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江西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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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秋天，我开始学罱泥，那是一种劳动强度很大同时还要有一定技巧的活儿，此前我虽然有力气，但因为从小就没干过农活，连撑船都不会，大都是只能和半劳力们一起做杂工，挣的工分也不多。在那时的农村，人们最看不起不会罱泥、扒渣的男人，说是“文不像秀才武不像兵”。那时候，化肥工业才刚刚起步，虽然兴化的化肥厂已经在生产一种叫碳酸氢氨的土化肥，但是分到队里的计划也很少，种田仍然是靠农家肥当家，因此罱泥就成了农村中的大劳力的主要课目。罱泥的人可以拿到相当于做杂工的两、三倍的工分，不过这种农活实行的是计件制，体力的付出也是相当大的。罱泥的时候，一般是两个人一条船，其中一个人用两根篙子做成的罱子伸到河底夹泥，另一个人用篙子掌握船的方向并奋力地将船向前推进，叫“拿船”。如果一条船上的人是夫妻档，则是男的罱泥，女的拿船，如果是两个都会罱泥的男劳力，就轮流着作业，一天一换。我开始学罱泥的时候，倒也没费多少周折，好在这种活儿只是要的是力气，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技术不熟练的人也不过是比别人多出一些力。
　　由于体力消耗大，特别容易饿，早上喝的几大碗薄粥，罱完一船泥撒过两泡尿肚子就空了，有时候一上午要罱三船泥，因此有三分之二的活儿是饿着肚子干的。下午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时中午也是难得舍得煮干饭吃的，只不过是中午吃的粥比早上稍微稠一些，隔上四、五天吃一顿干饭还要掺上很多剁碎了的胡罗卜。听人说，到了数九寒冬的时候罱泥才最苦，有时候滴水成冰，篙子冻得像冰棍手都抓不住。我的心中泛起了冬天要上江西炸炒米的念头。
　　在江西那边有很多58年过去的江苏人，那里有大片的宜垦、宜林的荒山、荒地，当大批的劳动力潮涌过去后，当地就势兴办了不少垦殖场和林场，在那里的人都有了正式的江西户口，就像现在的的美籍华人一样，也可以称他们为“苏籍赣人”。当年拖家带小过去的户主们现在已大都不在人世，他们中有的人关照子女将他们的骨灰送回了家乡，也有的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这里的“异国”只是泛指离故乡很远的地方），继续陪伴着他们的儿孙们。我们庄上也有十几户人家分布在江西的永修、吉安、新建等地方，在永修的人要比其它地方多一些，那里有个大型的国营云山垦殖场，那个农场除了中、上层管理人员都是江苏、安徽过去的外地人。在上海和我家打帮的邻居大姐一家后来也去了云山垦殖场，她的丈夫就是桂香的本家哥哥，在上海的时候，我和三弟曾在他的船上住过几天，去年冬天，他的岳父曾带着一个本庄的青年在他那里炸炒米，混了一个冬天，听说混得还不错。带过去的那个青年姓陈，初中刚毕业，是张家哥哥的小舅子的小舅子。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姓陈的小伙，他说他今年还想去，就是张家哥哥的岳父今年不去，他想找个新搭档，于是我就一口答应了和他一起去。
　　出发前的那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眠，想到在外面漂泊了五年，现在又要抛妻别女去一个不曾去过的地方，而且这次出去将是一次名符其实的“流浪”，心中不免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哀。如果不是家中的日子太过清苦和单调我是舍不得离家的。出去的目的是想试图在外面寻找另外一条出路，或许能多少赚一点钱补贴家用，实在不行也能混上一个冬天的饱肚子。父亲在黎明前就煮好了早饭，他叫我要在天亮前出庄，否则庄上的干部是会阻拦的，匆匆忙忙地吃了几大碗罗卜饭，我和小陈就悄悄地离开了庄子。