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多种经营服务公司

　　 1
　　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简称副业公司）其实就相当于以前的公社副业办公室。它的主要职责是为全乡各个村的副业生产提供一些种苗、技术方面的服务。与之相对应的上级单位是县多管局和县水产局。当时公司本身还有几个实体经济单位，规模比较大一点的是乡级水面管理办、水产养殖场、林桑场和酱制品厂。另外在乡政府驻地还有一个综合门市部。其中能有点经济收入的是水面管理办，它的前身就是公社副业办公室。全乡境内的大河水面都被划为“乡干河”，各个村无权在河里放养和捕捞，算起来总面积有好几千亩，农民在这些水面上放罾设簖，渔民承包水面捕捞都要与水管办签订合同，上缴承包费。未承包出去的水面则由水管办定期雇渔船捕捞。这么广阔的水面资源，如果是在现在能收到好几十万的承包费，但在那时只有数千元的收入。只够发几个人的工资，当然其中有太多的客观因素。
　　摊子最大，职工人数较多的是原来的公社水产养殖场。那里有三四十亩耕地，二十多亩精养鱼塘，还有一大片房子。这里曾经“安排”过好几个被免了职的支书，也曾培育过鱼苗，开过酒厂。不过，没“红火”几年，终因入不敷出，“支书”们又在那里争权夺利互不相让就渐渐地衰落下去了，我接手时，那里只剩下了两个老头守着一大片破房子，也不拿工资，在种田养活自己。在水产养殖场大河对岸还有一个叫林桑场的“单位”，那里有七八亩田，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场长”每月只有二十多元的工资，还有一个小伙子，是邻村的村干部的儿子，据说是找了多少人才安排进来的，每月工资12元。田里栽的是湖桑树，还育了一些树苗，他们的工资来源主要靠自己养一点蚕。另外还安排了一个林桑场场长，不管场上的事，说是专门负责面上的栽桑养蚕推广工作。
　　酱制品厂是刚刚才兴办的，乡里有个人在常州一家酱制品厂当副厂长，愿意帮家乡建个分厂，他看中了我们这里秋天可以收购到廉价的白罗卜，想让我们大量收购并进行简单的腌制，再作为半成品卖给他们。当时还在筹备阶段，正准备砌筑腌制的大池。
　　公司里除了我还有三个副经理，其中有一个就是原来的副业办公室主任，他分工负责水面管理；有一个专门负责酱制品厂，还有一个年轻人是原来的鱼技员，负责面上水产养殖方面的技术指导。还有总账、出纳两名会计。此外还有几个从村里安排进来的没什么具体工作干的所谓“干部”。这些人的工资都由公司发。乡里对公司的要求是：在做好面上副业生产服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按理说，乡里有那么多的水面资源和数十亩耕地鱼塘交给我们，这个目标是不难也是应该达到的，但后来才知道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且不说那个正在需要投资的酱制品厂，就是管着全乡大河水面的那一块也没多少钱上缴公司。那一块收入不少，但开支也大，有一条天天都闲不下来的挂桨船，有几个人要发工资，而且那里又是乡里干部名符其实的免费鱼库，每年过春节要提供几千斤大鱼给乡里发福利，平时乡里干部或者与那位副经理处得好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家里有了什么事，找到他打个招呼，就会将紧俏的大鱼鲜虾准时送上门。为此他在乡里也积淀了相当广人脉。不过他的工作也挺辛苦的，全乡水面那么大的范围，弄鱼的人又大都是痞里痞气的，甚至还常遇到一些亡命之徒，每年都要发生几起需要派出所出面才能平息的纠纷。因此那一块只好由他去折腾，我插不上手，也不能插手，万一我动不了他，他把那一摊子破事都扔给我，我将如何应对？我只能对他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态度大加表扬，鼓励他尽可能地为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多作点贡献。
