靠，好长时间才开一回车门。不过时间长了感到很难受，只能站一会儿坐一会儿。老伴倒是比我幸运些，她先是挤坐在人家的旁边，后来旁边那个小伙子干脆站起来让她坐，也和我一起站到了车门边，一直站到嘉峪关，实在是难为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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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四点多钟，我们在嘉峪关车站下了车，这个时间在北京应该是黎明了，但这里与北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因此天还没亮。记忆中的嘉峪关车站已经荡然无存，五十多年前这个车站叫北大河站，只有寥寥几间站房伫立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是酒钢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戈壁滩，经过数万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地级市。车站的规模很大，站前广场也很开阔，相当气派。不过与沿海地区地级市的车站相比，仍然显得小了一些。黎明前的车站上空空荡荡的，从我们这趟从重庆过来的列车上也只下了不多的几个人，广场上有几辆等客的的士，的哥们大都在车里打瞌睡。我从公交车的路牌上看到，去市区的首班车要到七点钟以后，就想找个旅店先住下来。这时过来一位的哥问我去不去市里。在我的印象中市中心离这里有很远的一段路，记得曾在戈壁滩上步行过一个多小时，才从车站走到当时叫“四公司”的酒钢福利处，那里应该是现在的市中心。可那位揽客的的哥却说离这儿不远，上车一会儿就到，只要起步价七块钱。我们上了他的车，发现原先尘土飞扬的戈壁滩上的砂石路变成了宽阔整洁的城市大道，原来当初的“四公司”已经和“北大河”车站连到一起了。我便请他帮我们找一家便宜一点的宾馆，价位在一百元左右的。他带着我们在市区转了几家宾馆，价格都在一百五十元上下。后来他用电话联系到一家宾馆，把我们送了过去。给了他十块钱车费，他很满足。
　　那家宾馆叫华电宾馆，是市供电局开办的，像是国企，也不像是私人承包的。刚被叫醒的前台服务员为我们办了登记手续，标间每天一百元，还免去了六点钟前一个多小时应该另收的费用。这家宾馆很正规，房间的面积要比在北京住的大一倍，算得上是正宗的“标”间。我们洗了个热水澡，打算先睡一觉再说。醒来时，阳光已经从窗帘缝中钻进了房间，外面的天气很好，感觉到这里的气温比北京凉爽得多。我们在街边的排档上吃了些早点，就沿着宾馆前面的大道往南走。这条大道叫新华北路，宾馆的位置就在新华北路与长城西路的路口。初看，这座城市的格局也和东部的城市没有多少区别，但很快就能发现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在公路行车道与人行道之间有一条浅沟，行道树就栽在沟里。这里几乎常年不下雨，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能蓄留一点人工补给的水。
　　新华路是这个城市的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条路上有两处熟悉的地名，就是“五一俱乐部”和“百货大楼”，我们往南走了不远，就在雄关西路的转角处找到了当年的百货大楼，这个当年最大的商业中心，可能已经停业多年，但这座第一批建起来的三层楼还原封不动地伫立在那里，在紧闭的着大门上面，竖行排列着的“百货大楼”四个大字，一看就知道还是五十多年前的原装货。记得我与老伴结婚的前几天，曾在楼上买过几件衣服的布料。如今，我们已临近古稀，物是人非，怎不叫人感慨万千。过了十字街，我又向路上的一个老人打听：原来这儿有个“五一俱乐部”还在不在？他指着路对面告诉我：那个五一商场就是原来的五一俱乐部。我们走进去一看，那个原来能容纳上千人开会、看戏的礼堂已经面目全非，里面已经改成了一个大型的小商品市场。记得离这个十字街不远还有一个熟悉的地方，就是酒钢医院，找到那里时，发现医院的规模已经比当初扩大了几倍。曾记得，我的一个来自河南的工友因为得了伤寒在那里住院，我去看过几次，那时才刚建成了孤零零的一幢楼。那个工友每次都要我瞒着医生倫几个馒头给他吃，那时对伤寒病人好像是实行饥饿疗法，说是绝对不能乱吃东西，因而我不曾敢满足他的要求。
