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阿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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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去新疆，全酒钢有好几千人，除了自动离职的临时工和一些从东北随迁过来的家属，其余的人基本上都要走，只留一小部分人看守厂房和设备。在厂里待命时，有消息灵通一些的工友告诉我：这次支援新疆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逃荒，甘肃断炊了，一些在建项目不得不“下马”，因为新疆还有粮吃，中央就决定我们这批人去“支援新疆”，这批人过去后工资仍然由冶金工业部发放，只要受援地供应口粮计划。冶金工业部的本意是：等国家的粮食形势好转后再回来东山再起。我们这个数万人队伍如果不化整为零，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接纳不了的，就是替人家白干活，每月上百万斤的粮食也供应不起。因此，我们这批人将会分散到全国各个地方。就好像战争年代那样，阵地战打不下去了就分散打游击战，目的都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要完成这一大批人的迁徙在当时确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特别是去新疆的几千人更难安排，那时的兰新铁路还没有通到乌鲁木齐，要用汽车在中途把这些人接送到新疆各地就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安排。那些日子，北大河车站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白天和晚上都有一批批人背着笨重的行李登上开往东、西两个方向的列车。
　　我们水泥厂和一公司其它单位的三百多人，听说要被安排到南疆一个叫阿克苏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型的棉纺厂项目还没有下马，需要我们过去帮助搞基建。我们这批人走得最晚，待命就待了十几天。待命期间我每天晚上仍然回家过宿，准备带走的行李用品都丢在厂里，行李也很简单，一个背包捆着被褥，一只网袋里装着洗脸盆，盆里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生活用品。因为是待命出发，说不准什么时候走，所以在每天早上离家时就要做好晚上不再回来的思想准备。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回家时在半路上遇到桂香，那几天她正发感冒，穿着厚厚的棉袄，背着不知从那里弄来的半柳筐碎煤，想到我们婚后还不足两个月就要分离，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日才能重逢，心中便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酸楚。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接到了当天夜里要出发的通知。那天晚上，我们赶到北大河车站时，其它单位的人已经到齐了。这一批共有三百多人，水泥厂的人占一半，厂里去了一个姓刘的副厂长，他的新职务是副大队长。我们是午夜前上的车，共包了三节车厢。车走得很慢，每个车站都要停靠，第三天的凌晨才走到这条铁路的尽头——一个叫柳园的小站，这儿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还有几百公里。去阿克苏是不需要经过乌鲁木齐的，我们将要从这里乘坐汽车直接奔赴南疆。新疆的农垦建设兵团为我们安排了十几辆解放牌货车，每辆车上都要挤坐二十多个人，在露天的货车上，我们都把自己的行李当着坐垫。十几辆卡车组成了一个长长的车队，沿着兰新公路颠簸着继续西行。耳边是呼呼的风声，风中夹着沙尘，一些年龄稍大的人连头都裹在大衣里还直喊冷。车队走到有水源的地方都要停下来给水箱加水，车上的人也就乘此机会纷纷跳下来活动一下身子，喝点水。一路上晓行夜宿，酒钢在沿途好几个地方事先安排了接待站，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也都有周密的计划，那时的通讯方式只能利用有线长途，能安排得这样周到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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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条长江把江苏分成苏南、苏北一样，一座天山也将新疆分成南疆、北疆。在江苏，苏南的气候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比苏北好得多，所以那里被称着“天堂”，新疆的情况恰恰相反，北疆虽然气候寒冷，但那里雨水充沛，是新疆的粮仓，而南疆虽然天山挡住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气候温暖但却特别干燥，多沙漠、戈壁，其经济条件也比北疆差得多。我们是唯一进入南疆的一支小股部队，命运注定了我们将要在那里经受饥饿的考验。这些情况当时并不知道，是以后返回北疆时才体会到的。
