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嘉峪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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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的春天，尽管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酒钢的决策者们依然沉浸在大跃进的狂热之中，那年，中央批给酒钢的建设资金是一个亿，那时的一个亿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个亿。有一次我作为厂里的代表，在福利处新落成的“五一俱乐部”参加了一次大会，听了酒钢总公司的赵经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太作的动员报告。赵经理原是鞍钢的一个付经理（那时还不兴加“总”），据说是付部级干部，是老革命、老工业，记得她还有一个很男人的名字叫赵北克。她在报告中从全国的“大好形势”说到酒钢建设的宏伟远景，如果不是空前紧张的粮食形势，她的报告还是很鼓舞人心的。
　　天气一天天地暖起来了，厂里的生产也日趋正常，生产出来的水泥标号也在不断地提高。为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厂里动员全厂干部职工提合理化建议，我也提了两条关于成球车间的工艺流程和设备改进的建议，并画了草图。后来建议虽末采用，厂里的领导好像因此注意到了我这个江苏小伙子。不久，酒钢工会组织了一个赴兰州参观的代表团，我被作为青年工人代表和厂里的工会主席一起参加了这个代表团。一百多人的参观团，来去都是包的一个车箱，参观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鞍钢的老工人，只有少数几个像我这样的杂牌军。在兰州参观了两天，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甘肃省十年成就展览，在农业展厅里看到了一个好几十斤重的南瓜和一棵结了二百多个棉桃的棉花。自由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结伴上街购物，我因为在同来的人中没有一个熟识的，就一个人在兰州街头上闲逛、到黄河边上漫步，除了在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什么也没买，两天后就又跟着队伍登上了回程的列车。
　　那年四月，我被调到煅烧车间的鼓风机房，由普通工转为运转工。运转工也和车、钳、电工一样，是一个技术工种，所不同的是前者最高级别是八级，而运转工的最高级别只有六级。厂里一开始就给我定了二级工，越过了学徒工和一级工两级台阶。可算是相当幸运的了。紧接着我又由临时工转为在籍工，颁发了职工证，成为国家正式职工。每月工资五十二元五角。听老师傅们说，工资里面是包含着地区津贴的，东部地区的四级工的工资也只月五十多元。
　　鼓风机房建在两座立窑之间的地面上，工人们都把立窑称作“大炉”，在立窑上工作的工人就称为大炉工，立窑是全厂的心脏，其它的所有工序都是为它服务的。鼓风机房的任务就是向窑内提供强大的风力，并根据需要调整风量。第一次到鼓风机房上班的感觉真好，特别是里面的环境比起原先粉尘满天的成球车间，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为了隔开鼓风机巨大的轰鸣声，在鼓风机房里面另外隔了一小间值班室，值班室的三面墙上分别安装着各种仪表。值班人员的工作岗位就是一张椅子，室内还有一个取暖兼烧水的小煤炉。值班人员的职责就是通过仪表掌控电机的运转情况，如果电表读数出现异常情况或者电机温度超过允许值就要立即通知厂里的值班电工。值班人员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随时根据立窑上传过来的指令调节送风量，立窑上的指令是通过装在值班室的两个电铃传过来的，电铃响声的间隔次数就表示需要开启放风阀门的圈数，电铃长鸣不停就是需要停风出料。
　　鼓风机房只有三个人，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师傅，姓杨，是从鞍钢调来的。还有一个比我稍大一些的年轻人，姓李，也是东北人，父亲是调过来的干部，但不在我们厂。杨师傅对工作很认真，那个姓李的公子哥儿免不了有点吊儿郎当。我们三个人也和厂里工人一样，每个星期倒一次班。如果有人家中有事，相互间可以自由调班，甚至可以相互替班。又不要出力干活，连续上两个班也不觉得怎样辛苦。名义上我们属于煅烧车间，但车间主任并不管我们，倒是值班的电工经常过来转转。鼓风机房的两台电动机是厂里功率最大的电机，每台的功率是125千瓦/时，起动的时候厂里负责机电的工程师都要亲自到场，为了保证有较高的起动电压，起动时要停掉其它车间所有的电机。一旦成功起动，电机就常年不停地运转，直到电机烧坏才会换上备用的电机。值班人员平时无需频繁地开关电机。这份工作的技术含量是很低的，不过责任却是重大的，如果因为事故造成停产，半生不熟的热料就会凝固在窑里，工人们就要用大锤和钢钎掏好几天。上夜班的时候，由于在班上无所事事，如果白天休息得不好就感觉非常难受，有时也会买一包香烟，在睡意来袭时抽上一支。