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出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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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集体的年代，普通的社员一年到头也有很多出门的机会。出门时间最长的就是上河工，每个生产队每年的冬天都要抽调五、六个男劳力上河工去挑河。里下河周边的京杭大运河、新通扬河、还有下游的排水通道——斗龙港，几乎每年都有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项目。每次都要从周边县、乡中抽调上万名民工去参加施工。工程时间较长的需要三、四个月，在工地上过了春节还要再挑一段时间才能完工。最短的在春节临近时，完工回家过年。挑河的人要自带行李等生活用品和担子、大锹等挑河的工具。还要带足基本口粮。队里给他们记大劳力的工分，河工上每天每人有一斤米左右的粮食补助和少量的现金津贴全归他们自己。去挑河的人，可以比在家中吃得饱一些，还能有一点抽烟的零钱，家里还能拿到大劳力的工分。不过劳动强度是非常高的，除了家中没有牵挂的单身汉，大部分人不肯去。也有的人担心长期离家，家中年轻的婆娘会受到干部的“算计”。我没有挑过河是因为农闲的时候能够拿到一点不化力气的工分，比如搞宣传队、查账之类的。
　　短期外出的机会就更多了，队里经常派人弄船外出搞肥料。东至大丰、东台的黄海边上，西至兴化西部的湖荡地区，常常能看到我们那里的人在大河和湖泊中趟渣、绞水草。最远的也曾到过一百多里外的宝应湖，当时美其名曰叫“远征”。虽然队里每年都要在这方面化很多的劳动力和许多冤枉工分，但实际上效果极差，是典型的穷折腾。因为化肥的分配量极少，农业生产上所用的肥料除了每年种几十亩地绿肥，就主要靠人、畜粪便和河里的泥渣。男劳力们几乎是常年地在河里罱泥、取渣。河里哪有那么多的“肥料”可取。有时河床里被罱子刮得一点儿淤泥都没有，于是上级就号召“远征”。虽然外面的情况比我们那里好得多，除了有丰美的水草，湖底的淤泥中也有较多的腐殖质，是很好的有机肥料，不过，所化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两、三个劳力化上三、四天时间取回来的一船渣，其作用远远抵不上如今的一百斤化肥。
　　有一年春天，我和队里两个年龄较大些的社员一起到东台东边去趟渣。弄的是队里一条最大的木船，说是最大，其实满载也只有六、七吨。船是我的一户邻居在合作化前几年新订制的，化了好几个立方的杉木，订成后只做了两年的生意就入了社，现在这条船成了队里外出装运肥料的专用船。离家的时候，我们每人带了几斤米，同时还带了被子和一些锅、碗、盆、筷等生活用品。船上有一个瓦锅腔，在上面支上铁锅就能烧饭，那时那种陶制锅腔很常见，市面上有得卖，与泥锅腔相比，它轻巧、实用，不会在频繁的挪动中被损坏。临走时又到队里的打谷场上拎了几捆烧饭和睡觉用的稻草。因为是下午才出发的，船行到东台已是傍晚，我们就决定在东台停船过宿煮粥吃。船靠在一个叫新桥的桥下，这里是我们西乡的上街船经常停靠的地方。
