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激情燃烧的岁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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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了三年队长后就很快地得到升迁，其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由于我的努力得到驻村工作队的赏识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必须提及。那年，公社有个姓肖的团委书记也带着工作队在邻村蹲点，他那年虽然才二十多岁，但已是公社党委委员。他进驻的那个村离我们村只有一公里左右，村里情况也和我们村差不多，有些情况还要比我们村更复杂些，特别是庄上游手好闲的人多，平时邪五邪六的让干部头疼的人也不少。以前在那里蹲点的干部大都不去介入村里的实质事务，工作中采取避重就轻的迂回战略，以图自保。肖书记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一进去就高高举起杀威棒，直奔问题的症结。常常听到从那里传来的消息，说某某某被他制服得跪地求饶、某某队长被他撤掉了。后来那个庄上的人说他办事公道，廉洁自律又敢于碰硬，大家都很敬畏他，后来还听说被他狠整过的人也都夸他好。我与他平时接触很少，关于我的情况他是从我们村的工作队对我的“吹捧”中了解到的，更多的了解还来源于两个村群众之间的道听途说。他为此对我十分赏识，听说在开会时还常常拿我的“事迹”教育那个村的干部们。因此，我这次得以升迁也是与他在党委会上极力推崇分不开的。
　　我被安排进大队领导班子时，村里原来的干部一个没动，他们的职务也没发生什么变化，就是一下子安插进来我这个二把手。那个原先是革委会副主任的人被挤得后退了一步，风光大减，觉得很不是滋味，但又无可奈何。此时大队干部由七个人增加至八个人，即支书、主任、副主任、总账会计、民兵营长。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妇联主任。其中的那个民兵营长姓徐，就是我的前任四队队长。妇联主任也刚提拔不久，是个还没嫁人的大姑娘。当时村里只有五个生产队，除了会计、治保和妇联三个人不分工，其余一人分工一个生产队。会计与分工生产队的大队干部基本上是全脱产，只是由于我仍有约三分之一时间坚持在所分工的队里跟班劳动，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做做样子。实际上，分工生产队的干部如果不负责任的话就完全成了“摆设”，大队里的事务他们管不着，生产队里的日常工作有队长和小队会计在打理，那时流传过几句顺口溜说：“上有连长，下有班长，快活不过排长，吃饭睡觉拿饷。”到年终决算时他们的工分报酬还都要比村里当年工分最多的大劳力多几成，再加上大队里的一些勤杂人员的工分，每年都有好几万工分要平摊到生产队去参加分红。可见得那时群众的负担是何等沉重。
　　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为集体出差去了一趟东北。那是因为我们大队有一个队办工厂的业务员两个月前出差东北，到了年底不但人未回来，连一点信息都没有。村里的干部大都没出过远门，这项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去时还带了一个随从，就是原革委会副主任，现在是民兵营长。那人也从来没出过远门，带他一起只是为了路上有个伴。记得我们是从镇江上的火车，那趟列车好像是从上海始发，终点站是长春。因为快到旧历年底，车上的人特别多，车厢里的过道上都挤满了站着的人。原以为半路上会有人下车能让出一些座位出来，让人出乎意外的是过了一整夜，车厢里的人也不见松动，我们一直站到过了山海关才等到了座位，实在坚持不住时就瘫坐在地板上歇会儿。我们的目的地是辽宁本溪，那里有几家国营大厂与我们有过业务往来。在沈阳转车后，第三天早上才到了本溪。
