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文革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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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后，乡里出现“红卫兵”组织，开始破“四旧”并进行“大串连”。我们队里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青年，摇身一变成了大队里的红卫兵“司令”。“司令”的家庭出身是纯贫农，他还是我祖母的本家侄孙，是我的表弟，不过只是第三代的堂表弟。那一年，公社里的造反派组织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据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基层组织，它的权力超过同级党委，它是领导造反派向同级党委“造反”、夺权的组织。与此同时，各个大队也相继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文革领导小组中的“主任”大都是由红卫兵推选出来的，这些人都必须是贫农出身，他们不但要有较高的“阶级觉悟”，而且对现任的“当权派”们早就怀着要取而代之的造反精神。我们庄上的文革主任是个中年人，他识不了几个字，是干部们平时眼中的“剌头”。村里的红卫兵们，一开始是破四旧、批斗地主、富农、坏分子。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村里原来有一个土地庙，在运动初期就首当其冲地被捣毁了，用木头雕刻成的土地公公和土地娘娘不知道被什么人藏了起来，（当然是除了贫、下中农，别的人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从此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地下工作者”。
　　村里经常召开批判大会，首先是批斗地、富、反、坏、右。庄上只有一个地主，是解放后从上海遣返回来的，他的身边没有亲人，家人们还在上海，他六十多岁了，住在田头一个看洋车的小舍子里，夏天给队里看洋车，冬天给队里搓草绳。因为有上海方面的接济，小日子过得倒也不错，一间只有三、四个平方的田头舍子被他收拾得滑滑滴滴的。每逢庄上开批判会，他都要首当其冲地被叫到台子上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有时还免不了要遭受一顿暴打，他对此却很不在乎，有人听他说过：打就打，来者就是卖的。庄上的富农也只有三四户人家，不过还有两、三个按政策只能算是富农子女的人也常常被押上去充数，再加上几个当过“还乡团”劳过改的坏分子，台子口的两边就会站满了低头认罪的人。
　　后来，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斗争的矛头就转向了“当权派”，有些庄子上的支书、大队长，平时骑在社员头上作威作福得过了些头，这些人在运动的初期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们都被戴上了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在性质上就等同于“地、富、反、坏、右”。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揪到台子上检讨他们所犯的错误，并被揪着低头向毛主席“请罪”。再后来，生产队的干部也成了批斗的对象，那时一个生产队有队长、会计两个在名义上是不脱产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们中有的人很少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普遍存在着多吃多占的现象，还有些人有调戏、甚至奸污社员妻女的恶习。他们对社员的态度大都是很凶的，特别是队长，不是“邪头”是管不住一个生产队的。平时社员们不敢得罪他们，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出气的机会。邻村有个生产队长逢会必跪，跪得棉裤的膝盖处都露出了棉花。
