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分家头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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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春天，我和桂香带着两岁的女儿与大家庭分了家。那时候，结了婚的长子，一般都会在一、二年后从大家庭中剥离出去，除了是独子很少有人家三代同堂在一起过。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说，儿子养大了，为他找个婆娘结了婚，就算是完成了对这个儿子的全部义务，接下来的日子就要靠他们自己去打拼了，再说长子的后面大都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弟妹，父母的精力就要转移到他们身上，再也不能容许已经成家的长子长媳们在大树下面乘凉；从儿子、儿媳的角度上来说，他们身强力壮，希望自己将来的日子过得比上一代好一些，同时他们还要为自己将会要有的一大帮孩子做一些物质上的准备，这恐怕也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的本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分家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规矩，曾经有过一个朝代，立法规定成家后的男丁必须和父母分家，否则将会对这个家庭课以重税。其实，家庭规模的大小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人的自私的本性决定了家庭规模越大越不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也就会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从一开始的“一大二公”发展到后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说到底也是一种分家，只不过是分得很不彻底，相当于将五世同堂的家庭分成了四世或三世同堂的家庭。假如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能以他伟人的襟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作出深刻的检讨，将农村中的生产关系一下子退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那将会是一次挽大厦于既倾的壮举！在全国农村中引起的轰动效应该会远远地超过当年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人民也就不至于在饥饿的边缘上徘徊、挣扎几十年。
　　听庄上的老人们说，过去与长子分家的程序是很繁琐的，为了分得公平，分家时要请舅舅到场，达成协议后还要请庄上的先生写分家书，明确哪几块田、哪几间房分给长子，如果家中有欠债还要规定由长子还债的数额。将要分出去的一方总想从大家庭中多分得一些财产，父母们又因为身边还有一大帮未成年的孩子，总是想尽可能地少分出些东西把他们打发出去，因此，就常常有人家在分家时一家人闹得反目成仇。因为作为公证人的舅舅和多数站闲的邻居都是同情、支持父母一方的，争到最后吃亏的总是长子这一方，因此有女儿的人家都不大愿意将女儿嫁给人家做长媳，当时农村中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俗语：“宁嫁头窝狗，不嫁头胎男”。