　　酱制品厂那一块我也插不上手，那是乡里一个主要领导亲自督办的“重点工程”，有一个副经理专门抓着，那里需要的投资我也没法为他筹集，都是那位领导替他跑银行。因此，那个下属单位算得上是“直属市”。唯一能让我施展拳脚的地方就是那个已经曲终人散的水产养殖场和也已奄奄一息的林桑场。于是我就将那一套跟着我南征北战的铺盖卷儿搬到了养殖场，公司的两名会计和其它几名公司的“干部”也全在那里安排了宿舍和“办公”的地方。养殖场就成了公司的总部，那里也就有了点人气。我做的第一件事先将分散在各单位的财务统一管理起来，无论是有点钱的和欠着债的其收入与支出都归公司一本账、一个出纳。总账内设分账，互不平调。每笔收入都必须先入账，每笔开支都要先经分管的副经理签字后再经我审批。与此同时，我也正在摸清情况，准备筹划来年的经营计划，想尽量地做到人人有事情做，每个人都能自食其力并创造一点除自身工资外的剩余价值来。
　　那年冬天，县里的整治车路河、修筑兴——丁公路的工程上马，全乡动员了近好几千名民工上工地，乡、村干部几乎全部都上了“前线”，但三大公司的人一个也没动。夜里，我躺在养殖场的宿舍里，听着外面旷野里北风的呼啸声，就有了一种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
　　 2
　　年底，肖书记分工农业生产，驻点农业公司（即原先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简称农科站），分工负责多种经营这一块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公社副主任，经常与他一起参加县里召开的多种经营方面的会议，并到各村去落实任务，检查工作。那年冬天，县里下达的扩桑养蚕的任务很大，这是一项新兴产业，没人愿意拿出粮田出来栽桑树，推广的阻力很大。虽然大多数村干部都在消极应付，但县里交下来的扩桑任务还是以行政命令下达到各村，全乡共落实扩桑面积200多亩。同时要求副业公司必须在春节前组织苗木供应，时间非常紧迫。
　　湖桑苗的传统产地在浙江，因为各地都在扩桑蚕，听说那边的苗木很紧张，为此，我在起苗前先去了趟浙江的湖州、桐乡转了一圈，后来与桐乡县乡下的一个当地苗木经济人初步落实了请他代收湖桑苗的意向。回来后就着手准备雇大船去浙江运苗木。
　　此前，我已参观了好几处栽桑养蚕的先进样板单位，受到了许多栽桑养蚕能致富的渲染，心里就盘算着利用养殖场和林桑场的土地，通过栽桑养蚕使两个单位起死回生。正好林桑场有好几亩上一年育的桑树小苗，浙江那边需要这种小苗嫁接湖桑苗，可以装一船小苗过去卖掉，回头再装湖桑苗。这种小苗叫“直生桑”，如果不经嫁接长起来就是普通的桑树，普通桑树的桑叶产量很低，通过嫁接后便成了湖桑，湖桑叶片宽厚，产量又高，是传统的蚕用树种。后来就雇了一条30吨的机动水泥船，装着小苗先行去了浙江，过了两天后我就又乘车跟过去了。
　　这次一起去了四个人，阵容还很“豪华”，除了乡里的那位分管副业的副主任和我，另外还带上了邻乡的一位副主任和一个副业干部，他们也是想跟过去买一船湖桑苗。两位主任没什么出过门，浙江话一句听不懂，更没法与当地人交流，我既当向导又当翻译，同时又是直接跟当地人打交道的办事员。他们说，一切由你拿主办，我们是跟随出来玩玩的。
　　我们赶到桐乡县城时，运小苗的船还未到，于是就见缝插针带他们去了趟杭州，还在杭州过了一宿。两位主任都是第一次来，杭州的繁华与西湖的湖光山色让他们大开了眼界，玩得很尽兴，觉得我这个“导游”很不错。后来，事情办得还算顺利，几天后就收齐了两大船湖桑苗，其中有一条船是为那个邻乡在当地重新雇来的。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带过去的那一船小苗特别难卖，只好以极低的价格甩卖掉。