两个人只带了一些冬天穿的衣服和一床薄薄的只有四斤棉花胎的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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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的第一站是杭州，绕道杭州是为了到那里去买一架旧炒米机，当时泰州也生产炒米机，就是新的价钱贵，要七十多块钱，而且泰州生产的炒米机特别笨重，挑着那样的铁疙瘩在山地上爬上爬下的会很吃力。相比之下，杭州那边的炒米机就轻巧得多。小陈在杭州有个亲戚，其实也是我家邻居，就是张家哥哥的小姨子——我邻居家的二姐，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她的丈夫是大顾庄东边陈家舍的人，早年随父母在杭州炸炒米，后来有了杭州市户口，安排进了一家铁工厂，她的婆婆仍然在那里烘炒米，她家可算是是炸炒米的“世家”，在那个圈子里门路广，可以买到便宜一些的旧炒米机。
　　我们先是从东台乘轮船到无锡，再从那儿乘夜班轮船去杭州，记得在无锡轮船码头上，是买的熟山芋当的晚饭，那种山芋可能是从北方运过来的，特别粉，甚至在吃的时候感到有点咽人，有点像甘肃的洋芋，那时候，我们那里是不大裁山芋的，山芋对于我们是个稀罕物，在当时那个饥饿的年代里，吃山芋时的幸福感觉是大大超过现在吃黄桥烧饼的。那天夜里，轮船先是从北向南穿过了整个太湖，第二天上午就到了杭州，轮船走的是一条最便捷的路线，船费也是最经济的，如果乘火车还要绕道上海，还要在那里转车，不但费用会高得多，而且花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
　　邻居家的二姐住在市中心的一条小河边上，过去那个地方叫“太平桥”，现在可能是河同桥都不存在了。住的房子是在河边上搭建的简易棚子，显然是，他们虽然在户籍上是杭州人，但还没能融入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他们可能是以前长期泊船于太平桥下，后来才在附近的岸上搭起棚子。二姐的一家对于我们的到来还是比较热情的，毕竟是庄上的紧邻，还沾亲带故。我们在她家过了一宿二天，在那里很顺利地买到了一架旧炒米机，连同配套的小风箱和一些专用工具只化了五十块钱。第二天上午我们还抽空去了一趟西湖，那时的杭州西湖真算得上是人民的西湖，各个景点基本上是不需要化钱买门票的。虽然已是深秋，西湖边上依然春光无限，不过我们那时的心情对绿水青山是不大会感兴趣的，给我们留下一些印象的是灵隐寺和岳坟。当天晚上，二姐家的婆婆给了我们一支扁担，我们就挑着炒米机和行李，在杭州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乘的是一趟叫“普客”的慢车，票价只有几块钱，中途在鹰潭还转了一次车。后来，我们在南昌车站又转车沿南浔线北上，我们的目的地——永修就位于南昌和九江之间。那天午夜时分，我们在一个小站上下了车，记不得那个小站的站名，只是记得已经过了永修的县城涂家埠，是江益北边的一个站，那个站小得好像没有候车室，我们只好猫在路边的一个破棚子里等天亮。
　　第二天，天一放亮，我们就挑起担子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砂石公路向云山垦殖场走去，途中经过一个叫虬津的小镇，说是镇，其实比我们家乡的庄子大不了多少，只是有一段不长而且相当狭窄的小街，这个镇的旁边有一条叫修水的大河，河里的水终年湍急地奔向东面不远处的鄱阳湖，修水县就得名于这条大河。我们走过了横跨在修水河上的公路桥，又走了约摸两、三公里的路就到了一个叫刁冲的地方，张家哥哥的家就住在那里的公路边上，听说这里离云山还有好几公里路。