　　文革初期，庄上同时存在着造反派和当权派两股势力。一开始，我因为家庭成份是中农，不够格当红卫兵，是那种所谓的“逍遥派”。没过多久，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头头们觉得需要启用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才”做“材料员”。于是就发了一个红袖章给我，上面是用黄漆印着“宣传队”三个大字和“毛泽东思想”五个小字。说是参照外地的经验，不是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可以参加准红卫兵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上了准造反派以后，我却成了造反派中最忙的人。文革小组里的老贫农大都不识字，红卫兵当中虽然有些人上过初中，但都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大孩子，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都比不上我们那时的完小毕业的人，更何况我在离开学校后的十年来又读了许多书、混了多年的“江湖”，现在又是庄上唯一的一个天天听收音机的人。因此，1966年的冬天，我就成了被造反派雇佣脱产的“准造反派”。先是写大字报，布置批判专栏，虽然说不上铺天盖地，却也能说是搞得热热闹闹、煞有介事似的。后来又彻查前几年大队里的账目，我就又成了不是查账小组组长的“组长”，因为那个贫农出身的查账组长根本不懂账。那时，村里的人都说我是造反派里面的“军师”。其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捉刀的“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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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别的庄子比起来，我们庄上的干部们还是比较老实本分的。只不过是比普通社员少劳动一些，多吃多占一些，群众对他们有些怨恨也是难免的。文革初期，当权派都被当着是走资派，批斗走资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行动，否则就会被扣上一顶“保皇派”的帽子。造反派们为了证明自己是坚定的革命派，就要积极地批斗当地的干部。为此，我们庄上也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游街活动，那一天，造反派们将村里所有的大、小队干部集中到一起，分别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上牌子，在红卫兵们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游斗了一个上午。我因为不喜欢张扬，又是一个准造反派，没有参加那次盛会，不过前期的准备和策划我是参加的。
　　除了在大会上作检讨，每个干部都还要写书面检讨交给造反派。干部们大都没有写过那样的书面材料，有几个人就请我帮他们写。他们认为我是“圈子”里面的人，水平又高，天天听收音机，懂政策，写得好，容易过关。庄上的那个支书检讨书也是我写的，我知道他并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更谈不上有政治和路线方面的“罪行”。就在检讨书中给他自己扣了几顶无关痛痒的帽子，乍一看，很深刻，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的内容。检讨了两次，顺利地过了关。为此，他常在人前说我肚量大、有水平。几年前在机工的问题上是他给我设的套，他一开始非常担心我会借机报复他。
　　第二年，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各地的造反派竟相效尤在各级“夺权”。公社和大队的文革主任们都成了“一把手”，与此同时，造反派内部也为了权力的分配开始了“窝内斗”，听说大城市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许多“革命小将”在武斗中丧生。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打、砸、抢”。工厂停了工，学校停了课，全国的形势乱成了一锅粥。可能是为了控制住一发不可收的混乱局面，中央出台了对各级政权实行军管的措施。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等口号。