　　我们家分家的过程倒是很简单的，分家就是分伙，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财产可以分。只是将家里吃剩下的口粮按人均分，我们这一块三口人分了一铁皮桶的米，那两个铁皮桶是从甘肃带回来的，一个能盛三十五斤米。接下来就在天井的西头用草苫子搭了一间低矮的棚子，在里面支上了两个泥锅腔（一种手工制作的用来支锅烧饭的泥炉子），又分出了一些锅、碗、瓢、盆、筷等炊事用品，这个家就算分开了。分家后，我们仍然住在原来的西房间里，和大家庭共用着堂屋。我们上工的时候，秀兰仍然由母亲带着，母亲生下小妹后就买了一台缝纫机，在家里为村里人缝缝补补，虽然做一条裤子只有几角钱的加工费，但却能抵得上一个大劳力上一天工。过了周岁的秀兰，桂香仍然给她喂奶，那时的习惯是要等到怀上第二胎才开始断奶。母亲每天还在饭锅中炖一小碗加了一点糖、油的米粉，一人一口地喂着秀兰和小妹。那一年，秀兰养得白白净净、胖乎乎的，非常讨人喜欢，弟妹们常常争抢着抱她出去玩。小妹由于先天不足，虽然也已过了周岁，但却长得很瘦弱，刚刚学会走路的秀兰，有时却能摇得动睡着小姑母的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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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家后，父亲就积极地张罗着要帮我砌两间简易的土屋，将我们彻底地分出去。庄子的北面有一小块堆草的场地，原来是祖上分给父亲和三伯家合用的打谷场，父亲就计划在那个地方上为我建房。那个地方北临一条不宽的庄后河，南面是一条騃沟头儿。那块地东西的长度只有七八米，只够砌两间房。东面已经有人家砌了三间土屋，那户人家姓徐，是我们的生产队长。为了少砌一座山墙，同时还能扩大一点面积，父亲就与徐家商量要傍着他家的西墙砌，徐家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就是要求不要将桁条搁在他家的墙上，我家要傍着墙立一把梁。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准备建房的材料，俗话说：“船真屋假”，意思是说，钉制木船的材料是必须用货真价实的木料，该用的省不下来，而建房子的费用却是有很大的弹性，有钱的人家可以化很多的钱将房子建造得富丽堂皇，没钱的人家，只要有力气，砌个土屋是化不了多少钱的。我家将要建造的那所房子，就是不用一块砖的传统而典型的土屋。墙的下半截是土夹墙，有点类似古长城的夯土墙，就是这里用的是粘土，干透了的墙体会裂开一条条缝口，其坚固的程度远远比不上那种夹杂着砂石的黄土。墙的上半截是用的土墼（一种个头特别大的土坯）。土墼就是把拌了稳子（麦收时扬出来的麦芒和麦壳子）的河泥用一个叫土墼框子的木模脱出来的，也是只化力气不化钱。屋顶是用齐头小麦楷子盖的，那时候，小麦脱粒全是用人工一把一把地在碌碡上掼，那种农活名称叫“拭把”，拭下来的小麦草是齐的，正好用来盖屋，庄上的草屋大都是盖的这种小麦楷子。唯一需要化钱的地方是房子的骨架。不过在当时，就是舍得化钱也没办法买到建房的木料，父亲为此想了不少的主意，先是拆掉老屋的西墙，腾出了原来嵌在墙里的一把立梁，后来又砍下了大伯门前河边上的一棵壳树，那种树生长速度很快，材质也极差，以前都是当柴烧的，父亲想利用它再串成一把梁安放在徐家的西墙边上。东凑西凑的还缺几根桁条，听人说大丰那边“海里”可以买到小毛竹，父亲就想要我上大丰那边去一趟。
　　那年，正好大丰那边有个姓王的人在这里帮队里耕田，那时候耕田全是靠牛，队里养的牛又不多，每年春天都要到大丰那边寻一两条牛来帮忙。我就和队里约好了，等春耕结束时由我用小船送他回去，这样就既能拿到工分又可以顺便去看看能不能买到几根小毛竹。我送他走的时候，用的是一条大队里的小木船，那条船是专门接送干部上公社开会用的，有两支小木桨，没有棚子。耕田的老王先前已经步行将他们队里的牛送回了家，他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到我们队里来领一百多斤稻，那是他耕田的工资，他们那里不种稻，米在那里是很珍贵的。走的那天，刮着西风，我们就用一付洋车上的布蓬朗风，没有费多少力气，当晚就到了他的家。他家住在王港河边上一个叫洋心洼的地方，是一个公社的驻地。第二天看到在供销社的大院里还真是有一堆小毛竹不需要凭计划购买，说是毛竹，其实只是比撑船的篙子粗一些的大篙子，并且还是在露天放了很长时间的“伏水货”，上面已经裂开了许多细缝，看起来没有多大的用场。我估摸着如果将两根首尾相错捆绑起来，也许还能勉强地用。于是就挑选相对粗一些的买了五、六根。价钱倒是不贵，一根才一块多钱。