　　张家哥哥和邻居家大姐先前已经知道了我们要过来，对我们应该说还是比较热情的，我和他们在上海一别，算来已经是整整六年，他们那年从上海回家后就随着大批外流的人来到了这里，几年前他们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几年来在着里的生活还算安定，这里是云山垦殖场下属的一个农业队，虽然仍是种田的农民，但他们的身份可是国营农场的职工，他们夫妇每月都能领到一点工资，队里分的口粮加上自己开荒种的山芋也能足够填饱肚子。比起我家的这几年，他们选择的路是正确而且是幸运的，我们家经过了那么多的颠沛流离，虽然期间有过短暂的辉煌，但到头来还是回到原点，不得不重新寄人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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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跟张家要了一条旧麻袋，做生意的装备就已经配套全了，所有的生产、生活用品都安排在一付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上面，炒米机约有三、四十斤重，占着担子的一头，另一头就是在风箱上面放着行李、衣物还有化了五块钱刚买的二十斤米，在风箱的下面还有一个小木箱子，放着一些板手、砍刀之类的工具，重量正好和炒米机的那一头称头，也正好能能把那根扁担压得晃动起来，挑着那付担子在平地上走三、五里路不会感到吃力，如果是爬山，走不多远就要换班。走平路的时候，行进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挑着重担的人脚步慢不下来，他必须大步跟着扁担晃动的节奏才能省力，每次向前跨步的瞬间要正好是扁担向上晃动的时候。因此，不挑担子的那个人必须加快步伐才能跟得上。不挑担子的那个人手里还拿着一根竹箫，那是我从家中带出来的，是我在家中学吹着玩的，也能吹几首流行的曲子，后来那根竹箫还用来兼作打狗棒，这里的当地人几乎是户户养狗，每当我们这样的生人进了当地人的村子，成群结队的狗就会出来热情地夹道欢迎，手里拿着一根棒状的家伙狗们是不敢近前的。
　　进了村子后，我们就学着当地的口音大声地吆喝：“爆米花哟”。一会儿就会有人拿着盛米的淘箩或者是面盆出来了，我们就放下担子准备生火作业，同时还按先来后到把那些盛米的家什排成队，好奇地站在旁边等的人大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燃料用的是木柴，当地人烧饭和烤火全是用的从附近山上砍的杂柴，送米过来的人也同时要带几根木柴，好像是这里约定成俗的潜规则似的，不需要费多少口舌。爆米花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密封着的铁罐不停地加热，罐里的米和空气温度升高后就会产生压力，温度越高，压力就越大，通过安装在机头上的压力表就可以判断出这锅炒米是不是到了出锅的时候，为了使锅里的米受热均匀，不致于糊锅，操作的人就要不停地通过机头上的摇把转动罐身。出锅的时候就先将麻袋紧紧地蒙在机头上，然后用专用扳手猛地打开密封盍，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过后，膨胀了数倍的炒米就全部释放到麻袋里。听小陈说：炸炒米可是个相当危险的行业，也发生过炸伤人的重大事故，如果机身在浇铸过程中有质量问题或者是机上的压力表坏了，就容易发生爆炸事故。还有的时候密封盖自动滑脱，也会把站在前面的人烫伤，因此在操作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同时还要随时警告围观的人不能站在机头的前面。
　　刚开始时，生意不是很好，难得碰到许多顾客排队等待的场面，有时候挑着担子走上半天才能做到几角钱的生意，那时候，炸一锅炒米的加工费只有一角钱，如果要加糖精就是一角五分，我们每次都要劝说他们加糖精，因为糖精的成本只要二分钱，也有的时候，只带了一角钱孩子听了我们的劝说又跑回家去要钱，要到钱的孩子跑回来时就非常兴奋，要不到钱的孩子回来时就很无奈地说：妈妈不肯给钱。平常的时候，一天能做到两块多钱的生意就算不错了。
　　我们两个人基本生活费是每天五斤米要化一块二三角钱。下饭的菜一天只有几分钱，那里到处可以买到一种南昌生产的干酱油豆子，是用黄豆通过发酵做成的，叫“家乡豆豉”，很便宜，现在大超市里也有得卖，把它加上水和作料装在瓶子里就叫“豆仙”，我们买一纸袋子能吃几天，因为里面掺了一些干辣椒末子，在饭锅中炖熟了吃起来特别香。通常都是每天天蒙亮就起床（“床”的概念也就是在地上铺的一小抱稻草而已），在房子的主人还没有起床时借用他家的锅煮早饭，因为是一天吃两顿，早上的这顿饭很重要，它要能保证我们挑着担子在山上山下转一天的能量，因此，每天早上的三斤米饭是吃得连锅巴都剩不下来的，那样的饭量在当时倒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吃一斤半米饭，也就是满满三大碗而已，但在现在听起来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那两个人的那一顿早饭是现在我和老伴五、六天的主食！