军管后，与城市相比，农村中的形势变得好了一些，公社由原来的人武部长抓总，村里由民兵营长抓总，造反派极度嚣张的气势就都稍稍地收敛了一些。后来又吸收了一部分通过批斗、检讨过了关的当权派，组成了由军管、文革和当权派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文革初期一直“靠边站”的当权派们又都站了出来抓起了农村中的日常工作，他们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工作得是相当艰难的，不但要千方百计地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还要小心翼翼地照顾到造反派们的情绪、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他们还要时时提防着被扣上一顶“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被重新打倒。
　　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与工业、教育等领域相比，农村经济还能算是在正常运转。农民们仍在一如既往地春种、秋收。这都是因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体制没有变，并没有受到像大跃进初期那样的毁灭性的冲击。不过是那几年农村的经济也没有什么发展，由于在运动中又增加了一些脱产的和半脱产的人员，工分就更加不值钱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改善。
　　后来，在全国人民大演样板戏的高潮中，庄上又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时候在农忙的时节也有人停工排戏。还有的村，甚至还成立了十几个人常年脱产演出的宣传队。我们村里的宣传队是以业余为主的，但也免不了要耽误一些工，比如演出前的对词、彩排常常要化几天的时间才能勉强地登台。演出时为了防止演员忘记了台词，幕后还要有一个拿着剧本专门负责“提词”的人。因为需要，我一开始就成了宣传队里的编剧，负责演出前的文字方面的事务。即兴编写一些以好人好事为主要内容的歌词和三句半。起先只是用复写纸复印几份发给确定演出该剧目的相关演员。排练大型剧目时，因为演员的人数多了，剧本就需要在钢板上刻印腊纸，然后再用油印机复印几十份。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晚上在油灯下完成的，那时的我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还不足三十岁，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对于那样的无偿付出，还真是有些乐此不疲。由于我的见多识广和对工作的尽心，后来我就慢慢地成了宣传队里“编剧”兼“导演”，宣传队的队长就是村里红卫兵的头，他同时又是一个擅长丑角的演员。他因为只读过几年初小，对于我的“建议”，每回都是言听计从，因此我就又成了这个团队实际上的总策划。
　　有一段时期，宣传队搞得特别红火，记得曾经排演过当时非常流行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和[沙家浜]。唱腔主要用的是淮剧，其中有些唱段也夹杂着一些扬剧和锡剧的唱腔。我们那个当着生产队长的邻居，也是宣传队里的积极分子，他在剧中饰演刁德一，他的婆娘饰演沙奶奶。刚从大顾中学初中毕业回来的三弟也是宣传队里的骨干，他既能演正面角色，又能演反面人物，还会拉得一手二胡。他饰演过[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沙家浜]中的郭建光。
　　在本村演出的时候，都是先由庄上的地、富、反、坏们搭台子。庄子中心的大河边上有个不大的场地，也能或坐或站的容纳二、三百人。照明用的是两张汽油灯，正式演出的时候，台上灯火通明，台下黑压压地挤满了看戏的人，铿锵的锣鼓和悠扬的二胡声音能传到几里开外的邻庄。1967年的那年是宣传队演出最频繁的一年，除了在本庄演出外，有时还常常被邀请到外庄去演，最远的还去过五、六里外东台县的一个庄子。去的时候都是在家里吃过晚饭步行过去，有专门的人挑着锣鼓和简单的道具。到了那里，人家把戏台子和灯光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台子下面已经坐满了人，演员们经过简单的的化装后就粉墨登场了。演出结束后，当地庄子上要招待一顿夜餐，大都是米饭加肉烧青菜或者是肉烧芋头。还有一次在一个特别小气的庄子上吃的是“下台粥”。