　　中午，我们在一家不大的饭店里吃了顿比较丰盛的午餐，点了一碗梅干菜烧肉，又炒了两个菜，两个人还喝了一瓶啤酒。菜的味道很好，特别是那碗梅干菜烧肉，味道很正宗，厨师显然是个南方人。价格也不贵，才化了四十几块钱。饭后在一个小食杂店里买了盒“利群”烟，烟是杭州生产的，卖烟的那个老太是我们江苏的老乡，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本地人所占的比例反而很小。
　　下午打算去寻访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二年多的水泥厂。看到有一路公交车是从火车站至峪泉镇，顾名思义，可能是原来我们落户的加峪关公社已经更名为峪泉镇。公交车上人不多，我们在郊区的半路上下了车，估计当年的那家水泥厂离这儿不会太远。下车后才发现，这里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原来的戈壁滩上，分布着许多后来建成的厂房，向人打听时也没人知道原来的酒钢一公司水泥厂在什么地方，说这里有好几家水泥厂。前几年我在网上曾结交了一位加峪关的网友，网名叫做主人生，是一位货车司机，他在与我聊天时告诉我，说那家水泥厂还在，就是已经转给地方上经营了。可能我们现在是找错了地方。
　　后来，我们又乘车去了峪泉镇，果然不出所料，峪泉镇就是原来的嘉峪关公社，原来的嘉峪关大队现在叫嘉峪关村。那里的变化太大了，几乎找不到原来的一点痕迹。从路边的指示牌上得知，那里是甘肃省新农村示范点。镇区有一条不长的大街，临街的两边大都是两层小楼和商铺。街后面有一座大楼，像是镇政府的办公楼。当地农民原来的院子已经全部拆掉了，代之是一排排整齐的居民房，村道也都是整洁的沥青路。路的两边各有一条水渠，水渠旁边是一排三四米宽的菜地，菜地里面就是统一格式的居民房，每户人家的门前都有一条穿过菜地的通道与村道相连。水渠里没有水，可能是隔一段时间放一回水，否则那菜地里的菜是长不起来的。这里原来就是公社的驻地，也是嘉峪关大队的驻地。记得原来嘉峪关大队有七个生产队，其中的一队离这里较远，在兰新公路边上，靠近我工作过的水泥厂，最靠近这里的是七队，我们住的五队好像离这儿最远，在东北方向。我每天到水泥厂上班时都要从这里经过，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午夜。现在的居民房也是按原来的顺序排列的，我家原来住的五队（也就是现在的五组）估计离这儿还不近，只好等明天再来寻访了。
　　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就是原先破败不堪的嘉峪关古城楼，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一处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听说旺季的门票是每人一百元。也许是因为时间不早了，景区的大门口已经看不见游人。这里唯一没变化的就剩下这座在荒漠上伫立了六百多年的天下第一雄关了。我们计划明天化一个上午的时间进去作一次故地重游。正准备乘车回市里时，发现有一个大院好像是在原来公社粮管所的位置上，院子里也有些房子像是粮管所的旧房子，进去一问，果然是。院子里开了个杂货店，我向店主打听，问他是否认得五组有个叫余振海的人，他说他不认识，他虽是本地人，但不是这个村的。余振海是我们当年房东家的儿子，当时只比大我只两三岁，应该还在。他的父母比我母亲还要大几岁，大概早就作古了。无论如何，这次我都要找到这家房东。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了城楼门口的售票处。因为是淡季，门票是每人八十元，六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凭身份证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上午的游客可不少，从几辆外地来的旅游大巴上下来了许多人，举着小旗的导游把成沓的百元大钞向售票窗里塞。我们先在景点的大门前，以远处的城楼为背景留了个合影，算来今年是我们的金婚，原本计划在合影上题上“五十年风雨同舟，半世纪相濡以沫”的两句词，后来觉得像是有点儿附庸风雅，就改题了“风雨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走进了景区的大门，发现从这里到关城的东闸门还一段较长的距离，同时还看到城楼的小山脚下在原来冒着泉水的地方已经修建了一个不大的人工湖。