　　当我们找到那一家工厂时，厂里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业务员去了哪里。那天晚上旅社里的人通知我们，要我们明天上午不要离开旅社，说是有人来找。第二天来了两个穿着制服的法院工作人员。很显然他们是从那家工厂听到了江苏来人消息的。那两个看了我们的介绍信，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对我们还是比较客气的，并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人现在本溪拘留所，原因是你们的货以次充好，是通过对厂里的供销科长行贿打进来的，现在那个科长已事发被抓，扣押你们的人是为了配合调查，因此这次不能让你们见面，待问题查清后再说”。那天晚上正好碰上了营口地震，虽然听说只有五点几级，但在本溪震感可不小，我们住的三楼摇晃得很厉害，当我们抱着脱掉的棉衣奔下楼时，雪地上挤满了逃生的人。到了深夜，虽然不时还有余震，但胆子大的人都回了家，我们也就重新回到旅社。天亮后，发现不少旧楼被震得裂了缝。听说营口那边主震区倒掉好些房子。因为不时还有余震，火车站上的候车大厅已经关闭，售票和候车的人全在露天广场上。考虑到我们再在那里逗留也没有多大意义了，于是就匆匆地踏上了归途。第二年春，那个被扣押的业务员才放出来，为妥善处理我们发过去的货，我又陪同他去了一趟本溪。回程时还特地拢北京玩了一天，那时没有县级进京介绍信下不到旅馆，我是掮着两个旅行包逛的故宫和颐和园，晚上在火车站上遇到个江苏老乡才请他利用他的证件为我登记了个床位，在崇文门旅馆住了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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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我分工的生产队仍然是一队，是我主动要求去的，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这样安排的。因为那个队上年的增产幅度太高，按常理第二年很难保得住，如果安排别人过去，显得有失公允。一队原来调到窑厂的那个队长又“官”复原职了，有我上一年不俗的表现与“辉煌”的政绩垫着底，他比先前显得有了些进步，加上我基本上一步不离的紧盯战术，还有三分之一的天数像大劳力一样地在那里跟班劳动，他对我有点敬畏也有点感动。因此，当我每天凌晨赶过去时他也已起来喊更头了。那年结果还不错，在上年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又略有增产，没发生大起大落。
　　我的劳动强度虽然比当队长时减轻了许多，但工作担子却比过去更重了，因为这一年我的任务要求是不但要将一队的各项工作抓得有声有色，而且要使全大队的工作都能够有点起色。工作队已全部撤走了，又来了一个姓陆的公社经管科科长到这里蹲点。那人也是公社党委委员，因为他是前任团委书记，我们都叫他陆书记，陆书记为人很正派，平时文质彬彬的，话不多，对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不大在行。我进了大队班子后，顾支书好像已经做好了交班的准备，他为选定了我作为他的接班人而觉得有点沾沾自喜，因此大队里的事务实际上大都由我在打理。无论是在群众大会上或者是大、小队干部的小会上，顾的发言都不多，大都是由我作“主题演讲”。那时村里有将近2000亩耕地，为了能随时掌握情况，每隔两、三天就要村子四周转一圈，一圈转下来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夏天大都是赤着脚走在狭窄的田间小路上，遇到隔河的地方就下河游过去。
　　村里原先筑了一座土窑，主要是就地取土烧砖，前几年，因为烧不出纯青的好砖，烧的一些半生不熟的花红砖又卖不出好价钱，也没赚到多少钱。我考虑到如果大队这一级能够搞到点副业收入，就能减轻一些生产队的负担。为此我也化了不少精力，那年盛夏，我连续两次带队去外地收购烧窑的麦草，每次都要在外面过上一、两宿。有一次用抽水机船冲水拖了五、六条水泥船到安丰那边去，天黑透了时才将船全部装满，草船拖回窑厂时天已大亮了。夜里在路上为了检查后面草船上拿舵的人是否偷着睡觉，我曾几次下河从船队的前头游到队尾。
