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难忘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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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和桂香见我又由工人变成农民，也说不上是高兴还是婉惜，一个家庭分成三摊长期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如果家乡的形势再好一些，一同回到江苏全家大团圆是母亲的愿望，不过那时母亲还不愿立刻回江苏，她叫我先在嘉峪关住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说。于是我就带着迁往江苏的户、粮关系在嘉峪关住了下来。
　　嘉峪关公社的食堂一直开办到1960年底，散伙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完全没有粮食，而是因为全国的大势所趋，食堂散伙后每人每月仍能分到二十多斤粮食，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算是很不错了，黑市上的粮价也比前些年低了一些，三块钱可以买到一斤杂面，因此，我住在那里生活上暂时是没有困难的。
　　在这次我回来前，母亲们已经从余家院子里搬了出来，原因是余家和大儿子结了婚，房子有点紧张，正好旁边的许家大院门前有一间空房子。这间房子比我们原来住的那间稍大一些，又是在院子外面，出入倒是很方便，就是许家的茅房在院子里面，上厕所有点不方便。搬家的时候，余家还卖了一张半大的方桌给母亲，后来回江苏时又送给了他家。余家的儿子比我大三岁，媳妇是娶的酒泉附近高台县人，个子高高的，样子还不错，可惜四十八年后我和桂香重访嘉峪关时看到她瘫痪在床，景况很凄惨。
　　当时在嘉峪关大队，和我们一起过来的“上海移民”，都已经断断续续地“孔雀东面飞”，周玉兰一家也在上一年冬天回了江苏，他们走的时候大都没有到公社办理户、粮迁移手续，他们知道，从上海迁过来的户口是“假”市民户口，如果要重新迁回上海，必须要有上海方面出具同意迁入的证明，在当时要取得这样的证明是比登天还要难的，如果是将户口迁回苏北老家，倒是随时可以办理的，不过是没这个必要，家乡的户口根本就没有注销。此时，这里的“上海移民”只剩下独一无二的一户——“张想宝”，母亲想等到秋后再说。
　　那一年，由于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各地都自发地形成了“自由市场”，开始的时候当地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听之任之，通过长途贩运，票、证买卖，一些非常紧缺的计划物资都能花高价在自由市场上买到。母亲叫我到酒泉的自由市场上去一趟，看看能不能从江苏、上海倒腾一些东西过来卖。在酒钢五一俱乐部门前的马路边有开往酒泉的班车，每天往返两趟，我和桂香是乘的上午第一班车去的。酒泉的自由市场是安排在一个空旷的大院子里，显然是当地的管理部门把它从马路边上集中过来的，市场里多数是摆的地摊，也有拿在手里叫卖的，我们看到有人卖新的灯芯绒裤子，一件二十几块钱，很好卖，那个卖裤子的人告诉我，裤子是在江苏常州做好贩运过来的，常州和上海是灯芯绒的产地，这种布料在那里并不紧张，就是买的时候要布票，在黑市上也能买到布票。受到启发后我就决定回一趟江苏。
　　当我一个人启程回江苏时，时间已经是1962年的初夏，过了兰州就下起了雨，到西安时雨越下越大，听说前方路基出现了险情，因而在雨中的西安车站滞留了一天一夜。后来接连下了几天雨，风雨一路把我送到南京。流落干旱的西北已经近四年了，对于这次久违的绵绵阴雨反而使我感到有一种异样的亲切。与去年同桂香一起回来时相比，这次只身归来似乎有一种败兵回营的意味，那次回来是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告假回乡省亲的，风风光光地还甚至有点儿趾高气扬。而这一次则是有可能要在此终老一生。