　　那天中午，老王家的老婆在百忙中还特地为我做了手撖面，他家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每天天蒙亮时就要下田打早工（那里习惯在吃早饭前干一阵活），夫妻俩对我都很热情，弄得我有点过意不去。下午船往回划的时候，船上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天仍然和上一天一样刮着西风，是逆风。王港河是一条里下河地区通向黄海的排洪通道，河面较宽。因为是汛期，黄海边上的王港闸是敞开着的，里下河的水就沿着这条河匆忙地奔向大海。因此对我来说却是逆风又加上逆水。我划着一对双桨，需要用全力才能使小船有稍快一点的前进速度。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船停在河边歇一会儿，傍晚的时候才划到范公堤上的草埝闸。过那座闸让我费了不少周折，流水通过闸门时的速度比在宽阔的河面上要湍急得多。因为在流体力学上有个定理，说是在相同的压力下，流速和管径成反比。我先是尝试着从远处拚命地加速，想利用速度产生的惯性从闸门中穿过去，虽然用尽了全力，但连续冲了三次都没能成功，每次都是刚冲到闸门里就被急流顶回去。后来我又搁起双桨改用篙子撑，由于闸门的底部全是光滑的水泥平面，篙子根本用不上力，折腾了几次，弄得我筋疲力尽。我把船停在闸门的旁边，越来越浓的暮色已经降临到河面上，心想，无论如何我要将船弄出去行到草埝镇上去过宿。后来在情急中我看到了在闸门墙上脱落了水泥的石缝，就用手拚命地抠着那些小缝，慢慢地将小船排着出了闸门。那天晚上是在草埝镇里的一座小桥底下过的宿。小桥旁边正好有家小饭店，化了一斤粮票和几角钱，吃了两碗饭一碗菜汤，后来就盖着洋车蓬躺在小船仓里睡了一夜。出发的时候是计划要赶到戴窑的，可这儿离戴窑还有十八里水路。
　　第二天将船工划到戴窑时已临近中午，正好遇到一个庄上的人要跟我的船回家，他是早上步行过来买苗猪的。遇上了他，就像遇到了救星，因为长时间地站立着划两把桨已经使我疲惫不堪。他上船后就把两支桨改成一前一后两个人划，顿时感到比先前轻松得多。到家后，父亲见到了我买的那几根大篙子就说，可惜太小了点儿，只能凑乎着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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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那两间土屋，虽然总共只化了几十块钱，但父亲和我却是忙了整整一个夏天。土屋砌好后选了一个好日子，一家三口就住了进去。两间屋的面积只有不到三十平米，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相当宽敞了，堂屋里的东南角砌了两间简易的土灶，靠北墙放了一张旧书桌当家堂柜，泥墙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除了这些，父亲还给了我们一张旧方桌，那张桌子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是祖上传下来的，可能已经传了好几代，桌面上裂了许多缝口，人一碰到它就摇摇晃晃的，必须要靠着墙放才能摇晃得好一些。后来我找人把四角包上了铁皮用了十多年。
　　分家后的头二年是我一生中最穷困潦倒的一段时期。相比之下，在1958年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只是在阿克苏挨了几个月的饿，其余的时间里与人家相比还能算是活得相当滋润的。而在这段时期里，我的状况比队里的其它人家还要更加艰难，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队里按人口每人分二分地自留地，我家三口人总共只有二分地，那是我的份额，桂香的份子还在她的娘家，自留地是1962年秋天分的，1963年出生的秀兰就没有分到，队里有个比她早几个月出生的男孩就正好赶上了分地，当时对自留地的政策是生不添死不减，很长时间都没有调整过，秀兰可谓是生不逢时。那几年每人一年的口粮只有三百几十斤原粮，每日平均只有几两米，一口人如果有二分地的自留地，就能多收到一百多斤粮食，相当于多出了半年的口粮计划。父亲那边的大家庭中有五个人的自留地（只有小妹没有），情况比我这边要好得多，队里还有的人家在分过了自留地后嫁出了女儿、死去了老人，多占着几个份子的自留地，就更加不愁粮食不够吃了。