回到家中时虽然常常是已经过了午夜，但演员们的兴致还是挺高的，第二天又能和别的社员一起上工。我是演出的策划者，演出时负责报幕和幕后提词，是实际上的舞台监督，每次都是要跟着去的。除了排练，晚上演出队里是不记工分的。现在想起来，那时真算得上是黄梅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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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年，家庭中的经济状况比前些年稍稍好了一些。一方面由于有了一点家庭付业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慢慢地习惯了那种经常身无分文的日子。每年也能养得一头肉猪出栏，虽然是当时提倡的最典型的“穷养猪”，喂的都是粗糠和青草，只是到临出栏时才舍得喂几十斤大麦，但也能长到一百二、三十斤，卖上五十多块钱。细算起来，加上队里结算的粪水钱，减去苗猪和饲的成本也约摸可以净赚二、三十块钱。不过那点钱是赚得相当辛酸的，每天下工回家，除了要生火煮饭还要忙着切猪草喂猪、清理猪圈。在田里干活休息时还要抽空寻几把猪子吃的青草。后来秀兰到了六七岁的时候，能够帮着打一点猪草，情况才好了一些。除了养猪，每年春天我还在屋后的一小块空地上育一点山芋苗，却也能赚到二、三十块钱。那几年，社员们都习惯在自留地上栽一点山芋，队里也有时会拿出一小块不宜栽稻的田，栽一些山芋分给社员。因为我们那里都不会保存山芋种过冬，每年春天都要行船到北边的阜宁去买山芋种，或者是春末夏初时乘轮船到扬州、镇江一带去买山芋苗。我曾与队里的会计一起去过阜宁去买山芋种，来去化了几天时间，在船蓬子里过了几宿。
　　有一年，队里派我同一个外队的老年人还有一个邻村陆家庄的人一起到镇江去买山芋苗，陆家庄的那个人，年纪也不小了，叫陆文模。叙起辈分来他还是我的曾姑母的侄儿，是我的表叔。那一次算得上是我第一次因公出差，尽管一行三人只带了几十块钱的公款。我们先是乘船到兴化，接着又从兴化乘夜班轮船去扬州，记得那时兴化到扬州的船票只有一块零五分钱，汽车票也只有三块几角钱，不过那时很少有人舍得乘坐。坐了整整一夜的轮船，第二天早上才到了扬州。那时的轮船码头在渡江桥的旁边。我们就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小旅社住了下来，准备在扬州玩一天，这恐怕能算是最原始的“公款旅游”了，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到扬州。记得那天，我们一行三人在扬州街上转了半天，还特地到郊外游览了平山堂。中午只是在大明寺里每人化了二两粮票一角钱吃了一碗素面，没听到两个老人说饿，我却是感觉到一整天空着肚子，饿得特别难受又不好意思说，跟着他们玩了一天，一点儿兴致都没有。
　　后来，我们又去了镇江附近的宝埝、丹徒，因为那时正值栽山芋的季节，山芋苗特别紧张，只好空手回去交差。这次出门，虽然没能为队里买到山芋苗，但一路上所见所闻却是给了我一些启发，原来育山芋也并不难弄，只是用一块塑料布搭一个简易温室就行了。第二年，我就育了二百斤山芋种，除去塑料膜子和山芋种的成本还赚了二十多块钱，以后每年都搞一点，觉得比养猪赚钱容易一些。每年年终分配时也能分到七、八十块钱。虽然经济上稍微宽松了一些，但还不是常年有零化的钱，发的布票仍然是大部分用来换钱用，我和桂香几年来几乎没有添置过像样的衣服，顶多是在夏天做件把裩子。秀兰在一天天地长大，每年都免不了要做几件新衣服，跟在后面的凤兰就只能穿她姐姐的二手货了，那时候，乡下有一句俗语：“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把老三。”
　　因为一家四口仍然只有一个人自留地的缘故，在粮食方面紧张的程度仍然和前几年一样，没有能得到一点改善。有时要连续喝几天粥才舍得在中午煮一顿干饭，饭里面还要掺上许多剁碎了的胡罗卜。粥锅里如果放几块山芋，就算是不可多得的“硬通货”了。越是没有硬铮东西吃就特别吃得多，肚子就像一个无底洞似的。凤兰还在喝奶的时候，我和桂香加上秀兰一顿能吃满满一锅手撖面条，那口锅子是二十八公分的钢精锅！不晓得那个锅子的容积是多少，只是觉得我一个人至少能吃有五大碗。