　　想不到一切都办妥了，两大船湖桑苗正准备启航时却出了件意外的事，我带过来的一张农行支票在桐乡不能兑现，说是与省行的印鉴不符，是假的。当地人就把船扣下了。我不得不拿着那张支票赶回兴化，他们三人就直接回了家。到兴化那天真不巧，正碰上星期天，农行不上班，因为船被扣在浙江，我心急如焚，竟然多方打听找到了那个办事员的家，记得那个办事员是个中年妇女，住在东门老街，我找到她时她说，前两天也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了，原因是这种三省一市通兑汇票省行刚改了印鉴还没有通知浙江。后来，那位女同志态度还算不错，破例跑到农行为我开了张证明信。拿到证明后马不停蹄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六圩的班车，上了轮渡后天已全黑了，江面上伸手不见五指，对岸的灯光在寒风中闪烁，觉得一阵阵寒气逼人，出来时衣服穿得不多，估计今夜要受点罪了。连夜在镇江上了一趟到上海的火车，后来又在上海北站等转车，整整折腾了一夜，到嘉兴时天已大亮。当晚，事情办妥后又在桐乡过了一宿。回来后又忙了几天就迎来了1984年春节。
　　过去的一年，农村形势在持续好转，粮食产量实现了创纪录的大丰收，传统的春节也过得越来越有年味了。前几年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看来真正一抓就灵的是把田直接分给农民。节日里气氛热闹而温馨，在厂里上斑的秀兰已经定了亲，准女婿是我的一位姑妈家的孙子，算来他们还是二代表兄妹，还在南京读中专。二女儿凤兰也已长成大姑娘了，在离家十几里的镇上读高中，成绩在斑上还上数，正准备着明年去挤一挤高考那座独木桥。儿子云高也出去读初中了，家里只剩下最小的二小云飞还在村里上小学。只是苦了桂香，一个人在家里种了六七亩田，不过她说还比过去在大集体上工“自由”得多，在收割、栽秧的时候，我有时也会回家支几天农，还有上粮站送粮也是我去。承包的田年年超产，再也不愁粮食不够吃，我每月又能拿到一点工资，经济上也渐渐地宽裕起来。两年前，土屋改建瓦屋欠下的1000多元债务也已还清，我们这个家庭也和全国千千万万的农民家庭一样，终于走出了苦海，过上了正常人过的日子。
　　 3
　　因为当年栽植的湖桑，一时还不能形成养蚕的生产能力，所以1984年全乡春蚕饲养量并不大。只是去年乡里搞了一个样板点上栽的十几亩桑园已经成了气候，湖桑长势很好，当年春蚕期养了十几张蚕种。这个样板点还真的为乡里挣足了面子，无论是上级来人检查工作，还是为新扩桑的承包户动员鼓劲，都要领过去参观。为此那地方我可没少去。还有养殖场去年也栽了十多亩湖桑，加上原来林桑场的老桑蚕合起来就有了近二十亩湖桑面积。这两块可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当时我雄心勃勃，想在养蚕这方面为这两个单位打个翻身仗。这一来，沉寂了好几年的养殖场就又热闹起来了，大部分闲置的房子被整修成养蚕室。公司里那几个以前没事情做的人也都将铺盖背过来了，此外还招聘了十几个临时的养蚕姑娘。临时工自己带口粮，工资是每天一块钱。比起社办厂，工资还不算低，那时厂里的最低工资每月只有十几块钱。
　　春蚕养得还算不错，一亩长势较好的桑园能够养一张蚕种，蚕茧可以卖到100多元钱，那时粮食卖给国家只有一角多一斤。样板点上的承包户，虽然觉得蚕儿将要“上山”的那几天日夜忙得有点不习惯，但看到出售蚕茧的收入比种粮还要高些，也都心安理得了再也不提要毁桑种粮了。养殖场与林桑场这一块也算是初战告捷，虽然桑园长势比样板点上差一些，集体养蚕也没私下那么尽心，但春茧也卖得了1000多元钱，听说夏季一过就可以养一季早秋蚕，最后根据桑叶存量还能养一些晚秋蚕。于是就进一步地落实了管理桑园的措施和人员分工，与此同时，养殖场的十几亩精养鱼塘也都落实了专人承包，估计到年底，这一帮人自己养活自己还应能有点结余用来壮大集体经济。
