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乡水利站

　　第二十章：乡水利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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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文书记调离后，又调来了一位姓陈的书记。陈书记很年轻，听说曾当过窑厂工人，三十岁左右的人能混到正科级，可见其人是必定有两把刷子的。初来时，乡里的干部都摸不到底，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谨言慎行。这几年，文书记在乡里施行的是“仁政”，环境很宽松，不知道这次来的是能人还是暴君。
　　1990年春节刚过，我又被分工到片里当片长。那个片是乡里的一个最大的片，也是这几年最复杂最令人头疼的片，让我去，还算是对我的“重用”，真承蒙陈书记还看得起我。我除了硬着头皮赴任别无选择。
　　一开始，时年47岁的我还有点天真，以为恁着我当过几任片长的经验能将这几个庄子的工作做得完美无缺，但在碰过了几回软钉子后，才觉得今非昔比，此非彼比。我蹲点的这个庄子据说是江苏省最大的自然村，有6000多人口，庄上还出过好几任县干部，虽然大多数群众都是些安分守已的“顺民”，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人对干部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简单的工作方法在这里根本吃不开。后来我觉得在这里工作就相当于船行驶在一条很差的航道上，既要将船向既定的目标前进，又要时刻保持警惕别撞上险滩暗礁。
　　陈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抓计划生育和各村历年来的往来欠款。其声势之大，牵涉面之广在乡里算得上是史无前例。具体操作方式是由各片组织一支十多人的工作队进驻至外片进行排队摸底，村村过堂。一是抓好对计划生育“现行犯”的处置，对于那些该上环的该结扎的要强制落实节育措施，对于计划外怀孕对象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使其刮宫、引产。二是清理以前未收上来的超生罚款。三是还对以前欠集体的陈欠往来进行清收。除了各个片组成的工作队乡里还有一支别动队，当时叫计划生育小分队，小分队的人员组成很特别，大都是从各村抽调上来的“骨干力量”，遇到不肯配合的对象就由他们对其动粗、“施刑”。小分队的后盾是乡派出所的全体干警。除陈书记本人以外的乡干部全部下去包片、包村，每天都要向办公室汇报进度并如数上缴所清收到手的钱、物。
　　经过初步排查，我们这个片问题最多，欠款数额也最大，我只好默许村里在上报时隐瞒了一部分，毕竟分母小一点，会减少一点工作难度。
　　“大会战”持续时间半个多月，大部分比较识时务的对象，在乡、村干部软硬兼施反复轮番劝说下，该落实措施的都落实了措施，欠缴的超生罚款也收了不少，对于那些家徒四壁实在榨不出油来的困难户，就拆房子抵债，拆下来的木料和砖瓦全部运到乡政府，稍微能值一些钱的家具也悉数搬走。即使有的人家房子拆下来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也决不放过，说是为了“造声势”，让干部群众煞煞气。如果碰到有计划外怀孕外逃的，乡、村派人外出联合追逃，所有费用皆由外逃户负担。也有个别人硬软不上拒不配合的就回报乡政府，由小分队过来采取强制措施。小分队所到之处，超生户鬼哭狼嚎。贴在墙上的标语也特别另类，如“牵你的猪羊，扒你的牢房，宁可家破，不能国亡”……那时还不曾有计划生育法，上面只是强调“计划生育是国策”，“年终考核，一票否决”，下面的一些过火做法，上面虽不提倡，但却是默许的。据说当时法院也不受理因为计划生育造成的人生伤害案件。
　　那段时间里，连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的手段都用上了，超生的小夫妻外逃出去后，家里的双方父母也脱不了干系，计生办大楼下面的禁闭室内关押了一批又一批无辜的老人。当村干部的，做学校老师的，在社办厂上班的，只要有一个沾得上边的亲戚犯了事，一律停工停课，停发工资。
