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嘉峪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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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以东一直到黄海边连云港的铁路叫陇海线，那时是国内的唯一一条较长的东西大动脉，从兰州向西去新疆，解放前还没有铁路，只有一条蜿蜒于戈壁滩上的砂石公路叫兰新公路，兰新公路的走向就是历史上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公路南面是连绵不断、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脉，北面就是浩瀚的沙漠、戈壁。公路沿线的一条狭长地带，称为河西走廊，因为有祁连山的雪水滋润，沿路上有不少中、小城镇。那年，听说向西的一条叫兰新线的铁路已经通到玉门，我们要去的嘉峪关在玉门以东，因而可以坐上火车继续西行。铁路修筑在兰新公路的南面，紧挨着祁连山，列车不时会在隧道中穿行。出了隧道，从车窗外可以看到装货的汽车在兰新公路上艰难的前行，车屁股后面扬起一片沙尘，偶尔也能看到马和骆驼拉的胶轮大车组成的车队，行进的速度倒也比汽车慢不了多少，最慢的是黄牛拉的古老的木轮车，在火车上看起来好像是站着不动。窗外难得看到绿色，路边的村庄有稀稀落落的农舍，农舍的屋顶是平的，上面盍的是黄土，杨树的叶子已经掉光，整个村庄一片浑黄。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一个叫“北大河”的小车站上下了车，结束了这次漫长的旅行。车站的南面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大河，叫北大河，车站就是以这条河命名的，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秋末冬初，宽阔的河床上裸露着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只有在河中心的河槽里有一线湍急的水流。这个车站原来是戈壁滩上的一个小站，只有十几间平房，但在那时客运和货运都相当繁忙，后来才知道，国家要在这里建设一个超大型的钢铁企业，叫酒泉钢铁公司，同时要在离车站两、三公里的戈壁滩上建设一座新城。离这个车站的西南三、四公里处就是万里长城的西端——嘉峪关古城楼。我们这一批移民就是要落户到古城楼旁边的嘉峪关公社嘉峪关大队，这批人当中的青壮年将会被安排到钢铁公司去当工人，年龄稍大的和孩子们就留在公社当农民。
那一天，当地的农民赶来了几辆牛车到车站帮我们拉行李，人就跟在牛车后面走，一个多小时后才走到古城楼下面的嘉峪关公社，当晚就安排我们住在当地农民的家里，晚饭是在各个生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的，吃的是面条汤，说是面条，其实里面只有少量的手捍的面条，大部分是洋芋块（当地人把马铃署叫洋芋，上海人叫洋山芋）和菜叶子，里面放了不少盐，喝起来咸沾沾的，倒也蛮有味。当地人把这种饮食也都称为“饭”，和过去我们苏北的泰兴、黄桥人吃的“饭”有点相似。第二天就把我们召集到嘉峪关小学的院子里开会，当地的干部怕我们听不懂他的话，特地请来了一位“翻译”——小学里的一个上海支边的女教师，那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说得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对我们这些准“老乡”倒也挺亲切，不知道她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些假“上海人”丢了她的“面孔”。会议的内容大致是：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支援边疆建设；你们将会被分别安排到嘉峪关大队的七个生产队里去；国家将会给你们发放一批棉衣、棉被作为安家费；酒泉钢铁公司将会在你们这批人中招受工人；由于条件限制，你们的住处只能先安排到当地农民的家里；至于吃饭的问题，就和当地人一样，在各个生产队的食堂吃……等等。
