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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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们都心满意足地在石河子逛了一天。这是一个在戈壁滩刚建成的新城，说是新“城”，在当时还只能算是个轮廓，城区的面积很大，马路也很宽，路边都栽着一排排的树，房子全是漂亮的砖瓦水泥结构，全然没有大西北常见的泥路、土屋。城区显得很松散，一个大手笔的城市规化正在按部就班地实施中。城市的商业区还没有形成，有一小段老街倒是比较“繁荣”。这里是汉族人的天下，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老乡”，当地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反倒成了名符其实的少数民族。在老街上我遇到了一个来到新疆三十多年的山西人，他是儿时跟他父母“走西口”过来的，在附近的沙湾开荒种田（这里以前属沙湾县）。从他的口中，我们知道了一些关于石河子的历史：这里原来只有几十户人家，当地的哈萨克人是游牧民族，古时候是迪化（今乌鲁木齐）通往伊宁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这里水源充足，天山上的雪水是这里天然的固体水库，有大片的宜耕荒地。解放后新疆的部队就地转为农垦部队，这里就成了新疆建设兵团第八师的驻地，简称农八师。原来的战士现在都已经成为各个部门的骨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国民党和平起义过来的人），现在农八师的地盘包括石河子周边数百平方公里的地方，有好几个大型农场和工厂，可谓家大业大。
　　后来，我们这批从南疆过来的人，大部分都被分配到农场，那里春耕在即，正需要人手。只有从酒钢水泥厂过来的十几个技术工人分到农八师的水泥厂，除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运转工，还有十来个车、钳、电等技术工人。那个水泥厂在石河子西南方向的大山沟里，离石河子有二十多公里，记得那个地方叫石场，对外的通信地址就都是写“石场水泥厂”，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从网络上可以搜索得到的南山水泥厂？大部分技术工人都分配去了厂里的机修车间，机修车间的宿舍是在靠近厂部大楼旁边的一排房子，一个房间里四张双层床住八个人，条件比较好，那里面有两个和我比较熟悉的人，一个是我们江苏老乡，无锡查桥的青年，叫钱锡金，还有一个东北青年叫李景义，他们都比我大两三岁，不知现在还健在否？我们几个运转工被安排在普通工的大宿舍里，那个宿舍是一间很大的厂房改的，里面住了好几十个人。对我来说，一开始的工作安排也是很不如意的，我和一个同来的姓刘的山东人被分配在成球车间，成球车间的机械是不设专门人看管的，因此，上班时要和普通工一样干活。还有两个年龄稍大一些的运转工幸运地被分到鼓风机房和卷扬机房。我们四个人在那个特大的宿舍里相挨着睡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就组成一付牌局，用扑克打五百分，不过从来没有来过钱。
　　这里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四十斤，不分重、轻体劳动，一天三餐的饭票都是印着日期和餐次的，每餐供应一只用四两白面蒸成的方馒头，多余的计划就发机动馒头票。与在阿克苏时相比，这里的生活待遇是不错的。每餐还都有一勺子菜，常吃的品种是烧洋芋块和炒豆渣，炒豆渣就是用榨过油的黄豆饼加上油、盐炒成的，那种东西现在都是作饲料的，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它既能当菜又能当饭，是很受欢迎的。一勺子“菜”加上一个特大的大馒头，如果是现在的人吃下去，应该是很饱了，可在那时候吃了还想吃。这个厂的老工人中有不少是就地转业的老兵，他们有的娶了家乡的老婆，还有的娶了盲流过来的川妹子，厂里都为他们的家属在本厂安排了工作，没事的时候他们还在厂周边的荒地上种植一些洋芋，小日子倒是过得很滋润，这些人比我们那间大宿舍的单身汉各方面都优越得多。大宿舍里的人是很杂的，他们大多数逃荒过来的东部农民，还有刑满留场的劳改犯。