　　运动告一段落后，乡政府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政府大院的河边上还堆满了砖瓦、木料和家具等战利品。这次行动并不是上面部署的统一行动，而是陈书记别出心裁刮的一次“台风”，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增加乡财政收入，其中包含着一层很深的政治意义，说到底此举是陈书记的一次借题发挥，他想利用这次行动震慑一下这块土地上小官小民，为他的这一任期铺平道路。此情此景让我很纠结。在那些日子里，连辞职下海从此远离官场的心都有。
　　那年秋天，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是大儿云高高考得中，被江苏省农业银行学校录取。当时，一户双状元接连着两个跳出“农门”的大喜事在农村并不多见，却让我幸运地摊上了。
　　当时乡里有一位姓王的副书记分工负责农业，有一天在我那里和他一起吃饭时，他随意间谈到了乡水利站的情况，说那个单位站长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站里又没一个理想的接班人，我就随口应他说：实在没人就让我去吧，我可是老水利了。他听后还真当了回事，第二天陈书记骑了一辆自行车特地过来与我谈了一个上午。他告诉我：乡水利站现在已经是县水利局的派出机构，受水利局和乡政府双重领导，站里有几个主要工作人员都有了事业单位编制，如果你想去，可以先去兼任，政府这边的编制与职务先不动，工资仍在乡政府拿，如果那边能将编制落实好再与这边脱钩，去与不去，主意由你自己拿，我答应三天后给他答复。那天他还向我了解了村干部的一些情况，并说乡里计划从村里抽调几个人上去试用，选择有发展前途的培养重用，我如实向他推荐几个能人，后来有三个我推荐的人被调出，有两个还“修成了正果”。
　　关于是否去水利站的问题，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两天后我特地骑行了10多公里去遇了一次肖书记，目的是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听到这个情况后又打电话向曲书记征求意见，当时曲已调任水利局任党委书记。我是他的老下级，自然都很熟悉，曲书记态度很明朗，他说：现在过来是最好的选择，说我现在的身份不过是一名招聘的乡干部，随时都有被清退的可能，而这边可是正规的事业单位编制。
　　于是尘埃落定，当年秋天，我被任命为乡水利管理站站长（兼），那年我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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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水利站上班前，正逢云高开学，我就先将他送到盐城学校。云高此次能被中专录取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本来他高一时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跟他的一个同班同学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到高三时成绩降至班上第八九名，幸好高考发挥还算正常，勉强过了录取分数线。因为他的那个同学名落孙山，他们的初恋也走到了尽头，现在想起来，我与他的妈妈在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那丫头也来过我家几次，性格与长相都还过得去，但想到将来她将会在农村当一辈子的农民，那时城市与农村就像是天上人间，我们便“势利”起来了，因此，他们的分手也与我们的推波助澜分不开的。后来在他感情方面遇到不顺时，我们常常因此而自责。
　　我到水利站做的第一件事是新建了一排七间简易宿舍，房子建在原站房大院的西河边，用的是堆在乡政府大院外面的旧砖旧瓦，全是计划生育的战利品。房子建成后每个职工都有了一间宿舍，接着又办起了一个小食堂，雇了一个老头煮饭看大院，当时，站里有八九个职工，属于局定编的只有三个人，另外还有六个编外人员，原来的老站长因为年龄过了线没定上编，因此也没法办退休，虽然已不再上班，但我仍按原来的工资标准发给他。过了二年后水利局才正式发了文，明确了他的“退养”工资标准，不叫退休叫“退养”其中是大有玄机的，这是局里对未能定上编的老同志采取的折中办法，其待遇只相当标准退休工资的50%，与他一起退养的还有一个老工程员。那位副站长是村支书被免职后安排过来的，也不是局定编人员，与他性质相同的还有一个姓马的老工程员和一个出纳会计。编外人员中还有一个乡里安排过来的青年人。在后来几年中，乡政府又陆陆续续地安排进来好几个编外人员，其中有三个免了职的村支书，最多时站里连我一共有五个当过村支书的人，有人戏称水利站是“书记处”。