　　住宿是不需要化钱的，在我们的活动范围内，几乎到处都有我们庄上的人或者是我们庄上的亲戚。一般的熟人，我们只是借用一下他家的锅，晚上抱一抱稻草铺在地上就混过了一夜，第二天就又到了另一个地方。比较熟识的近邻，或者是和我们两个人的其中一个沾点儿瓜瓜亲的人家，一般是不肯我们拿自己的米煮饭的，他们知道我们饭量大，就煮上一大锅厚厚实实的山芋粥招待我们。特别客气的人家，晚上还会炒一些花生给我们吃，反而弄得我们有点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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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山垦殖场的总部设在一个叫周田的地方，因此那个地方也叫云山，紧挨着周田的西边有一座高山，叫云居山，听说山上有个大庙叫云居寺。周田在焦冲的南边，大约有四、五公里远，在周田的附近，有个地方叫罗神殿，那里住着一家我们庄上的姑娘，姓安，细算起来，她还和桂香家沾一点亲，是桂香的表姐，她的丈夫是离我们庄子不远的野马村人，姓马，当过兵，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们每次经过那里都要在她家住一宿。从罗神殿再向南五、六公里，有个地方叫滩溪，那里是总场下属的凤凰山分场的驻地，我有一个表叔一家住在那里，他们夫妇都是那个分场的职工，他的年迈的父母也已被他接过来，在这里养老。他的父亲是我祖母的本家弟弟，也就是我的舅爹爹（此处应读“加”，是祖父的意思）。我的祖母大如子只有一个叫小如子的妹妹，没有嫡亲的兄弟，因为是在本庄，她和几个堂兄弟都处得很好，现在仍然保存着一份大伯、三伯和父亲分家时的分家书，上面还有几个舅爹爹画的“十”字。表叔是家中的老二，他哥哥一家也在江西，但不在这里，他们不是一起出来的，他哥哥在南昌附近一个叫什么“湖”的农场里。表叔只比我大十来岁，他平时话不多，是个很细心、周到的人，表婶倒是很能干，且能说会道，听说还当着妇女队长。表叔家虽然和小陈是同姓，但不是一个祖宗，他们家的祖先是从不同的两个地方迁过来的，不过他们在家中是邻居，相处得比和我还熟得多。表叔家有挨着肩儿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大儿子也不过十岁左右，最小的是女儿，才两、三岁。我们在他们那里是不需要抱草打地铺的，我们去的时候，他家平时两个儿子睡的铺就让给我们睡，他们一家五口就挤在一张大床上。每次到了那里都在周边做两三天生意，要在那里过上两三宿。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每当我们天黑了还没回来时，舅爹爹和舅奶奶还要站在住处的门口守望。到了那里就仿佛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
　　在完全没有熟人的地方借宿，也常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尴尬的情况，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山里面的农业队炸炒米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老家是邻庄的人家，记得男的叫陆仁俊，因为是邻庄上的人，晚上就顺理成章地宿在他家，对待我们还算客气。隔了一些日子，我们又摸到了那里，准备在他家再借一宿时却遭到了他的拒绝。