那时有一种“嘉峪关”牌香烟每包只有一角二分钱，就是烟的质量极差，烟的包装更差，通常是几百包烟横七竖八地散装在一个用竹篾子编成的大筐里。那一年我虚龄才十八岁，到现在算起来我已经有五十多年烟龄了。在后来的不到二年的时间里，我的工作没有发生过变化，直到第二年年未酒钢下马才离开这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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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接到了父亲出狱后从家乡寄来的信，信是大伯代写的，信中说父亲经过一百多天的审查，因为最终没能查出父亲被抄没的财物与偷窃有任何关连而将父亲无罪释放。放人时将抄没的六百四十多元钱也邮寄给了村里，银元可能是被没收了。父亲在信中说，他不想再来嘉峪关，春耕的时候是会有些口粮安排的，先在家混一阵子再说。后来这一混就混了三十多年，直混到他七十九岁去世。
　　母亲这边的情况也慢慢地好一些了，两个弟弟都上了嘉峪关小学，七岁的四弟还算乖巧，学上得也较正常，十一岁的三弟经常在学校里和当地的孩子打架，学上得也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母亲有时候也要到队里上工，因为毕竟有三四人在食堂里打“饭”，觉得不过意。队长姓张，是个女的，人很和气，对母亲也是挺照顾的，当地的人对母亲都直呼其名——张想宝。母亲小时取名“想宝”是外公外婆希望在她后面能跟来一个宝贝弟弟，只是后来又跟来一个妹妹，我的姨娘叫“遇宝”，在姨娘的后面才好不容容易跟来了我的舅舅。当地人对于我是不那样熟识的，对“张想宝”倒是耳熟能详。五十年后我重访嘉峪关找到当时比我大几岁的房东家的儿子余振海的时候，起初，他很茫然，记不得我是谁，当我说我是张想宝的儿子时他才恍然大悟。
　　随着夏天的到来，地里有了上市的蔬菜，队里食堂里的“饭”也厚实了一些了，有时候母亲还在夜里到地里“偷”一些菜在家里烧着吃。那时洋芋还没有上市，记得有一种叫蔓菁的块根蔬菜，非常好吃，它的块根有些类似洋芋。后来地里的青蚕豆也乌了嘴（豆荚顶端变黑，吃青蚕豆最当时），母亲和院子里的周玉兰在夜里偷偷地到田里就着蚕豆楷子剥蚕豆米子，有时也难免会被守夜的当地人逮到，她们就跪在地里哭着哀求人家放她们走。周玉兰的丈夫在工地上班，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吃奶的孩子，不需要每晚都出去偷，母亲则不同，家里还有三张嘴嗷嗷待哺，必须天天夜里出去偷一点。后来，为了不在每天夜里经过房东家的院子出大门，让房东家知道了毕竟不大好，当地人老实胆小，虽然也是吃的食堂里的几碗薄汤却从不敢偷青。母亲就希望我们这间房子能有一个能爬进爬出的窗洞。有一天我就从厂里带回来锤子和凿子，准备实施母亲的这个愿望。
　　这间房子是在院子的西北角上傍着院墙盍的，房间的北墙和东墙就是院墙，只要随便在北墙或东墙上凿开一个洞就可以通向外面的田野。开始的时候很不顺利，感觉到这项“工程”虽然不大难度却不小，首先是这种用夹杂着砂石夯筑的黄土墙很厚又相当坚固，当时曾想到难怪古长城能够圪立千年。还有如果用力过大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整个院子里都会有震动的感觉。因而只能慢慢地一点一点的凿，凿的时候真有点像企图越狱的囚犯。土墙的厚度足有五十厘米，用了两个半天的功夫才将它凿穿，又化了半天的功夫才修整成一个可供一人出入的窗洞。洞的高度也只有五、六十公分，凿下来的土全部堆在洞的外面。夜里母亲“得手”回来时，先把装着“战利品”的小布袋扔进屋内再慢慢地爬进来，洞的大小是根据母亲的身体设计的，周玉兰的个头比母亲稍高大一些，进来的时候常常是挤挤夹夹的。接下来，母亲就在几块较大的鹅卵石架着的钢精锅里烧煮蚕豆，一阵呛人的烟雾过后屋里便充满了青蚕豆的香味。弟妹们就一个个地从炕上被叫起来，虽然睡眼惺松却吃得津津有味。入夏后我已从厂里搬回家中住了，夜里也常常吃到母亲偷的青蚕豆，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依然记得只放了一点盐煮的青蚕豆，味道是那样的鲜美。特别是那份饱含辛酸的母爱使此刻已临近暮年的我多次泪洒键盘。
　　当地的春小麦成熟的时候已是盛夏，洋芋也到了收获的季节。白天母亲就和当地人一起刈麦、打场。好在这里每人只有几分地，几天就收完了。这里收的粮食勉强可以自给，虽然自给的水平低得只能每天吃两顿薄汤，但不需要缴公粮、卖余粮。省里还有不少地方吃国家的返销粮。那年头粮食能基本自给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那些粮食调出的省份，在遭遇了天灾人祸粮食大幅减产时仍要缴公粮、卖“余粮”。后来听说在“浮夸风”刮得最厉害的地方，干部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惜将社员的口粮全部卖光，在上级来人检查是否“留足口粮”时，竟然在谷糠上面铺一层粮食来应付检查。还有那些吃返销粮的地方境况更惨，在地方上无粮可“返”的时候便号召他们“自力更生”。
