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公社水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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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公社水利科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在公社大院里也没设过水利办公室，有个副社长分管水利工作，有个流动性的“水利营部”管理着百十多人的工程队，那个工程队都是从各大队抽调上来的长期民工。大都是一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他们自嘲说是“阳间里不要阴间里不收”的人，一年干不了多少“工程”，只能做些小河、圩堤方面的小修小补。其实是公社做给上面看的，有一个长年不散的工程队就说明对水利工作重视，反正民工又不要发工资，他们都在队里拿工分，就连工地上一天每人几两粮食补贴也全是从各大队统筹上来的。工程队里的管理人员也抵算民工任务，那些人也大都是凭“关系”安排进去的。因为有一位副社长专门分管，因此一开始我只能算是一个“名誉”水利科长，基本上不过问水利上的事。我的第一份分工是到一个“片”里去当“片长”。
　　当时，全公社36个大队被分成八个片，片只能算是公社的派出机构，由片长和另外一、两个公社蹲点干部共同管理所属的几个大队。片长由公社主要干部担任，大都是副书记、副主任和党委成员，那一年，不是党委成员当片长的只有我一个。我分工的那个片是我的家乡片，辖五个大队，其中包括我的家乡大队，还有一个就是我曾在那里蹲过一年点小庄子。片长的驻点大队是个较大的村子，离家只有三里远，虽然步行只需20分鈡，但我却吃、住都在那里，七八天才回一次家。解放初期这几个村子曾经是一个小乡的建制，老乡长就是那个庄子的人，还健在，他与我谈到过他当乡长时的情况，整日随身掮着一个黄布袋子，里面装着乡政府的大方印和私章印泥，在自家田里干活时也不离身，有人找他打证明就丢下手上的活计替人家盖章。现在与老伴住在一个田头舍子里，靠儿子养着。
　　庄子东南角过去是一座大庙，现在在庙址上砌了一所完全小学，文革中曾被升格为初级中学，时间不长就撤掉了。学校东面有三间平房，就是大队兼片里的办公室，东边房间就是我的宿舍，西边房间是通讯员宿舍，中间稍大的一间是会议室。办公室东面是个大泊口，河面宽度大约有100多米，好像比扬州的瘦西湖还要宽些。河边上还有一个比鸡窝大不了多少的土地庙。每逢农历初一、月半就会有人去烧香。以前庙不止这么大，文革中被拆掉了，像现在这种情况大部分村都有，只要上面不追究“地方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大队这年把可不大太平，是原来的二把手在主持全面工作，那人仁义，拿不住人。原来那个支书倒是把快刀，就是一年前被人捉奸在床，受害者又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老是揪着不放，公社只好忍痛换将，停了支书的职，将其调到外村做工作队员。在我还没到任时就听说就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处理。几天前，有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与本队的社员因一件不大的事打起架来，那个社员一气之下竟然从家里拿了把锁把队里的仓库门锁上了，那时正值秋收，谷场上晒干的粮进不了仓，庄上干部解决不下来，公社又迟迟没去人，队长气得撂挑子不干了，还听说那个队长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吵架的责任也并不在他。大队干部们都期待着我上任伊始的第一炮能把这件事摆平。
　　后来，事情处理得还算圆满，那个锁门的人在队里的社员会上作了检讨，队长的气也就平了。处理过程说起来也没费多少周折。那个锁门的人有个儿子在小学当老师，我找他单独谈了一次话，以说理为主，毕竟是有点文化的人，很快就答应回家去做他父亲的工作，就这么简单。
　　大队里有一条有棚子的挂桨机船，机工也是专职的，听说，上一任片长的家离得较远，这条“官船”不大闲得下来，常常晚上送他回家，第二天还要去接。大队里的非生产性用工和非生产性的开支是很大的，除此，还有一个专职的炊事员负责为我烧饭。好在这个大队还有一点副业收入，渔塘和土窑的承包人每年都有一点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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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长的日常工作是很单调的，一开始会觉得很难适应，有时甚至觉得整天没事情可干，大政方针与日常工作都是公社通过几天的一次会议直接传达布置到大队，有时还通过三级干部大会布置动员到生产队，各个大队都有一整套具体负责的班子，片长这一级好像是可有可无。