那天晚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是因为周边实在没有熟人可以借宿才特地赶过去的，我们一放下担子，他就很无奈地对我们说：今天队上才开了会，队长关照今后不得再留外面的人在这里过宿，小陈轻声地问我怎么办，我想今天已经是没处去了，只好是赖在这里，借也借，不借也借。于是我就对他说：“今天已经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昏天黑地的我们还能到那里去？实在不行就麻烦你领我去见你们的队长，我们向他家借一宿”。后来他没有再为难我们，就叫他的婆娘洗锅子让我们煮饭。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到那里去过。对于那天晚上的遭遇，我们也并不怎样记恨他，他完全是因为老实、胆小怕惹麻烦才拒绝我们的。后来我编写家谱时才知道：如果叙起辈分来，陆家庄姓陆的“仁”字辈应该是我的表侄，我的曾祖母陆氏还能算是他的太姑奶奶。
　　那个冬天，我和小陈可真算得上是相依为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分歧，他因为上一年冬天曾在这一带转过几个月，一开始都是他领路，一圈转下来以后他基本上全是听我的，我毕竟比他大四岁，又走过那么多的地方，与形形式式的人打交道的经验也要比他丰富得多。当天晚上赶到什么地方过宿，都是早上就计划好的，但也有时候会做到一个连他以前也没去过的生地方，碰到那种情况，到了傍晚就要筹划晚上借宿的地方。有一次在松山的山里面晚上借宿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那个住在松山上的林业队，全队没有一户江苏人，生意倒是做得不错，因为从来不曾有人把炒米机挑上山过，我们到了那里，人们都很好奇，几乎是家家都拿米出来排队。小陈很是兴奋，我却有点担心晚上找不到过宿的地方。在我们放炒米机担子的旁边，住着一户安徽的老夫妻，我就在他的家门口和他套了一会儿近乎，他是被儿子接过来养老的，不过是并没有跟儿子一起过。他炸炒米的加工费也没收他的，我默念着晚上跟他借宿估计不会拒绝我们。我们收工的时候，山里面已是暮色苍茫，我就向他提出了借宿的要求，并同时对他说：并不会给他添多少麻烦，只要借个锅子煮一点饭，用一抱稻草摊个地铺就行了，我们自己有行李。他听说后却有点儿犯了难，他说他们老夫妻住的一间房间里，连摊个地铺的地方也没有，再说山上也没有稻草，隔壁倒是有一间空着的房间，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窗户也都通着外面。你们恐怕吃不消。我们只好先跟他借锅子煮饭，等吃饱了肚子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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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老人住的房间确是非常逼仄，除了一张床也没有什么家具，房间的角落里叠着一眼烧木柴的小灶，是用来煮饭兼烤火的，这里有烧不尽的木柴，烧的全是山下面非常珍贵的杉原木，老人告诉我们：烧杉木就是图的好锯好劈，反正山上有的是。吃过了晚饭，老人就劝我们在隔壁的空房子里混一宿，因为天太黑了下不了山（我们上来的时候就爬了四、五个小时），那天正是农历的下旬，月亮要到下半夜才会出来。那间空房子里有两张很宽的板凳，有两米长，两张凳子拼起来的宽度也约有60多公分，老人说，那两张板凳本来就是拚在一起当单人床用的。于是我们就只好在那两张板凳上解开我们的铺盖，两个人挤在那张“床”上连衣服也没敢脱。那天夜里我们整夜都没睡着，山上的气温要比山下面低得多，更何况我们等于是睡在露天里，幸好那天夜里还没有风。两个人裹在一条只有四斤棉花的垫被里紧紧地挤在一起，相互靠对方的身体取暖，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着家常，非常怀念在山下面有稻草的地铺。下半夜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觉得山里面的月亮特别明亮，窗子外面宛若白昼，不知道诗人李白的“静夜思”是不是在这样的境况中写成的。
