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激情燃烧的岁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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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春节刚过，我被“任命”为队里的副队长，那时叫政治队长，不脱产。其实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也都是不脱产的干部，不过其中很少有人同社员一起跟班劳动。副队长与普通社员并没有多大区别，基本上也是干一样活，挣一样的工分，在劳动中还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因为队长本人不参加劳动，副队长就成了名符其实的“一线指挥”。那时候，社员上工只是为了能挣得一天几角钱的工分钱，干好干坏与他们个人关系不是很大，因此，只要没人管着，能省点儿力气就尽量地省点儿。有几句顺口溜说：“吃四两，晒太阳，吃半斤，混工分”。特别是有些男劳力，大都是混久了的“油条”，他们对于站在田埂上指手划脚的干部并不大买账，如果有个人在当中“身先士卒”，他们也只好跟着上。不过，当副队长的也不是要天天带头苦干，有些实行计件的农活是无需有人监管的，比如罱泥是按土方多少、挖埫沟按步数记工……有的时候，有些责任较重大，出力又不太重的活儿，大都由副队长带几个人去做。如春天负责育秧，秋天“带队”送粮。到了年终决算的时候，多少也还能有点儿工分补助。比起队里的“高级”社员还要“高级”一些。
　　那年农历的正月二十九日，桂香在生过了三个女儿后，终于“换胎”生下了一个胖小子。那天上午，桂香没上工，我正在庄后河里罱泥，突然有人叫我，说桂香“搁”了，赶快上岸回去。“搁”，就是指孕妇有了临产的症状，可能是“觉”的谐音。回到家中时，桂香已经上了床，一脸的痛苦表情。她要我赶快去叫“老娘”（乡下都习惯把接生婆称“老娘”），她说有过几回“紧阵子”了，怕是就要生了。接生婆是我们本队的人，我们都叫她王婶，那天正好在队里谷场上做杂活，听我一喊，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即就丢下手里的活儿奔了过来。生产过程特别顺利，当王婶赶到时，小家伙已经迫不及待地露出了半个身子，一会儿就听到王婶欣喜地惊呼：“是个屌子”！谢天谢地，我终于有儿子了。我手忙脚乱地烧水煮剪子，那时的土法接生是非常原始的，产妇的安全全靠自己的运气，婴儿的成活率也很低，有一种致命的病，叫脐带风，据说，起因就是剪脐带用的剪子没有消毒而致感染。
　　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最高兴的人莫过于父亲和母亲，他们盼孙子已经盼了好多年了，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欣喜。那年头，头胎生个女孩还是普遍可以接受的，有句俗语说，“先开花，后结果，养个丫头带小伙”，但如果第二胎还是生的女孩，家中的长辈们就会紧张起来了，怕就这样接二连三地不换胎。记得短命的三女儿出生时，母亲的脸色就很难看。
　　接下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分红蛋。按照惯例，分红蛋的开销是由得了孙子的爷爷、奶奶承担，掏了腰包的老人们也都觉得这是一生中最值得也是最高兴的一件事。父亲先是忙着挨家挨户地收蛋，再一锅一锅地将蛋煮熟、染红。那时候家家都养着几只生蛋的母鸡，平时就靠几只鸡蛋到代销店里换点儿盐和火柴之类的日用品，这种现象，那时有个时髦而又令人辛酸的说法，叫“鸡屁股银行”，因此，乡下的鸡蛋并不“紧张”。由于经济条件不同，过去分红蛋并不像现在这样大方，每户只分一只，向孩子的外公、外婆“报喜”是十六只，接生婆六只。现在可是每户都不少于三只，甚至有分九只的。向娘家“报喜”要好几十斤蛋，因为那边也要分人。分过红蛋后父母们又提着心过了几天，那时婴儿在出生后的一周内死亡率很高，有一种致命的病叫“锁口子筯”，过了七朝就基本不会再得这种病。谢天谢地，七天后一切正常，小家伙园嘟嘟的脸上精神着呢，不像个准备随时开溜的短命鬼。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儿子满月的那天，我生平第一次请客。请的是庄上大队干部和本队队长、会计，正好凑了一桌人。虽然是最简单的“土六大碗”，但还是要向邻居家借碗、盆和酒杯等餐具，应了那时的一句歇后语：“叫花子请客——惊动四邻”。记得那天喝的酒是一种小瓶装的，叫“乙种白酒”，是兴化糖业烟酒公司用食用酒精勾兑的，一斤酒装四瓶，每瓶三角多钱。