　　这个厂的建厂时间要比酒钢水泥厂早一些，虽然生产工艺流程都差不多，但机械化程度高一些，厂房和设备也都比酒钢水泥厂先进、大气。成球车间在立窑旁边的二层楼上，生料是用提升机送上来的，生料球直接就近供应旁边的立窑。成球车间的劳动强度也不太高，虽然上班时也必须戴口罩，但车间里的灰尘似乎比酒钢水泥厂少一些。厂里还有职工浴室，每个星期男职工洗四天女职工洗三天。我在成球车间上了不到两个月的班，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被调到了鼓风机房，是因为原来鼓风机房的一个女值班员要休产假，领导从我的档案中得知我原来是鼓风机操作工，我就又干起了老本行。这里比在酒钢还要清闲，不需要根据大炉上发过来的指令调节风量。就是值班室和鼓风机房连在一起没有单独隔开来，噪音更大，令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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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厂座落在深山沟里，再往上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原始森林，经常看到装满木材的卡车从这里经过，这里到石河子没有班车，来去的人都是跟运货的卡车。在大宿舍的后面还有一座小山，山上长了茂密的杂树和灌木，没事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沿着崎岖的小路上山去玩。正谈着恋爱的青年人下班后更是乐此不疲的结伴上山。还有的青年夫妻一同出来找工作的，因为两个人都住着集体宿舍，山上就成了他们幽会的场所。
　　在工资报酬方面，这里的地区津贴又比甘肃高一些，二级工每月可以领到七十二元五角，比我级别高的两个老师傅能到八、九十元钱，普通的临时工和农场工人一样，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我们在这里除去生活开支是可以余一部分钱，那两个老师傅的家属都在酒钢，每月都要往家中寄钱，当时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已经是很满足了。再加上食堂里的伙食虽然不能吃得很饱，但比起阿克苏来在这里算是进了天堂了。
　　一转眼就到了夏天，有一天，我上的中班，下班回到宿舍时，意外地发现桂香竟然坐在我的铺上，想象不到她一个人这时会跑到新疆，以前在信中也没有提到过，更难以想象目不识丁的她是如何摸到这个深山沟里来的。后来听她说，她是跟一个兴化老乡的妻子一同过来的，那是一个和我们一起从上海到甘肃的家庭，姓孙，老家在兴化城的北边，在嘉峪关和我家同住在五队，她丈夫调在农八师的安集海农场，来的时候还带着孙家的两个孩子。桂香和孙家老婆是在石河子分开的，分开后她就拿着我的信封向人打听，居然有个好心人指点着她搭上了水泥厂的货车，到厂时天已经黑了，又有人把她领进了我住的大宿舍，她认得我的铺盍，于是便坐着等我下班。那天晚上我幸好还有一点机动馒头票，就领她到食堂去吃夜餐，一人一个大馒头，两人共吃一份菜。没办法，当晚只好挤在大宿舍里过半夜，她睡在我的脚头，动也不敢动。
　　第二天早上我就去找车间主任，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有家属来探亲，厂里发十天的饭票，还要安排一个单间。车间主任二话没说就给了我十天的饭票，并随即派人领我们去一个空着的小房间。那间房是在大食堂的角落里，厂里的食堂是一个大会堂，同时又是演出场地，安排给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就是舞台后面的化装间。房间里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柜子，其它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能有这样的安排我们已经是很知足了，比起我们在甘肃的那个婚房和婚床，实在是太高级了。