　　我的如意算盘被原来林桑场那个老场长泼了盆冷水，他说：根据他的经验，我们这里春蚕并不难养，但秋蚕却没一年能养得成功，原因是当时正是水稻大量施农药的季节，桑园离稻田又不远，有的甚至还夹在稻田中间，桑叶受到了农药的污染，蚕儿大都中途夭折。我听了开始还有点将信将疑，后来实践证明他说的话是对的。那年秋蚕几乎全军覆没。桑叶也吃得差不多了，人工也化了，蚕儿到临上山时却一死一大片(“上山”是指蚕儿停止进食开始吐丝结茧)。样板点上的情况稍好些，但收入根本没法与春蚕相比。影响最坏的是，当年新栽湖桑的承包户也都养了些秋蚕，结果也全都是颗粒无收，村里的干部为了动员他们栽桑树，苦口婆心地做了不少思想工作，这次首战告败，使得他们对于栽桑养蚕这项新举措完全丧失了信心，由积极响应变成了被动应付。
　　那年秋后，为了偿还几千元购买湖桑苗的银行贷款费了我不少周折。原来各村领回去的桑苗都承诺不要承包户出钱，树苗钱由村集体负担，因此如何能到村里把这些树苗款追讨到手将我经办的贷款还清就成了我的一桩心病。同时到了年底还要筹一笔款项发放工资。好在虽然费了不少口舌，村里的干部们还算给面子，到年底时还真的还清了银行的钱，公司的出纳告诉我，他还钱时银行有个工作人员说以为这笔钱是肉馒头打狗了，真想不到还能有得还。
　　1985年，我又从村里分得了一块屋基地，那时农村中有两个儿子的家庭都能无偿地再分一块屋地。当年，我又在庄后面新分得的屋地上建了一处独门独院的瓦房。其实我庄上的房子才刚改建了三年多，建房欠下来的债务不久前才还清，两个儿子都还小，因此，并不急于建第二处房子，但父母也已与四弟分了家，住在四弟的旁边，嫌不宽敞，就劝我，早晚你都要再建一处房，不如早点建起来，省得到时儿子又要结婚又要建房。新房建好后父母和小妹就能先住到我原来的房子里。并且答应我钱不够他支持，这几年他养河蚌育珍珠，也赚了些钱。
　　新房基的位置极好，东面是条大河，这块地算是生产队照顾我的，没和人家一起参加拈阄。因为河边上有点多余的空地，面积就比人家大得多。这可是我在自己队里第一次搞特殊化，不过，那次生产队的会议我家不曾有人参加，听人说，除了极个别的人，大家也都没什么意见。
　　那时候建房比现在简单得多，虽然也全是砖瓦结构，但只能算是最经济的平房。红砖已经不紧张了，有运砖瓦的船装到村里来卖，价格也不贵，买了一万块红砖只化了不到300元，几年前砌空心墙，一万砖就够砌三间简易的瓦房了，后来农村的经济条件好些了，没人家砌那种空心墙了，而今砌三间房带厨房、猪圈和院墙等附属设施起码需要两万砖，我就又跟邻村的一座小土窰上买了一万青砖和1000大瓦，那个村的支书还特地为我优惠了一百元钱。木料也是七拼八凑起来的，从乡里弄了一套农房配套指标，其中有0.2立米的杂木，年前在浙江装树苗时碰巧在那里买到了两根淘汰下来的旧电线杆，虽然在露天时间久了，根部烂掉了一截，但却是道地的杉木，已有好多年不见有得卖了。房子砌好后算来总共化去3000多元，又欠下了两千元的债务。
　　 4
　　正在砌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家又迎来了一件特大的喜讯，二女儿凤兰高考发挥失常只比录取分数线高一点点，原以为录取无望，并且已经在兴化找了人，打算到鲁迅中学复读，想不到即将开学时却接到了镇江粮食学校的录取通知。虽然是中专，但对那时的农村孩子来说其意义也是特别重大的，那时国家包分配，拿到了录取通知就意味着一步跳出了“农门”，短短的二年一过就会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当我拿着通知去乡里有关部门迁户口和粮油关系时，周围全是仰慕的目光。
　　开学时，我送她去镇江时还顺便拢扬州过了一宿，那时，我有一个内弟已在扬州安家多年，内弟媳是扬州插队知青，七八年前两人在广阔天地中相识相爱，几年来还接连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内弟媳也原以为要在农村当一辈了农妇了。后来知青大批返城时，她并未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离婚走人，而是将两个女儿的户口也一并迁到扬州，并且为内弟在街道工厂里找了份临时工的工作。记得开始一大家子到扬州时住在观巷路边用油毡搭的一个防震棚里。这次经过那里，住的地方虽然有了些改善，但听说那两小间房子马上就要拆迁。记得那一天下午，我和凤兰在解放桥河东的扬州大厦为她买了一件春秋衫，化了十几元钱，这可是她至今穿过的最贵的一件衣服，此前，需要添衣服时都遅买几尺布由她奶奶用缝纫机给她做。后来她舅母又给了她一件新上衣。