　　同去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姓薛，人都叫他“二先生”，他以前算得上是庄上顶尖的文化人，他的几个舅舅都是过去的私塾先生，他因此得以受过多年的旧式教育。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庄上买卖田地和弟兄分家都要请他写田契和分家书之类的文书。合作化初期当过农业社的会计，后来因为家庭成分是上中农和一些莫需有的历史问题被拔了“白旗”。他和我很谈得来，尽管年龄相差一个辈分。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土人堆里的“文人”，而且又都是落魄“文人”。那天晚上，我和他在东台的街上转了一圈，冷冷清清的大街上没有多少灯火，行人也不多，只有几家饭店和面馆还在营业，因为我们没有粮票，只能在门前闻到一点挺诱人的香味。后来，我们终于在一家快要打烊的面饺店里买到了两碗不要粮票的面条。说是面条，其实大部分是白天卖剩下来的馄饨皮。我们回到船上的时候，和我们同来的另一个姓王的老头已经用洋车蓬把船的后仓搭起了棚子，后舱船底的面积有一张双人床大，三个人睡在铺着稻草的舱里，倒也不觉得怎样挤。记得那天晚上，“二先生”还给我们讲了几个故事，故事中讲到的两付对联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其中一则故事的内容是：一个老先生借用人家的一间牛屋开办私塾馆，庄上有个庙里的老和尚是他的文友，有一天派人送来一上联求对，和尚的上联是：“牛屋作书房，先生、学生、畜生三生有幸”。老先生看后，沉思片刻，随即挥就下联派学生送过去，先生所对的下联是：“驴性通文礼，国法、佛法、世法一法未通”。还有一副对联是那位老先生为一个中年丧妻的人家写的一副挽联，上联是：“夫妻情，今世末了来世补”，下联是：“儿女债，二人欠下一人还”，可谓情真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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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岸上化了几角钱买了两大捆青菜，是那种街上人不吃的已经开始抽苔的老青菜，我们计划着中午把它剁碎了煮菜饭吃。吃过了早饭就把船又向东行了十多里才到了我们上一次趟过渣的地方。临近中午的时候，看到岸上有一个挑着篮子卖肉的人。那肉特别肥，肥膘足有一寸半厚，说是杀的二百几十斤的肥猪。那年代的猪肉大都瘦得像狗肉似的，实在难得见到这么肥的肉。肥肉勾起了我们潜伏多年的馋虫，于是就商定今天要大大地过一下肉瘾。卖肉的因为是自宰的，每斤只卖七角钱，比市面上还便宜三分钱。我们就化了两块多钱买了三斤。因为船上只有一个锅腔和一个铁锅，准备这顿丰美的大餐倒是费了不少周折。我们先是煮好了一锅菜饭，将饭盛在一个陶盆里，再把盛着饭的盆焐在被子里。然后将洗净的肉切成大块放在锅里炒，用的作料除了盐就是从岸上小店里买的五分钱酱油，连生姜和糖都没用一点。只炒了一会儿就加水炖，同来的老王说，这种肥肉炒的时间长了就会化成油汤。与瘦肉相比，肥肉是很容易炖烂的，没化多长时间，沸腾的锅里就溢出了诱人的肉香。吃的时候，为了避免争抢，造成紧张，连汤夹水的每人分盛了一大碗。那可是我有生以来一次吃那么多的肉。记得那种肉在嘴里稍稍咀嚼就化成了油，就着菜饭吃那种肉，真是一次从末有过的享受。
　　吃过饭后就开始趟渣。所谓趟渣，就是在一根大篙子根部安上一把十多根齿的铁耙子在河里轻轻地划，那种耙子是过去在江南扒河蚌用的，现在成了专用的划渣耙子。质量比较好的渣，主要成份应该是水草中夹杂着少量的淤泥，因为重量轻，一船渣能将船的中仓装得高高的。这里的河里，显然是被先来的人趟过多次了，并没有多少水草。好在河里的烂泥是取之不尽的，好歹弄一船回去交差。这一趟，我们在外面过了两宿，化了整整三天工夫，天知道这么一船烂泥能增产多少粮食。不过那时的人工是不算钱的，闲着也是闲着，队里只给我们开了一百几十分的工分，又没化一分钱的开支，毕竟那一船渣多少也能使田里多收一点粮食。