　　1991年，是我兼任水利站长的第二年，那一年兴化地区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从6月28日至7月16日，连续暴雨，据官方记载，那几天总降雨量达到1.29米，是常年的5.7倍，最高水位达到3.42米。据后来的统计，那年全乡直接经济损失达3000多万元，全市损失了17个亿。突如其来的暴雨成灾令人措手不及，水利站大院水深过膝，办公室里的桌椅都漂浮了起来，乡政府宿舍里虽然地势稍高些，但人睡在床上也相当于睡在船上，一下床就要赤脚踫水。我先是被分到下面村里组织抗洪排涝，在村里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后来水位越来越高，除了村庄和圩堤上的树木到处一片汪洋。7月14日的那天，县里下达了紧急通知，通知的主要精神是放弃无谓的抵抗，重点保护好群众的生命、财产。
　　我回家后看到了家里的情况后让我大吃了一惊，我的那所新砌的房子地势很低，院子里的地面几乎与田面相平，水深接近二尺，堂屋里也有了尺把深的水，大门外面已经与东大河连成了一片，大风驱动着一排排白浪拍打着院墙，这一片居民区就像是大海里的孤岛，我家还处于风口浪尖，房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此时家里只有老伴和刚放了署假的云高。正好我家的一条五吨水泥船已上了岸泊到了大门口，于是便七手八脚地往船上搬东西，后来就在庄上的老房子里临时住到水退，（其时母亲也一个人住在那所老房子里）。
　　接下来的几天，我又受命在兴化住了几天，任务是向水利局讨要免费抗洪物资。去时正值水位最高，尚未进水的兴丁公路就像是一条海上长堤，路两边白浪滔滔，大大小小的村落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孤岛。
　　市防汛指挥部在一招的那座大楼内办公、值班，水利局文局长是副总指挥（市长是总指挥），也日夜守在那里，大楼也成了孤岛，通往食堂的路上是用木板搭成的一条长长的栈桥。市中心倒是还没淹掉，周边不少低洼的小区已经用小木船代替车子了。有时还能看到住在楼上的住户从窗户上用篮子吊下来跟船上的小贩买菜。垛田那边有些高垛子还没淹掉，菜价特贵。每天有源源不断的防汛物资从外面运来，我也为乡里争取到了几千只编织袋。两三天后，雨停了，但水位下降得特别慢，听说是这些年里下河地区的几条入海通道堵塞严重，省防指也在采取多种措施要将这里的积水排出去。
　　那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亲临兴化视察、慰问。他乘坐的直升机就降落在兴化南门外的公路上。全国各地装满救灾物资的车辆纷至沓来，先是抗洪物资，后是食品和晚秋作物的种子。
　　过了五六天后，水位开始缓慢下降，地势稍高一点的稻田，在水中闷了个把星期的水稻还没彻底淹死，我家也有三亩多那样的稻田，秋后还收获了相当于常年一半的产量。棉花田基本全军覆没，但在退水后利用救济的稻种补种一季后作稻，每亩也收到了四五百斤稻。还有一些被淹过的田，退水后补种了绿豆、荞麦等晚秋作物（种子全是外地调过来救灾的），也能多多少少有点收获。那年国家又减免了农业税和粮食征购任务，原来担心可能会造成的大饥荒并没有出现，日子过得反而比几年前在大集体时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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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以后的那几年，大灾后反思，各级政府对水利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实，那次洪涝灾害也并没有淹没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田，有些大联圩原来筑得比较牢固，机械排涝设施建设得比较齐全的乡镇，受到的损失就明显轻一些。我们这个乡地处兴化东部，地势比西部地区高得多，前几年，大家都认为水再大也淹不到我们这里，因而对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很不重视，虽然也年年在抓水利设施的建设，但都是做的一些应景的表面文章，那年水位猛涨时，一个圩子都没能起到御洪作用，圩里好几座排涝站也一台未启动，一枪未发就当了俘虏，淹得比西部低洼地区还要惨烈得多。