　　屈指算来，我和桂香分别也已经有半年多了，这段时间里桂香身上的变化还真不小，可谓是“女大十八变”，与现在的女孩子相比，就是变得太晚了些，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虚龄二十岁的她终于发育成熟了，她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洋布褂子，样子并不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少妇，倒是很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农村姑娘。现在回想起来，在她的漫长的一生中，那个时候她是最美丽的。安排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钳工班的宿舍只隔一个操场，无锡的小钱和东北的小李常到我们那里去玩，有一天他们不知从那里弄来的煮蚕豆，还特地送了半饭盒给我们，后来听小钱告诉我说，东北的小李非常羡慕我娶了个漂亮的“小”老婆。十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着一张张饭票进了食堂的窗口，我们的蜜月（好像应该说是蜜旬）也就结束了，第十一天的早上，我就把她送到厂部大楼前搭上了去石河子的便车，这次是她一个人回甘肃，途中还要转几次车，真有些放心不下，我又不便请假送她，只好在一个新信封写上嘉峪关的地址，叫她路上多问人。二十多天后才收到她平安到了甘肃的来信，原来是她离了我这儿又摸到了安集海农场，在孙家玩了几天才回去。那时又没有什么其它的联系方法，当我十多天还没有收到她的来信时，非常担心她在路上遇到麻烦。
　　那年夏天刚过，厂里停产进行设备检修，我被调到厂区东边去开挖储水池，那个水池是厂里的自备电厂用来储存冷却水的，离厂部和食堂也不远，吃饭仍然在原来的食堂里，宿舍是临时搭的帐蓬。挖水池的活儿跟在阿克苏“抬”河差不多，就是有人把土装进柳条编的筐里，再由两个人抬着把土运走。这个临时班子只有八、九个人，其中还有两个三十多岁的当地哈萨克族“洋杠子”（哈语，指女人）。活儿倒不是很累人，就是白天的太阳非常烤人，个个人脸上都晒得黑黑的，那两个洋杠子都叫我“雨贡巴郎”（哈语雨贡是黑的意思，巴郎是指小伙子）。洗澡倒是很方便的，这里离厂里的浴室很近，而且是免费的，就是不能天天洗，因为每个星期有三天是女人的专场。
　　秋天是新疆的瓜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天天有从外面拉过来的西瓜、哈密瓜的货车在厂区里叫卖，就是价钱比较贵，每斤五角钱左右，相当于三年前上海瓜果价格的五倍，有一种白色的、个头和哈密瓜差不多的瓜，叫白兰瓜，特别甜。食堂里也多了一些新鲜的蔬菜，从食堂的后门进去，还可以买到“议价”菜，就是菜的价格特别贵，一盘青椒炒肉丝要两块钱，相当于一天的工资，我一次都没舍得吃过，有一个和我同住在帐蓬里的东北老工人，倒是经常去买了吃。记得那个老工人姓毕，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毕泗云，他嗜烟如命，我们有时分到几包香烟票也全部给了他（我在新疆是不抽烟的），他的家属和孩子都在酒钢，有时候连着几个月不寄钱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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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九月的一天，我收到了母亲托人从甘肃寄来的信，信中说她们在那里一切都好，她们有时候还到酒钢去拾荒，桂香拾荒的钱就归她自己，她也已经余了一些钱，就是最近她和妹妹经常吵嘴，母亲的意思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请假回去一次。接到信后，我就试着到厂部找领导谈，厂里有个姓李的副厂长，是我们同我们一起过来的，原是酒钢一公司的领导，他被安排在这个厂当副厂长并没有什么实权，主要是管管我们从酒钢调过来的几十个人。李厂长说：请探亲假是不可能批的，如家中真的有事，可以请事假，因为事假期间厂里是不发工资的。第二天我就请好了一个月的事假，领了粮票和介绍信动身回甘肃了。
