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有机化工厂

　　第十九章：有机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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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年底，乡党委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此前有小道消息说，我将会重返党委会。自从方书记病倒后，文书记对我印象不错，其时肖书记又是他的得力搭档，我感觉得到他们不想让我继续玩下去。不过，我虽然在心里很感激他们对我的赏识，但却清醒地认识到这回我没戏，因为那时正崇尚“年龄是个宝，文凭不能少”，这两条我都不占优势，因而并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希望能换个环境有点儿实事干干。后来的结果也正如我所料。
　　1987年，乡级中层干部由委任制改为招聘制，规定每年都要重新签一回招聘合同进行续聘，不被续聘的人员就算自然免职。当时原属公社的三大公司已经与乡政府脱钩，成为政府领导下的服务单位，公司负责人也就不再算是乡干部了，也就是说我的政治地位又将面临一次下堕，幸好两位书记在上面竭力为我鸣不平，说当时是平调，现在又要逐出乡编制外，显得太不公平。后来还真的特事特办对我实施了刀下留人，我被免去了多服公司经理职务，招聘为乡副业助理，保住了政府编制。这种情况听说当时在全县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人。
　　那一年，读了二年中专的凤兰已从学校毕业，先是由县粮食局分配到我们这个区的粮管所，在那里呆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就调到了本乡粮管所任主办会计。那时能分到粮食部门工作是非常受人羡慕的，群众中曾流传过“三世修不到供销社，七世修不到粮管所”的感叹。小丫头确实为我脸上增了光。
　　也是那一年夏天，我被任命为乡有机化工厂厂长（兼）。终结了我过了四年多的“混世魔王”的日子。我知道那可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在那里不管有多少精力都能施展出来。那个厂还是方书记在位时兴办的，其规模在乡里仅次于农药厂，一开始叫兴化县蛋粉厂，是本乡一位在西安工业大学当教授的人帮着办起来的，设备也是陕西的一家公司提供的，购回来后才知道那是一套生产奶粉的设备，不过从理论上讲用那套设备生产蛋粉也是可行的。当时，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化去40多万元，建成后没生产几天就停产了，其原因一是难以组织到那么多的鸡蛋，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低于成本。停了一年后又重新上马，这回是生产水果罐头，生产了几个月后又因为与上次差不多的原因再次停产。我接手时，又已经停了二年，欠银行贷款近60万元。（那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我的一年工资还不足千元）。
　　这一次选择的产品是一种叫脂肪酸的化工中间体，原料是利用棉籽榨油的下脚料——油脚，当时全市有多家棉花加工厂（兴化于1987年县改市），榨过油的油脚至今还未得到利用，因此，市里很支持这个项目，批下来的营业执照是“兴化市有机化工厂”，名头还真不小。同时又经多方协调，市农行同意再追加20万元设备贷款。原来生产蛋粉与罐头的设备大都用不上，只有厂房与宿舍不需投资重建，还有一台120马力的发电机组和锅炉可以利用。其余的化工专用设备都需重新购置、安装。
　　经市乡镇企业局牵线，协作单位是常州的一家国营油厂。去常州考察时肖书记亲自带队，同行的除了我还有一个拟任副厂长的“老工业”，此人姓娄，年龄比我小一两岁，曾搞过多年化工，是从农药厂调过来的。市乡镇企业局和市农行、乡营业所也都派了人同去。那家油厂有个生产脂肪酸的车间，原料是利用本厂榨油产生的油脚。去的人先是参观了生产流程，然后又听取了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介绍。最后与常州油厂签订了一份技术转让合同，合同规定由油厂提供全套设备图纸，并负责设备安装调试，正式投产后给付6000元技术转让费。去的人除了老娄，大家都不甚了了，对于油脂化工我也是个道地的门外汉，只是在年轻时从中学课本中自学过一点化学基础知识。