　　那年，家里还添置了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是无锡产的虹美牌。此前村里已经有一户人家买了一台这样的电视机，一开始，晚上有人去看还要收五分钱“门票”。村里虽然已经通了电，但总要到九点以后才能到电，只好买了一个电瓶和交、直流逆变器。在电视连续剧“渴望”热播的那些日子里，晚上堂屋里挤满了看电视的人。
　　自从那一年饲养的秋蚕全军覆没后，我的一颗燥动的心开始安分起来了，我知道靠养蚕是不可能使那两个单位起死回生的，于是就做了一些工作，裁掉了几个安排进来的村干部，他们也觉得在这里粍着没什么头绪，每月二三十元工资也算不上是金饭碗。养殖场的鱼塘和土地又承包出去了，我的铺盖卷儿也搬回了家，政府大院里的办公室就成了我每天上班的地方，那里有乡政府提供的一套铺盖。回家也回得比以前勤了，那一辆自行车天天都要骑一段路，如果乡里没有会议，有时就会到面上去“检查、指导”副业方面的工作，其时，面上新栽的桑园有的已被拔掉改种了粮食，样板点上那几户人家还在硬撑着，不过效益也很差，见到我时大都怨气冲天。有时也到公司的几个下属单位那里转转，发表一些原则性的不咸不淡的“指导意见”，其实那几年就是在混日子，混那每月六七十元钱的工资。
　　那时常说，思想上的那块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人一旦没有了追求，无聊时就会想着法儿去消遣，我先是迷上了下象棋，白天的对弈对象大都是政府大院里的闲人，晚上则与那几个副书记、副主任杀得难解难分，我的办公桌玻璃台板下面就压着一张棋盘纸，只要有人过来我都来者不拒。虽然我还买了好几本棋书，没事又没人时就一个在办公室打谱，但我的水平在大院里充其量只能算中上。象棋这玩意还真有点让人捉摸不透，有的人别看他识不了几个字，平时大大咧咧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之处，但下起棋来却能沉着应对所向披靡。
　　我的顶头上司，分工副业的那位副主任不会下棋，但会看老式纸牌，那玩意一玩起来就要带点彩，我差不多有十年不碰了，在我人生最低谷时曾常常挑灯夜战，乐此不疲，自从入了党，一下子就戒掉了，觉得共产党员与赌徒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划等号的，因此在村里任职时，对此深恶痛绝，那些昔日的赌友们没少被我抓过赌。就像戒过毒的人多数又复吸一样，我也未能抵挡得往诱惑又开戒了，起先只是在那位副主任的家里偷偷摸摸地凑凑班子，后来发现大院里也有几个好此道的中层干部，不过，从来不敢在大院里玩。
　　记得曾有人跟我说过，你工作越积极，集体与群众的损失就越大，意思是说那时上面常有一些副业项目向下面推广，其本意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能尽快富起来，但推广的项目多数群众不肯接受，说是劳民伤财，瞎折腾。因此负责副业生产的基层领导不能太过认真，见了风就是雨，只能悠着点儿，搞点面子上的工程应付应付。我听了觉得有点道理，也就玩得更加心安理得了。记得有一年推广河蚌育珍珠，开始时有人确实赚了一笔钱，但等到政府大面积推广时，珍珠行情则一落千丈，我家在头一年也在河里吊养了千把合接种过的河蚌，年底取了一斤多麦粒状的小珍珠，卖了1000多元钱，到了第二年，取出来的一斤多珍珠就没人要了，第一年赚的第二年又赔进去了。