　　在天山北面的山脚下有一个叫托克逊的小县城。说是“县城”，它的规模却比不上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小镇，只有一些低矮的平顶土屋和灰尘满天的街道。不过这座小城却是北疆通往南疆的必经之路，是千百年前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天山在这个县城的南面有一个海拔稍低一点的豁口，气象上将这里叫“山口”地区。过天山的那天是个多云的晴天，我们是在托克逊吃的中午饭，车队出发后不久就开始爬山，爬到山顶时，公路上游荡着白色的雾气，后来听驾驶员说那种轻雾就是在山下看到的云层，我们的车子就是在云层中穿行。天山的南边是一望无际的空旷，几乎看不到树木和村庄，除了戈壁就是沙漠，有的沙漠上还分布着高低起伏的沙丘。那天中午，随队的领导跟我们说，当天晚上可能要开夜车，因为必需要赶到轮台才有我们的接待站。当时还不知道轮台是个县城还是个小镇，只是对这个地名似曾相识，记得读过的唐诗中有过关于轮台的诗句。后来才知道我们前方的轮台应该是汉朝时期的轮台，因为汉时的轮台在南疆，唐代的轮台在北疆。后来还知道汉时的轮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兵家必争的要塞，唐代诗人岑参在他的一首轮台诗中曾有过这样的描绘：“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虏塞岳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那天晚上在当地时间七、八点钟的时候才赶到轮台，由于进入新疆后钟表的时针要倒拨两个小时，在甘肃这时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了。可能那时那里还没有通电，只是依稀记得轮台的街道上只有从沿街的店铺中透出一些灯光，街头的高音喇叭里还在播放着叽哩哇啦的维语广播。那天的晚饭每人只分得四个馒头，馒头特别小，估计一斤面怕能做得十好几个。睡的地方是安排在路边的马店里，在一条很长的土炕上我们解开了自己的行李凑乎着过了一宿。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还在想着白天在车上酝酿的一首七言绝句，记得前两句是：“此去轮台路几何？黄沙漫漫尽沙坡……
　　过了轮台，公路两边的情况要比刚过天山时好得多，不时能在路边看到树木和村庄，村庄边上的农田里也都都长着绿色的庄稼。后来听车上的驾驶员说这种稍有一些生气的景象只是在公路沿线才能看到，在公路南边不太远的地方就是浩翰的塔里木盆地大沙漠。途中，我们还在一个叫库车的地方过了一宿，据说那是地区级的城市，城里有很多的树木，房子也比托克逊整洁、漂亮得多，大都是砖瓦结构的平房。在那里我们是被安排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过的夜，在拼起来的课桌上用我们自己的行李睡了一夜。清晨，教室外面的树上有很多鸟儿欢快地叫着，此情此景在嘉峪关是很难见到的。那天，车队出发前，我在路边跟当地的一个维吾尔族人买了一个十几斤重的大南瓜带上了车。
　　当晚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阿克苏。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下了车还步行了三、四十分钟才走到安排我们住宿的地方，我除了背着行李拎着网袋，另一只手还要提着在库车买的那个大南瓜，一路上穿街过巷，在黑洞洞的路上弄得我出了一身汗。临时的住处是安排在一个很大的厂房里，不知道是不是要我们过来援建的那家棉纺厂，只是觉得是新建的还没有开过工。厂房的地面上铺着一层稻草，我们就纷纷地在那张“大床”上放下了行李卷儿。后来我们在这间厂房里住了四、五天，期间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说是阿克苏的棉纺厂在我们将到时也接到了“下马”的通知，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重新安排我们这班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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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天，我们就在阿克苏的街头游荡，带着好奇走遍了阿克苏的大街小巷。那时阿克苏是个县城，属库车地区（现在可能也已升格为地级市），城区规模并不大，记得城中心有个十字路，路的拐角有家百货公司，离十字路口不远有一家电影院，街上的行人中，除了我们新来的这批人很少见到汉族人，在商店和单位部门的招牌上大都有维、汉两种文字，也有些店铺在维文的旁边不加注汉文。新华书店里大都是卖的维文书籍，汉文书只设了一个专柜，可见这里的汉人是很少的。在大街上看到的是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听到的是广播中播放的维族语言，不禁使人有一种置身于异国他乡的感觉。晚上我们也三五成群的到电影院看电影，记得有一次看的戏剧片——锡剧“陈三两”，剧中女主人公悲惨的遭遇使善感的我流了不少眼泪。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此前在酒钢五一俱乐部看过两次戏剧演出，一次看的是越剧，一次看的是陕甘一带的地方戏秦腔。我们大约玩了五、六天，上面的方针才定下来，决定让我们这批人暂时不走，留在这里帮助地方上挑河。