　　接下来就是给儿子起名字。从第一代到谢家村谋身的始祖算起，儿子这一代已经是第八代了，在家族中他排行老二，三伯家的堂兄在半年前也生了个男孩，取名“云峰”。我起先想到“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有一句“雄心壮志冲云天”的唱词，就想把我的儿子取名“云天”。父亲不大满意，他说“云天”太大发，怕“折”了孩子。后来就从俗改为“云高”。觉得这个名字虽“俗”也“雅”，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乳名就叫“小云”，不过后来他的叔叔们都叫他“云丫头”，这是从他的两个姐姐的昵称“秀丫头”“凤丫头”排下来的。
　　转眼间就到了农历的清明，清明是早稻育秧的季节，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春耕拉开了序幕。那年队里安排我配合队里的会计负责做秧池。那活儿带有一点技术性，责任也比较大，但相对而言，劳动强度稍轻一些，也能拿到大劳力的工分。那时的气温好像比现在要低一些，做第一批秧池时在清晨的水田里偶尔还会有一层薄冰。有一种特早熟的早稻，必须在清明前后落谷，它的生长期很短，八月初成熟，能够赶在立秋前再栽一茬后季稻。因为气温低，早稻育秧难度很大，那时还没有普遍推广薄膜育秧，露天育秧全靠运气（应该说是全靠“天气”）。
　　父亲也是秧池组的成员，他负责浸种催芽。稻种在水缸里浸泡三四天后，就被紧紧地捂进稻草堆中进行高温催芽。这是一项技术活，对温度的掌控很有讲究，温度低了种子发芽慢，发出的芽也长短不齐，温度高了则容易将种芽烧死。父亲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因为这是传统的育秧方式的前奏，他已经年复一年地做了大半辈子了。每当稻种上“窝”的时候，我们几个做秧池的人都要一起来给父亲当下手，先将浸泡过的稻种用篾箩装着到河里清水，再倒在父亲做好的折窝里，就像平时用折子囤粮一样，父亲就用手将稻种一层一层地拍实，然后再在种堆四周和上面堆上稻草，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将稻草用水浇透并在上面压上重物。操作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还要根据气温的不同灵活掌控，气温越低，上面盖的草就越要厚，而且越要压得紧，到了中、晚稻育秧时，气温已经比早稻育秧时高了许多，稻种上“窝”催芽时只需松松地盖一点草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两、三天后种子堆里就会产生40度左右的高温，种子的胚芽就会露白，人们都把这种现象叫做“崩胸”。当稻种有了八九成露白时，就要立即开堆淋水降温，淋过水后再松松地盖上稻草，让它慢慢地长芽。那时有句俗语，叫“热崩胸，凉长芽”。在种子的根芽长到一“米”左右时（这里的米是指稻“米”，不是公尺）就可以出窝下田落谷了。
　　秧池大都做在冬闲田里，那时队里都还有一部分老沤田没有完全改掉，老沤田就是一年只种一季水稻的水田，长年浸泡在水里，当年的稻子收割后，仍在田里上水过冬，留待来年再栽稻子，所以又叫“寒沤田”。父亲不大过问秧田里的事，那时正推广一种新的育秧方法，叫半旱秧，与传统的水育秧的管理方法有很大区别，父亲不大懂，也不大肯接受。我因为一开始就是接触的这种新的育秧方式，头脑中没有旧框框的束缚，反倒很快成了这方面的行家。实践证明，这种新的方法比传统的水育秧要先进得多，分田到户后家家户户也还是用这种方法育秧，直到后来为了适应插秧机才改用秧盘育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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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春天，仍在屋后的空地上育了一些山芋苗，加上摇绳机加工的包装绳卖的钱，日常的另用钱也比前几年活泛了些，除了平时抽旱烟，偶尔也买包把每包一角八分钱的“浦江”牌香烟。粮食方面虽然也比前些年有了点改善，但分的粮仍然不够吃。