　　那年秋末初冬，我还带队远征大丰去收了一趟草，机船后面拖了七八条水泥船，往回走的时候，因为船上没有正宗的船舵，船队尾部在河面上一会儿划过来一会儿又划过去，行了一整夜才行到戴窑。那夜皎月当空，草船上铺满一层白霜。在那一年中，一共烧了四窑，其中有三窑砖质量很好，都是找的外村烧窑师傅来烧的，那座土窑每次能装6万多砖坯，如果成品率能达到70%，就能赚到一千多元利润。那时一块青砖只有三、四分钱。我在每次装窑时都事先与烧窑的人订下合同，成品率达到70%才能拿到全工资，烧砸了一分钱都拿不到。那年村里从非农业项目中得到了三千多元的收入，算得上是破题儿第一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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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从大丰收草回来的第二天，我被公社党委正式任命为大队支部书记。公社组织科专门来了人，先是在支部会上宣读了批复，又接着召开了群众大会。这次大队领导班子的调整虽然只是在原班人马中重新确定了排列顺序，但却体现了公社方面的煞费苦心。除了关于我的任命外还一下子批了两名副支书，这样的做法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史无前例，因为只有特别大的村子才会设副支书，像我们这样的1000多人口的小村，大都不设副职，更令人意外的是竟然设了两名。两名副支书中其中有一名是原来的顾支书，这样的安排在当时叫“扶上马，送一程”，另一名是原来的民兵营长，那人就是我的前任四队队长，据说现任公社党委书记是他老婆娘家庄上人，如果不是有我这个半路中杀出的“程咬金”，他有可能就成了顾的接班人，他现在是第一副，列顾之前。大队革委会主任仍由我兼着，原先的那个副主任又后退了一步，但还在班子里任民兵营长，虽然风光大减很不是滋味却也无可奈何。显而易见，这是一套十分臃肿而又相当松散的班子。不过，其中几个主要成员还是比较同心合力的，顾对我的拥戴自然不必说，徐是新提拔的而且还是我的邻居。特别是大队总账会计是我的发小，他有长期在大队工作的经验，后来成了我的智囊。
　　我上任后没过几天，公社就下达了冬季河工任务，那年的河工任务特别大，要用自己一个公社的民力开挖一条宽30米长度近三十华里的大河，因为是平地开河，需要移动的土方量近六七十万立方米。河名“幸福河”，贯穿公社南北，当时提出的宣传口号是：“南引江水灌溉农田，北通雄港排涝入海”，其实跟引江灌溉并不搭边，南面与新通扬运河还有很远的距离。只是这条河对于改善全公社的南北交通还是意义很大的，这条河连通了兴化境内三条东西向的大河（车路河、梓辛河、蚌蜓河），为较大吨位的船舶通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后来在圩堤上铺成了通乡公路，这条河便成了乡里的水陆交通中枢。
　　记得那年，我们大队分的工段有近一华里长，每个生产队都在工地上搭建了工棚，男劳力全部在工地食宿，女劳力早出早出晚归，在工地吃一顿中饭。到过春节时，才完成了总土方量的70%。大年初一放了一天假，下午就在学校院子里开动员大会，会议要求从初二开始凡能挑得动担子的男女劳力要全部上河工。记得院子里站满了刚歇了一个上午的社员，我站在一张课桌后面即席作“动员报告”。因为没有扩音机，说得声嘶力竭。报告的内容很“八股”，也就是一形势二任务三要求四领导，最后强调了干部分工，要求大队干部中只留下总账会计、生产队留下小队会计在后方负责农业生产，利用家里的一些不能上河工的老。弱、病、童干一些田间管理方面的农活。其余的干部和劳力全都上工地打歼灭战。后来我一天也不敢离开工地，也常常会跟班挑半天泥担子，那些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们也同样没处躲闪，只好咬牙跟着干。幸好那年春节后的天气还不错，天天是挑河的大晴天，到了正月底，终于将河底的土方全部挑上来。对当年的春耕生产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从河工回来后，我又别出心裁地搞了一次生产队干部的改选，具体做法是由队里的群众代表另外推选出队长、会计候选人各一名与现任的队长会计一起参加差额选举，得票多者当选。此举是为了能让群众能真正地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他们的当家人，同时也使这一级干部有点危机感，从而能更大公无私地做好工作。按当时的组织原则，生产队干部必须由大队出具报告，经公社组织科批复才能任免，但实际也就是个形式，有些专制独裁的大队支书凭个人好恶一年中能换好几任队长、会计。将选择权完全交给群众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万一选出一个不合自己口味的剌儿头怎么办？公社分工负责我们这个片的干部对此举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私下里流露过他的担心，他生怕现任队干部落选面较大，弄得下不了台，那时的大气候又是“政治挂帅”，“民主”必须服从“集中”。