　　回来后，很快就落实组建了厂领导班子，班子中除了我和老娄还有一位副厂长，那人是原油嘴油泵厂厂长。总账会计是从兽药厂调过来的，出纳是一个年轻人，曾在村里当过会计，本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培养对象，因为卷入了一起离奇的案件吃了二三年官司，刚出来不久，肖书记考虑到小伙子是个人才就把他安排进来了。这个厂创建时是由一位当时分管工业的副主任亲自督战的，第二次生产罐头时也是他在此坐镇指挥的，这次让我来组织“第三次冲锋”，是一次破格重用，肖书记是希望我这个“拚命三郎”能使局面峰回路转。我仍在乡政府拿工资。规定每月只在厂里领10块钱津贴。
　　那年8月初，酷热难当，骄阳似火。常州那边过来了一位副厂长和几个技术人员，其中有一位姓王的老工程师，后来都是他负责帮我们搞设计的。到厂里的那天，天特别热，个个都是一脸的汗水，因为没有电（那时一般都是晚上九点过后才能送电），肖书记叫我们给客人每人买了把芭蕉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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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我们拿到了部分设备图纸。发现只有一小部分设备可以买到现成的，大部分设备都需要按图加工，而且需要加工的都是些带压运行的大傢伙，必须寻找具有生产压力容器资质的厂家加工。其中还一个蒸馏釜是用很厚的不锈钢板焊制的双层容器，是异型化工设备，连材料都不容易买。这就意味着要将这些设备从加工制造到安装调试最终拿出产品出来是要颇费时日的。
　　那一段日子，我和老娄带着图纸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寻找加工厂家，打听那儿能买到需要的材料。晚上两个人住在廉价的小旅馆中研究图纸，听他讲一些化工方面的点点滴滴。那时我对这些还很陌生。有时也放松一下，背靠着床头下一盘棋，不过，我们从来没带过象棋，都是下盲棋。也有时下得很疲倦，但棋局还难解难分。便休战歇息。第二天竟然还能接着下那盘残局，而且都能记得昨晚停战时双方残存的兵力和每一个棋子的位置。真想不到他也能懂棋谱，还会下盲棋，由此可见他的智商了得，心里暗自庆幸这回碰到了一个好搭档。
　　为了能买到便宜一点的钢板，我们特地跑到南通江边上的一家拆船厂，到那里后发现虽然从海轮上拆下来的钢板只比废铁价稍高些，但没有我们所需要的4－6毫米的薄板。后来在南通市面上看到那里的钢板与角铁比东台便宜些，便记下了人家的单位名称，计划下次有车从上海回来时拢那边带几吨。
　　记不得总共去了几趟上海，只记得第一次从那里雇了辆10吨的货车，在南京路上买了几吨不锈钢板材，在淮海路上买了许多小型设备和化验室仪器。后来又途经南通带钢板，装了满满一车。从南通出发时已是傍晚，正值深秋，冷空气南下，重载的货车迎着北风好像走得很吃力。我们同去的三个人必须有两个人坐在露天车厢里的钢板上，几经推让后，我让老娄坐进了驾驶室。车过如皋时天色已黑透，我和另外一个坐在外面的人身上也都让北风吹透了。我们下车买了一并酒和一包花生米，后来觉得那玩意儿根本不管事，我们是咬着牙坚持到东台的。
　　资金是在提供贷款的营业所严格监控下使用的。只能提供很少的一点出差费用，购买设备与材料全是非现金结算。通常都是先确定在哪个单位购多少钱的货，再电话通知家里会计去银行开支票，那次在上海先确定了十多家单位，支票是第二天厂里派人送过去的，如果货物购齐后支票上还有余款，我们也是一分钱拿不到的，余款仍由该单位返回银行。这次重新上马，乡财政没投一分钱，全是靠银行提供的20万贷款，他们自然要严格把关。
　　设备中有个最大的家伙自重两吨多，是用于第一道工序——水解油脚的反应锅，那个庞然大物是委托兴化砱肥厂加工的，其时该厂有一个干部在我们乡支工，那套设备因为高度太高，需要重建一大间厂房，我们是先将其在露天安装到位后才砌厂房的。那台核心设备——双层不锈钢反应釜是在盐城一家锅炉厂订制的。几个容积很大的不锈钢成品贮罐在东台加工……还有许多不太复杂的设备则组织了一套班子在厂里就地加工。肖书记从乡农机厂抽调了一名副厂长和一名钳工一名焊工到这里来义务支援。那个冬天，厂里又是基建，又是设备制作、安装，整日里焊花飞溅，敲击钢板的叮当声不绝于耳。