　　有时候，母亲在夜里仍然要爬出窗洞去偷一些洋芋回来煮着吃，可能是因为水土和气候不同，这里的洋芋口味特别好，上海的洋山芋水份较多，吃多了会有一种麻辣的感觉，特别是小的洋山芋仔儿麻辣味道更重。这里的洋芋个头也特别大，大的能有斤把重，烀熟了吃既有鲜味又粉得起沙。上海的洋山芋当蔬菜吃比较好，而这里的洋芋倒是可以当主食的。夏收过后，食堂的“饭”里又多了一些洋芋块，弟妹们的脸上也现出些许红润（当然也免不了有青蚕豆的功绩），当地孩子们两颊上的高原红也由暗紫变成淡红。后来，这里的农村公共食堂一直坚持到第二年年底，持续的时间可能是全国最长的。虽然是只能维持半饥半饱，但这里确实没有饿死人。听说家乡的“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千年”的公共食堂只办了几个月就断炊散伙了。由此看来，这块蛮荒之地在当时倒确是胜过家乡的“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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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秋后，队里的活儿也不多，母亲就天天到酒钢工地上捡废品，开始时是在机修厂旁边捡拾拉圾中的废铁，每斤废铁可以在嘉峪关的废品收购站卖到一角多钱，有时一天也能卖到三四块钱。后来又跟在线路架线工后面捡铜、铝线头。那时有色金属是国家建设的紧缺物资，一斤废紫铜可以卖到五块钱，一斤废铝线也可以卖到一块多钱。虽然捡到的数量很少，但是只要捡到两三斤，就能卖到八、九块钱！一个月下来，母亲捡废品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工资收入。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时在经济上倒并不怎样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她还存有一部分钱，父亲出事的那天，还有一部分钱没有被搜走，母亲当时非常机智地将被搜出的钱物数量通报给即将押赴上海的父亲，使得父亲在狱中的口供始终与被搜的钱物相符。母亲曾告诉过我，当时即使我不寄钱回家她也有钱带弟妹们重返嘉峪关，只是怕这边不接受才来信跟我商量的。母亲来嘉峪关后，我在厂里发的工资也是交给母亲的，我需要用钱时再向她要，那时的我，基本上还是个大孩子，不大会花钱，只是有时到酒钢的新华书店买几本书或者在上夜班的时候买包把“嘉峪关”牌香烟。平时也不抽烟，每月交给母亲的钱也有三、四十元。后来一个在家中读高中的堂兄得了结核病休学在家养病，我每月都要寄十多元钱给他，交给母亲的钱就少一些了。其实母亲那时并不在乎我交多少钱，也从来没有过问过我的钱用在什么地方。
　　那年秋天，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不幸。在嘉峪关供销社，我放在皮夹子里的一张分伙证被小偷偷走了，皮夹子里还有几块钱。不过那时的几块钱和那张分伙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张分伙证是我一个月的口粮！那时厂里允许有家属的职工把粮食计划按月开出证明，自己直接到粮管所购买粮食，对开出分伙证明的职工就不发当月的饭票。凭那张纸片只要再花五元多钱就能买到四十二斤面粉，那时面粉的黑市价格是五元一斤，算起来那一次的损失已经差不多是我三个多月的工资。后来靠母亲从黑市上买回来一些豆面（用干蚕豆磨的面粉）才度过了那艰难的一个月。
　　上班的时候是非常枯燥的，虽然值班室是与外面隔开的，但两台鼓风机巨大的轰鸣声仍然会从门缝中钻进来。下班后走出工厂大门时，有好长时间好像仍然置身在轰鸣声中。每天上、下班都要走四、五里路，走的时候都是大步流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由于在班上缺少运动，正好利用这段路程活动一下身体，反而感觉到是一种享受。也有的时候下了中班正是漆黑的午夜，一个人行走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上，既遇不到人也看不到一点亮光（那时嘉峪关农村还没有通电）。周围万籁俱寂，只有夜风吹拂着胡杨的枝叶，偶尔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地人在这个时候也是不敢单独出来的，他们非常害怕碰到戈壁滩上游荡的野狼。这里有很多关于野狼袭击人、畜的传说，当地人对于顽皮的孩子总是骂他们是“狼吃的”，但我们在那里近三年的时间里倒是不曾目睹过。
　　秋后，舅舅带着三弟回了一趟老家，母亲托舅舅带了些钱给父亲，父亲出狱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寄点钱给他。后来听舅舅说，父亲在家中给队里看“洋车”（第二代风力提水工具），也能分到一点口粮，不够吃时就买一些高价粮，队里有个看仓库的保管员常在夜里偷一点粮卖给他。舅舅这次回老家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年迈的外婆带到甘肃。当时还在娘家的嫂子因为与外婆是同一个村，也哭着要跟舅舅一起来甘肃，舅舅知道母亲的意思是不想让她来，同时嫂子在家中与外婆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在我家那年逃离家乡时连一条被子都没给嫂子留下，嫂子在气忿中抱走了外婆的被子，因此外婆也不肯带她来。舅舅回来时还特地经过上海买了几十斤小糖，那时在甘肃的市面上早已看不到有小糖卖了，上海的小糖还没有上“计划”，在上海二、三分钱的一块小糖到酒钢的街头可以卖一角钱一块，卖起来也很顺利，往往是一拿出来很快就会被围观的人一抢而空。