　　因为吃得多，汤汤水水的一煮一大锅，烧草也不够烧，家里烧的土灶又没有舍得请专业的砌灶匠，是我自己砌的，烧起来很费草。那时候，粮食产量不高，作物的秸杆也很金贵，秋收后先要留足耕牛过冬的饲料草，然后再按照口粮比例分给各户。因为分草的时候并不像分粮那样的认真、严格，和队里会计关系好一些的人往往能够多分到一些。有的人家草不够烧的时候就在夜里去偷队里的牛草，不过在偷草的时候难免要在路上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很容易被发觉。我家每年都要买几百斤烟煤作为烧草的补充，好在那时家家都用风箱，只要换一个较密一点的炉栅就能烧碎煤。有一年冬天，听人说西边的荒田草很便宜，比烧煤合算一些，我就和队里的两个人一起行了一条船去买。那两个人都和我父亲差不多的年纪，都是我的长辈。那天，我们化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船行到三十多里外的竹泓镇西边一个叫赵家舍的地方。在那里每人买了几百斤荒田草，把草装上船后，天色已是傍晚。我们将从家里带出来的每人一斤米跟人家借锅子煮饭。饭煮好了又在庄上的小店里买了一角钱的罗卜干子，三个人就风扫残云般的吃起来，连一点锅巴也没能剩下。其实也并没有多少硬的锅巴，那时候跟人家借锅子煮饭是尽量留意着不烧起锅巴来，主要是怕铲锅巴时动静太大会引起主家的不快。吃过晚饭后，天色已经渐渐地黑下来了，三个人商量着今夜一定要把草船行回去，天空中阴沉沉的，怕是要落雪。
　　船上用的是一前一后两把木桨，那种木桨还是合作化以前漂泊江南时使用的，船入了社后桨还由各户保存着，只有出远门时才拿出来用，平时下田都是用篙子撑船。三个人轮换着划两把桨，每人约摸划一个小时歇半个小时。船走的那条大河叫梓辛河，是兴化境内的一条东西向的大河，在车路河的南面，途中经过兴化的十大名镇之一的大垛镇，蜿蜒向东直达东台境内的串场河。那天夜里，虽是隆冬季节，但还不是太冷。宽阔的河面上风平浪静，周围漆黑一片，万籁俱寂。因为晚上吃的是咸罗卜干子，划船时身上又出了汗，一歇下来就要到船边上用手捧河水喝。记得那天是四九刚过了四天，那天夜里是不折不扣的“四九分心”，俗语说：“四九心里喝凉水，滴滴在心”，意思是比喻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永远不会忘记，不过我是在大西北吃过雪嚼过冰的人，反而觉得家乡的水即使在四九心里也是甜的。拂晓时分，我们才把船行到家。果然不出所料，天亮后就沸沸扬扬地下起了大雪。后来，买回来的那些草也没有烧多长时间，因为是泡在水中长出来的荒田草，特别不经烧，很是后悔白吃了一昼夜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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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旧历年底，我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了。非常巧合的是三姐妹的生日都是农历的十一，秀兰是闰四月，凤兰是闰三月，三丫头是腊月十一。父亲和母亲原以为是桂香这一胎应该“换胎”为他们生一个孙子的，结果却又一次使他们失望。我给三女儿取名“小兰”，意思是她是我们家最小的一朵兰花，下不为例。当时也曾想过，万一桂香的肚子还不争气，一发不可收地再生个四丫头，就取名“又兰”，长大了就叫“幽兰”。小兰刚出生时，因为胎膘不足，比两个姐姐显得瘦弱了一些。就连哭的声音也似乎很文静。不过，从她那小小的瓜子脸型上看得出她可是一个天生的美人胚子。只是可惜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五十多天就夭折了。病因很奇特，但在那时又常有发生。那天桂香在队里拨了一天的棉花楷子，特别累，晚上为她喂过奶后就沉沉地睡过去了，一觉醒来时孩子的身子已经凉了，显然是已经走了有一段时间了。庄上的老人们说那种情况叫“被头筋”，如果是在白天发作旁边有人的话是有得救的，庄上有人会“掐”这种“筋”，只怪我们那夜睡得太沉了。
　　庄子的北边有个乱坟岗，说是“岗”，实际上只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垛子，那里乱七八糟地葬着附近几个庄子死去的婴儿，和一些原来就没田没地的孤寡老人，当时虽然田地都入了社，但人死了仍然要葬到原来的自家田里。小兰因为只是个活了几十天的婴儿，按照惯例只能葬到那个地方。第二天，桂香哭着腾出一个很小的木箱子，那个箱子是桂香娘家给我们的，叫鞋箱，正好能盛得下这个苦命孩子的尸体。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那时说是父母不作兴亲自下田去埋葬自己的婴儿，必须在庄上请一个没有子孙的绝户老人送婴儿下田。我请的就是他的老婆还在上海的那个老地主，他因为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在上海，他一个人在家中常常替人家送孩子。