　　在设备加工安装的过程中，我已完全弄懂了这种产品的生产原理与工艺流程。生产上分三道工序，第一道叫“水解”：这一工序就是将原料油脚先加入到一个大罐中，通过罐体里的盘管进行蒸气加热，加热至沸点后加入烧碱进行皂化，几小时后再加入硫酸进行酸化，滤去水分后就得到了一种叫黑脂酸的初级产品。因为一罐料能装五六吨，整个生产过程都要不停地通过蒸气加热，粍气量很大，厂里的那一台锅炉主要是为这一道工序服务。第二道工序叫“蒸馏”：这道工序其实就提纯，通过蒸馏炉中炉火将蒸馏釜中的前一道产品——黑脂酸加热到摄氏300度左右的高温，此时黑脂酸中的脂肪酸就会在釜中汽化，再通过真空装置将这种气体吸出，吸出后经过水箱中的冷凝管进行冷却使之还原成液状进入收集器。当操作工通过透视镜发现成品进入收集器的速度越来越慢时就说明釜中只剩下了无用的脚料。然后就利用高压蒸气将其排出釜外再进行第二次进料。这道工序得到的产品是一种深黄色的膏体，叫混合脂肪酸。最后一道工序是冷冻分离：其目的就是要将混合脂肪酸中有一种叫油酸的化工产品分离出来，因为油酸的售价要比脂肪酸高得多。流程是先将混合脂肪酸投进一个叫冷冻锅的装置中，通过大马力的冷冻机将锅中原料冷凝成较硬的膏体，然后通过人工将其装入布袋码放至压榨机厢中进行压榨分离，因为油酸的凝固点较低，此时淌出来的液体就是最终产品——油酸，布袋中剩下的就是脂肪酸也叫硬脂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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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盐城定制的蒸馏釜经历了一波三折，先是人家将釜体做好后找不到那么大的封头（化工设备的球形封头必须由专业厂家生产），我们又特地赶到南通将买到的封头送过去。后来人家又说没有那么厚的不锈钢板焊外锅，我们只好同意他们用锰钢板代替。为此，我和那位农机厂的周厂长去了几趟盐城，直到旧历年底才将那套设备运回来。
　　在厂里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大食堂里有二十好几个人吃饭，中午一般只烧一大锅青菜汤。农机厂帮忙的三个师傅（其中有一个就是周副厂长，也是一名技术不错的老钳工）只在厂里吃一顿中午饭，食堂每天中午给他们加一个菜，我一天也没陪他们在一起吃过。晚上我们有时也会自掏腰包喝点洒，下洒的菜大都是被戏称为“老三篇”——豆腐、百叶、花生米。虽然那时熟羊肉只有一元钱一斤(价格是现在的六十分之一)，但还是很少舍得吃。我有点好酒，有时实在没东西下酒，两条丝瓜也能对付着喝几两，通常是用丝瓜皮炒个菜，再烧点丝瓜汤。有一回在乡政府过宿，晚上肖书记特地叫食堂为我烧了几样菜，叫上几个人陪我吃了顿丰盛的晚饭，说是“犒赏前方将士”，为此，让我很感动。
　　那年，云高还在乡里的中学复读初三，在乡政府食堂搭伙，晚上就睡在我的宿舍里。头一年因为中考只差几分，只好转到这里复读，第二年考分虽然过了线，但正好碰上那年开始的复读生加分，又未能被录取，无奈只好再次复读，这次他可丝毫不敢懈怠，学校也抓得紧，他更是像是背水一战，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我有时在乡政府过宿，他回来时我已沉入梦乡，早上醒来时却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去上早自习。幸好第三年考了个全县中考第一的高分。这一年云飞也到了这里读初一，那时的小学虽然已恢复了六年制，但还允许成绩好的五年级学生越级上初一，云飞因为成绩一直在村小学名列前茅，他的四叔就让他提前上了初中。后来才发现这一步走得大错特错，他生性贪玩，在家时有当校长的四叔管着，到这里后我又无遐照顾，成绩一落千丈。弟兄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个在玩命地努力，一个却玩得昏天瞎地。
　　第二年（即1988年）春暖花开时，第一、二两道工序的设备安装已接近尾声，我又和县里派来一个姓顾的支工干部去了一趟南京，目的是为了买到一台大型冷冻机，去时才知道南京根本就没有生产冷冻机的厂家，我们下榻在秦淮河畔的一家旧式旅社里，楼板与楼梯全是木质的。隔壁房间的一个住店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旅社原来是一家青楼。楼梯扶手上残存着的古旧红漆，令人联想起六朝金粉地昔日的繁华。后来，珠江路上的一家机电经营部说能帮我们买到那种冷冻机，并给我们报了价，当问及是否在南京提货时，他告诉我们说，提货地点在上海。我们分析了一下，觉得这家经营部是在倒卖上海产的冷冻机。于是回来后我又和老娄去了趟上海，当我们摸到一家位于北共和新路的冷冻设备厂时才发现，那里现货经销产于大连的企鹅牌冷冻机，并配套供应本厂生产的蒸发器，价格比南京那家公司要便宜好几千元。后来就在那里雇了一辆三吨的货车把那套设备拉了回来。