第二个原因是：我那时又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的社员，而且还带有一点“书生”气，如何“当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特别不适应带着家庭在恶劣的环境中摸爬滚打，因此在分家的头二年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前些年从甘肃带回来的一点私房积蓄，在搬进新家后就全部化光了，全家的收入就靠我和桂香两个人在队里挣工分，那几年队里的工分单价只有三分多钱，两个人上一天工也只有五、六角钱。第一年秋季分配时，我因为一个冬天没在家，后来又为砌房子误了一些工，两个人的工分钱正好够买三口人的粮草，没分到队里一分钱。第二年两个人全都是干的工分多的重活，也都难得舍得歇一天工，工分倒是不比人家同等劳力少，希望着年终能分到一点零化钱。但是那一年因为7月底连续阴雨，水位猛涨，淹掉了队里所有的棉花田，棉花是队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那时一斤稻子国家的收购价只有六、七分钱。因为棉花绝收，工分单价就比往年更低了，分配决算时又没能拿到一分钱。那两年家中必不可少的开支就是靠养的几只老母鸡下的蛋，还有分的布票卖的钱。主要开支也只有三项：一角四分钱一斤的盐，二分钱一包的火柴，三角五分钱一斤的煤油（一个月每户配供一斤）。后来连分配的煤油也舍不得打了，就用七、八分钱一斤的重柴油点灯，常常是一灯如豆，冒着黑烟，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屋里的一切，也熏黑了墙上毛泽东的那张慈祥的脸。记得曾经有一次，家中断了火柴，在家里翻了好长时间没能翻到二分钱，烧饭的时候只好拿草把到隔壁队长家灶膛里过火。
　　因为没有钱去买高价粮，三张嘴就全靠着队里分的口粮。队里一般是一个月分一次粮，每到月底分口粮的前几天我家都要断几天粮，好在邻居们有的比我家的情况好一些，还能靠借东挪西地混过这几天，那时把这种日子叫“挟淘罗箩子”。冬天农活较闲的时候，安排的口粮往往会更少一些，主要是为了春耕大忙时能够多分一些粮。记得有一年冬天，有一个月只分了六十斤粳稻，只轧了四十斤米，再先还给人家七八斤，三口人每天只剩下一斤多米的计划。更何况，除了阴雨天我和桂香都要出工干活，我干的还是是罱河泥的重活。那可是一个人一餐就能吃二斤米饭的时代，真不敢想象那个月是怎样度过来的。
　　养猪是当时农村中的一项重要付业，上级鼓励社员发展养猪是为了能够得到肥料促进粮食增产，如果一年能养两头肉猪出栏，队里结算出来的粪水钱就能抵得上一个壮劳力做工分的收入，另外还要按猪子的增重计算粮食奖励。不过养猪需要有经验还要有一定的家底，猪子在育肥的阶段必须要喂百十斤粮食，养猪的家庭就要能垫得起。我和桂香那时对养猪是一窍不通，更腾不出粮食来喂猪，但又不得不养。分家的第二年，我用卖布票的钱在戴窑买了一头二十多斤重的卡子猪（那时的苗猪只有十斤左右，卡子猪就是被人家养了一段时间的半大的猪），那条猪子本来就是人家嫌它不长才卖掉的，到了我家后又全是吃的粗糠和青草，养了两个多月，用称称了一下，竟然与买回来时一般重，后来就只好又上戴窑集市上去卖掉了，本钱倒是没赔掉，就是白白地喂了两个多月。第二年又买了一条七、八斤重的苗猪，是一条小母猪，因为骟迟了，长到三、四十斤就发情了，队里有个养过母猪的人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把它弄到种猪场去配窝，说是养母猪比养肉猪更划算。后来那条小母猪在当年冬天下了两头猪崽（成熟的老母猪一窝能下七、八头以上），因为养猪的人家都认为头窝猪不肯长，庄上没人肯要，只好拎到戴窑集市上以很低的价钱才卖掉，后来那条只有四、五十斤的小母猪也卖给人家去育肥了。折腾了二年没能赚到一点钱，直到第三年才养成了一头肉猪，记得那头猪养了整整十三个月，卖给生猪站时只有一百一十多斤，是卖的等外，只卖了四十多块钱，这可是几年来得到的最大的一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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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春天，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这个家庭又多了一匹小马（我和桂香都属马，二女儿比我们小两轮），那天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农历闰三月十一。母亲见到第二胎又是生的女孩非常失望，她原本是希望桂香这一胎能为她生一个孙子的。