　　与不冷不热的春天相比，在酷热的夏天里出门可是一件特别遭罪的活儿。有一年夏天，听人说在大垛、竹泓西边的荒田沟里能捞到大量的水草，队里就组织了两条船六个人到那里去。这次是去的两条大吨位的水泥船，那时候载重量有六七吨就算是大船了，平时在队里罱泥用的都是两三吨的小水泥船。大水泥船出门的时候，每条船上都要配备一支大橹，两个人摇，一个用篙子带篙，速度也是挺快的。搞水草用的工具是与趟渣不同的，就是用一把U形的长刀安装在篙子的顶端，那种刀叫“乌刀”，是专门用来推水草的。用刀的人必须脱光衣服站在河里把水草齐根推断。船上的人就用义子把浮到水面上的水草捞起来。最辛苦的那个人就是拿着乌刀站在河里的人，长时间泡在水里会很不舒服。有时候会突然发现身上锔着好几个大蚂蝗。还有的刚放过鸭子的河里，有鸭蚤子，顾名思义，鸭蚤子是鸭子身上的寄生虫，在水里肉眼是看不见的，人被咬过后，会觉得奇痒难耐，一抓全是红疙瘩。
　　记得那天中午，吃的是半生不熟的饭，因为河面上有风，锅盖又漏气。我们还在大垛街上买了一把韭菜，因为没有带油，炒的时候只放了一把盐。那天晚上，我们把船泊在大河中间过宿，实指望河的中间能够有点儿凉风，可那夜却是风气不动，被骄阳烤了一天的水泥船板上仍然是热烘烘的。用水在上面反复地浇了几次才能在上面勉强地躺下来。上半夜根本没有睡成觉，成群结队的蚊子轮番向我们进攻，裹着棉单睡又热得吃不消，只好光着身子，不停地用手拍打。到了下半夜天才凉了些，我们就下河洗掉了身上的蚊子血，连头裹在棉单里睡了一觉。
　　第二天下午，我有们满载而归地回到庄上，队长看到了码得的高高两船水草，特别高兴。为了不使水草烂掉，我们随即就把它卸船晾到田头的河岸上。第二天再用河泥把这些水草窖进渣塘，留着秋天种麦时作基肥。记得那天卸完水草后回到家里已是傍晚，桂香在田里还没有收工，家里一塌糊涂，就连桌子上、锅盖上都有鸡屎。又过了一会儿，在外面玩的秀兰和凤兰姐妹俩才回来，凤兰的身上玩得像个泥猴，那年凤兰才三岁。我先是忙着煮了一大锅麦粥，然后又烧了一锅水，给她们姐妹俩洗澡。那天桂香到天要黑的时候才收工，那时热天收工都是这样晚，因为中午太热，要在家里歇两、三个小时，叫“躲午”，晚上凉快些要把中午的活儿补起来。因为太热，晚饭都是在门前的露天里吃的，吃晚饭的时候，喝粥的声音和蚊子的叫声中还夹杂着拍打蚊子的声音。我想像着：昨天的这个时候，孩子们还正在等着刚从田里回来的妈妈手忙脚乱地为她们煮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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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时候，出门后遇到连续几天的阴雨，我们就猫在临时搭成的船蓬子里玩扑克。那时候，只要是在家中，阴雨天也是有活儿做的，除了用摇绳机摇绳还要捶草搓绳编草帘子。为了不让土墙被雨水冲刷，墙的外面都要配上草帘子，草帘子一年要换一次新的，这些活儿都是家里的男人们必须做的，如果那一家的土墙被雨水冲刷得坑坑洼洼的，就说明是那一家的男人惰懒，有一句俗语说：要看家中郎，就看外面的墙，要看家中妻，就看郎身上衣。因此，即使是连续阴雨，在家里也是没有机会摸扑克的。扑克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会玩的，那时流行一种叫“五百分”的玩法，累计到五百分为一局结束，玩法类似后来的“升级”、“炒地皮”，都是打对家。那时，好像全国都流行那种玩法，在新疆石河子水泥厂时，我和两个东北的一个山东的工友，也常常在宿舍里玩，虽然不来一分钱，但却玩得很认真，特别在乎胜负，常玩到深夜。农村中的人玩扑克都是要带一点“彩”的，哪怕只有几角几分的输赢，说是不来钱没剌激，没得意思。在船蓬子里，我们玩的是一种叫“十一张”的玩法，类似于麻将的最简单的“跌倒胡”，比后者少抓三张牌，少一道组合。麻将胡牌时是四道组合加一对，“十一张”是三道组合加一对。那是一种最简单的一看就会的玩法，只要有三张不分花色的数字相同或相连的牌就算是组成了一道组合。虽然只有几角钱的输赢，倒也玩得津津有味。那时，扑克是很难买得到的，我们是玩的几分钱一副的儿童扑克，一副扑克常常是玩烂了，实在抓不上手才舍得丢掉。有时候甚至还玩过用香烟壳子写的扑克。