我知道他是因为没有底，怕我控制不了局面。其实我那时是很自信的，我向他保证即使现任的队干部全部落选我也能将局面控制住。当时的形势是：大队几个主要干部思想是统一的，绝大多数的党员和群众也都是赞成拥护的，同时我还相信在现任队干部中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后来，选举进行得很顺利，只落选了一个队长和一个会计。落选面20%，再好不过的结果。后来实践证明，这样做对于改进工作作风和搞好干群关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群众也因此有了一回当家作主的体验，仿佛是在荒寂的心田里掠过一缕春风。当然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反而教训，主要是选举中出现了家族观念，觉得此计不可多用，特别是在未得到上级授权的情况下更是一着险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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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是个很不寻常的年份，先是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逝世，后来又是唐山大地震、毛泽东主席逝世。那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革结束。记得那年秋天，全民抗震，草木皆兵，最紧张的一段时期，晚上不准有一个人在老屋里睡觉，打谷场上搭满了防震棚。在唐山当兵的四弟是春天退伍回来的，大地震时听说他的一个连长一家人全都遇难。四弟在部队干了八年，当了几年的代理排长，早就在部队入了党。本来是要提干的，可惜在体检时未能过关，那个连长很替他婉惜。不知道是不是天意的安排，让他躲过了那一刼。四弟结婚后由他岳父找人谋了个民办教师的岗位。三弟做了多年的大队农技员，在我任支书前就得到公社农技站站长的赏识，被调到了农技站工作。那位站长是当时的公社党委委员，曾在我们大队做过一年的工作队，我能得以升迁也与他的推崇有很大关系。不过最最热心的吹鼓手还是当年分工在邻村的那位肖书记。弟弟们的工作安排，我没能帮上多少忙，毕竟入道时间不长，更何况我那时对于关系学还正在启蒙阶段。现在看来，四弟虽然有“八年抗战”的履历，但如果不是他的岳父四处求人，凭一个初中生也不一定就能当上教师。三弟则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而碰巧又遇到了“贵人”。
　　66岁的父亲身体还算硬朗，在庄子后面的一个小渡口上支了一副大罾，顺便用一条小船摆渡，河口不大，过河的人也不多，到了晚上，已经上一年级的云高会走到舍子里去陪他过宿。小家伙有时在庄上玩得晚了，一出庄就朝着舍子大声地喊爷爷，父亲听到了喊声就知道孩子有点害怕了，于是马上就大声应答。年近六旬的母亲仍然忙着在家带孙子，三年前我家避孕失败又生了个老二，三弟媳接连着生了两个小子，二子就是那一年刚生的。家里的一台旧缝纫机还在用，母亲还能利用它忙里偷闲地替人家做几件衣服赚点零用钱。此时，有了两个可爱的孙女后又接着迎来四个孙子的的父母心情特好，这个大家庭可能会从此苦尽甘来。
　　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也得到了逐步好转，虽然谈不上有一点以权谋私的行为，但当干部与当普通社员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劳动强度不那么高了。虽然有时也还在蹲点的队里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但大都只能算是作秀。社员家里有了大事小情的都有请过去吃一顿，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又免不了要作陪，虽然那时招待一回来人只有两、三个菜，而且大都不喝酒，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普通社员难得享受得到的盛宴。缺粮的状况虽然比起前几年好了些，但还是不夠吃，生活水平在全村中只能算中下，每年麦收后的两三个月家中基本没一粒米，人家煮麦片饭时还能在其中掺一点米，晚上有时能吃到纯米粥，而我们家只能吃纯麦片饭、纯麦糁子粥。不过已经基本能吃饱了，早先的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已渐行渐远。三个大点的孩了都很懂事，特别淘气的是二小云飞，不过还算淘得可爱。