在路上免不了又买了几包古巴香烟，对于将要成为我名符其实父母官的队干部们，见面时总要客气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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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的时候，弟弟们还没有放署假。晚上父亲煮了一锅子麦糁子粥，是元麦磨的糁子，粥煮得很稀，但是弟弟们却告诉我说比平时还稠得多，平时碗面上能照得见人脸。麦收后，队里每人分了五十斤麦子，以元麦为主，小麦为辅，这时节，庄上的普通社员家里都几乎是难得还有去年的“陈”米。第二天中午，父亲特地为我撖了面条，是用小麦“连麸倒”面粉撖的，汤汤水水的，一个人喝了好几大碗。父亲仍然为队里“风”水看“洋车”，这里的“风”是当动词用的，意思就是管理用风力驱动的水车向稻田里送水。负责“风”水的人在田头搭有一个小舍子，如果夜里有风需要扯蓬，人是不能离开田头的，否则的话，一旦风大了没人及时落蓬，就会翻“洋车”。有一天，我也学着看了半天“洋车”，那天刮着较大的东南风，六合布蓬只扯了四合。父亲告诉我，这时节的东南风是最常见的季风，它不会时而变大变小，更难得调风（改变风向），最适合“风”水。
　　在家时住了几天，我去了一趟兴化城，这次主要是为了去看望一下在兴化中学读高中正准备考大学的三伯家的堂兄，他1955年考上兴化中学，本来应该是去年高中毕业，因为在上高中时患上肺结核休了一年学才拖到今年毕业的，他的长达七年的中学生活是在极度艰难中度过的，这段时期，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接踵而来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加上三伯又在1958年岁末含恨辞世，使他几乎完全失去了从家庭中得到的经济来源，三伯母又是一个非常老实憨厚的农村妇女，在最困难的时候曾带着一个比我小七八岁的堂弟到“海里”讨过饭。同时他本人又生了一年病，他够能坚持完成高中的学业，所表现出来的毅力确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去年秋后，我和桂香一同回来时我一个人也特地到他那里去了一次，那时他为了能省一点学校里的住宿费用，一直是住在南门吴先生的家里，吴先生曾在我们庄上教过几年学，堂兄是他的得意门生。记得那个地方叫石头巷，我去的时候吴先生还在乡下教学，看到吴师娘的床上盖的是一条棉花胎，可以想像到那时候城里人的日子也是过得很艰难的。
　　班船在晚上九点多才到兴化，以前从他的信中已经知道他现在是住在学校宿舍里，从轮船码头到兴化中学的路我是熟悉的，因为1956年曾在那里做过一次“中学梦”，那天晚上我就挤在他的学生床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了一碗他从热水瓶里倒出来的粥，他告诉我：他们经常在晚上抓一小把米放在热水瓶里，过一夜米就被“烫”成了粥，可想而知那种粥是非常难吃的，不过是在那个连生米都能吃的年代，能喝到那种厚敦敦的热粥倒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在家里听父亲说：社员在下田割稻时每个人都要带两块半截砖头，他们到了田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稻子在砖头上磨掉壳子，然后就津津有味地嚼起生米来，看到有干部到了田头，他们才纷纷把所带的粮食加工设备藏到草丛中拿起镰刀开始割稻。因为两个人只分食了一个人的早餐，我就又带他到街上吃了一些“硬东西”，那时把粥以外的吃食都叫“硬东西”，就像现在把黄金称为硬通货一样。堂兄告诉我：吃“硬东西”的时候要时刻警惕旁边有人抢，街上有一些专门抢东西吃的人，他们会突然地抢走你手上的烧饼或馒头，然后飞快地在上面吐一口唾沫，任你拳打脚踢都不会丢掉他的战利品。因为回去的班船是凌晨五点多钟开出，一天只有一班，因而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整天，过了两宿，第三天才起了个大早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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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去了一趟东台，准备置办一些回甘肃的货，那天早上是步行过去的，从小路上斜插过去约有十七、八公里，大步流星地也要走三个多小时。