　　循序渐进，后来还学会了看纸牌，纸牌是一种传统的赌具，是手工糊的，黑市上能买得到。玩法也类似扑克的“十一张，就是比扑克要复杂得多，它是二十三张胡牌，要七道组合加一对才能胡牌。还有一个和玩“十一”张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要分花色组牌，万、条、筒不能混搭。纸牌的牌数和麻将差不多，都是一百零八张万、条、筒加将牌。不过将牌的名称和数量都是不同的，麻将是东、南、西、北、中、发、白七门将牌，还有春、夏、秋、冬、梅、兰、菊、竹八张花牌，总数是一百四十四张。纸牌的将牌只有五门，分别为：人星、草花，鸡蛋、洋千、空塘，还有两张大、小王（分别叫财星和凤凰），总数只有一百三十张。纸牌因为是人工糊成的，据说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在苏北地区几乎各个市县都有地方性的版本，虽然牌数和花色都大同小异，但是牌上的图案却是千差万别。因此一个地方上的人大都只会玩本地版本的牌。因为是只有在黑市上才有人偷偷摸摸地卖，买的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碰到什么牌就买什么牌，我先后学看过兴化、姜埝、靖江、海安等不同地方版本的纸牌。其中兴化牌和海安牌特别短小，靖江牌又稍嫌宽大，玩得较多的是牌型适中的姜埝牌，姜埝牌中的一筒是被涂成黄色的，因而通常都把姜埝牌叫黄一饼（我们那里习惯把“筒”称为“饼”）。纸牌也和麻将一样有多种多样的玩法，和麻将不同的是玩的时候是三个人玩，其中有一个人轮休。玩纸牌的二十三张，比扑克的十一张多了一些技术含量，对玩牌的人也就增加了一点剌激，再加上胡牌后有几角几分钱的输赢，很容易使人上瘾。后来在家里有时碰到几个赌友，也常常兴味盎然地挑灯夜战，甚至还有时通宵达旦。一夜下来，柴油灯的黑烟薰得玩牌的人的脸上都成了包公。
　　1968年旧历年底，我还行船出门上过一次河工。那年参加新通扬运河拓宽竣深工程的民工在春节前结工，村里要派船去把搭建工棚的器材装运回来。我们一行四人，弄了一条三、四吨的木船，经东台、海安、姜埝、泰州行了三天才把船行到江都西边有一个叫宜陵的小镇。那个地方是在我们庄子的西南方向，弄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绕道东台、海安？后来想起来可能是那年泰州的上、下坝不开闸，绕道海安是为了从那里过闸。我们到了工地的那天傍晚，特地去参观了已经通过竣工验收的新通扬运河，望着很陡的河坡，难怪早就听说今年的工程非常艰苦，想像得到民工们挑着一百几十斤的担子在那么陡的河坡上一步步地向上攀登时的艰辛。结了工的民工们在工棚里却是异常兴奋，因为明天早上就要拆工棚乘轮船回家，与分别数月的妻子儿女聚首。晚上他们五、六个人一伙煮饭“碰头”，我们队里的几个人还烧了一大面盆的肉烧黄芽菜（我们那里习惯把大白菜叫黄芽菜），我也沾了他们的光。夜里就挤在工棚里睡了一宿，睡前还与他们在地铺上玩了半夜的纸牌。