舅舅那次回老家，路上的开支本来就不大，跟回去的三弟又不要买票，因而除去路上的开支反而赚了一些钱。舅舅是很有经营头脑的，在“生意经”方面并不亚于母亲，因为他又识得一些字，所以母亲在有些方面是不如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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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因为时间充裕，我读了很多书。上班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看书。先前看得较多的是文学类的书，以小说为主，也偶尔涉猎过唐诗、宋词和新诗。对古典小说和武侠类小说那时已不大感兴趣了，大都是看的是现代作家的长、短篇小说，以后兴起的中篇小说那时似乎还没有。记得看过的小说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巴金的[家]、[春]、[秋]，郭沫若的[我的童年]、[北伐途次]、[洪波曲]还有艾芜的短篇小说等。看这些书的目的一是为了满足爱好，二是为了消遣。在这些作品中我尤其喜欢郭沫若的那些自传体小说，小说中作者详尽地将他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除了小说，有时还看一本叫“诗刊”的诗歌月刊，那是一份面向全国的诗歌刊物，是由曾写过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诗人李季在兰州编办的。
　　后来又似乎有点迷上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断断续续地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有一次还特地赶到酒泉新华书店买了一大摞马列著作，其中就有几本大部头的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对那时的社会现象产生了许多疑问，看这些书的目的好像是为了从中找到一些答案。起初是似懂非懂地读着，后来还真的有些入了门。我渐渐地懂得了哲学与其它学科的本质区别，其它学科只是研究与其相应的某一领域的规律，它的研究成果只能改变某一领域的历史，而哲学则是集所有学科之大成。它是一门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的研究成果能够改变世界历史和人类的命运！
　　何为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来源有三，一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二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法国朴素唯物主义，三是以欧文为代表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批判并摈弃了它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斯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却摈弃了他的方法上的“机械论”，从而将两者综合成辩证唯物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斯又吸受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往复式地上升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必然会走向它的对立面，这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也叫否定之否定定律。根据这一理论来推导人类社会的发展：奴隶社会是对当时原始公社制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次“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当它发展到它的顶峰帝国主义的时候，如果再向前发展就势必还要回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这就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斯主义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人类社会迟早要经过一个与原始社会相同但比原始社会更高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斯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前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和平实现，后者却主张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就是哲学，这就是哲学巨大的可怕力量！