　　此时，尚未落实的主要设备就剩下了压榨机了，常州方面要求我们与他们一样使用液压机，我们考虑到那种设备太过昂贵，周厂长说，他们可以在厂里自行设计并制造出机械式压榨机来，我便同意了他的提议，因为2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能省一点好一点。
　　紧接着，老娄又带了五六个操作工和化验人员去常州培训，人员中大多数是以前在这里干过的“老职工”，还有两个人是“三进宫”，我不认识他们，对这一班人的素质也了解甚少，都是老娄和那位从兽药厂调过来的王会计物色的，两个化验工中有一个是凤兰高中同学时的闺蜜。
　　初夏，开始试生产。原来在这里烧过锅炉的操作工也召回来了两个人，又在附近村子里招收了十多名青年工人。试产的那天，常州油厂来了一个技术员和两个熟练工。第一道工序很顺利，第一锅就拿到了化验合格的初级产品——黑脂酸。第二道工序虽然费了不少周折，但也还是拿出了产品，看到了一桶桶深黄色脂肪酸，大家都有些激动。三道工序全面试产的那天，乡里正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与会的数百人特地去参观了那次投产盛典。厂区里热闹非凡，蒸馏炉与锅炉的两支高烟囱浓烟滚滚，三个大车间里所有的设备都投入了运行，隆隆的机声淹没了参观人群兴高采烈的议论声。
　　那天晚上曲终人散后，我却久久不能入眠，虽然经过了半年多的努力，使这项浩大复杂的工和项目投入了运行，但我却本能地感到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前面路上还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我去一一化解。而且有些问题并不是靠满腔热血，苦干实干能解决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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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就暴露露出来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业务员的素质很低，有的人没什么业务水平歪门邪道还不少，有一个姓王的青年供销人员，也是在前两次混过几天的老班底，他经办的第一宗业务就险些被骗数万元。那一回，他一下子从滨海的一家油厂组织到了200多吨油脚，四条大船运至厂门口后，经化验测定其油脂含量只有正常油脚的一半，而他与人家谈好的价格却与本地油脚差不多。我一口回绝了这批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几条船停在河边两三天就是死活不肯离开，后来船上勉强同意按油脂含量计价，卸货时又发现船底部有大量的积水，只好又用水泵抽掉下部的水，最后只算了三万多元的货款（是谈好的价格的一半），当船上人拿着我们开出的银行支票离开码头后，那个业务员突然说出了他已将带出去的三万元支票作为预付款给了那家油厂。后来通过银行紧急电话止付，先将刚开出的支票冻结，然后再派人去重新结账。在开始时对于如何处理这一批货老娄态度也很暧昧，有人说他早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暴露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设备先天不足，加上操作工熟练程度差，生产过程中事故不断，虽然都是些小事故，但却让我疲于应付。最容易发生故障的地方是第二道工序，有时炉火烧不上来，蒸馏速度特别慢，有时釜内真空度掌握不好就会发生溢料，釜内未汽化的原料冲进成品集成罐；连已蒸出来的成品也要再回锅；还有时蒸馏过度，釜内应及时排空的黑脚被烧成粘稠度很高的半固体，无论多么高的蒸气压力也排不出来，碰到这种情况就要停产好几天，要等到炉子冷却后再揭盖用人工进去清理，冷却后的黑脚就成了像硬橡胶一样的物体，只能用凿子一点一点地往外掏。人说“久病成良医”，我这个原来对油脂化工一窍不通的人被这些几乎天天发生的事故练成了熟练操作工。没过多长时间，那几个派到常州培训的“老工人”大都嫌苦嫌脏自动辞职不干了，新招来的几个小伙子还算吃得苦，但我时时刻刻担心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出人身事故，又是高温，又是高压，还有真空，他们都不大懂，因此，生产时我不大敢离车间，就是夜里睡在床上如果厂里还在生产，心里也是吊吊的。此时老娄已不大管事，车间很少去，每晚都骑车子回家。