　　第二天拂晓的时候就开始拆工棚，按照惯例，工棚上盖的草毡子是一块都带不走的，当地的农民会在拆工棚的时候过来抢草，只要能把搭工棚的木料一根不少地带回去就算是完成了队里交给我们的任务。因为搭工棚的木料全是用的风车上的“人字木”，那种整棵的小杉木当时是要“计划”的，如果弄丢了一根，就会有一部风车下不了田。民工们帮我们把工棚木料扛上船后，又将他们各自带来的担子、大锹都安排到我们船上，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掮着他们简单的行李到宜陵去乘轮船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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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沿着来时的水路慢慢地往回行。这条水路就是原来的通扬运河，后来新通扬运河通航后，这条河就叫老通扬运河。行船的工具就是两把木桨，在有纤路的河段也上岸拉纤。路上，因为下雨，还在一个叫曲塘的小镇上耽搁了一天。那天傍晚，我们在曲塘的街上看到有一家商店里有儿童扑克卖，大喜过望，一下子买了六副，每副只有一角二分钱。同来的人中恰好有两个姓陆的本家弟兄，特别喜欢玩扑克、纸牌。晚上我们三个人就在船蓬子里就着一盏马灯玩了一个通宵。那天夜里先是下着小雨，下半夜后就又下起了雨夹雪。我们坐在铺着稻草的船舱里，倒也不觉得冷，就是到天亮时屁股下面有了潮湿的感觉，原来是雨水沿着船帮子渗到了舱底，进而又渗透了我的棉裤。那天夜里，我大获全胜，姓陆的两兄弟都输给了我，嬴了三块几角钱。第二天，天睛了，刮起了很大的偏北风，我因为焐着潮棉裤，又加上一夜没睡，上岸拉纤时感觉到全身都被冷风吹透了，幸好有夜间的胜利鼓舞着，心里还有点暖意。
　　1969年的秋天，公社又下达了我们大队二十几个民工的任务。其中还要配备一名连部的管理人员，想不到顾支书竟然把这桩“美差”给了我，也许是这几年我对他“保皇”有功的一种回报。现在想起来其实并不完全是这回事，促成我得到这份美差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年他的二女儿已经和我的四弟定了亲。我因此得以第三次上了河工，第一次是在阿克苏“抬河”，第二次是在石河子卡子湾水库推小车，这次可是去当“干部”了。桂香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高兴的是我得到了不用化力气又能挣到大劳力工分的好差使。尽管她将要一个人在家里带着两个孩子度过寒冷的冬天。记得大批民工出发的时候，队里的晚稻还没有收割，麦子也没有全种下去。村里派了两条较大的船送民工上工地，船上装满了搭工棚的器材和盖棚子摊地铺的稻草。我就和庄上的民工们一起带着铺盖跟船上工地。工地的位置在京杭大运河边上高邮和宝应的交界处，因为要绕道邵伯过船闸，水路的距离怕要有二百多里。在路上行了五、六天才到了工地。
　　那时工地上都是实行准军事化的编制，以县建团，以公社建营，以片建连，以大队（村）建排。所谓“片”就是由相邻的几个村组成的，我们这个“片”是位于公社西北角的五个大队，在工地上都习惯称为七连。每一个连设四名脱产的管理人员，分别是指导员、连长、工程员、财供员。那时是党领导一切，因此连指导员是一把手，连长是二把手，工程员和财供员只管业务不管行政，前者负责工程质量标准，后者负责生活、宣传、后勤。我的“职务”就是连里的财供员。
　　民工到了工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搭工棚，来的民工中有许多老光棍，他们一无牵挂，几乎是年年上工地，年年都有一次搭工棚的经历，那些被称为“阳间里不要，阴间里不收”的人，搭工棚的时候就成了老师傅，初次上工地的人就在他们的指挥下搬木料、搬草、编毡子。一般只需化大半天时间，民工们就能住进新“家”。搭起来的工棚都是清一色的马架房，就是在地上支起几副人字架，在人字架上搁上几根木料作桁条，再在上面铺上芦苇和草编的毡子。一排一排的看上去很像北方的“地窝子”。不过，棚子里面显得非常低矮，远不如“地窝子”高大、宽敞，因为后者向地下挖了一米多深。那种方法在多雨的南方是行不通的。工棚的长度是根据要住的人数确定的，我们庄上来了二十多个人，搭了一间不到十米长的工棚。棚里两边的地上用稻草铺成两溜长长的统铺，一边睡十几个人。统铺的中间是人行道，也只有人行道上才有容得下让人直立行走的高度，睡人的脚头是人字架着地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高度的。我们连部的四个“干部”另外搭了一间小棚子，作为宿舍兼办公的地方。小棚子被隔成各有五、六个平方的两小间，里间用芦苇捆子搭了一个四个人睡的统铺，外间放了一张从村里带出来的办公桌。搭棚子的器材是从各个村里带来的器材中抽调出来的。