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我是全盘接受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意识可以影响或改变物质。对于被马克斯所摈弃的黑格尔的唯心论我是不屑一顾的，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里面的“天”不是指的是“神”而是指的是客观规律。我还非常佩服费尔巴哈的道德观，认为他的观点精辟、独到。记得他的道德观中的三原则：一是自私是人类的本能即人类的天性，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二是人人都有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三是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不能妨碍到别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由此想起中国的几句俗语：“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无利不早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时我对“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这句俗语是这样理解的：一个人如果不能为自身的利益去努力奋斗，就违背了人的天性，就会在竞争中受到惩罚（天诛地灭），就会被现实淘汰，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就叫“物竞天择”。我还认为：所谓“无利不早起”意思就是说只有利用物质利益才能剌激人们去努力工作，人们通过工作不但使自己得到利益，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至于第三句俗语的意思是和费尔巴哈三原则中的第三点是相吻合的，就是自私不能过分，利已不能损人。马克斯批判了费尔巴哈的自私是人类天性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自私观念是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来改变的，否则，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就只能永远是“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在十九世纪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其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当时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如果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国家再次推行这项实验，成功将是必然的。当时，中国的马克斯主义者们对此深信不疑而且雄心勃勃。1958年提出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被说成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只是可惜当时的那场疯狂的实验却导致后来上千万人饿死。
　　现在，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五十多年过去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在屡次碰壁后才悟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前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漫长的过渡阶段中仍然要按照私有制社会的运行模式来管理社会，就是现在实行的“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制度，而不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漫长的过渡阶段究竟有多“长”？答案是“相当长”、“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让我们的后辈们不懈的努力、耐心地等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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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还是从哲学的神秘王国回到现实中来吧。