　　为了制定一个全乡的水利规化，费去了我好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市里的指导思想是：一手抓里下河地区的大流域治理，一手抓圩、堤、闸、站建设，大流域治理是上面的事，下面乡镇的任务就是要在原有圩堤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圩堤建设规化，做到没一块敞口田，圩堤上凡是需要留活口通行的地方都要建设圩口闸。同时还要在每个联圩上建设数座大功率排涝站，确保能挡得住外来的客水，排得出暴雨形成的内涝。全乡境内的总面积近70平方公里，除去村庄与水面有四万多亩农田，最后确定以东西向的梓辛河与南北向的幸福河的交汇处为中心，四个角各建设两个大联圩，八个联圩建成后需要建设圩口库130多座，排涝站20多座。需要移动土方十多万立方米，投入资金上千万元。
　　八个联圩中有六个联圩与外乡接壤，如何确定结合部的圩堤走向和建设闸、站数量及所需资金分摊，都需要与外乡主管部门反复谈判协商才能定下来，有时定下来后又出现反复。其中还有两个联圩与东台市接壤，双方的农田在结合部犬牙交错，因为决不能沿着“国界线”筑一条弯弯曲曲圩堤，所以就必须权衡利弊，反复磋商，合理确定圩堤的走向，力争达到双赢。那些日子我与站里的工程员几乎天天在结合部田间勘查，并随时将勘查的结果向乡里回报。谈判时大都是先由两个乡的水利站碰头拿出一个初步方案，然后再经双方政府领导拍板定案，并签署书面协议。
　　1991年冬，圩堤建设热火朝天，一场大水从反面激发了人们兴修水利的热情。虽然土方任务按承包面积分摊到了农民的头上，没一点报酬，但听到的怨言与牢骚并不多。第二年春天，圩口闸建设在全市范围内加快了步伐，所谓资金由国家补助50%，那时一座普通的口宽4米的圩口闸的造价为4.5万元，也就是说每建一座闸乡里还要自筹2.25万元，后来这笔款项也是按圩内承包面积平摊给承包户。为了能够利用这一机遇。为水利赚取一点经营收入，在我任期内建成的近百座圩口闸都是由站里组织专业队伍施工建设的。一座也没有舍得承包出去。每年上半年是水利站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当年开工的水利工程都必须在汛期到来前竣工并投入运行。
　　上半年的几个月，我都是在陀螺般的忙碌中度过的，记得最多的一年，有11座闸同时开工，春节一过就要忙着组织材料，其中最难组织的材料是产于苏州西山的麻石，每年都要去几趟苏州，联系好货源后还要找大吨位的拖队，有一次在山上还差点送命，那回我和站上的会计在一座山下正走着，正好碰到山上放炮，随着隆隆的炮声一块炸飞的碎石从我的旁边飞速掠过，差一点就砸到头上。装块石的船队快到达时要派人领航，船靠岸后还要安排督促有关村组织卸货（开挖闸塘、卸材料、做小工都由村里免费提供劳力）。那时，水利站门庭若市，电话铃声不断，我这个人生来就是个忙碌的命，觉得比起整日无所事事过得更充实更有滋味。那几年，在这方面也为站里赚了小几十万元家底。
　　1994年，水利局那头才将我的编制落实下来，听说还费了不少周折，因为我已过了进编的年龄，当时局里曲书记已退休，继任的张书记亲自为我跑了几趟扬州市水利局（那时兴化还隶属扬州，1996年泰州才升格为地级市）。同年，按约定与乡政府正式脱钩，村建助理的职务被免除。
　　1995年，水利站东大楼竣工落成，在全市范围内我们是第二家建大楼的乡水利站，虽然整座楼只化了不足20万元，但设计的式样很时髦、大气。大楼局部四层（当时在全镇范围里算是最高层的建筑），临街的底层有七间门面房，上面除了安排了两间办公室和一大间会议室，还有6套小户型的住宅。店面用于出租，住宅按成本价卖给了本站职工。水利局特地组织全市各个水利站负责人到此进行参观学习，并且在会上推广了我们既抓好水利建设又壮大了自身实体经济的经验。