　　大女儿已经读完了初中，那年村里只有两名推荐上高中的名额，其实想上高中的也只有三个人，为了表示大度，我将那两个名额让给了人家，当时寻思着我的女儿等开学后再想别的办法。后来正好有一个兴化城里的知青在我们大队插队，她的母亲是城里的一所中学的教师，说可以到那里去上高一，因为那所学校没有寄宿，只好临时先住到她家里。在附近的肉联厂食堂搭伙。因为是近水楼台，食堂里供应的菜很有营养。她告诉我：每天中午打半斤米饭再化一分钱打一碗汤，食堂里的阿姨都会特意舀一些厚实点儿的给她，其中有不少的猪杂碎，油也很重，那种汤在现在是没人敢吃的，那时缺油，人们都求之不得。
　　后来因为成绩实在跟不上，只在那里上了一年高一，第二年就转回到家附近的一所农村中学上高二，一年后混了张高中毕业证。（那时是九年制即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二年），那一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终于得到恢复，她本来是可参加高考的，但自知成绩太差，一直不曾有过那种奢望。中国教育的十年噩梦正好统治了她九年的求学生涯，名为高中毕业，但实际水平比文革前的初中生还要差，记得在邻村上初中时，上午还有一堂课的时间让学生回家帮家里煮饭，晚上放学后还要下田寻猪草，节假日里有时还要到队里上工，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她是家里的长女，又很懂事，自然很早就成了我和她妈妈的帮手。加上那时的大气候也使家长和学生都没什么学习的动力，知识分子都被打成“臭老九”了，这书读了还有什么用？因此，农村中的女孩子能坚持到底混到一张高中文凭的已是凤毛麟角了。后来，我的一个在外公社当中心校长的堂兄（就是我三伯的大儿子）把她带过去当了一个学期的代课教师，再后来就又被安排进了本公社的社办厂。那时进社办工厂好像是干部子女的特权，她的一些小伙伴们非常羡慕她有我这个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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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副业还一直没停，主要是那一台脚踏摇绳机，每年能为家里挣得一百大几十元零化钱，摇出来的包装绳送到供销社每百斤可以卖到十多元钱。有时夜深人静时，我和桂香还在为一点蝇头小利挑灯夜战。我因为白天的劳动量不大，开几个小时的夜车并不觉得疲劳，只有苦了每天都要上工的老伴。那时，支书家的老婆很少有人还靠上工挣工分的，大都会安排一桩不费力的固定工，到年终也能拿到几千工分，当时我们大队也办了一个小厂，是做磨具磨料的，厂里的五、六个工人全是前二。三年间安排进去的干部家属，几个主要的大队干部家属都当了“工人”，对此，群众是敢怒不敢言，我接任支书后就与老伴商定，这个表率由我来做起。因此，她一直是生产队里的“女劳力”，当普通社员一直当到人民公社寿终正寝。
　　头几年的工作，算得上是顺风顺水，从我主政开始，这个年年都有有工作队进驻的三类大队好像一夜间就升级成为公社里的放心大队，我在任期间从来不曾有过公社干部分工驻队，也难得有事麻烦上面来处理，粮食产量也年年增产，群众收入与集体经济状况也在逐年得到改善。不过，在那种体制的束缚下，要想使集体经济与群众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很难做得到的。虽然当领导的作风正一点，办事公道一点，私心杂念少一点，群众就会过得舒心一点，也能听话一点，对于集体经济也会有利一点。但是，无论个别领导干部怎样呕心沥血，怎样大公无私，都很难打破大锅饭大呼隆束缚群众积极性的瓶頸。还有，即使粮食增产了，一斤稻谷的统购价只有八、九分钱，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更让那时的农民一贫如洗。