基本上是队里分什么就吃什么，夏接秋期间有几个月全是吃的麦，中午大都是大麦片煮粥，隔几天也吃一次麦片饭。可怜的孩子们在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难得见到一粒米，中午能吃到一顿用连着麸皮的小麦面粉做的手撖面条，就会高兴得不得了。还有时在分粮的前几天就断了炊，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桂香拎着淘箩上邻居家去借。仅有的二分自留地，年年栽点山芋，山芋倒是一种很不错的代食品，可惜种植的面积太小，收获也有限。冬天的自留地里全都用来栽油菜，一季也能收到四、五十斤菜籽，可以兑换十几斤菜油。吃面条的时候，有几滴菜油花子飘在汤面上，觉得特别香。
　　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的秋天，队长升任大队民兵营长，我就顺理成章地被“拨正”。宣布这项决定时，在队里还真算得上是众望所归，队里的男劳力们都说我正直、肯干且有“水平”。他们看不惯原来的队长有点儿“做官当老爷”的架势，巴不得他早点“升”出去让我来干。不过，客观地说，我得以“升官”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些，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顾支书已经成了我四弟未来的岳父，来自上面的阻力得到了他的化解，更何况我那时又是队里的不二人选。由此看来，我在“仕途”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应该是我的四弟媳。
　　初任队长时，正是紧张的秋播时节。那时候，除了全村五个生产队合用一台抽水机，就再没有任何机械了，连一台手扶拖拉机也没有，秋播全是靠的是人力和畜力，耕作方法又非常原始、落后。通常都是先用耕牛把收割后的稻板子田耕翻过来，再用人工去破垡。破垡后再撒种，撒种后还要用鸭齿钯子轻翻盖种。因为我们那里都是粘土地，又连续浸泡在水里几个月，特别难耕，比起北方的砂质干地，耕牛要多化几倍的力气。队里养的两头水牛，因为不胜重负，都已瘦骨嶙峋，一天下来耕不了几亩地。为了赶季节，就不得不由人工用钉钯翻地。那些日子，队里男女老少七、八十个劳力，天天起早带晚的干，个个累得筋疲力尽。我除了喊工、排工、检查农活质量，还坚持跟班劳动，尽力不比人家少干，真可谓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时听说美国有个农民叫韩丁，夫妇二人种了几千亩地，每年还能有几个月的空闲时间到世界各地旅游，真是觉得不可思议。我们队里那么多的劳力也只种了三、四百亩地，一年到头，没个闲时。不过，现在想想也并不奇怪，大型的农业机械加上先进的轮作方式，还有专门服务农业的施肥、除草、植保等部门的配合，种多少田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这个队是第四生产队，有耕地四百多亩，200多人口，是庄子上最大的生产队，队里有一枚椭圆形的公章，用它开张证明，到外地也能住到旅社。因为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状况比村里其它的四个队稍好一点，是庄上的“样板队”。虽说是样板队，只不过是矮子里的“将军”，全年的总收入也少得可怜。全队三百多亩粮田，粮食亩产也只有600多斤，总产稻、麦二十多万斤。那时粮食卖给国家的征购价只有八九分钱一斤，加上超产粮加价和另外几十亩棉花田的收入，全队一年的总收入也只有两万多元钱，人平100多元。这就是当时的GDP，按当时的汇率折算成美元，人平只有十多个美元。如果再减去应缴国家的农业税和全年的生产支出，人平纯收入只有几十元钱。年终分红的时候，口粮、伙草作价人平四十元左右。因此只有劳力较多的人家才能分到百儿八十块钱。