　　那年，六十多岁的外婆到甘肃后就一病不起，没过几个月便在第二年的春节后与世长辞，舅舅找了一些当地的胡杨木板自己动手为外婆钉了一付简易的棺材，把她埋在碑坊梁旁边的戈壁滩上。当地人嘱咐舅舅坑要挖得深一些，有时会有野狼偷吃人的尸体，为此舅舅特地借来十字镐，硬是在戈壁滩的砂石中刨开一个大坑把外婆葬下去，入葬的时候舅舅还哭着对外婆承诺：将来回江苏时一定会把她的尸骨带回去跟外公合墓。后来只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舅舅举家回江苏时我还在新疆，听母亲说舅舅履行他的承诺时颇费了不少周折，他先用煤油将外婆的干尸烧过，然后用一个小木箱装着外婆的遗骨扛上了火车。外婆去世时母亲哭得最伤心，也使我回想起儿时和外婆单独相处的一些日子。记得那是一个秋天，外婆一个人住在木塔寺庄上，父亲把我留在那里过了十几天。外婆住的房子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丁头虎儿”（那时家乡中常见的南北长、东西窄、门朝南开的小草屋），舍子的旁边就是一个茅缸（厕所），茅缸棚子上牵满扁豆的藤叶，上茅缸的时候总有一大群绿头苍蝇在周围嗡嗡地唱歌，红色的扁豆和它的叶子上也都布满了苍蝇屎。那年外婆养了两只母鸡，每天的中午都在饭锅里炖一个鸡蛋给我吃。
　　1960年秋天，舅舅又一次回江苏时受母亲之托将桂香带到了嘉峪关。母亲总认为：我那年已经是十九岁（虚龄）的大小伙子了，拿哥哥比早该成家了。我那时在这方面是比较“弱智”的，思想上还没有考虑到成家的问题，平时在厂里也与同我们一起去的女孩子有过一些交往，但一次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火花”之类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只能算得上是半个“书呆子”。母亲托舅舅带桂香来事先也并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她认为与张家做亲这么多年了，带她过来成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也根本谈不上我是否喜欢张家姑娘，做亲几年来我们之间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即使在有人没人的地方碰到面也只是相互瞥一眼。那时的“恋人”们大都是这个样子的，在结婚之前也大都没有语言上的交流，通常是在结婚的上一年春节，男方要到女方家去“看亲”，新女婿上门的时候姑娘已经早早地躲出去了，连见个面都不好意思，更何况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了，顶多在偶尔碰面的时候送去深情的一瞥，然而这种“秋天里的菠菜”我们彼此好像都没有“暗送”过。
　　因为是同住在一个庄上，我对桂香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原来她家是贫农，土改时还分得了一些田，家庭经济收入以种田为主，有时也在冬天上江南扒河蚌或打零工，她的父母在精明、能干方面比起我的父母差得多，因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桂香与我同龄，是家中的长女，在她后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是经由她的一个本家叔子做媒同我家定亲的，定亲的时候我父亲的“事业”正如日中天，那时候对她家来说还真是有一点“高攀”的意味。她个子不高，长相一般，但听说非常勤劳能干，因为是长女，在童年的时候就成为她父母的好帮手。她和那时大多数女孩子一样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听说人还比较聪明。定亲前，父亲买了她的另一个本家叔子的一块田，那块田与她家的田相邻，定亲后父亲用洋车给她家的田“带水”，也没有收过她家的“带水费”，算是对她家的帮助。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老实农民，对父亲的帮助很是感激，总是四哥哥长四哥哥短地称呼着（因为父亲排行老四，比他小的人都称他四哥哥，比他大一些的人就直呼其名或称他老四）。
　　我家在外的这几年也没有给她家写过信，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漂泊在外居无定所，其间又遭遇到父亲身陷囹圄的重大变故，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我对这门亲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我那时甚至有点同情嫂子的遭遇，哥哥离世时她哭喊着要为哥哥下田送葬时的情景还常在脑中闪现，当后来听到她在娘家每逢哥哥的忌日，都要用一张杌子放到门外的巷子里为哥哥烧纸供饭的时候就会特别使我感动。不过我虽然和她在一个锅里吃了一年饭，但也并没说过多少话，加上她身子长得极单薄又有哮喘病，所以母亲不愿留她我也没说过什么。现在想起来她当时如果像现今的人那样执著、大胆，一个人“摸”到甘肃来，我的个人历史就要重写了。后来听说她被人介绍到东台东边的“海里”一个叫什么“灶”的地方嫁了人。那时候大丰、东台沿黄海边是比我们那里稍晚一些开垦出来的滩涂地，那里的人吃的是“荒粮”，难得见到大米，喝的是泥塘时的水，因为河里的水是咸的。不过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那里的饥饿程度却比家乡好得多，有许多大龄单身汉在那时都娶到了我们“西乡”的姑娘（那里的人把我们那里叫西乡），甚至还有不少有妇之妇在那里讨饭时被当地的老光棍收留。