　　社员们一年到头都没得闲时，干部天天动员他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苦干实干加巧干，分给他们的口粮大都不够吃，挑担、罱泥的大劳力一天只能吃到三顿粥，隔三、四天才舍得煮一顿胡罗卜饭吃。这种状况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我们公社有一个特别“先进”的“样板大队”，其时已经是省卫生样板点，每年都在那里召开许多次“现场会”，但那个大队群众的生活却十分清苦，人们都把那个庄子叫“祝（粥）家庄”，并且夸张地说几里外都能听到那个庄子上的人喝粥的声音。我是刚从一个“大劳力”的角色中走过来的，记忆犹新的是常常家里没有一粒粮，口袋里找不到能买一盒火柴的二分钱。这种状况，别说是一个村官，就是再大几级的官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能做到的就是别再以权谋私，让群众雪上加霜。
　　我暗自下了决心：努力将大队里的非生产性的开支降到最低，班子里有人提议置办一条机动船，用于干部开会、出行，我始终没同意。当时大部分大队都有那样一条“官”船，一般是在三吨水泥船上安装挂桨机，再加装上满船棚子，船舱中有桌椅，配备专职开船的机工，那样的一条船置办的费用起码需要三、四千元，那笔费用就是好几万斤粮食。还有那条船每年的油费、维修费，机工工资又是好几千元的开支。那条船其实就相当于现在一把手的公务用车，有的大队，开船机工成了支书的保镖，不开船时还要帮支书家里干私活。
　　大队里原先有一条小差船，是一条能载三、四人的小木船，在机器船还没有问世前每个村都有一条，船的一头苫着棚子，有一个专门划船的人站在船头划着双桨，每小时也能行得七、八里水路，服务对象主要是大队主要干部，支书用得多。那时会议频繁，从我们那里到公社驻地有十多里水路，去参加会议的人躺在棚子里是很舒适的。我接任后很少用那条船，除了阴雨天都是步行的多，总觉得躺在船上有点过意不去。不过，为了方便庄上人外出看病那条船也还保留着。步行去公社开会时，路上要经过两个庄子，还要过两条大河，河上都有人摆渡，每次收二分钱过河费，有人说我何苦，有福不享，还要倒贴过河的钱。路上虽然全是田间小路，但我走得毫不费力，夏天大都是赤脚，到了公社再洗洗穿上塑料拖鞋。总觉得走那么点路比干农活轻巧得多，散会后回来是不用步行的，可以跟邻村的机器船。
　　全村有将近2000亩耕地，离庄子最远的有三里多路，检查工作时一圈转过来需要两、三个小时，有好几条大河没有桥，夏天都是见河踫河（踫是方言，即游）。除了冬天，每天都要在我的这一亩三分地的范围内“巡视”一遍，关键时，有的地方一天可能会走两遍。这样既能掌握田间作物的生长情况，也能及时了解队干部的工作作风，发现可能会出现的苗头性的问题。当时，我只能做到这些，无论你怎样忧国忧民，都不可能将超产的粮食少卖一点给国家再拿出去卖高价，更不敢偷着多分一点给社员作口粮，如果那样做就是冒天下之大不讳，没有哪个大队的干部敢越雷池半步。
　　有时还会见缝插针地参加天一天半天的劳动，甚至还在此期间罱过泥、和社员一起外出取渣积肥，邻村的一些同僚们都说我太“另类”，不可思议。有一回，我带了四条船“远征”宝应湖趟渣，来回200多里路，一条船只有两个人，我也顶一个。和我搭档的那个社员几十年后还常回忆起那次艰苦但又很温馨的“旅行”。还记得那次回来的路上正好经过兴化最北边的周奋和沙沟两个公社的驻地，周奋那边我有个堂兄在当中心校长，学校就在大河边上，中午还上岸在他那里吃了一顿从食堂里打出来的饭。那年肖书记调到了县里进驻沙沟的工作队，听说就住在大河边上的供销社，下午经过那里时，一上岸就碰巧遇到了他，船在那里只停了一会儿，临走时他特地给了我两盒“大运河”牌的香烟，那时那种烟是要凭批条才能买得到的。想到我与他交往多年，受到他很多关心与提携，后来还和他“同朝为官”好几年，我们之间的人情交往也就只有这两盒烟，我从来没送过一整盒烟给他，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想想还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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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秋天，我被调到离家不远处的另一个大队工作，去时没有职务，听说公社已向县组织部出具了报告，拟任的职务正待审批。那个大队因为一些很复杂的关系，这几年很不“太平”，原因是村里有个当时称为“能人”的人在一家效益不错的社办厂当厂长，因为这个人常常干预村政，弄得班子里互不买账。我去时，支书已被临时调到公社办公室，副主任在家主持工作，我算是没有确切头衔的“公社分工干部”。我调离后由原来的徐副支书主持我们大队的全面工作。我去的那个大队只有两个生产队，是一个比我们村小得多的自然村，只有400多亩耕地，虽然村子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同样有几个脱产的大队干部，可见得那里的群众负担比起大庄子来还要重些。工作特别清闲，仿佛是进了疗养所。有一个很和善的老头为我烧饭，中午能吃到一菜一汤，虽然他们并不在乎我交多少伙食费，但我还是按规定带米交菜金。基本没什么体力劳动了，蹲点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早就成了一句套话，假如还像在家里那样，人家还以为是发神经，当“官”就得有个“官”样子。