　　庄上其它的四个队，情况还比我们队还要差一些，有时年终决算时根本拿不出钱来兑现，因为工分单价低，超支户多，超支的数额差不多与应该得钱的数额几乎相等。碰到这种情况，队里只好将超支户的口粮卖到粮管所去，再把卖出来的钱分给应该进钱的人家。这种做法在当时叫“杀猫儿喂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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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队在全公社算是一个后进大队，。后进的原因也与大队领导班子有一定的关系，大队干部中除了总帐会计是我小学的同学，其余的人都是文盲或者初识字。客观地说，顾支书算不上是最差的干部，与外村有些骑在社员头上作威作福的支书相比较，显得憨厚老成些，不过，他没多少文化，识不了几个字，虽然没有太大的私心，但在工作中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只是扮演了上级意图传声筒的角色。因此，在他任职期间，大队年年戴着后进的帽子，年年有公社干部蹲点或者有工作队进驻。他其所以能在位十多年时间，主要是因为庄上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他又没犯过大错，当然也与他天生的农民式的狡黠也有一定的关系。大队的二把手是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一个远房表哥，他的职务是革委会副主任（主任一职是顾支书兼的）。大队会计是我的发小，我们很谈得来，他打得一手的好算盘，业务上也很内行，不过他不大参与庄上的行政事务。大队领导班子中还有治保主任和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是个烈士的儿子，他的当了几个月农会长的父亲是被还乡团抓去用菜刀杀死的。团支书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司令”，是那个副主任的胞弟，上过几年小学，算得上是半个“文化人”。
　　我的搭档——队里的会计是个比我大十几岁的老干部，当过初级社的会计，业务上也不差，已经在队里当了十几年的会计了，是队里的“三朝元老”。人不坏，人缘也不错。与本村其它几个队的会计相比，工作责任心比较强，农忙时也能经常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我和他搭档了二年，各个方面都配合得很好。这二年队里的粮、棉产量连年增加，进一步地拉大了我们这个样板队与其它几个队的距离。
　　我本人更是一门心思地想把这个二百多人口的“家”当好，每年都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天数与社员一起跟班劳动，所谓“跟班”，就是与社员同时上工干同样的农活，不但不能少做，而且要身先士卒起到榜样的作用。这样的话，每天必须要做的本职工作，如起更头喊人煮早饭、喊工。排工、检查农活质量、记工分等一大堆繁杂的事情都只能利用晚上或者在白天的歇息时间来完成。我的这种表现在本村及邻村的队干部看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有时虽然也参加一时半会的劳动，但大多数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秀。
　　那时，表现一般的生产队队长一天的工作通常都是这样安排的：早上天蒙亮时要挨家挨户地喊人煮早饭，越是农忙时间越要提前，一年中只有不多的几天农闲时不喊更头；天亮后再出去排工，排工就是安排这一天哪些人干什么农活需要带什么工具；再隔一会儿就喊人上工，此时队长还要站在村口查看哪些人上工早，哪些人是“拖拉机”（指出工时走在最后面的人），走在后面的人遇到队长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嘴里也会自言自语地说是因为家里遇到什么事才弄晚了的；社员上了工后，队长就先回家喝几碗冷粥，然后就下田转一圈，查点一下今天有没有人未得到批准就擅自歇工，再进一步地交代一下各项农活的具体质量要求。至此上午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下午将上工的人喊着赶下田后就能睡会儿午觉了。到了傍晚时再到田间、场头转一圈，检查当天农活完成情况，并逐一记上出工人的姓名和当天的工分。晚上也大都还要与会计碰一下头，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和明天的农活安排。