　　我被“逐出”乡党委后，虽然仍是乡里的中层干部，但人微言轻，再加上我的谨言慎行，与方书记的关系倒也相安无事，就这样不好不坏的维持着。他的工作也一直干得不是很顺，我看到他经常在会上气急败坏地发无名火，有一次那位在他后面调过来的副书记在乡干部会上打瞌睡，他也毫不留情地大发雷霆，说是精神状态不正，气得那位副书记跑回家歇了好几天。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方书记突然中风，幸好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不过他的政治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位不久前受他批评的副书记非常庆幸自己没跟他当场顶牛。
　　副书记姓文，虽然不是本乡人，但他的家离我们乡政府驻地不过三四公里，比我的家还近一些，方书病倒后，没过多久，文书记就被任命为一把手，不经意间就完成了一次乡政权的改朝换代。与他的前任相比，文书记当过村干部也当过学校教师，还算得上是半个儒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书记在乡里的人缘很好，没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不过他在工作中也不显山露水，一直是小心翼翼地跟着风向走，一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样子。有人说他是在混资历，但明眼人都知道，那是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大智若愚。
　　1985年春节期间，大女儿秀兰出嫁了，那年，大女婿已毕业被分配到省测绘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年底大外孙出生，听到这个喜讯时，我正在被抽调在最南边的一个村搞村支部整党，在那里吃过晚饭后就连忙向乡里请了假骑车赶回家，记得那一天是农历的月末，路上一片漆黑，我摸黑骑行了二十多里土路。第二天又起了个大早去兴化人民医院。那时，车路河边上的兴——丁公路才刚刚铺好砂石，我的自行车后面还带着刚当上外婆的老伴。43岁的我当上了姥爷，自然会有一份莫名的激动，30多公里的砂石路还带着个人，倒也没觉得太疲惫。女儿是剖腹产，小家伙八斤四两，据说体重是那天出生的几个婴儿中的冠军。
　　 5
　　有一年，乡里的工业公司从江西搞了一批等外的杂木杂棍，赚了一笔钱。那时候木材市场正在有限地放开，考虑到我们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的营业执照上也有农、副产品购销项目，就与分管的曲主任商量也去一趟江西，看看能不能找点生意做做。他听后竟与我一拍即合，他有一个老熟人在江西南昌当市委副书记，还有一个表兄弟在那边山里。如果去了肯定能搞到点名堂。去时还带上了乡供销社的一个人，并与供销社主任约定，如做得成就由供销社与多服公司合作经营。后来供销社那边去了一个姓王的年轻人，与我和曲主任组成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团队。
　　这次采购木材之旅前后化去了十多天时间，虽然连一根火柴棒都有没谈成，但玩得倒是很尽兴。我们先是乘火车直奔南昌，途经杭州时还特地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又一次饱览了西湖的湖光山色。到南昌后又很顺利地在市委大院找到了那位“大官”。副书记姓戴，是我们的邻乡人，曲书记曾在那个乡工作过好几年，他还是我们乡的女婿，他的夫人还和我在小学里同过一年学。戴书记住市委大院里的一幢居民楼里，面积不大，估计相当于现在的小套户型。见到我们后夫妇二人都很热情，就是谈到木材的事他表示无能为力，他叫我们去武宁县去找一个他的朋友，说那边可能会好弄一些，后来知道原来他的那位朋友就是曲主任的表弟。因为我们刚在外面吃过晚饭，谢绝了他要带我们出去吃饭，临走时送了我们两并四特酒。后来听说他被调到北京，官至副部级，前些年读了他退休后出的一本叫[少作集]的散文集，收集的都是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从中了解到他在江西的点点滴滴。