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润了一个加峪关村，以前听说过关于它的故事，说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为了让他的众多将士都能喝到皇帝奖赏的一坛酒，就把那坛酒倒在泉眼旁边的水里，自此酒泉县因此得名（酒泉原名肃州）。可以想象得出，建造这个人工湖的创意就是想把日夜流淌着的泉水蓄存起来，营造一个塞北江南的景观。可惜事与愿违，听人说，后来从那眼泉里冒出来的水越来越少，不得不从外面引水过来养活这个人工湖。现在湖里已经干得见了底，湖底残留着一丛丛上年生的已经干枯了的蒿草。外城楼的东大门叫东闸门，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上面有“天下雄关”四个大字，门两边的外城墙是用夹着砂石的黄土筑成的土城墙。外城和内城之间有一座关帝庙。好像记得那座廟原来是在内城里面，当年我曾进去过，那时里面人迹罕至，神像东倒西歪，乍一进去，非常瘆人。现在这里成了一个游客必到的地方，香火很盛。对着庙门还新开了一个玉器商店，据说里面卖的各种饰物都是用祁连山出产的墨玉做的，价格倒不是怎么贵，为老伴买了一付玉镯才化了一百元钱，又化了四十元钱买了四只酒杯，据说有养生功能，不知是真是假。内城里面的变化更大，可以看出国家是化了巨资的。原来破败不堪的房舍都经过了精心的修缮，就连新建的公厕都相当豪华，里面还有一间摆放着仿红木座椅的休息室。
　　内城中央有一座府第叫做游击将军府，据介绍，初建于明隆庆年间，它不但是明清两代的镇守处理军机政务的场所，而且还代表朝廷接待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来使。这处建筑群是1987年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的，规模很大，两房三院，有将军办理公务的场所，还有生活区。里面还仿照古代的生活场景复制了众多蜡像，栩栩如生。游人至此，仿佛穿越时空进入了明代。记得当年的那几间房子，连门窗都被人拆掉用来烧饭、取暖。当时有一条马道穿城而过，城门常年洞开，驼队和马车队常在这里打尖（歇宿）。弄得门前的地上到处都是马粪。在靠近西城门的地方，还有一家专卖大漠行纪念品的商店，里面卖的是奇石和古玩，还有一些精美的佛像，价格不菲，不知道有没有收藏价值，我们可一件也没买。
　　关城的西门是这里最为雄伟壮观的一座城门，那厚重的城门和用条石、城砖砌成的门洞酷似北京故宫的午门，地面铺的条石经过数百年马蹄的践踏，被沧桑岁月打磨得十分光滑。城门的外面就是荒无人烟的戈壁连着不毛的荒山。戈壁滩上有人牵着骆驼供游客骑玩，不过那可是要另外收费的。我们对骑骆驼不感兴趣，只是在戈壁滩的小路上徜徉了许久，拍了几张照片。记得这条小路的尽头就是一个叫大草滩的火车站。离这里差不多只有四五华里远。那个车站特别小，原先就叫嘉峪关站，后来北大河站改成嘉峪关站，这里才改为大草滩站。现在这个站在列车时刻表上叫嘉峪关西站，不知道是那一年改的。1970年的深秋，我和老伴回江苏探亲重返新疆时，就是在这个小站上的车，那时老伴还和母亲们一起在嘉峪关大队当农民。那天下午，老伴和我一起穿过空无一人的古城，一直把我送到西门外的这条小路上，我们在路边坐了好长时间，当夕阳快要西堕的时候，我才催她赶快回去，等到我目送她走进了城门洞时才回头大步流星地走向车站。
　　从城门外面的戈壁滩上看西门城楼，显得格外气派，朝西的城墙全是用砖砌成的，看起来有八九米高，高大的城楼，虽不金碧辉煌，但却霸气十足。城门上面刻着“嘉峪关”三个古朴的大字，城门外又新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乾隆御笔“天下第一雄关”，游客至此都要拍照留念。我们重新从西门验票入关后，登上了城楼，先是站在南城墙上眺望山下不远处的兰新铁路和与铁路并行的兰新公路。看到公路上不时有大型的货车通过。这条古丝绸之路比当年宽阔了许多，原来的砂石路面也早就改成了沥青路面，还有一段路正好从嘉峪关市中心穿过。后来我们又转回到北城墙上，关城的北面全是荒山，在下面的东北角上还建了一个酒店，叫刘老根饭店，再远一些就是不大的一片绿地和嘉关村的居民点。我们在城墙的马道上一直走回东门。从东门的城楼上可以看到到整个市区。当我们乘车回到市里时，已经过了中午。
　　
　　 8