还有的时候，片长会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工作还做不好，弄得上下两头都不讨好。常常是这个大队的干部团结问题还没协调好，那个村计划生育出了问题。后来慢慢地适应了这项工作，倒也还算干得得心应手。也从中得到一些如何当好片长的经验，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验大致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各大队的主要干部的工作状态与各项工作的进度、质量要做到心中有数，因而就要勤走动，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还要与大队主要干部勤交流，并且适时地提出一些以鼓励为主的指导意见。发现问题要立即召开会议，会上要重点表扬干得比较好的单位与个人，同时也要不指名地批评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最后在明确下一步的工作任务时，还要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与建议。既交任务又交待完成任务的方法会让下一级容易接受，也会感到工作不难做。第二是工作热情要有度，千万不能有求必应，事必亲躬，凡是大队自己可以解决的矛盾要鼓励大队自行解决，只有碰到一些难度很大的苗头性的问题才要全力以赴去插手，因为那些问题如不能及时处理，小事会拖成大事。如果一个片老是将问题上缴到公社，公社就会对这个片长的能力有看法了。第三要处理好与大队支书的关系，片长只比支书高半级，他无权撤换支书，无论他的能力如何，品行怎样都不能当面锣对面鼓的与他闹僵了，说得好听点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说得不好听就是互相利用，片长希望支书努力做好工作，年终取得好成绩，平时将村里的大事小事都能自己处理好；支书则希望片长能在公社主要领导面前多说几句好话，保住乌纱帽。因此不管他们心里怎样互相看不起，表面上都是朋友。那时，曾经有人编了四句顺口溜形容片长的工作状态，记得是这样说的：“挂桨秃秃，现场促促，肩膀拍拍，老酒啯啯”，前两句说的是片里要经常搞一些活动，要有一点动静，虽然有些活动是表面文章，但对于鼓励先进，激励后进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两句说的是片长与支书的关系，拍拍肩膀鼓励鼓励，支书就会更加努力地做好工作，同时也会对跑片检查工作的片长招待得好一些。
　　1982年3月，公社召开了第七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选举中增加了一点“民主”因素，改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十名候选人中选出九名党委成员。一百多名参加会议的代表是由各大队各社直单位选出的，其中包括大部分公社干部和各大队、社直单位支部书记。十名候选人中有一名是刚从外公社调过来的书记，那人姓方，是不言而喻的一把手，其时原先的书记已调离。想不到的是候选人中竟然有我，除我之外的候选人大都是上届党委委员和几个公社副主任，我的职务与资历最低，很显然我就是那一名差额的人选。那时的所谓民主选举，实际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大会主席团会在碰头会上向代表组组长透露上面的意图，要求在投票中不出差错，确保“选举成功”。候选人中的拟定作“差额”的人选也大都选择没有竞争能力的人，让人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差额”。可惜事与愿违，我竟然没落选，落选的是一位公社副主任（从91年开始，公社不再设社长，主任即社长）。公开唱票计票时会场的氛围有点紧张，我与那位副主任的票数交替上升，最后一张选票唱完后，我比他多两票。于是只好宣布选举有效。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知道掌声并不是送给我的，鼓掌者是为他们行使了一次久违的民主权利而激动。
　　造成这次选举的出错是因为那位方书记低估了我的竞争力，其实我虽然出道晚了些，但名气还有点，特别是北四片的干部对我的“政绩”有很深的了解，民意也是看好老老实实干工作的人。不过如果不是有人在南边几个片为我拉了些票，我还是肯定会落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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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那年，改革开放的大幕首先从农村拉开，破天荒地确立了家庭联产责任制，正式提出“交夠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中国农民长期受“大锅饭”、“平均主义”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爆发，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奇迹般的解决了困扰上中国上千年的吃饭问题。那一年，我们家也承包了五亩多地，全靠老伴一个在家种，我没帮过一天忙，那时还不时兴在外工作的干部忙时回家帮助种田，记得小麦都是老伴一个人割起来的，后来她因为不会扬场就又跟人家换工替人家割麦才请人将麦子扬清。我却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忙于“工作”。