　　也有个别表现极差的队长，他们一天中的工作流程可不是这样的。如早上喊更头是找一个队里的老头，一年下来补他点工分，这样队长就可以多睡会儿，也不必每天到下半夜时老是等着闹钟响。天亮后排工、喊工是不能找人代替的，因为排工能体现出队长权力与“威严”，又苦又累的活儿要安排给那些看不顺眼的人去做，队里的富农子女们也别想有轻巧活儿干。那些喜欢拍队长马屁的人常常会在排工中得到眷顾。吃过早饭后也要例行公事地到田里转一圈，过一会儿就不知道他转到哪儿去了。午饭后他们总要在家中一觉睡到红日西斜，或者是躲起来与庄上的闲人打牌。晚上还挖空心思地想嫖人家的婆娘。这种类型的队长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在整个队长队伍中也差不多要占到四分之一。这种类型的队长大都是名符其实的土霸王，因为生产队里邪头逆角的人多不好管理就找出一个“邪头”中的“邪头”来当“家”，说是只有找这么个冈嗓打架随时奉陪的角色才能“统治”得住。这样做虽然也能将社员管得服服帖帖，但他们心里饿了一肚子火，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消极对抗，出工不出力。因此生产队被折腾得越来越穷，群众苦不堪言。
　　桂香也和我没当“官”时一样，天天跟妇女中的大劳力们一起摸爬滚打，不但没享受到一点点“干部娘子”的待遇，有时还能起到一点带头作用，比如几十个妇女“大兵团作战”时，因为有她也在其中大家就不大好意思提出要歇气要早点收工。好在那两年秀兰已经过了十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能学着烧中饭，放学后就同她的小伙伴一起到田里寻点猪草，署假期间队里在晒场上脱粒时还能去帮着拉稻捆子挣一点工分。凤兰也开始上小学了，只是“云丫头”还在吃奶，白天丢在他奶奶那里，苦了桂香每天下午人家歇气的时候还要赶回来喂一次奶。队里有一片离庄最远的田，来回一趟有五。六里路，为了赶时间，不得不一路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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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正值壮年，精力十分旺盛，当了近十年的普通社员，什么重活、技术活都能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同时，我的脑子也很好使，又有一点“文化水平”垫着底，在科学种田方面也很快成了行家里手，并能将新的种植技术与传统的老农经验相结合。我倡导的水稻移栽前期的“深水活棵”方法得到了普遍认可。当时上级提倡的水稻前期的水浆管理要求是“浅水勤灌”。我发现栽秧的大田不可能整得绝对的水平，如果过分强调“浅水”就会有一部分较高的地方露出水面，使得刚移栽的秧苗被晒成僵苗。如果在头两、三天中水灌得深一些，等高处的秧苗醒棵后再降低田间水位的话，虽然有可能会淹没一部分低洼处的秧苗，但其影响不会太大，顶多会沤烂一、两片基部的叶子，水位降低后马上就能恢复过来。当然，如果正值阴雨天气就必须要严格控制灌水深度了。那时的提水方式是以抽水机为主，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台12马力柴油抽水机，不过在用水高峰时仍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每个圩子又都安装了风车，管风车的人就是那一片稻田的管水员，生产队长每天都要到田头察看苗情，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向各个管水的人发出及时的指令。
　　1973年年终分配时，我的那个四队工分单价又有了一点上升，达到每分工七分钱，我本人的劳动工分加上补贴的工分是4000多分，全年的工分收入近300元，算得上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那时公社里有不少老干部每年的工资收入也只有六、七百元，人称“三五”干部（即五十年代参加工作、五十多岁的年龄、五十多元的月工资）。那一年我们大队有个最差的生产队工分单价还不到五分钱。