二女儿取名凤兰。生她的时候，家中没有一分钱。幸好那时生孩子是不需要化钱的，队里有个接生婆，一请就到，只是在第三天给婴儿“洗三”时给她一个几角钱的红包就可以了，以后只要记住在孩子满月和过周时顺便请她吃一顿。新生儿的衣服也是一件都不要添置，秀兰穿过的小衣服正好派上用场。那时有句俗语说：“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把老三”。第二天，我挽着一个小落子（篮子）步行上了一趟戴窑，带了二丈布票卖了十块钱。后来就在戴窑街上买了二斤馓子、三十个烧饼和一斤红糖，那时候加了一点红糖的馓子煮烧饼就是坐月子的女人最好的营养加餐，往回走的时候，想到我竟然落魄至此，走着走着，不禁泪流满面。桂香至今依然记得我从戴窑回来时眼里含着泪水。
　　那几年，因为化肥的供应量极少，肥料特别紧张，队里每年冬天都要种几十亩田绿肥，到了春天就将绿肥从地里刈起来用河泥沤草塘，草塘里的肥泥就用来作麦田茬栽稻的基肥。留有一些草根的绿肥田就上水耕沤，用来栽种早稻。绿肥的品种是一种叫黄花草的越冬作物，据说它的学名叫苜蓿，黄花草是可以吃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它就成了社员们的代食品。平常时候，队里有专人看管，生怕有人偷。沤田的时候，队里就常常分一些给社员们煮饭吃，就是吃多了，胃子里会很不舒服，寡心，搅人。因为坐月子的人不能吃掺着大量花草煮的饭，只好天天煮一点纯米饭，另外炒上几大碗花草，我每顿都要就着一碗饭吃两大碗花草，四岁的秀兰也已经有些懂事了，她晓得天天煮纯米饭吃是为了刚生了宝宝的妈妈，她也只吃半碗饭，然后再吃一些花草。通常都是另外烧一碗菜汤，汤里放一把馓子，给桂香吃。有时候她也会搛几根馓子给秀兰。青菜是种在屋后面的河边上，因为春旱，一点儿都不嫩，烧出来的汤其实也谈不上有多少营养，不过是里面放了一把馓子，汤面上会漂着一些油花。后来陆续地有几家至亲送来了“月子礼”，通常都是二斤肉、二手馓子、三十个烧饼。桂香的母亲特地另外买了一付猪肚胃，并且是打了几个鸡蛋灌在里面在家里煨好了端过来的。因为年轻，桂香的脸色就一天天地的白净、红润起来，奶水也很充足，月了里的凤兰也一天比一天地讨人喜爱。
　　桂香满月的那天，队里开始割小麦，割麦是妇女劳动强度最高的农活，也最能挣到大工分，因为割麦是按田亩计件给工分，妇女们都争先恐后地拚着命地干。歇了一个月工的桂香也要我替她磨刀，也想去捞一把。生孩子奖励工分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二年，在凤兰出生的前一年就取消了，现在想起来，恐怕是因为那几年农村中人口骤减而采取的一项调控措施。那天晚上桂香收工回来后样子十分疲惫，刚满月的第一天就干那样的重活，也真难为了她。不过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她生了那么多的孩子，从来没有歇过一个整月。
　　我们上工的时候，凤兰就丢在母亲那里，秀兰也在那里和小妹一起玩，每天上、下午桂香在上工的人歇气的时候，都要匆匆忙忙地从田里跑回来给凤兰喂一次奶，队里有一大匡田离庄子怕有两公里远，要给婴儿喂奶的人每天就要比人家多跑两个来回。
　　从江西回来后，因为忙，就再也没有记过日记，书也比以前看得少了。不过又有了一个新的业余爱好，就是有一段时期对无线电着了迷。在半导体技术开始进入实用阶段时，社会上有不少无线电爱好者，其主体是中学生。东台也有好几家专卖无线电器材和配件的商店。一开始，我是玩的矿石收音机，仅凭一块矿石，加上由线圈和可变电容组成的调频装置，就能通过天线接收到电台的广播。后来又用半导体二极管代替矿石做成半导体二极管收音机。二极管收音机不需要任何电源，它仅凭优良的天线接收空中的无线电讯号，然后在耳机中就能听到广播的声音。要提高收音机的音量，就要在电路中增加一个放大装置，早先的无线电爱好者们玩的是电子管放大器，那种装置必须要有220伏的电源，费用也不菲，在农村中就是玩得起也没有电。我那时用的是半导体三极管放大器，那种装置只需要有一、两节手电筒用的干电池。三极管也很便宜，如果买等外品，每个只有一块多钱。用一个三极管放大器组装成的收音机可以从耳机中收听到响亮的声音，不过还是带不动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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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了几年耳机后，我装成了一台三管半导体收音机，机箱是用本板钉成并被漆成红色。