在酒钢来人招工的前几天，大队里把我们相对集中地临时安排在大队附近的农民家里，他们说要等招工后根据留在农村的人数再往各队分配。 这几天，在同来的人中我是最忙的，家家都要给家中写信，因为他们中大部分是文盲，所以我每天就要帮他们写十多封家信。好在家信的内容都差不多，也化不了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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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和舅舅一同登上了嘉峪关古城楼，并且化了半天的时间在城里城外转了一大圈。从东面看，城楼是建在一座小山上，但西门外却是与城门相平的戈壁滩，城门楼上有乾隆的御笔——天下第一雄关，关城分外城和内城，有的是黄土和砂石夯筑的，也有条石和城砖砌成的，站在城楼上眺望蜿蜒于山间的万里长城，仿佛在面前展开了一幅饱经千年沧桑的历史画卷。城内还有不少房屋和庙宇，因为年久失修，大都残破不堪。整个城关里看不到一个人，不禁使人联想到：如果是在多雨的南方，城内的空地上定会长满荒草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城的西门面向西北方向，雄伟的门楼有“嘉峪关”三个大字，城门洞全是用大块的条石砌成，酷似多年后见到的故宫午门。因为没有人管理，厚重的城门终日敞开着，不知何年何月曾经关闭过。
舅舅听人说：在西门外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火车站，叫嘉峪关站，比北大河站还要小。后来好像没过多少日子，铁路部门就把北大河站更名为嘉峪关站，把原来的嘉峪关站更名为大草滩站。再后来不知道哪一年又把大草滩站更名为嘉峪关西站。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几乎快成为废墟的嘉峪关城内。从嘉峪关公社所在地到当时的嘉峪关车站有一条捷径，就是要在嘉峪关城内穿过去，因为城门又是常年地敞开着，因而在城内就形成了一条马车、牛车和驼队的通道，可能也有时候有长途运货的车队在城内空房子里打尖、歇宿，在屋里地面上就有烤火做饭时留下来的灰烬，屋梁上也被烟火熏得黑通通的。门口也有很多驼、马的干粪。关内的空房子大都没有门窗，可想而知是被当着燃料烧掉了。庙宇里的神像更是惨不忍睹，大都是油漆剥落、东倒西歪。
在嘉峪关城楼东边的半坡上有一口泉眼，正在不断地往外喷涌着清澈的泉水。喷出来的水顺着小山坡流到下面，又分为几条支渠沿着西高东低的地势向东流去，于是就流出了戈壁滩上的一块绿洲——嘉峪关公社。几天前在来时的火车上，在列车经过酒泉站的时候，听车厢中的广播讲过关于这口泉的故事：说是在明朝时有一位将军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皇帝赐了两坛子酒犒赏他，这位开明的将军却认为功劳不能算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成千上万浴血奋战的将士，为了使得每个人都能喝到皇帝赏赐的御酒，他下令将这两坛子酒倒进嘉峪关旁边的这口泉眼里，然后让每一个将士喝一碗泉水，酒泉就因此得名（酒泉古称肃州）。
过了两、三天，发给我们的衣物已经运到，每一个大人都发了一套棉衣和一套棉绒衣，棉衣都很厚实，面子是蓝色的平纹布。每一户人家还领到了两床棉花胎和两条棉绒毯子，我家还领到了一条毛巾毯子。这些衣物据说就算是我们这些人移民大西北的“安家费”，那时都不懂，能够分到这么多紧张物资已经是很满足了，何况我们这批人也记不得是哪年哪月添过新衣新被了，有些东西大部分人还是第一次享用呢。大家都一起穿上全新的衣服，使人有了一种过年的感觉。虽然已经进入了冬天，但白天还不是很冷，天天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只要不刮大风，倒也有一点像家乡十月里的小阳春，不过早、晚的气温是很低的，温差特别大，是典型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气候。
紧接着，酒钢来人公布了招工的名单，除了家里没有青、壮劳力的家庭，每户都有一人被选中，我理所当然地也在招工名单中。我当时是这批人当中的皎皎者，年轻自不必说，虚龄才十七岁，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一个完小毕业的“文化人”，因此，大部分人被分配到了建筑工地，我却被分配到一家水泥厂。美中不足的是那年也才四十八岁的父亲却没有能进厂，不到四十岁的舅舅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被安排在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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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起安排在水泥厂的，还有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未被招工的人也都被分配到嘉峪关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我和舅舅两家被分在一队，那个地方叫牌坊梁，在古城楼南面，离公社所在地差不多有三里路。