路上经过红毛舍、张家垛、扎垛等庄子，还要过好几条河，有人摆渡的河只要化二分钱就能随时过去，碰到没人摆渡的河就要坐在河边上等过往的行船，如果不巧就要等好长时间。东台街上布店里的货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是要凭证购买，生意很清闲。我想要的灯芯绒在县百货公司的布匹柜台上也有得卖，布的价格是每尺一块二角左右，在百货公司门口就有人卖布票，他（她）们操着暗语问我要不要“叶子”，布票的价格是每尺一块钱左右，价钱谈妥了就一起到比较僻静的巷子里去成交。算起来如果用六尺布做一条裤子，成本也只有十五块钱左右，还能有几块钱的赚头。那天我什么也没买，晚上在小戴庄的一个亲戚家中过的宿。小戴庄离东台只有十几里路，离我家庄子也有十几里路，从旱路上东台有的时候也从那里经过，那家亲戚是我的一个表姐，是二姑母的长女，由于父亲排行最小，母亲又比父亲小七岁，因而我的那位表姐只比母亲小两三岁。表姐夫姓扬，比表姐小七、八岁，是叔招嫂。小戴庄是东台堤西的一个大庄子，那时是公社的驻地（现在是廉贻镇镇政府所在地）。表姐夫在公社机关部门里有不少“朋友”，是庄上很有些名气的头面人物。听说他在负责管理村里的一个小型的水泥制品厂，从他的家里似乎不大体会得到挨过饿的迹象。他有一子一女，女儿比我小不了几岁，但还是喊我舅舅。
　　第二天，他同我一起上了趟东台，他在东台也有不少熟人，有一个在新桥旁边做裁缝的熟人倒是帮了我的大忙，我们找他联系加工裤子时他告诉了我们一个袂窍，原来卖的裤子都是两件一组配合着裁剪，叫套裁，通常用二尺四寸幅宽的布，只要九尺五寸布就可以做两条裤子，另外再用一些不用布票就能买到的手帕之类的布料做腰衬和袋子，这样做就减少了不少成本，一条裤子也就能多赚几块钱，不过这样的裤子只能卖给屁股不太大的妇女穿。做男人穿的较宽大的裤子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裁剪，就是布料的幅宽要达到二尺七寸。后来我看到灯芯绒的幅宽大都是二尺四寸的，就决定做一批女裤。裤子的颜色以黑色为主，同时搭配一些藏青色，这两种颜色在酒泉是最受欢迎的。那一天，我先买了十几丈布票，然后又买成布送到裁缝店里，买的布料能做三十件女裤。当晚就回了家。
　　几天后，我在东台拿到了这批裤子，当晚就乘上了到高港的客班轮船，第二天又从高港乘长江大轮到南京，在那里很顺利地登上了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后来这批裤子在酒泉自由市场上相当好卖，我和桂香两个人只卖了三天就全部卖掉了，赚了将近二百块钱，可谓是初战告捷。因为第一次尝到了甜头，这次我在嘉峪关只住了七、八天就又回到了江苏。
　　去东台办货时，晚上仍然宿在小戴庄表姐家，一天晚上，表姐夫突然提出也要做几十条裤子跟我上甘肃，我想在路上有个伴也好，大不过在那里多卖几天，就答应带他一起去。这次在他家住了三、四天，我们天天早上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东台，晚上赶回小戴庄过宿，我们成了新桥那个服装店的常客，店里的七、八个做缝纫的女工都和我们混得很熟。这次除了女裤，我还做了几件咖啡色的男式茄克。我们每天都把加工好的服装一批一批地拿到表姐夫在东台的另一个朋友家中，他的那个朋友在小戴庄供销社工作，那个朋友虽然本人并不在家，但他的家属对我们倒也很热情。表姐夫也做了二、三十条裤子，因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本钱，还跟我借了一百多钱。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存放服装的那个朋友家中吃了晚饭就都背着大包小包地上了轮船，一切都顺顺利利的，想不到第二天中午在高港码头上大轮时却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情。