　　在此期间，站里统合经营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先在站内的大院里搞起一个小型的混凝土预制场，生产一些涵管和与农桥配套的水泥板、桩，并承接村里的一些农桥工程，后来又在镇东大河边上租了一块100米长的场地，将加工范围扩展到小型公路桥梁，原来需要向外地定制的水泥闸门也全部由本站自己加工。业务不但遍及全乡，而且做到附近友邻乡镇。预制场的固定资产和建桥队的装备能力也在不断得到提升，到我临退休前，已具备建造普通公路桥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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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我的家庭也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先是大女婿从南京调回了兴化，后来还在市城建局当了个小官并分得了一套住房，大女儿也在招商城租了个摊位经营布匹，分居两地的一家人得已团聚；二女儿也与她在镇江上学时一个同学结了婚，二女婿毕业后分配在扬州一家粮食单位工作，恁着他在那里的人脉，也将凤兰从兴化调到扬州，一开始是粮食部门内调，后来还通过了交通银行的招聘考试，跳槽进了扬州市交通银行，此时，二女婿也当上了一家粮食公司的老总，几年间换了两回住房。1992年春节刚过，我的又一个外孙在扬州出生；在扬州鞋厂打工的云飞也回来被安排进了水利站，成为站里编外职工，并在他哥哥之前早早地结了婚，二媳妇是本乡人，是站里一个在编工程员的小姨子，后来在水利站大楼下面租了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店，头几年生意还做得挺不错。1995年年底，孙子一文在那间店里出生；云高从盐城毕业后，被分配在本乡农行营业所工作，1996年年底结婚，比老二晚了近二年，大媳妇是信用社的职工。那时两个单位还在一幢楼内上班。1998年春节后孙女出生，那年是农历虎年，乳名就叫小虎。
　　家里的七八亩承包田，94年以后就开始请人代种了，站里大楼落成后我也在四楼买了一套房子，将老伴也搬过来住上了新楼，此时，云高那边单位也盖了宿舍楼，云飞住在店里，我们一大家三个小家都成了这个小镇上的“居民”。
　　云高结婚时，正值孙子一文周岁，是两件喜事一起办的，就是俗话说的“两场麦子一场打”，可以省一些精力与花费。喜事是在老家村子里办的，因为是双事，婚宴特意延长了一天，几代亲戚聚在一起整整热闹了三天。期间，虽然忙得疲惫不堪，但心情特好，四个子女都成了家，而且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孙子和两个外孙，意味着培育儿女的重担将会得到顺利卸载。不过事情办过后，我又欠下了近两万元债务，前几年的一点积蓄因为买了一套住宅又加上云飞结婚就全部化完了。其实，欠债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事，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来我基本没过过没有债务的日子，经济情况稍好些后的那些年又连着建了两回房子。虽然这次欠债的数额最大，但老伴还很淡然，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该花的钱都花过了，还掉后就无需再借债了。
　　也有些人并不相信我会欠债，那些人以为每年经我审批的资金都有好几十万元，应该能捞到点儿外快，其实工资以外的收入也不是一点儿没有，隔三差五地到饭店里吃喝一回是无需自己掏腰包的，那几年，除了要招待局里来检查验收的工程人员，还不时有村里干部上来洽谈建闸造桥方面的业务，虽然招待的档次都不高，但每餐也要化得一两百元，到村里去时也会受到简单的款待。说到贪污与收贿，就是有那份贼心也没贼胆，我是一个天生胆小怕事的人，我的四弟常说我一辈子就怕树叶子掉下来打了头。再加上我很崇拜历代“清官”，还有一点忧国忧民的情怀，总觉得我能过得这步田地已经是很幸运了，不应再有非分之想。
　　幸好，这几年家庭副业还多少赚了些钱，否则欠债的数额还不止这么多。云飞从扬州回来的那年，在家里开了一个生产空心楼板的预制场，后来也生产了一些农桥构件。老伴搬家到了站上后，又在楼下租了一小间店面零售民用钢材，也多少赚了一点钱，为此，我还和老伴去过两趟山东临沂，那里有一个民用钢材批发市场，与我们这里每吨有三四百元的差价。虽然水利站是用钢材的大户，但我难得做站上的生意，大都是站上多派一个人同去山东批发。