送一个孩子的报酬是管一顿饭再给一个象征性的“红包”，通常只有几角钱。那时候，因为生活艰难又是无计划生育，婴儿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死去一个婴儿，倒也不是觉得十分伤心，只是做母亲的白吃了一次十月怀胎的苦，会叹息一声：“又是个讨债鬼”。像我们这样夭折的是不受欢迎的第三个丫头，按理说是更不会感到悲痛欲绝的，但是桂香却非常在意这个小生命，她伤心地哭了一个上午，想到春节后上了几天工没将她送给奶奶带，而是直接将她锁在家里，觉得很是对不起她。想到假如她是个小子，母亲也一定会舍不得把她丢在家里的。我的心中也像是打翻了五味瓶，联想到过去几年来的遭遇和眼前家庭的处境，也不禁暗自流了许多泪。
　　那年秋天，我化了四十块钱跟人家买了一台旧的摇绳机，那是一种用齐稻草加工包装绳的机器，操作的时候，靠人的双脚踩动踏板，通过连杆曲柄装置带动机器旋转。操作的人必须有一定的技巧，他首先要两脚用力地踩着踏板，保持机器均匀地转动，两只手还要不停地向两个转动着的喇叭口喂稻草。每天晚上，我都要和桂香轮换着上机、递草干到小半夜才去睡觉。一个晚上也能摇得二十多斤包装绳。那时候，供销社收这种绳的价格是每斤一角多钱，起去稻草的成本，加工出一斤绳可以赚得七、八分钱。这样算起来，一个晚上的收入比白天上工挣工分要多一些，不过这只能算是一项副业，如果上“纲”上“线”的话，它还属“资本主义”的范畴，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夜间干，还绝对不能影响白天上工。队里割稻的时候也要用这种绳捆稻，不过队里用绳是不会给钱的，都是用草换，一斤绳换三斤草。给的草又都是用没晒干的潮草折算成干草，那种潮草的含水量很大，二、三斤只能晒一斤。有时候，二、三百斤绳称出去，就能换得一大堆的潮草。如果晒干了过称的话，是会大大地超出应得干草数量的，就是晒草的过程是十分艰辛的。都是晚上把一捆捆潮草死狗一样地拖到家门口，先把大捆子解开分扎成小把子，然后再把这些草把掮到村边的空地上，一把一把地作“人”字状的立起来。这种晒草的方法是一种懒办法，晒出去的草不需要翻，下雨也不收，直到完全晒干了才去收草上堆，就是开始的时候扎小把子分散晾晒要费很多功夫，每次分潮草都要忙大半夜。有一年秋天，连续阴了二十多天，晒出去的草刚刚有点儿干就又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雨淋湿了，结果还是烂掉了。
　　自从有了摇绳机这项副业，家庭的经济状况明显地比以前好了许多，每隔两、三个月卖一回绳，可以得到四、五十块钱的收入，那时四、五十块钱可是一条大猪子的钱。因为摇绳时会有不少的乱草成为下脚料，用绳跟队里换潮草时给的量又较多，烧锅的草也就不像先前那样紧张了。冬天基本上不需要再出门去买草。后来这项副业坚持干了五、六年，当生产队长期间还一直在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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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头有了一点零用钱后，抽烟也开始变得正常起来了，此前我的烟瘾也不大，身上又常常一文不名，虽然烟龄也有好几年，但都是抽抽停停，属于“三等烟民”一类，那时戏说：身上常备烟和火柴的人才能称为一等烟民，身上有时带烟有时不带的火柴只能称为二等烟民，三等烟民则是“平时不买，出门不带，有烟也抽，没钱就戒”。那时候，正常抽烟的开支，一个月下来也不过是两块钱左右，普通社员是没有人正常抽卷烟的，就连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也是舍不得天天买来抽的，而且那种烟的味道也极淡，没有旱烟来劲。附近的竹泓镇上有一家老字号加工旱烟的作坊，用传统方法刨出来的旱烟丝，细细的，泛着金黄色的油光，烟味特别纯正，每包卖三角五分钱，用小烟袋锅能抽好几天。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大都是抽水烟，父亲也有一个祖上传下来的铜水烟袋，至今仍然被我保存着。那时抽的水烟，全是甘肃兰州生产的，烟丝经过特殊加工，并压成小方块，“甘”字牌最好，“肃”字牌稍差也便宜一些，水烟的劲特别大，抽的烟虽然已经在水中过滤了一遍，但没抽过的人仍然吃不消。抽水烟比抽旱烟还要经济一些，因为劲大，每次只能装少许烟丝，一方水烟的价格虽然和一包旱烟差不多，但能多抽好几天。最经济合算的就是抽烟末子，就是从卷烟厂出来的下脚料，全是轧碎了的烟梗和碎悄子，东台有得卖，只有几角钱一斤。抽的时候用纸卷，就像是在新疆时抽的莫合烟。关于抽烟，那时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公社干部抽的两边分（大前门），大队干部抽的四脚奔（飞马牌），社员抽的上称称（烟末子）。那时三角多钱一包的“大前门”香烟能算是乡下最高级的香烟了，还有一种五角钱一包的“牡丹”，农村中不多见。常听抽烟的人说，最紧张的几年，什么烟都没得卖，他们曾经抽过揉碎了的干棉花叶子和慈菇叶子。后来抽烟的人家在屋前屋后的空地上学会了种烟情况才慢慢地有了点好转。