那天在排队检票时我就发现情况有些异常，在检票口的旁边站着几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对有些旅客携带的超大包裹进行开包检查。我和表姐夫本来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排在等待检票的队伍中，在离检票口还有十多个人的时候，本能地感觉到两个人同时拎几个大包一起走，会更加引起检查人员的注意，于是我就和他简单地打了声招呼从队列中退了出来，重新插到后面的队伍中。果然不出所料，表姐夫在通过检票口时遇到了麻烦，检查人员先是把他拦下来盘问，接着就开包检查。这时我离检票口也只隔着七、八个人，心想此时缩是缩不下来了，只好碰运气了。我的前面是一个回家探亲返队的解放军战士，他只是背了一个黄色的军用小包，一只手拎着一个不大的黄色军用旅行包，我灵机一动，和他打了声招呼，说我带的包太多，腾不出手来拿票，请他帮我拎一个包，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得寸进尺地将一个最大的旅行包交给了他。谢天谢地，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检票口，我们通过的时候，表姐夫已经又背起了他的几个大包被检查人员带走了，我看到了他的无助的眼神，心里非常难过，没敢跟他说话。
　　上了大轮后，我像一条刚刚漏网的鱼，心里总是惶惶的，看到穿着制服的船上服务员也会本能地感到紧张。在船上听人说：现在国家要管自由市场了，特别是要严厉打击长途贩运工业品的行为，查到后，轻则没收贩运的货物，情节严重的甚至还要判刑。那时有一种罪名叫“投机倒把”罪，若干年后，改革开放了，刑法上才取消了这宗罪名。现在看来，“投机倒把”一词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词汇，其中的“投机”一词倒是有钻空子谋取私利的意思，但“倒把”二字却非常使人费解，在词典上也查不到。以后的一路上倒是没遇到过什么麻烦，就是每当在火车上看到乘务警巡视车箱或者是乘务员帮助整理行李架时，心中总会升起一股莫名的紧张。
　　在酒泉的自由市场上，情况倒是没什么变化，这批货出手得还算顺利。在市场上还认识了一个叫郭占奎的人，最后有几条裤子就是低价倒给他的。我估摸着，在高港被拦下来的表姐夫，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就是恐怕那些货要连本带利的报销了，后来听到的情况还果真是如此。这一趟，我还是赚了一些钱，不过如果算上借给表姐夫的那一百几十块钱，就差不多是跑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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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秋后，母亲和我都估计到今后国家对自由市场的管理将会越来越紧，生意怕是再也做不成了，单独一户人家再留在嘉峪关农村也不是个办法，再说家乡中的情况也在逐渐好转，这几年我们还余了一些钱，回去也可以坚持一段日子，因此，我们决定举家南迁。在办好户、粮迁移手续后我又去了一次酒钢，说是去买一些绳子捆扎行李，其实也是想最后看一眼那个从短暂的辉煌中跌落下来的“戈壁新城”，那天天高气爽，秋日的阳光无力地照在一幢幢只建了半截的高楼上，显得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凉，这里曾经是我寄托过梦想的地方，现在是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了。一个人漫步在空旷的马路上，不由想起从哥哥去世后五年来的家庭中发生的那些悲欢离合的往事。感到些许欣慰的是：我们全家人经历了那么多次劫后余生，现在还都能一个不少地挺过来。几年来全国饿死了数千万人，我们这个家庭虽然在那次运动的序幕中失去了我的一个哥哥，但是这几年命运之神还是很眷顾我们的。马上要回去合家团聚了，终于能给长期的颠沛流离划上一个句号，不过这个句号却是很不圆满，联想到家乡目前的情况，等着我的将是终年劳作而只能混个半饥半饱的日子，不由地感到十分无奈和茫然。