　　走时从母亲的信中得知，桂香在这里时曾借了几十块钱给孙家女人，要我过去看看，顺便要一下。那天我先是跟便车到了石河子，后来在石河子那个只有一间房子的车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才等来了一辆向西的大客车，安集海农场在石河子西面几十公里，一路上可以看到大片的农田，田里种植的玉米、棉花等农作物长势还不错。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等待开垦的芦苇地，一看便知道这里是适宜农耕的好地方。车上的人告诉我，并不是整个新疆都是这般美好，向北不远的地方就是荒无人烟的准噶尔盆地，那里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当天下午五点多钟在公路边的一个小站上下了车，经打听后得知这里离孙家住的地方还有四、五公里远，步行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幸好我跟上了一辆农场里的空马车。车路弯弯曲曲，两边全都长着三、四米高的密不透风的芦苇，赶车的人告诉我，这些芦苇都是从来没人要的，当冬天的大雪把它们压倒在地后，就慢慢地烂在地里变成第二年的肥料。农八师正在筹建一座用芦苇作原料的造纸厂，等到厂建成后，这些千百年来无人问津的东西才能派上用场。
　　老孙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记不得是兴化北边的一个什么村的人，见我到了便在农场办的小饭店里招待我吃了一顿晚饭。晚上就在他的“家”过了一夜，他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来了后，农场里已经给他安排了两间小屋，准备接受他老婆在这里做工，听老孙说，这里的劳动力是很紧张的，特别是秋天过后，需要大量的人采摘棉花。玉米和小麦的收割都是用联合收割机作业，唯独棉花要靠人工采摘，一片棉花田有几百上千亩，有些年因为缺人采摘，冰天雪地时还在地里（从电视中看到现在那里棉花采摘也已经用上了大型机械）。老孙还告诉我，这时临时工每月发三十五元工资，钱不多但粮食不是太紧张，除了分配的口粮，也可以开一点荒种点洋芋，在收获季节还可以到田里捡拾玉米和小麦，在收割机收过的田里，有时一天能拾到十几斤粮食。他劝我：如果酒钢不开了，你带着桂香一起到这里来当农业工人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那里，桂香借给他家的钱也没还，说是等发了工资寄给我。
　　在乌鲁木齐汽车站得知，只需乘长途客车到吐鲁番就可以在那里转乘火车，因为兰新铁路已经通到吐鲁番。到吐鲁番的人很多，客车的班次也多，当天夜里我就在吐鲁番登上了开往兰州的列车。车走得相当慢，因为是新开通的单行线，有的时候在一个车站上停好长时间等候会车。第二天午夜过后，我在北大河车站下了车，从北大河车站到嘉峪关五队还要有五、六公里的路，其中有三、四公里的路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时，我要么在车站上坐等到天亮，要么是壮着胆子赶回家，毕竟是思家心切，我只犹豫了片刻就走出了车站奔向茫茫戈壁。记得那天夜里，月色特别明亮，明净的天幕上繁星点点。一个人走在戈壁滩的小路上，倒不是十分害怕。就是路上有一个地方，不知是什么时候搭建的几间土屋，因为长时间没人居住，已经成了断垣残壁，在旁边走的时候倒是使人感到非常恐惧，生怕从那里突然窜出几匹野狼。