　　冷冻车间的情况更糟糕，自制的两台机械式的压榨机没用几天就坏掉了，后来去过几家生产脂肪酸的厂家，发现人家都没有冷冻分离这一道工序，人家说虽然分离出一部分油酸能多卖一点钱，但成本太高，得不偿失。他们都是直接对外销售混合脂肪酸。后来那两台自制的压榨机修过几回后就将那个车间关闭了。费了多少精力，化去大笔投资的冷冻机也从此被打入“冷宫”。
　　记得第一批产品是卖给无锡的一家化工厂，那个厂叫“国营无锡合成化工厂”，据说是用我们的产品作原料生产一种叫十六醇的化工中间体，十六醇又是日用化工的主要原料。我们雇船运去了近十吨混合脂肪酸，银行终于看到了两万多元的回头钱。
　　生产一直是开开停停，除了设备方面的问题，也有原、辅材料供应不时断档等等因素。主要原料油脚的货源还不算太难，用于催化的硫酸和烧碱那时十分紧张，国营厂靠的是计划分配，社办厂只能靠千方百计地找门路，求爷爷拜奶奶，有时免不了还要对经办的人意思意思。还有煤碳和柴油用量也很大，这两种紧俏物资当时都是凭计划供应的，我们只好烧私人船上贩运的高价煤。柴油倒是能得到一点书记们特批的农用计划，但用量太大，根本不够用，那时白天供电很不正常，说停就停，生产时值班电工随时准备开机发电，那台120马力的柴油机开起来就是一个油老虎。
　　当年年底进行了一次核算，生产期间的亏损率达30%，因为生产量不是很大，累计亏损也只有五六万元。其实这种结果早就在意料之中了。好在方方面面的领导和银行里的人都没一个说我没尽力，大家都认为这一年中我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
　　1989年春节过后，乡里对这个厂的领导班子作了一次大幅度调整，按照我的提议增加了两名副厂长，一个分工负责供销，一个负责生产。此前老娄已不辞而别另谋高就。乡里此举是为了减轻一些我的负担，重整旗鼓，再赌一把。新配的两位副厂中有一名姓高的原来在农药厂当过供销员，因为和厂长关系不好赋闲在家，他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弟弟，走南闯王北的也见过不少世面，负责供销业务应该是他的长项。还有一个姓黄的原来是我很熟悉的一个村里的样板队长，他曾将一个很大的生产队治理得很好，人也舍得吃苦，我想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将生产这一块交给他打理。这两个人对这次提携非常感动，对我自然是言听计从。与此同时，厂主办会计也与乡工业公司会计进行了对调。原来的厂领导班子中只剩下一个出纳小顾和我。
　　我很庆幸在那段日子里遇到小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有他始终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们原来并不熟，后来也未曾有过那怕是一分钱的经济往来，虽然在年龄上差不多隔了一代，但我们却是茫茫人海中不可多得的忘年交。他住在我的宿舍兼办公室的隔壁，因此他又像是我的秘书，我们默默地相守着，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相互都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只是一心想把集体的事情尽量能办得好一些。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肖书记在他们村里蹲点时培养起来的，对几年前的那场意外，肖书记对他非常婉惜。他除了不懂生产，其它如跑银行、管现金、管后勤都非常周到细致。后来产品销售这一块也大都是他出去接谈的，对他，我特别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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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将产品的成本降下来，将局面扭亏为盈。