　　几天后，我和母亲、桂香和妹妹扣一行四人踏上了回家的归途，作为“上海移民”的最后一批人离开了嘉峪关公社，民风淳朴的当地人对于我们的离去表现很漠然，就像十多年后我们对待大批知青纷纷返城一样，人们好像早就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是游戏总有结束的时候。
　　在路上，这一次还是比较轻松的，大件行李是在车站上托运的，随身只带了几个小包和一些舍不得丢掉的锅碗瓢盆。精明的母亲仍然不肯我为十三岁的妹妹买一张儿童票，她认为三个大人掩护一个半大的孩子肯定没事，后来在车上遇到检查车票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就坐在座位上，妹妹就躺在座位下面，居然一次也没有被发现。在兰州转车时我和桂香在车站附近的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针织的床单，这种床单用布票买只有十几块钱，可我们却化了四十块钱，因为标明的是“议价”，免票。那时因为物资极度匮乏，国家为了回笼货币，不得不将原本计划供应的物资拿出来卖高价，在许多国营商场里都开设了“议价”专柜，只有有足够的钱就能买到紧张物资。后来连食品、早点行业都实行平、议价双轨运行，同时标明一个馒头收取粮票的价格和免票的价格。尽管那时还在强调国家发放的票证是无价证券，买卖票证是违法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票证已经是被定了价的。那条床单质地很好，上面印着淡雅的绿花，后来它成了我和桂香的一件很起眼的床上用品，跟随了我们几十年，直到现在，上面虽然补了不少补丁，桂香还没舍得把它丢掉。在家乡的一段极端困难时期，这条床单上同时躺着我们几个嗷嗷待哺的儿女，看到它仍然会使人想起我们曾经有过的一段“辉煌”岁月。
　　火车上来来往往做生意的人很多，显然是各地的自由市场还相当“繁荣”，那时还谈不上什么叫信息、物流，有些商品甲地早已断供而乙地还有存货，我们在兰州车站附近的自由市场上买了一个自行车打气筒，在郑州的自由市场上卖掉还赚了几块钱。听车上的人说，有一些人甚至能在同一个市场里买几样东西再拿在手里叫卖也能够赚到钱。因为有了“议价”，做生意的人到处都能买到吃的东西，那时对那些人很是羡慕，不过我自知是一个天生胆小怕事的人，上次在高港又被吓破了胆，恐怕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
　　到南京时，因为托运的行李还没有到，住在下关的一家旅社里等了一天，那天下着小雨，我还领着桂香乘一路公交车到健康路，在夫子庙转了一圈。第三天的下午，我们才在徐舍码头下了班船，在东台上船时就听人说，因为前几天的一场狂风暴雨，兴化已经淹掉了，下了班船看到河里的水位很高，田里还有很深的积水，稻子已经收割完了，棉花、黄豆等旱谷作物全都泡在水里，许多年后我在水利部门工作时看到了那一年的气象资料：9月1－2日，13号台风过境，大雨倾盆，日降雨量200多毫米，水位猛涨至2.91米，造成粮棉严重减产，旱谷基本无收。气象资料上还显示：兴化地区发大水大都是在6月底至7月初，9月份发这样大的水是很少见的。家乡人都把秋后发大水的现象叫发“秋傻子”，意思就是说很不正常，想不到那一年的“秋傻子”发得有点儿过分，它给刚刚有点转机的家乡经济带来了雪上加霜的后果。徐舍码头离我们庄子约有三、四里远，如果不是发大水，我们原计划是着（方言，派）一个人先走回去，然后撑一条船来运东西，现在到处是水，没法走回去，父亲又不知道我们那一天到家，那时又没有手机之类的现代通讯工具，倒是使我们作了难，幸好母亲遇到了我们庄上的一个亲戚，跟他借了一条小船才把东西都装上了船，我因为从来没有撑过船，再加上水又深篙子又短，弄得满头大汗也没能将船撑多远，后来桂香笑着篙子接过去，原来她是这方面的老手，后来她很熟练地花了个把小时就将船撑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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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听到我们将要回家时，就把存放杂物的西房间收拾出来了，一到家这个房间就成了我们的卧室，房间里有一张以前从苏南带回来的雕花架子床，这里曾是五年前哥哥和嫂子结婚的新房，记得那时小小的房间里几乎塞满了嫂子陪嫁过来的木器嫁妆，听说嫂子改嫁时，她的娘家人把她的陪嫁全部用船运回去了。