　　每年冬天，一般都会有大型河工任务，每次市里任务下达后，我就必须带几个工程人员先到工地接受任务。再将土方任务按各村的耕地面积分解到村。大批民工到达后，水利站去的人就负责工程方面的业务工作，如果是以乡建工程团的话，我就是业务副团长。管业务的干部天天都要在工地上转。有时候，名为大型水利工程，但分下来的任务与水利风马牛不相及，有的是修筑公路的前期积土，还有的是市政建设方面的工程。那时的政府，好像是在存心算计刚刚过了几年温饱日子的农民，大量的土方任务分摊到农民头上都不给一点报酬，说是“人民公路人民建”，此时已经将应该是全民负担的也全部强加给了可怜的农民。因为土方任务是按承包面积平摊的，弄得有些人不敢要田种，自己的承包田请人代种还要倒贴钱给种田的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抛荒现象。
　　那几年，工地上的民工几乎个个怨气冲天，带队的乡村干部也很无奈，即使在工地上没来由地挨了骂，也只能忍气呑声装着没听见。过了几年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负担的政策，不再无偿平调民力，大型土方工程全部使用机械化施工，农民才彻底告别了压在头上几千年的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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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节在发稿时已被我删去，原因是：其内容都是说的这些年来站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虽然时过境迁，有的已相逢一笑泯恩仇，有的仍有那么一点刻骨铭心不堪回首。或许待我渐渐老去后，时光将会冲淡一切曾经发生过的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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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秋，全市范围内的圩口闸建设接近尾声，市里召开了基本实现无坝市庆功会，水利站和我个人都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其实那一年各乡都还有一部分活口门需要建闸，因此，只能说是“基本实现”。站上建桥队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那年夏天还远赴20多公里的一个乡镇，成功地建成了一座公路桥。我的那一辆跟随我多年的老凤凰自行车也于二年前“退休”了，换成了一辆化400元钱买的二手摩托车。那座桥建了两个多月，我也骑着那辆很不起眼的机动车到那里去过好几次。我是想把活儿做得漂亮些，或许还能在那里承接到接到更多的工程。虽然我们的工程造价只有正规建桥企业的60%，但仍能有20%左右的利润，因为我们的成本就是原材料加工资，没有人家那么多管理费用，水利站的人就是没事情做也同样要发工资。
　　那些日子，纸牌麻将打得比以前频繁得多了，有时下午没事了也会凑上两三个人玩几把，晚上难得有空闲，隔三差五地还要干回把通宵。镇区里的赌友很多，除了几个常在一起的单位上的负责人，甚至还有政府大院里副书记副乡长，那时有几句顺口溜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不赌不舞是二百五。”
　　老伴仍然很忙，有三个亲戚家的孩子在这里上中学，食宿也全在我家，楼下的门市又顺带经营塑料制品，有时在楼上煮饭，楼下有人喊叫要买东西，哪怕是一样五角钱的小物件也要忙着从四楼上跑下来。不过，比起前些年在家中一个人种七八亩田来倒是清闲得多了，平时有孙子孙女围着转，街上的熟人遇见了还都要叫她一声“季师娘”，她也很满足。
　　2000夏天，兴化境内遭受了一场特大龙卷风的袭击，强风经过的地方，刮倒了许多房屋和大树，特别离奇的是几吨重的水泥船也从河中被刮到岸上。离我们那里10多公里的竹泓镇，镇上有一座七搭水泥桥竟然也被刮得只剩下几根桥桩。因为是在镇区，市政府要求水利局在短期内将这座桥恢复，所需资金从市里救灾款中拨付。水利局又将这项任务交给我们。后来那座桥只化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顺利地建成，完工的那天，水利局文局长还在新桥上与我合了影。