　　工棚搭在大运河西堤的里侧，为了方便吃水和洗菜，连里的大食堂就搭在堤外的运河边上。我因为是负责后勤的，搭食堂、买砖头、砌大灶让我忙了整整两天。第三天食堂才正常开伙。在食堂开伙之前，民工们都是用从家里带出来的小铁锅在河坡上挖一个灶膛烟熏火潦地烧着吃。食堂开张后，每天早、晚供应民工每人半斤米粥，那时吃的是籼米，半斤米在大锅子里能煮得四、五大碗粥，如果是在现在是能够好几个人吃的，但当时民工们仍然觉得量不够，喝了还想喝。主要是那种在大锅里沤成的粥，一点儿劲道都没有，看起来厚实实的，喝起来就像喝的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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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中午吃的一顿饭是名符其实的“硬铮货”，食堂里中午是不煮饭的，只烧两大蒸锅的水，民工们自己把米装进一个小布袋子里，丢到开水锅里，几个人用一个做着记号的网袋，把几个饭袋子集中在一起，取的时候就不会弄错。喜欢吃硬饭的人就把袋口扎得紧一些，年纪稍大些的民工只要把袋口扎得松一些就能吃到软饭。民工们每天有一斤三两米的补助，饭量大又舍得吃的人就全部都装进了饭袋子，也有的人每天省个一两二两的，留着晚上“碰头”。食堂里中午还供应每人一勺子青菜汤，菜汤是在只放了一点盐的开水里煮熟的，临吃的时候才在锅面上倒一些油，百十多个人吃的一大锅菜汤，每天的计划只有一斤油。因为油花都浮在汤面上，只有开始打汤的人才能打到一点油花子，后面的人碗里根本看不到油。早晚供应的一斤米粥是民工们从家里迁出来的口粮“计划”，通常都是由队里统一卖到公社粮管所，到工地后再到团部供应粮、油的部门去买。食堂里的粮、油、煤都是我这个管后勤的去采购，不过这方面的工作倒也不是太繁杂。
　　连部的四个人，只有指导员和连长在家里是名符其实的干部，他们是两个邻村的大队长。那个负责工程的施工员也和我一样，在家里充其量只是一个“高级社员”。我们也和民工们一起在大食堂里吃饭，待遇也和民工一样，每人一天有一斤三两米的粮食补助，还有四角五分钱。与整天挑着重担的民工比起来，真是够幸运的了。多吃多占的情况虽不严重，但有时也有一点。早晚的粥对我们是不定量的，不过是一个份子本来就有三、四大碗，对于一个不干重活的人来说应该是足够了。我们当中只有那个连长饭量特别大，他一顿竟然能喝一大面盆子粥。中午的饭，因为是各自为战，谁也沾不到谁的光，只是在打青菜汤的时候，炊工会留点意多打一点油花子，汤里的青菜也会比民工厚实一些。
　　这个地方叫地龙，它既不是镇，也不是村，也没有当地人在这里居住，它是以大运河上有一座地龙闸而得名。地龙闸建在堤西，在堤东的里下河需要补水时，就能通过横穿大运河底的涵洞将水直接放过去。以前没有这座闸的时候，都是先将堤西的湖水放进运河里，再通过堤东的闸将水放进里下河。地龙闸对面堤东有一座闸叫子婴闸，就是用来向里下河排放运河水的，不过这座闸与地龙闸没有关连。运河的东堤上就是一条有着很长历史的南北大通道——清扬公路（以前淮阴又叫清江，为了区别江阴对岸的靖江，常把淮阴叫北清江）。那时候，淮阴至扬州的公路是苏北西部唯一的一条南北通道，东部还有一条东台至盐城现在叫204国道的南北向公路。地龙闸的对岸就是宝应县的子婴河人民公社，不过公社的驻地离这里较远，我们没有去过。沿着公路往北走五、六公里就是宝应县的汜水镇。如果沿着公路向南，高邮县的界首镇离这里也只有五、六公里远。我经常光顾这两个小镇，有时是为了一点“公事”，有时则纯粹是闲逛。