机内装有由磁棒和线圈组成的磁性天线，不需要室外天线就能从喇叭中发出音质还不错的声音。后来还装过一台袖珍机，有时候带到罱泥的船上，河面上常常会响起刘长羽唱的钢琴伴奏[红灯记]的声音，对我来说，真可谓是黄梅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在那个半导体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人们都感到非常新奇，我也有了一种难得的与众不同的自豪感。那种场景已经是分家头二年以后的事情了，开始的时候只玩得起耳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对无线电的爱好，不过是在精神上百无聊赖时的一种自我慰籍。虽然在每一次尝试着装成一组新的电路时，都有一种成功的快感，但是其中的过程却是相当艰辛的。因为我那时实在没有玩无线电的条件，除了经济拮据也更没有相关知识和足够的时间。在技术上主要是靠的几本关于如何组装半导体收音机的书，我做成的“作品”大都是在晚上的油灯下揣摸鼓捣出来的。装机时用的烙铁是用一小块紫铜自制的，在一个专用的玻璃罩子灯上加热，那种烙铁使用起来要比现在用的电烙铁麻烦得多，主要是很难掌控烙铁的温度，温度低了焊接点就不会牢固，温度太高又容易烧坏半导体三极管。组装的线路又是最原始的，非常繁杂，现在的一块集成电路块里面能包含着成百上千个元件，那时却是要将一个个小的元件按照线路图焊接起来。为了达到较好的音质，还要多次调整电路中电阻、电容的数值。因为资金紧张，家中又没有多少备用的元、器件，有时候为了一个二角钱的电阻要步行往返四十公里去一趟东台。就这样装起来的收音机还经常发生故障，因为有些焊接点焊得不牢固，收音机常常会突然变成哑巴，需要拍它两下才能重新出声。
　　那几年，农村中的形势在逐步好转，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大办农业的方针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与前几年相比，外流的人员也少了，再说外面的日子也不好混，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都加大了迁送的力度，外流过去的人根本站不住脚。人们已经慢慢地习惯了通过辛勤劳作换来的半饥半饱的日子。不过形势好转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共产风”是停下来了，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们重温了马克思的教诲，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空前富足才能进入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在现阶段只能实行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就是它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说到底还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历史学家们常说：奴隶制社会的社会秩序是靠棍棒来维持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秩序是靠饥饿来维持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也同样表明了，饿死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懒汉并不是社会的责任。当时如果有一户人家，工分做得特别少，秋后决算的时候，不但分不到钱，连自家的口粮都买不回去，生产队就会将他家的口粮卖到公社粮管所，发给他一个返销粮的本子，让他自己拿钱去买，有的人家就只好先跟别人家借钱把粮买回来，再拿出一部分粮食卖高价还人家钱，这种做法那时叫“杀猫儿，喂猫儿”。虽然一分工只有三、四分钱，但人们因为担心秋后成为“超支户”，出工的积极性都很高，除了天下雨或者是生大病，平时都不大舍得歇工。不过出工的积极性高并不等于劳动的积极性高，如果碰到不是计件的活儿，他们人在队里上工，心里却想着自留地里的那些事儿。