　　母亲见到我回来，很是高兴，也没有提起桂香和妹妹吵嘴的事情，事情并非如我想像的那样严重，也许是母亲想我了，找个话题让我回来一趟，算来离开母亲也已经将近一年了，这可是我有生以来母子间最长时间的别离。几天后，我就和母亲商量，想利用这次假期和桂香一起回江苏去一趟，我和父亲已经将要有三年不曾见面了，桂香离家也快要有二年了，作为女婿我到现在还没有登过她家一次门。母亲也是很赞同的，她认为：路费又花不了多少钱，一张到南京的火车票还比在自由市场上买三斤面粉还便宜，而且桂香也还余了一些钱，回去看看也好。几天后，我们便动身回江苏了，桂香非常高兴，这可是她第一次回娘家，而且以当时的条件也能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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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路上花了四五天时间，虽然到南京的火车票每人只有十多元钱，但那是一种逢站必停的慢车，中途还要转好几次车，记得中途在兰州、西安，郑州、徐州都转过车，两个人也常常在车站的长椅上相倚着过夜，在车站广场上排队候车时，露水也常润湿了衣服，那时年轻，并不觉得怎样辛苦劳累，反而有一种蜜月旅行的幸福感。到南京后，我们便到下关码头乘长江客轮到高港，再从那里乘内河客轮到东台，东台有到兴化的小客轮，那个客轮是从车路河经过的，中途停靠一个叫徐舍的小码头，再步行半个多小时就到家了。一路上总共才化了三四十块钱，凭我的新疆建设兵团的介绍信买轮船票还能享受到军人的半票待遇。
　　见到父亲的时候，感觉到他比在上海时苍老了许多，他的头发变得花白了，就连胡子茬也有不少是白的，脸上写满沧桑。不过精神还可以，显然是，母亲这二年来甘肃支援江苏的方针，效果还是不错的。三弟、四弟放学回来时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们都在村的小学里念书，虽然瘦一些，但还不是太羸弱。想到这个大家庭这几年间历经这么多的变故和艰辛，现在还能一个不缺地挺过来，主要应该归功于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眼下一家人虽然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分了三个摊子，但目前的状况比起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农村家庭还是幸运得多。
　　这次回来也没有带多少吃的东西，路上实在也不好买，只是用粮票买了些桃酥饼之类的茶食，送了两包给桂香的爸妈，她家嫁出去一个长女，没收到一分钱的彩礼，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像跟人私奔了一样，现在的这两包茶食就算代替了婚前婚后所有的繁文缛节。后来她爸妈也带我们过了一天，吃饭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和一个才八岁的妹妹都被打发出去“玩”，就连她的爸妈也没同我们一起吃，说是有事等会儿吃，不言而喻，那顿饭是费尽心机为我们开的小灶，因为数量有限，只好实行专供。几天后我们走的时候给了她家二十元钱，她爸妈都高兴得不得了。
　　邻居的孩子来我家时都要分一、两块小糖给他们，那些得了糖的孩子往往是过了一会儿又转回来，第二天没到晚就把带回来的一斤多小糖分光了。队里的干部也不时地过来玩，来的时候就每人分一根古巴香烟，那时国产的香烟已经要凭票购买，只有从古巴进口过来的香烟没有限计划，卖的是高价，每包一元钱。那种烟吸的时候虽然有一股怪怪的臭味，但在当时的农村倒是可以称之为奢侈品的，因为那时候香烟在农村是难得一见的，听说公社的供销社里也只有少得可怜的配给，只能用来供应公社干部和他们的“关系户”，能够从供销社走后门搞到香烟的村干部，一定是四庄八舍红极一时的“能人”。父亲从青浦监狱出来后也开了烟戒，他抽的是自己在空地上种的烟叶子，把青烟叶子晒干、揉碎，装在铜烟锅里，抽起来劲特别大，队里的干部们通常都是用纸把这种烟末子卷起来抽。卷的烟一头大一头小，他们叫“炮筒子”，在大西北也看到过有人用纸卷一种叫“莫合烟”的烟末子，他们卷烟的技艺比家乡的干部们高超得多，他们卷的烟两头一般粗细，酷似当时不带咀的纸烟。父亲告诉我，在没有摸索到种烟这个窍门之前，曾有不少的人抽过枯棉花叶子。
　　我在家乡时，秋收已经结束了，水稻的产量极低，听说还比去年还好一些，收的稻子里面有一多半的稗子，那是由于公社的一个古怪的号召所致，就是把没人住的土坯墙拆下来，敲碎后撒在田里当肥料，在陈年土坯里有很多还有发芽能力的稗草种籽，后来在水田里长起来数量却超过了稻苗，又没有那么多的劳力去拔除它，只好让其自然生长。好在稗子也是可以食用的，我吃过一次用稗子磨的糁子煮成的粥，味道也与碎米糁子粥差不多，就是多了一点药性味，那种药味是稗子特有的味道，并不是农药残留，那时基本不用农药。