我们初到家时房间里除了有一张哥哥结婚时用的架子床就任何家具都没有了，过了些日子，桂香的娘家给了我们大、小两个木箱子和一个嫁女儿必不可少的大杩子（一种老式的马桶），也算是为她补办了最起码的嫁妆。后来父亲替队里上兴化挑粪时，在旧货店里为我们买了一个旧站柜（那时常见的一种老式立柜）和一张旧书桌，只花了几十块钱，是我们自己出的钱。在外面漂泊了五年多，现在回到了真正的家感到很踏实，这个房间曾是二十年前我出生的地方，装着我和哥哥胎衣的两只碗就埋在站柜下面并不很深的地下，这里是我的名符其实的“衣胞之地”。
　　回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父亲刮胡罗卜田里的水，家里分了一小块自由地，种的胡罗卜这次也被淹掉了，父亲就在这一小块地的周边加高了田岸，把里面的积水刮出去，因为外面的水位比田里高，不停地向田里渗水，一天要刮好几次才能使胡罗卜不会重新被水淹掉。
　　那时候家乡以栽种中稻为主，发大水时稻子已收起来了，损失倒不是太大，听父亲说：对稻田的管理也比去年好一些，去年收的稻子里有一多半是稗子，年终分配时，每人每年安排了三百多斤原粮计划，算下来每天每人能有五、六两米。因为是大、小口平均，如果家里小口多，日子还能麻绳接草绳地混下去，不过那几年除了干部家基本上没有人家生过孩子，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半大孩子吃起来并不比大人少。我们初到家时，应该说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黑市上四、五角钱可以买到一斤稻，队里的那个保管员从仓库里偷出来的稻卖给我们还要便宜一些，买黑市粮用的钱，其中的一半是我从我和桂香的私房钱中拿出来的，为此，母亲常说我“顾大局”。我回来时大约存了五、六百元钱，那笔钱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但我那时不懂得理财，更不会理财，大大咧咧地豪爽、大方，就像小时候在江南吃荸荠一样，带回来的钱在母亲的赞扬声中消耗得很快，那时全然不知道等着我的还有一大段更为艰难困苦的日子。
　　这时，在兴化中学读高中的堂兄高考名落孙山后也赋闲在家，他在家有时也参加队里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方面仍然坚持复习功课，准备明年再考一回。大伯家的堂弟也从竹泓初中毕了业，他们都还没有结婚，堂兄回掉了三伯在世时为他在本村定的一门亲事，堂弟才刚刚有人替他做媒说亲，堂弟很是挑剔，说了几处都没有成功。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海侃神聊，堂弟和我的思想有些接近，对当时的社会现象都有愤世嫉俗的情绪，相比之下，堂兄则是相当正统，相当“马列”，他从来不说社会主义不好，也没有说过毛泽东的坏话。每天晚上我都要在油灯下都要记下当天的日记，那时我已经记了二年多的日记，有好几大本，可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怕惹出麻烦，都在灶膛中付之一炬。除了记日记，那段时间我还用他们的课本自学初中数学和高中物理、化学，初中数学学到初三的因式分解，高中的物理化学因为都是一些基础知识，并不难，就像看闲书一样，看得懂，也觉得很有意思。
　　那年冬天，大队里派我到兴化参加农机培训班，学习内燃机的使用与维修技术，那时我们庄上只有半台二十马力的抽水机，是与邻村合用的，一个庄子只有一个机工，听说明年要增加一台，也就是说明年我们庄上将会单独拥有一台抽水机，还缺一名机工，其所以选中了我，是因为考虑到这几年我在外面是“开机器”的。那期培训班时间是二十天，每人缴食堂二十斤米，每天还要缴三角钱的菜金，因而，也是在半饱半饥中度过的。课余的时候学员们在街上像饿狼似的东张西望，如果知道哪个人身上有粮票，就要逼他到面馆中下面吃，或者是每人买一块桃酥饼。培训班是县农机局负责办的，讲课的老师也都是农机局的技术员。