　　那两年，进驻我们村的工作队不但人数众多，阵容也一年比一年强大。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工作队队员分工。第一年是区里组织的（我们这里属大垛区，辖四个公社即后来的四个乡镇），领队是一个区里的老书记，那人讲起话来喜欢引经据典，是旧式文化人，而且还像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五十多岁的人，人不错，就是听说在他分工的村子里常有一些关于他的桃色事件的传闻，后来在我们那里也未能幸免。他对大队领导班子的现状极为不满，唯独对有点书生气的大队会计印象还不错，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对我这个办事公道、认真又舍得吃苦耐劳的“儒将”也很赏识。我因为与他隔了级别，平时与他接触不多，不擅长也没有拍马屁的时间。但分在我们队的工作队员会将我的“一举一动”源源不断地传到他那里。我知道传导过去的都是关于我的正面信息。那个工作队队员姓林，原来是一个镇上的物资站站长，因为在文革初期“造反”有点过头，后来被打成“黑手”。他对我的印象很好，后来我们还成了朋友，虽然在以后的多少年间难得碰到一次，但彼此都还留着那段记忆。
　　也是那一年的春天，社会上“批林批孔”运动如火如荼，公社组织了一次由一个生产队召开的群众性的批判会，我们第四生产队被指派到公社大会堂作一个多小时的批判“表演”。因为一个人的批判发言只有几分钟，会流利地读稿进行发言的人数凑不起来，就又从其它几个队中选出了几个人出来。那天容纳七、八百人的大会堂座无虚席。我是主持人，参加批判发言的人中有“苦大仇深”老贫农和中年妇女，还有十多岁的小学生，那年才十一岁的秀兰也也像模像样地在台上朗读了一篇两、三分钟长的批判稿，我主持时的五、六分钟的开场白没用稿子，举止从容的神态倾倒了全场参会的人。其实那次我是准备了稿子的，只是事先背熟了没拿出来。那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作秀”。散会后回到庄上时，家家户户的广播喇叭都在播送着批判会的现场录音。
　　还是那一年的秋天，当了两年队长的我被“纳新”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那时没有预备期）。虽然凭我这二年的表现，获得这样的殊荣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但在村支部报批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主要来自大队领导班子中，有些人担心我的脱颖而出将会使他们的政治生命走向末日，听说还有个别老党员质疑我的家庭成份是中农，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当时，顾支书虽然已经与我有了间接的裙带关系，其内心也很赞尝我的表现，但为避嫌表面上不便强“挺”，是刘书记在支部会上据理力争化解了方方面面的阻力。他虽然对顾的无所作为十分反感，但在对我的入党问题上却站在同一战线。
　　入了党的我，思想上在前两年的基础上又有了一次飞跃，以前质疑马列主义原理与共产主义理论的想法开始动摇了，甚至有点相信共产主义或许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过了许多年后才真正体会到，无论有多少人热血沸腾地为之献身，那种扼杀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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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进驻村里的工作队又换了一茬，这次是由公社组织的，带队的队长是公社里的一个姓朱的副书记，那人是个转业军官，原是公社人武部部长，军管期间还抓过几天总，人倒也比较憨厚，就是没什么文化，是典型的一介武夫。他特别喜欢动员社员开夜工，为此有人用他的口头禅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夜间干”。不过他并不在村里常驻，日常工作都是那个副队长打理。副队长那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办事也特别讲原则，是当时公社党委委员。此外，每个生产队也还有一名工作队队员分工。
　　那年春天，我被调到本村的第一生产队，职务仍是队长。那个队是本村最差的一个队，原来那个队的队长是个识不了几个字的青年人，和我同龄。我调过去时，还没有免去他的职务，只是将他临时调到大队的窑厂去当“负责人”，那里是近几年才垒起来的一座土砖窑，有几个烧窑的和几个手工打砖坯的人。其实那里并没有多少工作需要人去“负责”，此举的目的是“调虎离山”，腾出舞台，让我尽情发挥。