更有一些投机耍滑的人，他们出工不出力，只是充人头混工分。因为工效极低，生产队就有一年到头干不完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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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生产队的“自主权”也是非常有限的。就连每年栽多少亩水稻种多少亩棉花也都是由公社统一安排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其中有一“自”就是指的自由种植。那时候是绝对不允许自由种植的，作物的播种面积都是从省、地、县……一级一级的分解、下达的。因为经历了前几年的粮荒，在“大办农业”的方针中还特别强调“以粮为纲”，因此每年水稻的种植面积都要占到总面积的四分之三左右，棉花和杂谷的面积只约占四分之一。队里收的粮食首先要以粮折成钱无偿的上缴国家的农业税，再完成规定的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后者粮食部门以国家规定的征购价结算给生产队，一斤稻谷只有七分多钱。剩下来的粮食是不允许全部用来作口粮的，生产队里的口粮计划是由公社统一审批的，当年增产的队只是可以适当的多安排每人几十斤原粮。再剩下来的粮食还有两项用途，一是要作超产粮卖给国家的粮食部门，价格比征购粮高一些，二是作为储备粮由生产队储存起来，用于将来“备战、备荒”。头几年因为产量提不上去，超产粮任务又逐年加码，很少有生产队再有能力安排储备粮。
　　生产队每年的经济分配方案也是必须由公社审批的。每年的十月底是一个经济年度的截止期，秋季分配也就是年终决算。每年的这个时候队里就要由群众推选出两、三个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民主理财小组”审核队里的全年收支账目。全年的总收入减去各项开支就是全年的净收入。净收入中分多少，提留多少要由公社审批。分配资金总额确定后就用总额除以全年用的工分，得出每一分工分的单价。当年产量较高，队干部又善于管理的生产队，工分单价就会高一些，当年减产，管理又不善的生产队，工分单价就很低。决定工分的单价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参加平摊的工分数量，在被除数不变的情况下，除数越大，得出来的商也就越小。有的生产队的队长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滥开工分，再加上一大批大队、小队脱产和半脱产干部以及勤杂人员平摊到生产队的工分，工分就更不值钱了，就像在一碗汤里又兑上几碗白开水，它能不淡吗？1966年，我们生产队是全大队工分单价最高的队，每分工平五分多钱，邻村有不少生产队工分单价只有二、三分钱。
　　工分单价确定下来以后，接下来就要进行归户结算，这可是户主们最关心的一道程序，因为一算下来就能知道一年全家的总收入，收入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是根据全家的总工分得出来的工分收入，二是根据所养猪子的时间、增重和人口计算出应得的肥料钱。由于肥料钱是算的生产队农业支出，所以是旱涝保收的，工分钱却是要根据当年的年景水涨船高，因此，像我们这些养不起猪子的人家就更吃亏。一户的当年总收入算出后就要再减去当年的总支出，支出也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队里供应的粮、草折合成的生活费，二是平时的预付款。由于担心年终会出现超支户，队里对平时的预付款是控制得很严的，只有和队长、会计关系比较好的人，才能偶尔付到三块五块钱，尽管如此，结算的时候各户都还是有不少的付款条子，大部分是写在香烟壳子上的“碰头”平摊的钱。“碰头”是那时男劳力们聚餐的代名词，隔三差五逢到队长、会计高兴的时候，就由队里垫钱买上二斤肉或者是到队里鸭棚里称上二、三斤鸭蛋，让几个劳力聚在一起打回牙祭，吃过后就由领头的人用香烟壳子写张条子，条子上就注明：某月某日碰头人平几角几分。每人每次吃的一斤米就算是队里的“恩赐”，菜金钱到年终决算时都是要扣的。1966年秋季分配时我分得了八十几块钱，这可是我几年来淘到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