起先对于内燃机的原理我是一窍不通的，我以前做的是电机运转工，也曾零零星星地学过一点电学和电工学知识，但从来没有接触过内燃机，经过二十天的培训，使我粗略地懂得了内燃机的工作原理和它的燃油、进气、润滑三大系统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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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因为原定增加的一台抽水机的计划没有批下来，仍然是两个庄子合用一台机器，我因此没能上抽水机船上去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庄上的那个姓张的老机工跟支书顶了一次嘴，支书一怒之下便叫他下了课，我因此得以做了一年的机工。那时候做机工也能算得上是庄上的红人，首先是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却能挣到大劳力的工分，其次是两个庄子十个生产队只有这一台抽水机，机工可是队长们巴结的对象，晚上打水（庄上习惯将抽水灌溉叫打水）队里都要管夜餐，通常是每人一斤米煮饭，碰到养有趟鸭的生产队还能吃到鸭蛋烧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机工也是很辛苦的，有时连续几个昼夜都难得归家，机船上又没得棚子，夏天要喂蚊子，秋天窨水种麦的时候，夜里又冷得没处拱，有时候抱一大抱稻草在舱里，冷的时候就全身钻到草里。因为有了这台抽水机，除了零星的秧池灌水已经不大用人工踏车了，但是利用风力的洋车还在普遍使用，当时倒不是考虑到它是利用的清洁能源，实在是因为一台抽水机忙不过来。转眼间又到了第二年，两个庄子终于又合买了一台抽水机，机器的型号和原来那台一样，都是苏州出产的立式双缸二十匹马力柴油机。水泵是用的十二英寸的混流泵，出水量很大。当时大队里考虑到一个庄子单独用一台机器，可能不会太忙，不需要两个机工，又考虑到我是新手，就又叫姓张的老机工上了船，一声招呼也没打就把我晾在了一边，为此我非常气愤。那年入伏后遇到了伏旱，因为抗旱特别紧张，一个机工吃不消，庄上那个姓顾的支书又派人叫我上船，我先前有一肚子气，认为村里是“无事不烧香，有事请老张”，就摆起了架子，向那个来叫我的人说：不去！原以为他们还会派人来叫我，哪知道，第二天就另外安排了一个新机工，安排的是庄上二把手——大队长的儿子，原来他们正巴不得我回他们。对于那一次意气用事，后来我曾经后悔过，当时我如果能委曲求全些，后来的几年要少受许多苦，儿女们在幼年时也会少受一些罪，不过后悔是没用的，我的机工生涯就这样地结束了。
　　回掉机工的那一年，是1964年，我虚龄二十三岁。我的第一个女儿是在上一年六一儿童节出生的，那年农历闰四月，她的农历生日是闰四月十一日，按时间推算，她应该是在嘉峪关怀上的。我给她取名秀兰，一方面因为兰州是甘肃的省会，带有一点对甘肃的怀念，另一方面也因为那时农村中女孩儿的名字大都是兰啊、英啊什么的，也是入乡随俗。秀兰的出生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带来了很多欢乐，虽然母亲曾热切地期望桂香能为她生一个大胖孙子，但那时农村中对于第一胎生女儿也是同样认可的，那时有一句俗语叫：“先开花后结果，养个丫头带小伙”。这个家庭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孩子了，四弟是1963年出生的，这期间只有一个妹妹生下后只活了几个月，算来已整整十年了。其实这种情况是当时全国农村中的普遍现象，如果在庄上偶尔看到有抱在手里的孩子，那家肯定是干部或者是在外面工作拿工资的。可想而知，那几年全国农村人口减少的数量是惊人的。1962年以来，农村中对于生养孩子是有奖励政策的，做月子的妇女，在月子里可以拿到同等女劳力的工分，因此，桂香也享受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一次特殊津贴。桂香在怀孕后身体就开始发胖了，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灯芯绒上衣，邻居们戏说她像个女乡长。秀兰满月后，长得白白嫩嫩、胖乎乎的，非常惹人喜爱，全家人都把她当着宝贝似的抢着抱。