　　我调过去后的工作方法仍然是我在前两年中惯用的十二字方针，即“大公无私，以理服人，以身作则”。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最出力的一年，每天的工作流程大都是这样的：凌晨四点左右就跑过去一家一家的喊人起来煮早饭，一队在村子的最南边，我家住在最北边，我们那个村子又是南北狭长，走过去挨家挨户地转一圈大约要走近两公里路，农忙时节，我天天是村里起得最早的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赤着脚疾走在庄上狭长的、铺着碎砖的巷道中，脑子里还在盘算着这一天的农活如何安排。跑回家中时桂香已经起来煮好了一锅子麦糁子粥，正在洗上一天换下来的衣服。我常常是顾不上粥太烫，一边朝碗里吹着气一边大口地喝。几大碗粥下肚后就立即赶过去排工、督促社员上工。此时，桂香在家里还有一大堆事情必须在上工前完成，要一个一个将孩子们叫起来，吃过早饭后还把小云送到他奶奶那里。我无暇顾及家庭，她却倒任劳任怨，真难为她了。
　　那一年，以前老是农活进度上不去季节抓不住的一队发生了很大变化，各项工作反倒成了全大队的排头兵，在夏收夏种中提前了一个星期关了秧门。在具体做法中除了凭我的蛮力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外，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一是充分发挥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威力，能按件记工的农活决不搞“大呼隆”。就连栽秧这种从来都没法计件的农活我都别出心裁地实行了按各人所栽的趟数记工，一下子就形成了那种你追我赶的激动人心的场面。这种做法在前些年推广“大寨式记工”的那段日子里曾被批判成“物质剌激”，“工分挂帅”。事实上，正如当时所批判的那样，“‘物质剌激’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第二是在排工时要知人善任地合理安排当天的工作。几十个男女劳力每天都难免要分好几条“战线”“作战”，对那些人数较少的地方要安排一些平时干活本分的人去干，并要向其中一个较为听话的人交代好任务要求和完成任务的方法。对于平时喜欢投机取巧的人要安排在“大兵团”中，让其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那些人看到队长也在卖命地干，也就不好意思再耍奸偷懒了。第三是因地、因时制宜正确处理好抓质量与抓季节的关系，原则上是既要抓住季节也要保证农活质量，但在抓不住季节就会造成重大损失时就要适当放宽一点质量要求，努力将农活进度赶上去。比如当时过分强调水稻密植，“密”是农业八字方针之一，但在当时化肥特别紧缺的年代，过分地密植并不能提高产量，反而多费了人工影响了农活进度，进而延误了季节。我看到了当时全国知名的水稻专家陈永康的一篇文章，说是只要肥、水管理得当，密植和稀植都能达到高产的目的。因此，我就在实际操作中稍稍放宽了一点株距，因而大大地提高了栽秧的进度。上面说的这些就是我们其所以能提前完成夏收、夏种任务的原因。
　　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是与我本人拚命三郎式的表现分不开的，记得有一天我喂了一整夜的脱粒机，那天参加脱粒的人是上、下半夜轮换，我连着干了两个班次，那天夜里脱了五十多亩大麦，如果是像平时那样松松跨跨地干，需要两个整夜才能完成。第二天又同男劳力一起挑了一整天的泥渣。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我那时的超强精力真令人匪夷所思。
　　那年秋后，区里召开了一次有生产队长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会上对全区当年的工作作了一次总结。那年年景不是很好，有不少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减产，在获得增产的生产队增产幅度排名中，我们一队名列全区第一。会上，我作了一次四、五分钟的发言，当我介绍到今年亩增单产200斤时，语惊四座，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主任，成为村里的行政一把手，“官”虽不大，但在当时必须先经县组织部批复公社才能任命。其时，一队有个社员对我说：早就晓得你干不长，干了一年就要走，要让我们今后想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