　　过了几天，竹泓镇那边又将另外一座更大的桥委托我们建造。那座桥施工难度比前一座要难得多，桥是建在在一条60米宽的航道河上，因为常有拖队通过，中跨要求不低于16米。那座桥建了一个多月，最后用两组吊装设备才将中跨梁板抬着起吊到位。有时去建桥工地，我大都是仍然骑着那辆50型的摩托车，那时竹泓只有一条通兴化的公路，去时要从兴化城东的三角区绕道，来去近100公里，为此我每次都要贴一些汔油费。期间，与我同龄的水利局文局长退居二线（据说是调到了城市防洪那一块），还听到消息说我也将会退下去，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毕竟再过年把多就到了退休年龄了，这些年来，我算得上是文局长的爱将，他一退，我也就差不多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不过，无论怎样，早晚也就是年把年的事情。
　　那座被命名为“世纪大桥”的工程完工后，竹泓水利站又与我们商谈了承建南边的一座大桥有关事宜，那天乡政府的一位副书记用小快艇将我们带至现场，那是一条更宽的河，虽然是座人行桥，但工程量却不小，回到竹泓水利站后与他们基本达成了口头上的意向。中午吃饭时，家里来电话说。市水利局有一位副局长上午就到了乡里，有事情找我，我就知道可能是要卸磨杀驴了。
　　回到单位后，除了局里来的那位副局长在等我，乡里还来了一位副书记。他们先与我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然后就在全体职工会上宣读了局党委的决定，我被免除水利站长职务，仍保留支部书记职务，继任水利站长的是站里的一个比我年轻十多岁的原副站长。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想了许多。首先想到的是我二十几年来“从政”生涯中的点点滴滴，虽然没干出多少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总还算是勤勤恳恳、光明磊落的，曾听人说过：事业的最高境界就是当你远离江湖后，江湖上的人仍在传诵你，在我离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庄子十好几年后，大多数的人至今还说我是这个庄子上迄今为止最好的村干部，还有人说，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村干部完全没有一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我却是难得的例外，以致我身边的一些风流成性的同事们常常以此嘲笑我，说你一辈子只睡了一个女人，到了临走时眼睛怎么闭得起来。虽然我在“仕途”的中段，因为特殊的处境曾消沉、瞎混了几年，但在那段时间里，我仍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记得有一回，粮管所分了一批菜籽并给副业公司，后来这批菜籽并计划在一位乡长的默许下转让给了苏南的一个养鱼专业户，人家给了一些好处费，这笔本该由副业公司作收入的钱却被几个知情的人分掉了，包括那位乡长在内大家都心安理得地拿了钱，我没法反对，只是将分给我的那120元钱交给了副业公司的会计，没告诉他是那里来的钱只是叫他以“经营收入”入账。虽然那笔钱相当于我那时一个多月的工资，但不要那笔钱好像觉得心安一点。
　　想到我在水利站将近十年，为了这个小单位的利益省吃俭用锱铢必较，也为站里积攒了一些家底。去市里开会一直坚持乘班车从来没调用过私家车，尽管那时有些工资都发不全的水利站站长每次都调用专车接送。盘点目前单位的家底，除了这幢楼里有七间门面房和200多平米的办公用房，账面上还有十多万元存款，继任者今后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
　　唯一让我感到很纠结事情就是云飞至今仍是编外人员，虽然我曾多次找人活动，并说宁可我退休后少拿点钱，将我的编制转给他，终因他不是什么院、校毕业，未能进编。不过，后来反过来想一想也就释然了，我和我的这个家庭能顺风顺水地走到这一步也算得上是很幸运了，一点遗憾没有的十全十美，在这个世界也有，但不多。后来的路还会很长，走一步算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