　　进入党委后，参加公社的活动比以前多了，因为方书记刚调来时间不长，情况不熟悉，党委会开得很频繁。跻身于决策阶层的我，开始时还真有点志得意满，踌躇满志。有人说那一届党委是元老派与少壮派并存，以肖书记为代表的少壮派占上风。公社二把手又是本地人，观点也倾向于少壮派，因此代表着元老派的方书记不大掌控得了局势。方是工农干部，没多少文化，工作方法也很简单，作报告时大都是照本宣科地读讲稿。其实，将他调过来是上一级领导的精心安排。当时的区委书记也是我们公社的人，那人姓曲，虽然也是工农干部出身，但此人精明过人，虽然肚子里墨水不多，但有较强的领导水平，他能不用讲稿作两个小时的动员报告，而且讲得有声有色面面俱到，不会让与会者昏昏欲睡。对此我对他非常崇拜。不过，除此而外，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同时又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将方安排过来的目的就是要培植一个听话的下级，从而能控制好他的后院。当他看到这里先是选举出错，后来又是党委会中少壮派咄咄逼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在那年夏天，先是从外地调来了一位副书记。紧接着又免去了二把手的职务并将其平调到外公社。这一着的意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为了提高客座领导的权威，压制一下本土的势力。那位被调动的二把手既是公社的主任（行政一把手）又是党委副书记，在本公社人脉又广，有他在，方书记施展不开拳脚。离任时，党委召开了一次礼节性的送别会，依惯例，与会者都要发一次言，大家自然都是说的一些好话，其实这种场合的性质也等同于追悼会，听到的全是溢美之词。轮到我发言时我却犯了个大“错”，我的发言中的一句话惹得方书记当场就发了一通无名火，那句话的原意是：某某同志的调离是我们公社的一大损失。如果不往歪处想，本来就是一句很平常的礼节性的送别用语，想不到方书记偏偏想歪了，他大概是误以为我的言下之意是说他无能，这个四万多人口的公社离开了那位即将调离的人恐怕不行。看得出来，他非常激动，甚至有点失态，仿佛是要将这几个月的委屈全都要发泄出来。我没作任何解释，他也根本没让我解释，我也不知错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记得那天会议不欢而散，我被“训”得灰头土脸，弄得那位调离的人非常尴尬。这可是我从政以来，甚至是有生以来受过的一次最猛烈的“批判”。后来有人安慰我说，你可别介意，他那是借题发挥，是杀鸡儆猴。
　　我知道我的“仕途”已经登顶，再往前走就是盖屋匠收工......往下爬了。
　　片里的工作还算顺利，我驻点的这个村的老支书又回来复了职，在复职过程中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那个退伍军人死不服气，我对他将什么党的原则、惩前毖后、工作需要……等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一箩筐，他还是油盐不进，最后还是通过支部会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强行通过的。老支书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那时候在大队干部中经常有“下面的问题”发生，也并非是什么大事情。他复职后，大大地减轻了我的工作负担，驻点大队的日常工作难得要我出面打理。倒是我原来蹲过点的那个小庄子又不大“太平”了。
　　那里常年有一个公社分工干部驻点，有一次大队食堂的锅盖竞被人拿走撂到大河里，我知道根子在哪里，那位驻点干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得罪了那位“强人”。后来又听说由他一手培植起来的接班人也不听他的话，他又在极力阻止其入党，不让其名正言顺地接班。我对他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霸道行径十分反感，明知他上面有政治背景，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的观点，为此他对我恨之入骨。觉得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公社干部。