　　第二天离开那里的时候，山路上铺着很厚的一层霜，疑是夜里下了一场小雪。虽然挨了一夜冻，但身体上倒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吃过了三大碗饭依然是精神抖擞，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那时的那种“本钱”是可以与现在的百万富翁相媲美的。靠近我们住宿的地方，有个全是当地人住的村子，叫南坑，我们没有在那里停留，因为我们还要在松山顶赶十几里的山路，那里有一家造纸厂，估计能做到一点较好的生意，那里住宿没有问题，小陈知道有一个西毛庄的人在那个厂里做工，昨天就是计划赶到那里过宿的。松山上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整个山上可以称之为竹海，狭窄的山路两边长满了高大的毛竹，虽然是在冬天，那一棵棵毛竹依然是青翠欲滴、生机盎然。山上除了毛竹还有杉树和松树等较珍贵的树种，在那种竹、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座大山却是一座名符其实的“金山”。
　　在造纸厂，生意做得并不好，因为那里是打工的单身汉居多，吃的是大食堂，对炒米不大感兴趣，当晚就宿在厂里集体宿舍的大统铺上。虽然从经济上来说，我们这次松山之行是失败的，但是这两天两夜的高山经历却是有的人毕生也难得遇得到的。第二早上，我们就从造纸厂的后面的北坡下了山。下山只化了两个多小时，就是这条下山的路特别陡，挑着担子的人感觉非常吃力。站在陡坡上极目远望，视野特别宽阔，满眼都是青山、绿水、人家，几十年后在庐山锦绣谷游览时的感觉也觉得不过如此。
　　松山的山脚下就是修水河，虽然这条河在冬天枯水的季节里也比家乡的车路河宽不了多少，但它还有一个更大气的名字叫修江。河的对岸有个叫柘林的小镇。在等渡船过河时，我居然还有心情拿起竹箫吹起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一条大河，波浪宽......柘林是一个古镇，傍着修水河边有一条不宽的老街。那时人们都习惯把这个镇叫老柘林，因为在离这里不远的上游正在建设一座新的城镇，叫新柘林。新柘林住的全是外地人，那里正在建设一座大型水库，叫柘林水库。计划在柘林附近的两山之间筑起一座大坝将修水河拦腰截断，然后再在大坝上建一座电厂。那座大坝是用的土坝，规模之大据说是亚洲第一。这里曾经集结过数以万计的苏、皖、豫逃荒者。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感觉到几乎是一座空“城”，宽阔的大街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据说是在土方工程告一段落后工程已经下马，那种景象倒是有点像二、三年前的酒钢。因为土坝已经筑成，现在流到下游的水是从旁边的一个涵洞里绕道流过去的，看来水库建成、蓄水、发电还有待时日。最近从网上搜索到的信息：柘林水库早以建成，建成后的水库叫柘林湖，因为湖中有997个小岛，又叫千岛湖，那里先是和云山组成了“云居山——柘林湖风景名胜区”，后来又将柘林湖更名“西海”，并和90公里外的庐山组成“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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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柘林生意做得还不错，因为那里还有很多留守的家属。当晚我们宿在柘林旅社，晚上每人吃了一碗馄饨和一大堆油条，钱化得不少，肚子可没吃饱。在那里一直做到第二天晚上，后来在夜色中赶了十几里的山路，摸到了一个叫常山的地方，我们庄上有个姓徐的人家住在那里。老徐家原是老家庄上河南的人，平时和我们两家交往并不多，但夫妇二人对我们却都很热情。记得那时他家有一个七、八岁的儿子，小名叫羊子，听说羊子后来在部队里提了干转业到了南昌，在铁路部门当上了官。