　　我在那里肩负的担子说不重也不轻，最主要的任务是要保一方平安，特别不能三天两头地有矛盾上缴，让公社领导头疼。在这方面我还真没辜负领导的期望，我在那里一年，那里就风平浪静了一年。其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造成这个300多人口小自然村“动乱”的根源是那位在公社当着厂长的“能人”，其原由是支书不是他的人，不听他的话，他就千方百计地要培植一个“傀儡政权”将其取而代之。那位支书被如愿以偿地“赶”走后，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相对比较听他话，因此，形势就变得相对平静了些；主观因素是：我虽然与那位被调出的支书是很好的朋友，但同时又与那位“能人”有“业务”往来，我们大队办的一个小厂就挂靠在他的大厂名下，因为厂里没有得力的业务员，常常跟他们的业务员“买”已订好的订单，私下里出的价远远高于正常的业务报酬。那几个业务员都是他的“嫡系”，他是默许的，大家都心照不宣。有了这一层关系，再加上我平时只谈工作，不谈分歧，两边不得罪，自然皆大欢喜。
　　1979年秋末冬初，我又被调回了家乡大队，原因有二：一是我的任职报告县组织部迟迟批不下来，听说是因为学历太低；二是我分工的那个小庄子工作已经上了正路，而我的根据地的情况却有些不尽人意。我调回来的头衔仍然是没有具体职务的“公社分工干部”，仍然是徐副支书主持大队全面工作，尽管我的支书一直没免。每次参加公社会议时我和他两人都要同时出席。去开会时已经无需步行了，在我调离期间他们置办了一条崭新的“官”船，那个划船的人也升职成为机动船机工。期间，听小道消息说公社又为我重新打了报告，并且将高小的学历改成了初中。
　　1980年夏天，徐查出了肺癌，而且是晚期。他只比我大两岁，那年四十岁。第二年夏天与世长辞。可怜的他孩子都还小，因为是同事又是邻居，丧事是我帮着料理的。
　　那年秋天，我的任职批复终于下来了，职务是公社水利科科长。此时我已“从政”九年，当了三年的生产队长和六年支书。我的那位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会计的老同学接替了我的支书职位。他是一个作风正派，办事稳重的人，交班给他我是很放心的。
　　消息传开后，庄上的大多数群众都认为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干部，得到升迁是理所当然，不过，我直到现在还觉得还有许多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在夜深人静时还常常扪心自责。主要是工作教条、刻板，因为太想将各项工作都做得十全十美，从而忽视了群众的感受，不关心群众的死活，只是一门心思地踩着他们的肩膀往上爬，有些事情做得很过分，特别不近人情。想到有一年春节我曾经为了抓好晚婚晚育，将几个未达到晚婚年龄的新郎倌关在大队部里不让他们回去圆房，当时的目的是要等第二天新娘子上过节育环后才让他们睡在一起，后来他们答应三天后去上环才放了他们。那件事，其实是完全可以等到人家婚礼过后再动员落实节育措施的。过了二十多年后，其中有一户人家独生女成人后不幸夭折，成了失独家庭；记得在当生产队长时，有一户人家想向队里预付一点钱到外庄看病，因为那户人家人口较多，有四、五个孩子，年年超支，会计就要他写条子给我批，条子上写的是一元，我只批了：“同意付五角钱”；还有那时为了控制劳力外流，曾有过一项土“政策”，凡有大劳力私自外出搞副业的，全家停发口粮，有一户人家男的外出二个多月未归，婆娘带着两个孩子在家中真的被停发了口粮，有一天会计做好人分给她家三十斤麦片，在半路上竟然被我夺了下来……这些年来做过的这些傻事，虽然后来当事人没一个给我记过仇，但至今想起来都还是不能原谅自己。
　　1981年秋，我被正式调离本村，成为公社的一名中层干部。那年我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