　　挑河的工地在阿克苏北面，距县城有五、六公里，离工地不远处有一个叫温宿的小镇。那条新开的河是个已经开挖了一大半后停了工的半拉子工程，可能是当地组织不到民工，正好我们又没有活干。在那条河的东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发源于苏联（苏联解体后，那边的国家叫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终日奔腾不息的阿克苏河，新河的地势要比阿克苏河高出十多米，可能是为了用来抽取阿克苏河里的水灌溉阿克苏西面的高地。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停了工的砖瓦厂厂房，厂房特别宽大，估计要有三十多米长，宽度怕也有十好几米。我们就在铺着稻草的地上一排排的地铺上放开自己的铺盍。每幢厂房能睡一百多人，这种超大型的集体宿舍恐怕是谁也没有见到过。
　　我们的伙食房临时搭建在厂房外面的空地上，只有两口特别大的铁锅，一口锅烧水，一口锅烙饼。地方上给我们的粮食定量是重体工每月三十斤，轻体工每月二十四斤，供应的全是白面，没有任何付食品，市面上也买不到任何蔬菜，更谈不上能买到肉类食品，那时候全国的肉类都已经实行配给，除了大城市的居民和一些特定人群，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配给计划的。我因为在来时的表格上填的是运转工，运转工属轻体工，只能享受二十四斤的粮食定量。这种规定对我们这些技术工种的人是极不公平的，大家都一起挑河，都是干的同样的重体力活，然而这是当地的规定，同来的领导也很无奈。由于粮食太少，领导只能决定一天吃两餐，在没有31号的小月，我们每餐的定量是四两，重体工是半斤。如果是蒸馒头，四两面倒是可以做得三、四个不小的馒头，但是临时食堂里没有蒸馒头的设备，只能顿顿吃烙饼，那种没有经过发酵的死面饼，四两面只能烙一块不太大的薄饼（当然在食堂里还难免要有一些克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蘸着盐面吃饼时的幸福感真是无与伦比，人们都是小口小口地咬着，细嚼慢咽，尽量地延长一天两次的幸福时光。没有定量的只有阿克苏河里的水，不过开水的供应也是有定量的，主要是燃料太紧张，当地对我们食堂没有煤炭供应，只是调来一些树柴，我们的开水定量是每人每天两碗，吃一顿饭供应一碗开水，每人发了红、绿两块小牌子，吃早饭领水时用红牌子换绿牌子，吃晚饭领水时再用绿牌子换红牌子，虽然开水里总夹杂着泥沙，黄得像马尿，但是任何人都没法在计划外多喝到一口。
　　工地上的活儿倒也不是太苦，说是挑河，实际上只是两个人抬一个柳条筐，还有专门挖泥装筐的人，用的工具全是地方上提供的，干活的人也大都是松松夸夸吊儿郎当的，负责监工的人也是我们一起去的领导，他们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窝着一肚子火，行政管理人员的粮食定量和轻体工相同，他们每餐也只能吃到四两烙饼外加一碗浑水，大家吃住都在一起，在众目睽睽之下是没法偷着开小灶的，因而他们对于我们的消极怠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不大过问。一天干下来也抬不了多少土上去。与后来看到的家乡人挑河时那种号子连天的场景相比，恐怕那时我们十个人抬的土都抵不上一个人挑的多。后来出勤率也越来越低了，有的人装病在宿舍里睡大觉，有的人上阿克苏、温宿去闲逛。从这里步行到阿克苏要走一个多小时，到温宿只需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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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天是照例不上工的，大部分的人都结伴着出去找吃的东西，除了上阿克苏和温宿，还有些人跑到附近乡下用随身带来的衣物向当地的维族人换吃的东西。有一次，我在温宿看到有一家羊肉店用大锅子烧羊肉卖，一碗五角钱，买的人很多，我也买了一碗和人家一起蹲在街边吃，说是“吃”，实则是“啃”，因为羊肉是半生的，而且是连着骨头切的大块子。羊肉店里的人从大锅的一边往翻腾的锅里倒生羊肉块，在大锅的另一边就有人用大勺子往碗里装，生羊肉只不过是在沸水中焯了几分钟。到现在我都没有弄明白是因为生意太好来不及煮熟还是当地人习惯吃半生的肉？先前只是听说过西藏的藏族人习惯吃生肉。我买的那一碗半生的羊肉也是一点没有浪费掉，吃的时候虽然感觉不到有肉味，开始时还难以下咽，不过吃过后还是感到蛮舒服的，它毕竟能对许久不见油腥的肠胃起到一次润滑作用。温宿这个小镇，据说现在已经是温宿县的县城，阿克苏也升格成地区级的市。在那时的印象中，镇上只有一个不宽的丁字形的老街，感觉到它的规模和我上小学时的大顾庄差不多。