　　那年腊月，我们还上了一趟云山。说是上去做生意，其实也是为了探访那里的名山古刹。这里有一个关于云山的传说：说是云山大庙里的主持在革命年代曾经救过毛泽东，全国解放后，中央拨了不少款项重新修缮了被战火焚毁的云居寺。那天上午，我们是从云山的北坡上去的。修水河上有个渡口叫张公渡，在柘林的下流，离刁冲不远，那里有一条通往云山顶上的山路，路并不难走，全是缓坡，不过路可不近，怕有二十好几里，我们爬爬歇歇化了大半天的时间，感觉到云山的高度可能比松山要低一些，山上的树木也不如松山上壮观。那天傍晚才赶到云山顶上的一个林业队，林业队上住着十几户外地的人，还有一些单身来此打工的人，我们在这里做了十几锅炒米的生意。有一户姓张的人家是离我们庄子不远的王寺庄的，男的叫张亚林，是较早来到这里的农业工人，晚上还招待了我们吃了一顿晚饭，并安排我们在旁边的单身宿舍里过了一夜。
　　离林业队不远的地方，就是那座叫云居寺的大庙。第二天上午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想不到还看到了庙门前边还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山顶湖！湖的对岸还有一座尼庵。云居寺的格式和杭州的灵隐寺大同小异，只不过是规模和气势比灵隐寺要小一些。因为是地处深山，又加上是那个特殊年代，虽然对朝拜者分文不收，但寺里几乎看不到香客，门可罗雀。听说现在山上早已通上了公路，那里已经成了香客如云，香火鼎盛的旅游景点。寺里面有不少禅意很深的楹联，弥勒殿前的一付长联也特别有趣，当时因为手头没有纸笔，很遗憾没能将它们摘抄下来。幸而最近又从互联网上找到了这些楹联。其中有一付是天王殿门前的，上联是：“尘外不相关，几阅桑田几沧海：”下联是：“胸中无所得，满湖明月满云山。”楹联中巧妙地将庙前的“湖”和“云山”嵌入其中，似乎是体现了出家人的无奈与淡定。还有一付弥勒佛殿前的长联是：上联，“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只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越，信心时用何物供养；”下联，“年年坐冷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请问这头陀，得意处有什么来由。”这付楹联和那尊笑佛真可谓是相映成趣。
　　寺里虽然难得有游客光顾，但殿内殿外都收拾得非常整洁，更加显出佛门清静的意境。寺里的僧众也不少，多数是年长一些的，也有年轻的小和尚。和尚们看到我们把炒米机挑进了庙里都特别好奇，就纷纷地拿米出来给我们加工炒米，他们都是在食堂里用餐，不知道为什么还存着米？在大雄宝殿门前的大院里，我们点着了炉子，拉起风箱，开始了“炮轰”云居寺的作业。那天，由于接炒米的麻袋有多处破损，每次放炮的时候都有一些炒米从破损处飞出来，像仙女散花似的飘落到砖地上，和尚们见此情景，都会双手合十念一句“阿弥陀佛”，也有人拿出扫帚把散落在地上的炒米很认真地扫起来，说是要倒到湖里去喂鱼。可能是从来没有人把炒米机挑进庙里来过，由始至终也不曾有人出来阻止我们。那天，我们在庙里做了两块多钱的生意。下山时，我们走的是东坡，经过那座尼庵时，我们还看到了年龄不是太老但却慈眉善目的尼庵住持。下山只化了不到两个小时，山的脚下就是周田。下山的路是特别陡峭的，比起在松山下山时还要困难得多，到了山下，当我们抬头回望那条陡得出奇的山路时，竟然不敢相信我们能将炒米机担子从那条路上一步一步地挪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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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又到了阴历的年关，年关前的一段时间是做炒米生意的黄金时期，记得儿时在家乡也总能不时听到炸炒米沉闷的爆炸声，加工的品种也由单一的籼米变成粳米、糯米和玉米。当地人在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做上几斤炒米糖，就是用加过热的饴糖拌炒米，待冷却后再切成块。传统的炒米糖用的炒米并不是用炒米机加工出来的，是用糯米在油锅中慢慢地炒熟的，那种炒米糖吃起来既香甜又实在，不过那种做法太费米费油，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家舍得做了。那几天，我们天天到当地的村子去做，有时碰到一个较大的村子能做上一整天，有的人家一户就要加工七八斤米。通常是，夜里在熟识的家乡人那里过宿，白天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做，晚上再回到那里去过宿。也有的时候，因为做得太晚了，不得不硬着头皮跟当地人借宿。跟当地人借宿也不是太难，他们对做生意的人并没有多少戒心。只要物色好对象，在收加工费对他优惠一些，开口跟他借宿一般不会拒绝。有一次，在当地人家过宿时，那家的老人还拿出了自家酿造的米酒叫我们陪他喝，那种酒特别淡，淘米水似的，有点儿像我们江苏南通人喝的那种米酒。