　　我们走的时候，父亲给我们准备了几斤路上吃的干粮，他不知道从那儿弄来了一些大麦，在自家的石磨上磨成糁子，然后在锅里烙成像月饼一样大的饼，因为大麦壳子和麦芒都没能全部筛选掉，吃的时候难免有些刮喉咙。但我和桂香都清楚，那种珍贵的纯粮制品是家乡中人很难吃得到的，我们就把那一些黑乎乎的小饼当着宝贝，一直吃到嘉峪关。
　　回到嘉峪关后，一个月的假期就快要到期了，我又不得不再次单独踏上去新疆的征程，算来这一个月的假期怕有半个多月是在旅途中度过的。走的时候桂香一直把我送出了嘉峪关古城楼。因为只有唯一一趟夜班车开往吐鲁番，出了城楼西门时已接近傍晚，我们两个人坐在戈壁滩上的小路旁，望着渐渐西沉的夕阳，都有些依依不舍。后来怕她一个人回去穿越古城楼会害怕，只得匆匆地就此一别，我回望她走进了古城楼后才慢慢地走向大草滩车站。不知道古诗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的“阳关”是不是指的就是嘉峪关西门？答案肯定不是，因为那首诗出于唐代，嘉峪关则是建于明代，中间还隔了宋、元，不过是我那时的心境与那两句诗太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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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晚上，列车即将到达吐鲁番时，车上有人动员乘客登记住旅社，每人一元钱，我也就花了一块钱买了张住宿的牌子。旅社是用油毛毡搭起来的棚子，一溜很长的统铺上铺着草帘子，没有被子，旅客们便一个挨一个地躺在草帘子上，我的旁边挤着一个从山西过来的女人，还带着个孩子。因为人多，又有火炉，屋子里很暖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住旅社，这次在途中辗转万里也没有住过一次旅社，现在想起来，那天夜里如果没有那间男女大混合的屋子，在露天过夜是很难抵挡得住吐鲁番初冬的严寒的。
　　后来，乘大巴到乌鲁木齐时未能赶上往西的班车，只好又在车站中过了一夜。第三天赶到石河子水泥厂时才知道，从酒钢调到那个厂的人又全部调走了。幸好，李副厂长还没走，要不然我就要找不到“组织”了。他给我开了到新单位的介绍信，并告诉我，从这里到石河子的途中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大型水库工地，从酒钢来的人中抽调了一千多人在那里修水库，那个水库叫卡子湾水库，酒钢的人在那里组建了一个施工大队，叫我去那里的某一个中队报到。后来那个中队把我分到下面的一个排里，我就又干起了修理地球的活儿。
　　工地的宿舍（倒是应该称为工棚）酷似酒钢水泥厂初期的宿舍，一大间住一个排，三十多个人。宿舍里的人全是生面孔，原来的几个熟识的工友虽然都在这里，但都不在一个排。没过几天，我在这个宿舍里又结识了两个新朋友，一个是浙江淳安县的青年人，叫余必书，比我大两岁，还有一个是甘肃礼县人，姓郑，比我小一岁，我的铺位紧挨着他们俩，晚上常常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说一些各自家乡中的事。白天上工是比较正规的，不像在阿克苏“抬”河时那样稀稀拉拉，这里是用的人力小推车，是两个轮子的，只要有力气人人都会推，推车的上面有个木制的箱斗，一次能装两、三百斤土，两人一部车子，通常是一个人在后面推，另一个人用绳子在前面拉。我一开始是和小余共用一部车，他在拉车时还常常悠闲地哼着他家乡的越剧小调。
　　这个水库面积很大，听说已经开挖了好几年，它的土方工程已经到了扫尾阶段，水库的围坝也快要达到设计高度，可以这样说，这个水库的最后一批土是我们这些酒钢人推拉上去的。前些日子在网上搜索到石河子卡子湾水库，从图片中看到了水库的水面上碧波荡漾，大坝上杨柳依依，原来它已经成了到石河子的游客一个必去的地方。