　　我们的工地是在堤西的一片湖滩上。它南面是一望无垠的高邮湖，北面是南北狭长的宝应湖，因为两个湖是连在一起的，通常都叫高宝湖。中间有一片滩地叫大汕子。这项水利工程的名称就叫大汕子隔堤工程。工程目的就是要以运河的西堤为起点，穿过这片湖滩修筑一条超大的土坝直通湖西的金湖县，将高邮湖和宝应湖隔开。工程的土方量是非常大的，除了有几台履带式的拖拉机在大堤上碾压，其余全靠人工。那时的水利工程全都是靠民力蚂蚁搬家，或者叫愚公移山，不算其它县来的人，光是我们兴化就来了两万多民工。至今都没弄明白，这项耗费那么多人力和物力的工程，对我们里下河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初到工地的时候，一期围堰工程已经完工，正在日以继夜地排除取土区的积水，取土区的湖滩上长着茂密的芦苇。在湖水快要排干时，民工们就开始下水清理芦苇，那几天，民工们捉了很多的鱼，天天晚上用小锅子煮鱼“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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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化团的两万多人全部驻扎在地龙闸南面的西堤下，工棚区绵延数里，蔚为壮观。遥想当年秦始皇修筑长城时的景象怕也不过如此。兴化地方上的粮食、供销、医疗等有关部门都在工地上设置了临时的派出机构，这里就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工棚区的高音喇叭按时播放着歌颂伟大领袖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工地上的政治氛围很浓，营部里设有专门抓宣教的干部。连里的宣教工作由负责后勤的财供员兼管。我化了两、三天时间拼凑了一期连里的大批判专栏，花花绿绿的非常好看，记得专栏上的横幅是仿照林彪的手迹写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专栏是贴在工棚人字形的山墙上，墙体是用芦苇捆子编起来的。营里负责宣教的干部还特地集中了几个其它连的财供员参观了我的那个专栏。那是一个大批判的年代，不过工地上是没有什么“活靶子”可供批斗，也没有时间组织民工开批判会。有一次省里的造反派到工地上召开了一回特大的批判会，那天工地上数万民工难得休息了一个下午，批斗的对象是从省城带过来的高级干部，记得其中有省委副书记陈光和省长惠浴宇。后来民工们回家后还常常向人炫耀在工地上见到的“大人物”。
　　那时还是一个“早请示、晚回报”的年代，上工前要集中一段时间学习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收工的时候要集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不过这些繁文缛节在工地上被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只是在民工们早上起床时都要披着棉袄坐在被窝里合唱一遍“东方红”。由于民工们睡的是稻草铺，起来时全都口干舌燥，唱的声音有气无力的不成调，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民工们的劳动强度是相当高的。凌晨五点时，外面还是满天星斗，当高音喇叭里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的时候，工棚里的排长（村里带队的，不脱产）就用粗声大嗓把民工们一个个地吆喝起来。哼过了一遍“东方红”后就立刻起身穿衣、摸黑到食堂里去打水洗脸。喝过了一大盆热粥后天才开始蒙蒙亮。他们要在六点钟准时赶到工地，路上还要走十多分钟。连里的“干部”，除了我他们都是要跟班的，也只有我能猫在被窝里多睡一会儿，就是起来后食堂里的剩粥已经不大热了，只好将就着喝几碗。