听说后来嫂子在那里生了两三个男孩子，现在已年过七十的她大概早已当了祖母了，也不知道她是否还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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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香来到嘉峪关的那天是一个刮着风的深秋的下午，是母亲从舅舅的住处把她接回家的，她穿着一件半新的薄棉袄，样子还算过得去。她的个子比嫂子矮一些，大约只有一米五多一点，十九岁的大姑娘本应该是丰姿绰约、楚楚动人了，可她扁平的胸脯却表明了她还是一只尚未成熟的青苹果，显然是因为过早的劳作和饥饿的折磨造成的。她似乎不曾有过童年，童年就是童工，母亲曾看到过她很小的时候就在船上划桨，因为个子太矮每划一桨都要把脚踮起来推高浆柄才能使桨板划到水。舅母有一个姐姐嫁在我们庄上，和桂香家同一个队，舅母在春天也回了一趟江苏，她在她姐姐家和桂香同宿了一夜，回来的时候极力称赞桂香的“能干”，说她已经能和男劳力一起上工地挑河了，并说她已经成人了，她说她在被窝中触摸到她的粗壮的双腿。后来才知道桂香那时候的“能干”实属万般无奈，那时家乡的情况是“青壮逃荒去，挑河童与姑”（此句套用那时湖南的“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她可既是“童”又是“姑”。后来她也告诉过我她在上一年冬天挑河的情景，那是一条在荻垛乡境内的一条南北向的大河，有一个很“革命”的名字叫朝阳河，挑河的民工一日三餐以胡罗卜为主，后来家乡中人都把那条河叫“罗卜港”，河挑了一半因为连胡罗卜也没得吃才停工散伙。从河工上回家后她曾跟着一个比她大一轮的姑母到“海里”去讨过饭，那时候大姑娘、小媳妇出去讨饭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我家离村出走后，起初庄上有人传说我家不可能再回来了，并说我家也不会再要她了，她有一个在苏南青浦近郊的姨娘要把她介绍到青浦乡下去，她家没答应，在“海里”讨饭时也常有人要为她“做介绍”。带她出去的姑母是个非常古板又正派的人，碰到这种情况总是婉言地谢绝人家的好意。这些情况都是舅母告诉我们的，母亲听后还真有些感动，因为母亲曾听过许多古小说中“一女不配二夫”的贞烈故事。
　　桂香来后，母亲就积极地为我们的“婚事”做准备，其实也没什么要准备的，家乡中过去就流行过“有钱豆腐酒，没钱手搀手”。母亲拿出了她随身带着的跟随她辗转了数千里的一些银器，母亲并且说如果这些东西和那些银洋钱放在一起现在她就一无所有了。母亲给了桂香一付银项圈和一付银镯子，还有一付一钱重的金耳环，这付耳环至今仍然戴在她的耳朵上，项圈和镯子虽然一天没戴过，但也一直当着宝贝在箱底压了五十多年。在桂香来之前，两个弟弟都先后跟舅舅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因为毕竟在家乡本庄上学要比这里好一些，这边经常给他们寄些钱，他们过得比那些没有“外援”的人家要好得多。桂香没来时母亲、妹妹和我都是睡在一个炕上的。桂香初来时就挤在母亲和妹妹睡的一个被子里，我单独睡一条被子。现在我们要“结婚”了，这间房子总共不过十多平米，睡的地方如何安排到成了一个难题。当地人也有人家老夫妻和小夫妻同睡一个炕，但人家的炕是在堂屋里搭的，炕有四、五米宽，在炕的中间挂一条布帘子，就在视觉上将一个炕隔成两个独立的空间。我们住的这间屋是厢房，炕的宽度只有三米左右，是没法像当地人那样安排的。后来母亲跟房东余家借了几块胡杨木板，让我在房间的另一角搭张临时床铺，那些木板尽是很不规则的弯板，又是用大块的鹅卵石搁起来的，因而搭起来的床几乎是摇摇欲坠，后来几经加固，勉强能睡人，就是人睡在上面翻身时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有了“婚床”，接下来就要准备床上用品，我们原来睡的被子都是经过了多次“长征”的考验，有的已经是补丁摞着补丁了。母亲的安排倒也是煞费苦心的，她用一条初到甘肃时发的一条新毛巾毯子做被里子，又买了一块新花布做被面，包上一条旧棉花胎，结婚用的被子就做成了。被面子是母亲安排我和桂香到酒钢去买的，那里新建并开张了一个百货大楼，母亲并且要我顺便给桂香买几件衣料，她给了我几丈布证和几十块钱。
　　从五队到酒钢福利处，在戈壁滩上斜插过去只有不到五公里的路程，如果转到水泥厂从兰新公路上走过去就要有十好几里路。那一天是我与桂香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彼此都有些不习惯，她更不习惯，两个人走在戈壁滩上她总拉在我后面五、六米远。途中经过一个地方上建的小高炉，那是大跃进中“大炼钢铁”的产物，平时我们都叫它“小酒钢”，那天我们经过的时候正值大炉出铁，我们看到白色的铁水流到炉前的土槽中，一会儿就冷却凝固成铁块，我们才以此为话题说了几句话。在百货大楼里，我们买了一丈多红底碎花的洋布做被面，还为她买了不多的几件衣料，其中有一块料子是准备为她做一件大一些的棉袄，花色是向她征求意见的，记得她选中的是一块老扎扎的格子布，一点儿也不像是“新娘子”穿的衣服。回来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一些，但并不像一对恋人那样的亲密无间，倒像是一个助人为乐的青年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乡下姑娘领路。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就叫我们睡到那个小床上了，晚上是吃的和平时一样从食堂里打回来的甘肃“饭”，没请一个宾客，没放一串鞭炮，我们就这样地结了婚。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人类最原始的生理需要和传宗接代的本能。现在，我们已经携手度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我们共同养育了两双可爱而且还算优秀的儿女，五十多年来虽然算不上相濡以沫，但确实是风雨同舟地一路走过来的。虽然她一字不识至今连电话都不会打，但对这桩“包办”婚姻我并无一丝悔意。