其时，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的那个厂经济效益很好，正在扩建厂房，我的大女儿也被他安排在化验室上班，应该说我也是他拉拢的对象，许多比我权势大得多的人都拜倒在他的脚下，可我还傻乎乎地在坚持我的所谓良心和原则。后来他的关系已经通到了更上一层，曾有人说过，他就是我们这个公社的“组织部长”，就连后来的一把手也不敢得罪他。我曾想过，如果当时顺势攀上这棵“大树”，我的“仕途”将会一帆风顺，不过那样的话，我就不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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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秋后，县里又下达了一年一度的大型河工任务。这次任务可不小，是京杭大运河拓竣工程，兴化的工段在宝应城南。全公社要征集1000多个民工，仍以县建团，以公社建营，以片建连，以大队建排。我被任命为营教导员，另有一位公社分管农水口的副书记任营长，与前几年不同的是这次一号首长是营长，我负责思想工作和生活后勤。因此，我是营部的二把手，文革期间曾推行过教导员负责全面工作，营长专抓工程。那时时兴“党领导一切”，现在又回到了正规的军事化编制。
　　按团部要求，我是第一批到达工地的，任务是打前站，为大批民工上工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公社用一条刚置办不久的小轮船将我们一行五人直接送到宝应，去的人中有一个副营长，一个副教导员，还有工程员和炊事员。我们先在城内有个叫安宜饭店的旅馆里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就落实好了营部的住房并且带着行李搬了过去。我们接受下来的工段离宝应城不远，在宝应船闸南边，兴化团的团部还在我们南边。租住的地方是在一个城郊的村子里，那户人家是小夫妻带着两个孩子，男的在县城一家公司上班。院子和房子都不太宽敞，是一处典型的农家院，院子里有三间正房一厨一厢。我们计划将营部食堂放在这里，主人一家住东房间，西房间能安放三张简铺可以睡几个人。打算再在旁边租两间房当宿舍。
　　那次工程，县里一开始就犯了个决策性的错误。大批民工浩浩荡荡到达工地搭好工棚时，施工区还在排水，什么时候能下脚挑土看来还有待时日，为了不让数万民工在大运河边坐等，只好下令民工返回，一个大队只留一个人看工棚。营长也回去了，我负责留守，有时与工程员一起参加团部的会议，如果接受到团里交下来的任务就组织留守的民工去完成，任务不多，大部分时间是逛宝应。城内有一家电影院，凡有新片上映都要看一遍。有一天还特地乘车去了趟淮安，瞻仰了周恩来总理的故居。
　　十多天后，主力部队重返阵地，战斗打响。竣深河道与平地开河是不同的，后者是从平地逐步向下开挖，民工的劳动强度有个缓冲期，而河道竣深一开始就要将河底的淤泥挑到堤顶，再加上运河东堤是条大公路，没有积土区，河中的土要全部挑上西堤，运距又远又要爬高，战斗很惨烈，没几天工棚里就有了“伤兵”。我的主要工作是管后勤，全营的八个连都分别有一个民工食堂，食堂旁边有一间搭建的连部，连里的编制是连长、指导员、施工员、财供员。财供员不管工地上的事，是我这条线上的人，我就带着他们到团支部拉煤买米刷标语……
　　营部的炊事员姓王，也是抵着民工名额来的，人又勤劳又老实，他把我们七八个人的伙食办得既经济又实惠，中午的每人一份一角钱的小锅菜还能烧得有滋有味。后来这个老王家的两个儿子相继考上大学，倒是让他风光了一阵子，只是可怜他过了几年后却得了癌症，让人唏嘘不已。
　　一开始，没事时我也上工地去转转，后来那个与我住在一起的工程员友情提醒我说：工程上的事有营长负责，最好别过问，事情管多了说不定营长会有看法，还有，在工地上转得不好还会没来由地挨民工骂，他们肩上搁着重担，看到闲人就来气。这个工程员姓马，他年年都上大型河工，这可是经验之谈。后来我闲下来就仍然逛我的宝应大街。其实我与营长处得很好，他是部队转业干部，虽然没多少文化，城府也不深，但人很实诚，从不搞阴谋诡计。他还下得一手好棋，后来我们还是棋友，不过，与他对弈总是输多赢少。营长天天泡在工地上，为此没少挨骂，有一次天上下起小雨，民工们收起担子想跑回工棚躲雨，他看到雨不大，就站在路上想阻拦，还被人流推倒在路边。那年头，带民工可不是一件好差使，民工们都是一肚子怨气，带队干部也只有以哄为主，万万不可触犯众怒，就是骂个一句两句的也只好装着没听见。
　　河工结束时已经临近春节，我被分工到了另一个片继续当片长，这个片离家较远，是公社驻地的一个片，有人戏说这个片的片长就相当于北京市市长。我蹲点的大队离公社驻地只有二里多路，虽然铺盖卷儿全部搬过去了，但并不天天在那里过宿。如果晚上没有会议，就步行回公社过夜，那个庄子是个是非之地，支书与二把手正在明争暗斗，支书倒是一个老实本分人，工作也较认真负责，但那个对手却在公社里有点背景，我初来乍到，不敢选边站。有时晚上宿在那里，总有人喋喋不休地去“反映情况”，同时门外还肯定有人在偷听。