　　民工们是没有休息日的，一个排每天安排一个值班，也算是轮休，值班的人负责收、送、领取中午的饭袋子，倒尿桶、打洗脚水。有时候，我也会叫他们搞一会儿工棚区的环境卫生。除了值班的人，工棚里每天都还有一、两个躺着的“伤病员“，其实也没什么大病，大多数是实在累得吃不消了，要歇一天。歇工的人是拿不到工地上钱、粮补贴的（但还是可以拿到家中队里的工分），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舍不得歇的。和我一起在江西搭伙炸炒米的小陈，今年也在工地上当民工，他因为年轻，身子比较单薄，又是第一次上工地，从来没挑过这么长时间的重担，脸色很憔悴。想到我们曾是流浪江西的“亲密战友”（当时习惯套用官方文件中常说的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而此时的我却在名符其实地养尊处优。于是我就提议换他挑一天。
　　那一天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熬的一天。就像一个长时间没有进行体能训练的运动员一下子就投入到高强度的训练中一样，感到很不适应。同时，工程已经进入到艰难的攻坚阶段，本来从取土区到大坝的距离只有200多米，但随着取土的地方不断加深，大坝日渐增高，就又增加了好几米的爬高距离。每担土的重量至少有一百三、四十斤，我又不好意思装得比人家少，只好硬着头皮咬牙坚持。汗水浸透了内衣，喝了不少冰凉的湖水。尽管我后来做了许多年的水利工作，但当民工的经历只有仅此一天。与在阿克苏“抬河”，相比，这里一个人一天挑上去的土，怕是能抵得上十个人抬的土。小陈后来告诉我：一个天天不需要干重活的人，对于休息一、两天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对于一个累得快撑不住的人来说，能得到一天的休息，浑身都会感到难以言表的舒服。
　　虽然每天有一斤三两米的补贴，但民工们仍然觉得粮不够吃，主要是因为劳动强度太高又没有什么“油水”的食物吃，他们偶尔也买点肉烧茨菇“碰头”，不过当地的肉都像狗肉一样的瘦，肉汤面上都难得看到油花子。常常听说民工们在晚上相互打赌一个人能吃几斤米饭几斤肉的故事。因为打赌，兴化团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个民工与人打赌一次吃了四斤糯米煮的饭，结果把胃胀破了，在工地医院抢救时从肚子里扒出一大桶糯米饭。
　　当年腊月中旬工程即将结束时，家里又都派来了装运器材的船，与来时不同的是这次不需要装草了，一个庄子只来了一条船。结工前的几天，在连里的“干部”中，财供员是最忙的，虽然结算出来钱、粮的数量很小，但结算的程序却也是相当繁杂的，如果稍有差错，急着回家的民工们就会骂娘。忙了几天才把民工们打发走，谢天谢地，从来没有做过财会工作的我，还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的晚上还帮助营里整了半夜的账。
　　我是连里最后一个离开工地的，走的时候，只有几个其它连里的财供员和营里的几个头头，一行七、八个人在兴化过了一宿，晚上还兴高采烈地在饭店里吃了一顿散伙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