　　这里的伙食比水泥厂明显差了许多，主食绝大多数是高粱米和玉米面，一天三餐不是高粱米饭就是玉米窝头，副食也只有每餐一小勺子炒白菜。虽然粮食定量每月还是四十斤，但因为是干的重活，饥饿几乎是时时刻刻地伴随着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阿克苏。有一天晚上，山东的老刘（我在石场水泥厂的铺友，住在另一个工棚里）不知从那里买到了几斤洋芋，还打了一斤当地农场酿造的高粱酒，特地把我喊过去“碰头”，我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已经把洋芋用一个小铁皮桶在烤火的炉子上烀熟了，他又麻利地将一斤酒一分为二地倒在两个搪瓷缸子里，两个人就开始对饮起来。他告诉我，酒是打的附近的一个农场的，说是高粱酒，其实是用高粱壳子酿造的，不贵，才一块钱一斤。洋芋是跟农场工人家买的，一斤八角钱，与酒的价格相比是非常贵的，不过洋芋是粮食，有的地方要化一斤粮票才可以买到六斤洋芋。那天晚上，我们把四斤洋芋连汤夹水地全部吃掉了，虽然洋芋里只是放了一点盐和酱油精（一种固体酱油），但还是吃得有滋有味的。随着半斤白酒下肚，那种幸福的感觉要比现在享受一餐数百乃至上千元的宴席要强烈得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酒，而且出手不凡，竟然喝了半斤！有一点晕乎乎的，但没有醉。
　　为了回报老刘的盛情款待，星期天我和小余到附近的一个叫二十三团的地方玩，化五块钱的高价买了一斤花生糖，俩个人吃掉约有一半，剩下的就带给了老刘。二十三团也是农八师的一个农场，可能在开发的时候是由那个团首先进驻的，现在那里的农场工人却大多数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在那里曾遇到一个家乡东台的人，他可是正规的政府移民，他们那批来的人都是清一色的一对小夫妻带一个孩子。
　　二十三团在卡子湾水库北边三、四公里的地方，有一条新筑成的笔直的公路通向那里，路的两边裁着树，想必现在已经成了游人如织的林阴大道。小余常在路上和我谈起他的家世，他的家乡是在风景如画的千岛湖边，他父亲是个老中医，他们弟兄四人分别取名福、禄、诗、书，他是老四叫必书。他的母亲是二房，三个哥哥都不是母亲生的，他的大哥比他大二十几岁，与他母亲的年纪差不多，有一次他还让我看过大哥写给他的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记得有一句：“弟之母，吾之母也”，意思是叫他别挂念家中的母亲，他们会像对自己的生母一样地照顾她的。他的父亲早已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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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子湾水库的南面全是山，水泥厂就在那山里面，再向上就是终年积雪的天山，这个水库的水源就是靠的那里的融雪。水库的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工程量是相当大的，它是在山脚下三面围坝圈成的人工湖。这里的山全是青山，与甘肃的光秃秃的荒山迥然不同，即使是在冬天，只要不是刚刚下了大雪，也还能看到一些常绿树。在山脚下也经常看到穿着羊皮大衣的哈萨克人策马扬鞭。
　　晚上，宿舍里只有一张马灯照明，如果要看书或者记日记都很不方便，（那时我已坚持记了二年多的日记），我就想办法做了一个小油灯，那个灯是用缝纫机加注润滑油的小壶做的，点灯用的柴油是小郑想办法搞来的，工程上发电用的柴油成桶的存放在露天里，他用一根线把小油壶从油桶的小口中吊下去，等油灌满了再提上来，一壶油充其量也不过一两多，灯光如豆，也能混几个晚上。