　　在新建的公社大院里，我分得了一间宿舍兼办公的房间，此前一直没有专门办公的地方，在公社过宿有时住招待所，原来的公社大院是一座古庙，地方很小，只有几个主要领导才有办公兼住宿的地方。春节前我还分得了一张自行车票，是上海产的凤凰车，那可是一件奢侈品，是因为兴化供应上海的粮食对方奖售过来的，全公社只分了十来辆，全被公社内部瓜分了。此前还分得了一块南京产的鈡山牌手表，那时崇尚的“三转一响”我只差一台缝纫机了。以前没骑过自行车，学起来倒也不太难。当时沿幸福河已经有了一条不隔河的旱道，就是在那条路上骑自行车比步行也省不了多少时间，骑不远就要扛着车子过口子，弄得满头大汗，比步行还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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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也就是1983年的春天，我又被调到另一个片，算来我当“北京市长”的时间还不足百日。这个片的位置在公社驻地与家乡大队之间，我以前从家里步行上公社开会时，每次都要在这几个庄子中穿过。蹲点的庄子还是我的祖居地，不过，庄上的同姓的族人并不太多。可能是因为有远祖的祖坟在这儿，大队里的主要干部又都是熟人，到这里就多了几分亲切的感觉。后来在这里一直工作到秋后。
　　那年肖书记被免去了公社团委书记，新任命的职务是经营管理科副科长。原因相当复杂，最主要是因为他家乡庄子上发生了一桩宗族（又能说是宗派）纠纷，两边实力相当，而且在上面都有背景，他和区里的曲书记都旗帜鲜明地站在对立双方的各一边。常言说。县官不如现管，显然是曲书记这边占了上风，终于成功地对他采取了“组织措施，给了他一闷棍。
　　当年秋天，中央决定：正式恢复乡、村制，人民公社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寿终正寝，保留人民公社作为一级集体经济组织与乡政府并存。实际上被喊了25年“万岁”的人民公社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拨乱反正。改革后的乡级机关由乡党委。乡政府、人民公社三块牌子组成，因此也有人将这次变革叫“两改三”。改革后的机构十分臃肿，既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又有政府乡长、副乡长，还有公社主任、副主任。公社下面的职能部门设农业、工业、多种经营三大公司和一个经营管理办公室。
　　这次改革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先是通过村民选举大会产生村民委员会，并选出村主任（即村长），村支部也同时改选。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各个村都有人员更迭，选举方式又是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因此，工作量不小，有些情况较复杂的村既要达到上面的“意图”，又要体现“民主”选举，难度很大，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虽然每个村都有一个专门负责选举的分工干部，但片长是一个片的总负责人，要保证每个村都能“选举成功”。片长之间曾有人互相调侃：“现在我们是在给村里干部挖坑，接下来再由旁人替我们挖坑”大家都知道，这次乡级干部上下调整的幅度将会是空前的，谁也预料不到自己将会得到怎样的“安排”。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任务完成得还算圆满，五个村中“埋”掉了一个支书，两个主任和两个总账会计。最后一个最小的村却费了我不少周折，确定第二天召开选民大会的通知已经上了墙，支部的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后来那天的支部会一直开到凌晨，又将原来的内部作好的人事安排作了些微调才勉强统一了支部的意见。
　　同年10月，乡级整改开始。首先进行的是党委会改选，其实这一屆党委任职还不足二年，这次是特例，所以历史上还称第七屆。接着又进行了公社正副主任的改选，又在春节后的乡十一屆人大上选出了乡长、副乡长，一个全新的乡级政权就这样“胜利诞生”了。这次人事上的布局大调整表面上是方书记一手“操办”的，但方本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真正的操盘手是那位一手遮天的曲书记。党委成员换掉了将近一半人，与我一起从支书调上来的三个人中只剩下一个。我这个阴差阳错地当了半屆党委委员的人早就料到是没戏了，选举后我被安排到公社属下的多种经营服务公司任经理，说是平调，仍在乡里拿工资。还有一个比我还惨得多，据说是有人举报他大队有经济问题被免职回了老家。还有一个平时喜欢不识时务地坚持原则的老委员被安排到了公社属下的经营管理办室，至此，原来党委中的所谓“少壮派”大都已风流云散。唯独有点让人出乎意外的是，已经被贬为经营管理科副科长的肖书记却仍保留在党委内，而且被重新任命为公社副主任。有人说是曲书记放了他一马，也有人说，肖的年轻有为在县里也是有名的，曲没法压住他才送了个顺水人情。后来过了许多年，两个人的关系还处得很不错，内幕情况扑朔迷离，令人感叹政治就像个万花筒。不是我等罱泥的汉子能参悟得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