　　下午，我们再次从市里乘车过来，想寻访到当年的房东。在居民点里转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能找到五组所在地，因为家家关着门，又问不到人，居民点是建在一个东西向的狭长地带上，有两条并行的村道，北面的一条村道比主干道稍狭一些，门前也没有菜地，显然那些菜地原来是规化作为人行道的。居民点的北面就是一大片似曾相识的田野，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里，小麦还没有拔节，这里是春麦，要到秋天才成熟。分布在田间的弯弯曲曲的老水渠还在，就是水渠是干的，没有了当年流淌不息的清冽而甘甜的泉水，可能是现在居民点里也通上了自来水，浇地的水也只能靠从外地引过来。酒钢建设的初期，在北大河的上游，也就是在现在的嘉峪关西站的西北不远的地方，修了一个小型水库，叫大草滩水库。想到这么一个不大的水库，靠着拦截一点祁连山的雪水，养活这么大的一座荒漠上的城市，恐怕总有一天会力不从心的。
　　分布在田野里的还有一些当年的农家院，原来铺着黄土的屋顶大都已经拆掉了，只剩下了断垣残壁和高大的杨树。那些又高又厚的断墙还真有一点像古长城遗址。我们住过的余家大院，估计离这儿还有一段路，但可以肯定它现在已经是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里。因为我的那条病腿实在是走不动了，拍了几张照片后就想回去，等养足了精神，明天上午再来。
　　后来在等公交车的时候，遇到一个开电动三轮车送客的老头，他听说我们要找一个叫余振海的人，便主动地告诉我们，他和余振海很熟，也知道他现在住的地方。我们大喜过望，就赶忙上了他的车。在路上，开车的老头告诉我，他姓王，今年已经八十岁，住在嘉峪关敬老院里，因为余振海的老伴前几年身体不好，经常用他的车子，他们就混熟了。车子开了没多一会儿就到了，老王叫开了余家关着的门，开门的人是一个清瘦的老头，穿着一件很旧的中山装，老王向他介绍说你的老朋友从江苏过来看你了，他起先很茫然，但还是很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了屋里。当他听我说到我们是曾在他家的院子里住了近三年的上海移民时，他才恍然大悟地知道了我是张想宝的儿子。当时母亲是户主，我还算是个大孩子，与他交往极少，更何况五十多年的风刀霜剑又已经把我们雕刻得面目全非。他的景况很不好，老伴正瘫痪在床，而且已经失语，不过从她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上能看得出她认出了我们，并且好像记起了许多遥远的往事。记得我们是同一年结的婚，他们是在春天，我们是在秋后。她的娘家在酒泉东面的高台县，她初嫁过来时，个子高高的，正是豆蔻年华。那年秋天，我的老伴从家乡过来时才十九虚岁，还没有发育成熟，和她走在一起时，觉得比她矮小了许多。如今她佝偻着身子躺在床上，瘦弱得像个孩子。余振海告诉我们，他家有三个儿子，现在都已成家另过，有一个孙子和两个孙女。他和老伴也分得了这一套很小的居民房。这时开车的老王插话说，要不是余振海的精心照料，他的老伴怕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还告诉我们原来那个叫张志兰的女队长还在，八十多岁了，住在她女儿家。本来还想到他家的那个老院子去看一下，因为时间不早了，只好作罢。临走的时候，与他拍了几张合影，礼节性地丢下了一百元钱给他床上的老伴。
　　后来，开车的老王又把我们带到原来的水泥厂，一看就知道还是在那个老地方，不过当年初建时的厂房和土高炉却是连一点儿痕迹都找不到了，眼前是一座相当整洁的现代化工厂。厂区里没见到人，显然是正停着产。离工厂大门不远的地方也有几排居民房，老王告诉我说那就是现在的一组，记得我们全家初到这里时，曾在这个叫牌坊梁的地方住过几个月。后来老王又把我们送到公交车站，给了他二十元钱车费，并留下了他的通讯地址，和他约定：等回去把照片冲洗好寄给他，请他转交余振海。