后来老高从盐城一家化工厂搞到了10多吨废硫酸，试用后发现，只要按其所纯品的含量加足效果也一样，这样就能节省一点成本，后来就基本不再用高浓度的硫酸了。只是液碱和煤碳仍然很难满足维持连续生产的需要，就这样开开停停的又生产了两个多月。因为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蒸馏车间的小事故也比以前明显减少了，老黄负责生产很卖力，人不大离车间，其实他就等于是一个生产班长。美中不足的是他对化工一窍不通，要做到能熟练地掌握全部生产流程还需要时间，因此在关键时刻我仍要在车间盯着，不过，如果生产正常的话，夜间有他在那里，我能睡得稍稍心安一点。
　　其时，虚年十六岁的云飞也到厂里当了工人，初二只上了一学期后，过了春节就再也不愿上了。我将他安排在锅炉车间学烧锅炉，那里比蒸馏车间还相对轻松一点，也干净一点。生产时，锅炉是24小时不停，三个操作工每人值八小时班，他开始时只跟人上了两天班就独立顶班了。有一天轮到他上夜班，老黄又正巧回了家，害得我一夜没敢睡觉，我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他一个人值夜班。
　　忙忙碌碌地转眼又到了端午节，生产告一段落后又进行了一次核算，虽然新产生的亏损比年前低得多，但总的还是亏损。至此，银行除投进近20万元的固定资产，又断断续续地上去了10万多元流动资金。我开始意识到，即使如此地惨淡经营，扭亏为盈的希望仍很渺茫，形势已经到了该收手的时候了。乡里那一头，肖书记已升职调到外乡去当一把手，文书记倒是很淡定，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了这种结果。银行那边也再也很难贷出钱来了，通常都是有一笔货款回笼才能从其中划拨一点钱出来购原材料。
　　紧接着我们将库存的成品作了一次清仓，其中有一批混合脂肪酸是卖给苏州的一个乡办厂，我与小顾也一同到那家厂去过一次，人家是拿我们的混合脂肪酸回去再分离，与我们不一样的是人家是采用的离心机分离，无需冷冻压榨。同时，又将年前分离出来的几吨油酸卖给了如皋一家化工厂，货款悉数通过非现金结算还了银行，我们想付一部分钱发工资也遭到了银行方面的拒绝，很显然，银行方面是想只进不出，减少一点损失。在此期间常州油厂多次派人前来讨要技术转让费，每次都被我们以生产仍未正常而拒绝。
　　此时，我最担心的事眼看就要发生了，就是工厂全面停产后，将会留下一大笔债务与工人工资没处着落。如果那样的话，我实在没法向那些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交代，那些小青年满身油污地上一天班只有一元钱工资，如果连这点血汗钱都拿不到，我将如何面对他们？
　　那年夏天，原料库里还有10多吨油脚，我们就自行了组织了一笔资金，购买所需的辅助材料维持着生产，大多数工人都被放了假，只留下了几个人先将油脚做成黑脂酸，做时改用直接明火加热大铁桶，这样做虽然批量很小，但不需要开锅炉，也不用发电，除了原、辅材料的费用就只要化几个人的工资。打了一个多月的“麻雀战”，居然也将所有的原料全部炼成了初级产品。
　　那年秋天，停了几个月的锅炉又一次点火运行，这次只“红火”了二十多天，生产出最后一批五六吨混合脂肪酸，后来，这批货卖给了安丰油米厂，并事先就谈好要对方全部付现金。我们用这笔钱结清了所有的工人工资和一些小额债务，尚有六七千元个人借款已实在无法解决了，只好从此关门大吉，留给政府去处理了。此时，欠银行贷款总额已达到80多万，油脂化工这一块又增加了20多万元债务。全面停产后，我人生中的一次败笔也就被划上了一个极不圆满的句号。
　　年底，文书记被调到区里任副区长，调走前，他也将我调回了乡政府，并将我的职务由副业助理调整为村镇建设助理。有一次，他还安慰我说：你已经尽力了，别太自责，失败的责任不在你，为此，我很感动。
　　在此之前，云飞已经去了扬州一家鞋厂去做临时工，是他的小舅母介绍过去的，。云飞打工的这家鞋厂是个国营大厂，据说当时的产品还出口海外，他的小舅母也在这里上班。最小的儿子也能自食其力了，使我很欣慰。
　　那年旧历年底，79岁的父亲因肝病不治与世长辞。当云飞接到电报从扬州赶回来时，一大帮人已将父亲的灵柩安葬完毕，也许是他未能见到爷爷的最后一面，到家后长时间地痛哭流涕，惹得我眼泪又禁不住地汹涌了一回，看来，小家伙在那里过的日子并不如意，我就叫他干到春节回来就别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