　　 7
　　结婚后，桂香有时也和母亲一起到队里上上工，队里的食堂也给她们多打一份“饭”，也不问什么户口不户口，她有时也跟母亲一起到酒钢拾废品，不过这时她们已经将“拾”升格为“偷”，那些在野外架线的工人到了晚上往往把成吨的铜、铝电缆丢在戈壁滩上，也没有专门人看管，她们就在晚上带着钳子去剪一些，后来胆子越试越大，一次竟敢剪十几斤。剪回来的新铜线是不敢直接到废品站上去卖的，要把它拿回家再剪碎、拆乱，然后再浇上盐水，等到上面生满铜绿才敢去卖。后来就连这种长满铜绿的废品也不敢老在嘉峪关一个废品站卖，怕卖的次数多了人家产生怀疑，因此，她们曾乘火车到酒泉县城去卖过几次。后来又怕在火车上也不安全，母亲和桂香曾徒步五十多里去过几次酒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母亲真是“贼”胆包天，要钱不要命，那段五十多里戈壁滩上的公路一路上没有一户人家，她竟敢化大半夜的时间走这段路！
　　有一次，我也同桂香一起步行去了一趟酒泉。我们是在午夜出发的，各自背着二十多斤废铜、铝，天大亮时才走到那里，那是我第一次到酒泉县城。那天是没有月亮的黑星夜，一路上没遇到一个人，就连马车和骆驼车也没遇到一辆，只是偶尔碰到过一、两辆开着大灯的运货的卡车，卡车过后，戈壁滩上漆黑一片，四周也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在南面的铁路上有火车经过时才能听到沉闷的轰隆声。当时倒也感觉不到害怕，只是后来越想越有点后怕，万一在路上遇到狼群，我们岂不是要一起在戈壁滩上“殉情”。在酒泉的大街上，我们顺利地将带来的货卖给废品公司的流动收购车，两个人共卖了一百多块钱，这恐怕是我一生中做过的一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违法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的这种行为叫“销赃”。我们这一趟的收入虽然相当我的两个多月工资，但在黑市上也只能买到二十多斤杂面，靠着这些“意外之财”使得全家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因此，桂香来后基本上没挨过饿。
　　那年冬天，酒钢也和当时全国许多在建项目一样，因为没有粮食吃而全面“下马”，甘肃是调进粮食的省份，国家实在是调不出粮食来养活酒钢的几万工人和家属。那时听说全国都在大抓“代食品”，甘肃也不例外，不过这里又没有什么树皮、野菜之类的“食品”可以“抓”，戈壁滩上有一种已经干枯了的植物叫骆驼剌，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它能像骆驼一样耐旱，有的地方上的领导就开动脑筋将它开发成“代食品”，我也吃过几次掺了一些这种草面做的窝头，因为掺的量很小，吃起来还可以，听人说如果掺的量大了就会使吃的人几天都拉不出屎来。
　　厂里所有的机器都停下来了，整个厂区一片寂静，我也结束了我的那份清闲的好“工作”。在酒钢的各个工地上就连才建了一半的大楼也都停了工，听说几万工人将要调往全国各地。厂里宣布：工人原地待命，等过些日子要我们厂的工人将要调往新疆，支援新疆各地的建设。不愿去新疆的临时工，可以就地离职。舅舅由于当时还是临时工，他又不愿去新疆，就选择了就地离职，他放弃了那份工作也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助。舅舅离厂就在当地做起了“生意”，那时在酒钢的街头已经形成了“自由市场”，不上班的工人们纷纷跑到市场上去买卖一些旧衣物，最好卖的是能吃的东西，舅舅用高价买来的杂面蒸成小馒头，卖一块钱一个，只要背到那里很快就被人们抢购一空，那种小馒头一斤杂面可以做十多个，利润能达到50%以上，如果遇到哄抢就收不到钱，不过以舅舅的精明是难得碰到这样的事情的。那年冬天舅舅家全家总动员，确实赚了一些钱，第二年春天，他家就回了江苏。
　　准备上新疆的人每天都要到厂里去一次，主要是为了确认一下什么时间出发，那时又没有别的联系方法。在厂里停产的前几天，母亲一个人回了江苏，甘肃的这一边，在母亲的苦心“经营”下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吃穿不愁了，她又有些挂念起家中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因此她决定“回师”江苏去看看那一边的情况，那时候母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总指挥”。在我听到了即将去新疆的消息时就立即给家中写信，要母亲尽快赶回嘉峪关，把桂香和妹妹两个人丢在嘉峪关我是会不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