　　当地人住的房子很特别，房子的骨架全是用整棵杉木榫接起来的，连房子的墙壁也都是用的厚厚的杉木板。如果把屋面上盖的瓦掀掉，整座房子都能抬得走，据说要用几十立方米的杉木材。那时在我们平原地区，一个县一年也难得分到那么多的杉木计划。房子一般都很宽敞，在堂屋的一角都有一个火塘，火塘里整天燃着木柴火，那是做饭和烤火唠家常的地方。火塘上方有一个可以升降的吊钩，是吊着锅子煮饭烧菜用的，需要大火的时候便将锅子降下来靠近火苗，需要小火时就将锅子升高一点。他们煮饭的方法也和我们不同，一开始要加很多的水，就像煮稀饭一样，开锅后再将锅里多余的水倒出来留着喂猪，然后才重新把饭锅在小火上慢慢地焐熟。用那种方法做出来的饭，非常松软爽口，就是其中的营养成份怕的要打一些折扣。他们用的锅子也是只有在当地才能买得到的特制铁锅，铸铁锅子的边沿上有一个豁口，倒米汤时，一只手捂紧锅盖就能很方便地将米汤滤出来。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和我们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通常是早晚都是吃干饭，中午很简单，早上吃剩下来的饭锅巴加一点水做成烫饭，每人吃一点就对付过去了。这里的人非常能吃辣，据说做出来的菜碗碗离不开辣椒。过年前，一般的人家还都要宰杀一头自养的猪，很多人家的屋檐下都挂着腊肉，这种美丽的风景还是儿时在家乡看到过。
　　腊月二十八，我们到了滩溪，那里的表叔曾约过我们到他家过年。那年腊月小，二十九就是除夕，那天我们一直做到周围响起了鞭炮声才收工。年夜饭是很丰盛的，我们已经几个月没吃过鱼肉了，那顿晚饭对我们来说，可真算得上是一次超级享受。晚上和往常一样睡得很早，那时又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那天夜里，当表叔一家和小陈都沉入梦乡时，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想到离家三个多月没洗过一次澡，也记不清曾经换洗过几次内衣；想到三个多月来我们爬山涉水不停地奔波，除了每天有五斤米饭把两个人的肚子撑饱，却没能余下一些钱；想到家中的父母、弟妹、桂香和天亮后就是两岁的女儿……心里盘算着明天和小陈商量，准备提前先回江苏，我们原本是计划混到过清明回去的。
　　第二天和小陈商量时才知道，他巴不得我过年后先回去，因为节后的生意会更加清淡，两个大男人靠一台炒米机可能连嘴都管不上。他又没有结婚，没有什么牵挂，我先回去正好成全了他，他想混到清明回去。于是我们就商量着将炒米机作价四十块钱顺给了他，我带出去的小垫被先留下来给他用，等他回家时再还给我。大年初二，我就踏上了归途，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手里还拿着一支从家中带出去的洞箫。
　　这次回家，走的是一条最经济又最便捷的路线。就是先乘火车到九江，再从那里乘长江客轮去南京。那时长江客轮的票价特别便宜，记得一张五等仓的客票只有三块几角钱。五等仓就是散仓，没有座位，乘船的人随便找个空地方席地而坐。我因为没有行李又没有旅伴，大部分时间是在客轮上到处游走，或者站到船头上眺望江面上的风景。客轮顺流而下速度是很快的，可归心似箭的我仍觉得它走得太慢。
　　到家后一盘点，我带出去的本钱正好又分文不多的带了回来，算算离家的时间，恰好是整整一百天，踏遍千山万水只是混了个肚儿圆。后来我又化了几个晚上，补记了这一百天的日记，那时的记忆力特别强，一百天走过的地方和遇到的人和事，居然还能如昨天般的在脑中清晰地回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