　　北疆的冬天特别冷，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是家常便饭，食堂里用的水全是用冰块化的，通常是用马车一次运来很多冰块，整齐地码放在食堂门口，那个冰堆就相当于贮水的大缸，用多少就化多少。这里还经常下大雪，有一次我在外面遭遇了大雪，差点回不了宿舍。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听说在东面不远的一个农场的商店可以买到棉花胎，我就想去买一条，那个农场比二十三团稍远一些，我去的时候是从一条小路上斜插过去的，走了一个多小时。那个商店确是卖过棉花胎，就是昨天已经全部卖完了，当时还有一条没人要的残次品，棉花已经突突拉拉地从网纱中冒出来。当时考虑到在别的地方根本买不到棉花胎，而且又不贵，是平价，就把那条次品买下来了。回来时的路上，阴沉的天空就开始飘起雪花，往回走时，雪越下越大，那可是一场从未见过的暴雪，走到中途时，四周远近都是白茫茫一片，如果是睛天，是应该看到了我们的工棚的，但是大雪已经掩盖了任何地面上的标志，更何况工棚也只有人字屋顶露在地面上。幸好我还能模糊地看到水库南面山的影子，否则的话，就可能因为迷失方向而葬身雪原。
　　转眼间又到了1962年的春节，这可是我在新疆过的第二个年，对于过年，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能过上几天吃饱饭的日子，农八师这次倒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大年三十的晚上，每个人发了三个“一”，即一斤白面，一斤羊肉馅，一斤猪肉馅，让我们把这些材料领到宿舍里自己包饺子吃。除夕的晚上和年初一的早上食堂不开伙。我是和小余、小郑一同搭的伙，小郑有一个小木箱子，我们就在上面铺上一张白纸，用瓶子在上面撖饺皮子。小郑是地道的北方人，是包饺子的行家内手，小余和我就跟着学，那是我第一次包饺子，感觉也并不难。宿舍里有两个烤火炉子，饺子包好后便轮流着在上面煮，煮饺子用的水也是食堂门口冰堆上的冰块，煮饺子的锅大多数都是用的面盆子，那时我们用的面盆都是兼做洗脚盆的，不过此时人们都对美食充满了渴望，也就顾不了许多了。第二天中午吃的是米饭，还有好几个炒菜。算来我已经在大西北过了四个春节，这次是最丰盛的。
　　春节后，水库上的活儿就不那么苦了，因为土方工程已经结束，开始建造配套的闸、涵和大坝上的水泥护坡。从酒钢过来的大批的钢筋水泥工就又干起了老本行，我们这些人就跟在后面做一些搬运材料的杂活。农历二月初，中队里的指导员向我们透露了一些新信息，说是酒钢重新上马已经遥遥无期，中央正在执行经济上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把国民经济的比例由大跃进中实行的重、轻、农调整为农、轻、重。1958年以来进入工业战线的农民，其中的大部分将要动员重返农业第一线。显然，将农业作为“第一线”是当前形势所逼，是饿出来的结果。
　　几天后，指导员到排里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向我们正式传达了酒钢驻石河子工程处的决定：58年以来进厂的工人，如果不愿回乡也可以申请留在农八师农场当农垦工人。我原先也曾考虑过将桂香带过来到兵团落户，后来又考虑到兵团的待遇太低、父母日渐年迈、家乡又在一天天地变好等诸多因素，我最终的发言表示愿意回家。
　　我是第一批离开石河子的，离开的时间和去年离开阿克苏时差不多，在北疆整整呆了一年，不过是因为气候的差异，这里还没有见到草绿花红。退职的待遇是每一年工龄发一个月工资，外加回江苏的路费，共领了二百几十元钱。退职证明是由酒钢工程处签发的，备注栏里填的是：“自愿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迁移证明也一并开了出来，每人发了一个月的全国通用粮票，迁移证明上注明了从下月起口粮计划将由迁入地供应，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官样文章，户口和粮油关系对我们来说都是没用的废纸，因为在家乡我们的户口根本就没有注销，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这些特殊的人群，就像现在有的人有双重国籍一样都有双重户口。
　　两天后的深夜，车到北大河站，我向同行的工友们道了别就一个人下了车，他们将继续东行奔赴各自的家乡。那天夜里特别黑，没有月亮，星星也躲在云层里，戈壁滩上刮着风，虽然已经是春天，但这里依然是那样地寒气逼人。这次我可一点也没有犹豫，也没在车站上停步，就背着笨重的行李，沿着漆黑的戈壁滩上的小路，大步流星地向嘉峪关的家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