　　自从烧草够烧以后，夏季分的齐小麦楷子就舍不得烧了，附近的大顾庄办了一座烧砖瓦的土窑，用麦草作燃料。到那里二斤多麦草可以换到一块砖。前些年，农村中很少有人家建房，更没有人家买得起砖瓦，像我们这样需要分家的人家，也只是因陋就简地砌两间土屋。这几年，农村的经济在缓慢地复苏，人们才开始萌发了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的念头。记得第一次用麦草换砖头只有一千几百斤齐小麦楷子，是我一个人撑船去的，那时正是栽插中稻的季节，女劳力特别紧张，桂香没能和我一起去。那天送草的船特别多，要排队过称。过了称后还要把草捆子夯到很高的大草堆上，然后再把砖头往船上挑。砖头上船后已是中午，因为实在饿得没有一点力气了，就用早上在家中带了来一斤米煮饭吃，窑上有一个专门给送草的人煮饭的灶，锅盖上有很厚的一层灰。饭煮好了，发现灶的旁边有半大碗粗盐，显然是窑上专门为需要烧菜的人准备的，我就不时用筷子尖蘸一点盐狼吞虎咽地把一斤米饭吃掉了。那次换了七百多块砖，算是我置家立业的起步。联想到经济学上说的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前些年我只是光顾着家中几张嘴的“消费”，丝毫没能为社会“积累”一点什么，这次总算是为“社会主义大厦”做了点添砖加瓦的事。
　　1968年，公社成立了由当权派、造反派，民兵组织三方面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原来的党委书记任主任，人武部长和文革主任任副主任。第二年，各村（大队）和各单位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造反派中的头面人物大都混得了一官半职。庄上原来那个姓顾的支书仍然是一把手，支书兼主任。那个比小我几岁的红卫兵头儿也被作为新鲜血液吸受进革委会，当了委员。他的哥哥原来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在军管时期当了一段时间的“一把手”，现在成了革委会的副主任。革委会中与我关系最好的是大队总账会计，他是我在大顾庄上学时的同学，他已经当了好几年的大队会计，倒是没有吃过什么苦。他为人正派，和我很谈得来，也很同情我的处境。因为他的缘故又因为文化大革命，姓顾的支书和我的关系也比原来要好得多。
　　在成立大队革委会前，公社派驻了一个工作队来考察干部，工作队的队长姓石。考察干部的文字材料都是我替他做的，他对我的“水平”很是赏识，曾考虑过要将我拉进革委会，后来因为村里的阻力太大，没能通得过。我知道大队干部中有个反对派的主力军，他是个文盲，特别害怕后浪推前浪。还有几个根正苗红的老党员也在其中推波助澜，硬说我的家庭成分是上中农。弄得那个姓石的工作队长很是无奈，临走时送了一本相当精致的“毛主席语录”给我，很可惜我为他做了好几天为人作嫁的工作。
　　1969年夏，一家四口人住着只有二十多平米的土屋，而且是连烧饭的灶间也在其中，实在感到非常狭仄。那年夏天特别热，四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要在外面乘凉乘到半夜时才能上床睡觉，上床后还要不停地摇着芭蕉扇子，实在困得不行了才会几乎是淹在汗水中睡一觉。那年立秋前又出现了连续一个多星期四十度以上的高温，家家户户都把床铺和蚊帐挪到室外的巷子里过夜。深夜时分的桥头上、巷子里还不时能听到用扇子拍打蚊子的声音。秋后，我对那两间已经住了四、五年的土屋进行了第一次“扩建”。其所以把扩建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其规模实在是小得可怜，只是拆掉了房间的南墙，向南延伸了一米多一点的地方，为的是能在房间里加一张铺。因为是过渡性的，仍然是用的土夹墙，没用一块砖头，只化了我两、三天的功夫，没化一分钱。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把此前的三年多的时间称为文革前期。以上就是我在这段时间里生活中的流水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