　　武宁是一座深山中的小县城，曲主任的表弟就住城郊一处空地上，一座新建的两层木板楼与旁边简陋的民房形成鲜明的反差，更显得鹤立鸡群，富丽堂皇。表弟姓王，叫王金山，也是三年大饥荒时逃荒过来的，是个胆大敢冒险的角色，他在荒山上建了一座土窑烧砖烧瓦，先是利用逃荒者的廉价劳力，后来又收留一些躲计划生育的家庭，替他打坯烧窑，钱赚得不少，在当地还小有名气。听说是因为一桩与当地人的官司找到戴书记帮忙才与戴书记交上朋友的。我们在那里受到了亲戚般的招待，还在他家楼上打了一夜扑克，赌了一次小钱。几天中，我们跑了好几家林业单位，小杂木和杂棍倒是有货，可一处也没能谈成，不是质量太差就是价格高得离谱。后来就乘车去九江，准备在那里乘江轮打道回府。记得武宁至九江的那条山间公路既蜿蜒曲折又崎岖不平，一路上走得让人心惊肉跳，有不少路段都是一边是陡峭的山峰，一边是幽深的峡谷。更加令人担心的是开车的那个驾驶员还在与他身旁的女售票员打情骂俏。路不平的地方也不减速，我曾几次被震得头部撞到车顶棚。到了九江后又在那里过了两宿，还化了一整天游览了慕名已久的庐山。那时从九江到庐山跟团一日游每人只需15元。
　　还有一年冬天，市场上棉、混纺的织品行情很好，可能也是为了出口的需要，县里要求各乡扩种一部分苎麻，并动员利用本地生产的苎麻就地兴办深加工企业。其时，肖书记已经提升为副书记，分工也由农业调到乡镇工业这一块。为了兴办加工企业，乡里特地组织了几个大村的支书到苏南的溧水去参观取经。肖书记亲自带队，自然也少不了我。那里有一家乡办的麻纺厂，规模不小，听说效益也不错。其实带过去的几个支书也就是跟着去玩玩，没人愿意拿粮田出来种麻，只有刚分工工业的肖书记信心满满。
　　第二年春节刚过，我又受命去湖北采购麻种，虽然走南闯北走过不少地方，但湖北还真没去过。同去的还一个农技站的小顾，说是费用由两个单位平摊。几天后，我们赶到湖北阳新县城时，记得是正月十四，那天气候反常的热，住好旅店后，两个人都是穿着单衣上街闲逛的。在街上还遇见了一个兴化老乡，听说是兴化北边的人，一家人三代人都在这里开荒种地，农闲时还捕鱼趟野菱。并告诉我们，他的家就住在离县城四五里远的一个小山脚下，还要请我们过去玩。第二天很顺利地在县农业局落实了几百斤麻种的订购合同，并缴了部分押金。下午就计划去附近的大冶，那里也是苎麻的产地，想去印证一下这里的麻种价格是否合理。后来因为下午已没有班车，两个人竟然逛到了那个兴化老乡家中，那户人家是老少两代夫妻带着两女一男三个小孩。那个年龄不算太老的奶奶告诉我们，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个孙子，这里没人管，他家已经有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了，还想在这里混几年再生一个孙子。
　　第二天我们到了大冶时，那里农业局的人说没有麻种供应外地，还幸好昨天在阳新没犹豫，否则还要往回赶。晚上在路边大排档吃饭时要了一条不大的鲢鱼，发现那地方烧鱼既不放生姜也不放糖，只放一点酱油和辣椒、大蒜。以前读过郭沫若的一部小说，说湖北菜有三大特点，就是咸、辣、多，那天算是领教过了。
　　回来时又特地绕道去了趟武汉，在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上转了转，因为门票太贵，高耸入云的湖北电视塔也没舍得上去，只是在黄鹤楼内转了一圈。晚上突然下起大雪，一下子又从夏天回到冬天。后来就乘大轮沿长江顺流而下，途经镇江时又在那里过了两宿，主要是为了看望一下在那里读书的二女儿凤兰，也顺便再游览一回金山寺。
　　后来那批麻种，并没有产生什么经济效益，村里损失了一点麻种钱，多服公司和农技站开支了一些旅差费，我和小顾倒是捞到了一次公费湖北旅游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