　　晚上回到宾馆后，觉得今天的效率特别高，到这里来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于是就决定明天掉头回去，计划晚上赶到兰州。本来还想再去敦煌去看看，还想顺便去一下酒泉附近的航天城，考虑到出来的日子也不短了，还是就此作罢吧。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又早早地来到了嘉峪关车站，正好赶上第一趟发往兰州的列车。那天到兰州时才是下午两三点钟，比起过去速度快了许多，在车上的时间也省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明天上午有一班列车从兰州直接发往泰州，我们就只好在兰州等一晚，而且还能利用这几个小时领略一下兰州的变化。下车后先是排队买了两张泰州的车票，是硬座，两张票才化了三百多元钱。当时还能买得到卧铺票，可没舍得买，因为老伴在旁边不住地开导：坐上一夜能省三、四百元钱何乐而不为，还是想想过去吧。老伴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三、四百元钱可是六十年代一个小工人一年的工资收入，。兰州火车站旁的旅馆也不贵，我们入住的一家商务酒店，相当气派，标间很宽敞，也只化了一百元钱。不过那是“促住”价，标价可是一百六。
　　兰州车站好像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就是站前广场前面变化特别大，原来从车站到市里还隔着一段农田，现在都变成了繁华的街道。车站上的人也好像并不比当年多，记得在那个人口大迁徙的年代，夜里还有许多人在到处是沙尘的广场上露宿。那天下午，兰州下起了小雨，我们带着雨伞上了一班公交车，一直乘到市里，过了黄河大桥在桥北站下车。然后打着伞在黄河铁桥上漫步走回桥南。这里的河宽差不多有二百米，河两边高大的建筑鳞次栉比，宽阔的河面上静静地流淌着淡黄色的黄河水。想起一句俗语：“不到黄河心不死”，原来也叫“不到乌江心不死”，包含着楚霸王乌江自刎的故事，是指不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不会死心，带有一点贬义，现在倒是可以用这句俗语比喻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想到我们此行，先是在长城的东西两端当了两回“好汉”，现在又近距离地看到了黄河，该收“心”了，回家安度晚年吧。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顺利地登上了开往泰州的列车。一上车就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车上有很多江苏人，而且大都是苏北人，车厢里缭绕着乡音，分外亲切。坐在我们对面的几个人是盐城那边的滨海的，他们是春节后到兰州打工的木、瓦工，因为他们在这里承包的工程已经结束，因而借此机会回趟家。与过去对比，火车的票价还是很便宜的，虽然五十年前这段路程的票价只等于现在的十分之一，但现在人们的工资收入已经比那时提高了近一百倍。餐车上供应的伙食也好像千篇一律，盒饭是每客十五元，早餐是一纸杯稀饭外加一个鸡蛋和一只点心，每客十元，约比地面上的价格翻了一番。坐在对面的那几个滨海老乡从兰州上车时带了一箱八宝粥，一直混到盐城下车。列车在漫长的陇海线上行走了将近一昼夜，这条路很早以前就是一条国内贯通东西的大通道，它从陇上的兰州一直通到黄海之滨的连云港。这条路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算来已经走了四、五个来回。而且还在沿途许多地方下过车，像宝鸡、西安、郑州、开封、徐州这些地方，都曾在那里车站的长椅上过过夜。以前走一趟可是要化好几天的时间，现在二十几个小时就能到家，如果乘飞机只需二个多小时，想想还真有点儿匪夷所思。
　　列车过了徐州东面的新沂，就从陇海线上拐进了新长线，这条近几年才建成通车的铁路经过家乡兴化市的一隅，在那里设了个车站，结束了兴化不通铁路的历史。过了淮安时才想起在行程的安排上又犯了个小错误，到扬州的最便捷的路线应该是从淮安下车，再从这里乘汽车去扬州。而经过泰州是要向东绕道盐城、东台，要多走几百公里冤枉路。那天，下午两点多钟到泰州，晚点了一个多小时。新建成的泰州火车站，在规模和气势上都远远超过兰州火车站，现在可能算得上是国内地级市中的皎皎者了。
　　晚上回到扬州女儿家，第二天就回到兴化老家，结束了这次愉快而又有点儿艰苦的旅行。历时十三天。全程费用化去六千多元，只化了原来预算的三分之二，这可是“节约闹革命”的成果。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每年都要作一次长途旅行，今年（2014年）又刚在山西转了一圈。不过，我的这部回忆录打算就此打住了，如果上苍能再给我些时间，或许接下来还能有一部续编。
　　往后的事，听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