那年46岁的母亲也意外的怀了孕，她听人说吃一种叫奎宁的治疟疾的药能把孩子打掉，后来她吃了几小瓶药都不曾见到效果，那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我的那个小妹终于顽强地来到了这个世界，她比她的侄女小八个月，同岁。从此母亲就又做妈妈又做奶奶地一起带着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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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家族中还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伤心的事，在小妹出生后的第二天，大伯家的堂弟因暴病死于江西武功山林场！我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堂姐，是大伯家的长女，大姐夫姓王，是庄子西面二里远的陆家庄人，1958年他们举家去了江西，后来在武功山林场的一个农业队落了户，堂弟去了只有几个月就发生了这样惊人的变故，实在是令人始料不及的。当时，父亲也在江西，那年冬天，他想出去转转，就带着妹妹到堂姐那里去烘炒米（江西那边叫爆米花），生龙活虎的堂弟只得了两天的病就撒手而去，听说起先不过是在颈项上害了个疖子，后来高烧一直没能退下来，稀里糊涂地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那个林场小卫生院开出来的死亡证明说是得的败血症。第一个听到噩耗是父亲，他正在林场的另一个分场忙着做年关生意，他随即赶回去悲痛欲绝地帮助堂姐夫们料理堂弟的后事。他们在极度悲痛中度过了1964年的春节，最使他们伤透脑筋的是如何将这个残酷的现实告诉伯父、伯母。堂弟可是伯父、母唯一的依靠，他原先有一个哥哥，比他大十五岁，是门族中的长孙，1950年死于肺结核，两个堂姐出嫁后，家中就只剩下他一根独苗，在同辈中他又是那样的出类拔萃、聪明懂事。他写的一手秀丽的毛笔小楷，就连高中毕业的堂兄也是望尘莫及的。当春节后父亲和堂姐夫一起回来，婉转地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伯父母时，伯父伯母几次哭得晕死过去。父亲还带回来堂弟的一本硬面笔记本，上面断断续续地记着堂弟在那里记的日记，听父亲说，在那里曾有一个邻庄的姑娘想嫁给他，他似乎不大在意，在他的日记中也有一段他们单独相处的记载，其中有一句“伊拉着我的手…….”用的是鲁迅时代浙籍文人的语气。几年后堂姐一家也回到了家乡，又过了五、六年堂姐夫因事去江西，想到堂弟的坟上去烧些纸钱，听说他找了半天都没能找到堂弟的埋骨处，只是对着满目青山萋萋荒草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记得那一年的秋天，还发生过一件事，就是在秋季征兵时，村里也通知我去体检，那年征兵的年龄范围是18——22岁，我那年虚龄才22岁，也是应征对象，父亲生怕我被验上，就叫我出去避一下，我就又到东台做了十多条裤子去了一趟酒泉，这次没敢从高港走，是从兴化乘小轮船到邵伯，又从邵伯转乘到镇江的轮船，然后在镇江上火车，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其实只有十几条裤子，就是查出来也没有什么大事，可我那时好像比贩运毒品还紧张。到酒泉后找到了那个叫郭占奎的服装贩子，他告诉我在自由市场上只能一件一件地拿在手上卖，否则会遇到麻烦，后来他把我领到他家里，我就把裤子寄放在他的家里，晚上，凭着一本早已失效的酒钢工会的会员证，住在一家马店里。在市场上卖了两天，不大好卖，只卖掉几件，就和老郭商量，想把剩下来的批给他。虽然他出的价钱有些苛刻，我还是答应转给了他，货款总共是二百几十块钱，他给我写了张欠条，说是过些日子邮寄给我。后来我只收到了他寄来的二百块钱，收到钱的时候我已经很满足了，如果他把那笔货款全部“黑”掉，我也无可奈何。算起来，这一趟还赔了一些钱。其实我是大可不必当“逃兵”的，那时家乡中的青年都巴不得到部队去吃几年饱饭，根本不会轮到我这个饱经沧桑貌似超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