　　阿克苏位于温宿的南面，距离怕有十好几华里，也可能不止这么远，因为那时年轻，走时不觉远。从温宿往北一百多公里，就是天山南脉的最高峰——汗腾格里峰，从地图得知那座高峰海拔6955米。那座高峰座落在中苏边界线上（苏联解体后那边的国家叫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阿克苏河发源于天山南脉，由于气候温暖（阿克苏与江苏同一纬度），河里终年流淌着天山融雪化成的水。河不大，只有二十多米宽的样子，但水流湍急，水量充沛，听说这里有水稻种植，而且出产的是香米，不过我们只是睡过当地的稻草，从来没有品尝过那里的大米。冬天的时候，岸边有很多落了叶的杨树，我们常常沿着那条河往阿克苏城里走，然后就在阿克苏的街道上东张西望，寻找着什么地方能买到一些吃的东西，通常都是失望而归，就连半熟的羊肉再也没有碰到过。商店的货架上几乎都是空的，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卖我们也并不感兴趣。
　　城里有一家烤馕店，老远就能闻到馕的香味，那种食品类似家乡的烧饼，圆圆的，中间稍薄，周边是一道厚厚的环，吃起来也和烧饼一个味，是当地维吾尔族人的主食，就像山东人吃煎饼一样，一次做很多，够全家人吃几天。烤馕的炉子很特别，是在地上挖的一个瓮形的洞，洞的底部燃着碳火，在炉壁上贴饼子的时候，人必须跪在地上才够得到。那个烤馕店是我们这些人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但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那种美味的的，买一个馕必须要有100克新疆粮票（新疆是用的公制单位）或者是二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上的粮票是十块钱一公斤，一个月的工资也只能买得十几市斤粮票，有的人是不大舍得的，更多的人是囊中羞涩。在这里一个月的工资是化不到月底的，有几个从东北过来的老师傅把带来的手表都卖掉填进了肚子，有个人把一块进口的英格纳表只卖了八十块钱。几乎是每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卖或者是换粮票，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也卖掉一件只穿过一、两次的中山装，是蓝卡其布做的，是那时我唯一的一件新衣服，记得只卖了二十块钱，卖的时候还学会了一句维族语言，“一格木”就是维语二十的意思。阿克苏的街上，除了那家烤馕店，还有一个自发形成的自由市场，可惜那里很少碰到有吃的东西卖，只能买到一点掺了盐的辣椒面，一角钱一木勺子，买回去蘸着吃烙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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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是农历的十一月底，那一年农历闰六月，农历的十一月底已经是公历1961年的一月中旬。转眼间就到了农历的春节，我们都盼望着在这个传统的节日里能够改善一下伙食，但结果却使我们大失所望，过春节时只是分配了一些蔬菜和少得可怜的肉，只是在年三十的晚上和初一中午吃了两顿每人分到一勺子炒菜的伙食。在腊月二十九的那天下午，我和二十几个人一起被派到阿克苏去背菜，在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吃掉好几斤生大白菜，吃的时候就像是吃的水果。
　　在这个二、三百人的大集体中，我的熟人很少，以前在水泥厂上班也几乎是与世隔绝，那些从东北过来的人，他们仗着自己是从老工业基地过来的，都有点儿故步自封，不大和其它省份的人交往。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相处比较密切的是一个从河南过来的青年人，他姓李，名继双，比我大两岁，还没有结婚。我们都互把对方称为老乡，虽然在新疆汉族人之间都称老乡，就像在国外中国人之间都互称老乡一样，但那时我们总认为江、浙、鲁、皖、豫这几个省份地理位置靠近，是名符其实的老乡。继双的家在正阳县，是河南省的南部，离武汉不远。他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富农，他在家中读过初中。晚上在宿舍里他用他带来的初中课本辅导我学初中数学，使我第一次接触到正负数的概念，初识了X、Y、Z，感觉到初中的代数并不难，还没有小学算术里的四则运算复杂。我们常常结伴到阿克苏去闲逛，如果我身上有粮票也会买两个馕，一人吃一个。春节后父亲从家中给我寄过两次全国通用粮票，一次寄五市斤，听说在家乡，黑市上一斤粮票只有两、三块钱。
　　在阿克苏的那些日子里，继双是我唯一的伙伴，我们晚上在被窝里也常常谈一些关于时局的话题，那时候我们几乎常年没有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也看不到当时的报纸，当然也听不到来自官方的形势报告。我们只是从身边的事感觉到1958年以后国家是出了问题，而且是出了大问题，那几年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急骤下降，他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斗建立了新中国，如今国家如此，民不聊生，怎能不使人寒心。后来才慢慢地知道了一些当时的情况，那几年毛泽东的身边也是很不平静的。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一些昔日的战友们纷纷仗义直言向毛发难，痛陈大跃进、人民公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毛当时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要么承认1958年的错误，立即将大跃进偃旗息鼓；要么立即进行反击，将大跃进进行下去。他选择了后者，他相信这场“跃进”会给人民尽早带来幸福。在那次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大跃进疯狂的列车却没有因此减速。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才对1958年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出台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使得全国城乡慢慢地有了一些生机。我和继双还谈过各自家乡的情况，他们那里与江苏的情况差不多，是主要粮食产区，那个年代越是粮食产区就越是粮食紧张。后来到了北疆，他被分到一个叫莫索湾的农场，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回到家乡后我们之间还通过几次信，四十多年后又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说他结婚后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已经出嫁，还有一个小女儿在温州打工；家中的生活好了，还买了拖拉机。从信中的字里行间好像看到了一个当年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
　　与嘉峪关相比，阿克苏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农历的二月，杨树的枝头上已经萌出了新芽，紧接着阿克苏河边的桃花也含苞欲放，几天后便是一派桃红柳绿的景象。气候也转暖得快，夜里睡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感到很不舒服。这时候，我们得到了返回北疆的通知，我们将要去乌鲁木齐北边的一个叫石河子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农八师的驻地，酒钢有几千人在那里。接到通知后我们就停下了“抬河”的工作，待命出发。听说石河子是新疆最富足的地方，为此我们都感到有些兴奋。阿克苏这边是巴不得我们越早走越好，这里的粮食和其它物资供应特别紧张，早点走好减轻一些地方上的压力。后来，等了十多天才等到石河子方面派来接人的车队。期间曾有传言说如果调不到汽车就要动用民航飞机送我们过去（阿克苏有机场），在等待出发的那些日子里，不少人将杨树上的柳絮抹下来在水里煮熟了吃，我也吃过几次，吃的时候拌上一点酱油，味道很苦但也有点儿鲜，吃过后能得到一点久违的饱腹感。
　　和来时一样，几天后十几辆绿色的军用卡车载着我们驶离了草绿花红的阿克苏。掐指算来，在这里总共也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饥饿”是唯一的关键词，在我们同来的人中，大多数是第一次经受这样的考验，此前虽然粮食早就上了“计划”，但毕竟定量多一些，还多少有点副食品，从来没过过一天两块饼两碗水的日子。这段时间也是我第一次远离父母过的最困难的日子，想起在嘉峪关我被盗了一个月分伙证的时候，因为在母亲身边，挨的饿也比这段时间要好些。不过话又说回来，比起家乡中长时间见不到一粒米的人，我们在阿克苏的日子还能算是“幸福”的。
　　这次“北撤”，因为沿途没有我们的接待站，走得很艰难，途中的伙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夜里还坐在车中露天里过过夜，记得在库尔勒的那一夜，我先是在空无一人的街上闲逛，后来倚着汽车轮胎坐在地上，竟然一觉睡至凌晨。记得那天夜里，月色矇眬，没有风，天也不太冷。本来阿克苏离石河子也不是很遥远，在现在的高速公路时代，还不足一天的车程，主要是那时的路难走，大都是砂石路，还要翻越天山。虽然一路上受了不少罪，但倒也不觉得怎样苦，因为离开阿克苏时都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觉，大家都对即将要去的一个新地方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我们到达石河子时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当地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新建成的学校里，在新教室的水泥地面上铺着干净的草包，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我们的临时床铺。当天晚上吃了一顿久违的丰盛的晚饭，晚饭中雪白的白面馒头是不限量的，还有几大桶洋芋烧肉，充分显示了主人的慷慨和财大气粗。晚饭又在一个漂亮的电影院里招待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在影片放映前，当地的领导还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夜里睡在地铺上摸着浑圆的肚皮，感到无比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