也是全公社最南面的一个生产队，这个队南面就是兰新公路，紧靠公路的南面，又是兰新铁路，铁路的南面就是荒无人烟的祁连山。这个地方是在北大河车站和嘉峪关车站的中间，经常能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和火车将要进站时的汽笛长鸣。安排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是公房，原来是队里停放牛车、马车和饲养大牲畜的地方，有时还用来接待路过的车队、驼队打尖歇宿。比起当地人住的院子，条件要差得多。分给我家住的是一间十几平米低矮的土坯房，门是朝西开的，房子的屋面是在杂乱的树枝上铺的黄土。因为常有过路的车队在这里做饭、烤火，土墙上已被熏成黑色，屋顶棚的树枝上也挂满黑灰。队里分给每户一小捆麦楷草，在当地这种麦草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他们只有少量的农田种植春小麦，当年的七、八月才收割，这些麦草都留着作牲畜冬天的饲料。我们就把麦草铺在地上，铺成了一个全家人挤在一起睡的大“床”，这张“床”就占去这间房子的一半面积 。好在我们也没有任何家俱，两付担子挑过来的家当放在这间房子里也不觉得狭窄。麦草是用碾子碾过的，睡在上面倒也很软和，有点像家乡里的乱稻草，就是量太少了，地上的寒气还是免不了地往上钻。
我上班的那个水泥厂，距离牌坊梁我家住的地方只有二百多步远，在兰新公路南边，大门就开在公路边上，厂后的山坡上就是兰新铁路。开始进厂时又都是上的日班，因而就没有住进厂里的宿舍，一下班就回家。那些被安排在建筑工地上的人，上班的地方有三、四里路，因而就都带着行李住进了那里的宿舍。 进了厂的人，他们的户口就由上海市户口转为甘肃省非农户口，安排到农村的人，他们的户口也就由上海市户口转为甘肃省农村户口。我们这些人曾经持有过上海市户口，但却没有享受到一天的上海市的市民待遇，从头至尾都是一个骗局。进厂的人，一开始也都算是临时工，与公司在兰州火车站招来的盲流人员没有什么区别，工资都是每月四十五元。直到第二年才给我们定级，成为正式职工。
水泥厂隶属酒钢一公司，它的全称是：酒泉钢铁公司一公司水泥厂。水泥厂也是那一年开始筹办的，我进厂的时候，还没有生产过一吨水泥。当时厂里有三百多名职工。人员的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直接从东北重工业基地——鞍山钢铁公司调过来的，鞍钢和酒钢都同属中央冶金工业部，调用鞍钢的人员和设备是屋内搬家。厂部的干部和各个车间、工段的负责人都是从鞍钢调过来的人，还有一批老工人是作为技术骨干调过来的，他们分别负责厂里的设备安装、调试、运转和维修。这种类型的人在职工总人数中约占百分之二十，是厂里的精英，算是一等公民。第二种类型也是从东北过来的，主要是新招收的鞍钢工人的子女，他们中大部分人是跟着父母一同过来的，这些家庭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子女能得到一份工作，宁愿举家从东北迁到西北。这种类型的人也差不多占到百分之二十，他们的待遇也和我们一样，都没有定级。厂里其余的工人，大都是最近招收的全国各地的青、壮年农民。在那个近乎疯狂的“大跃进”年代，到处都在刮着“上马”风，只要你背着行李走出来，就有机会找到“工作”。
酒钢的总部在东北方向，从戈壁滩上的小路走过去，大约有四、五里路，也是在兰新公路的北面，那里就是计划中要建设的一座新城的中心，那时已经建设了几座标志性建筑，如百货大楼、五一俱乐部、酒钢医院等都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一座新城的雏形已经形成。不过那时人们把那个地方仍然叫四公司，四公司就是酒钢福利处。在地方上仍然隶属酒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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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属的一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基础设施，水泥厂生产的水泥也是为酒钢的建设服务，那时候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水泥是相当紧张的，当我们厂迟迟拿不出产品时，公司的领导们心急如焚。
生产水泥的工艺流程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把粉碎得极细的石灰粉和粘土粉按一定的比例制成球状，然后装入大炉，经高温焙烧，烧成后的熟料再经过粉碎就是水泥成品。在生产环节上主要有四大部分：一是生料车间，主要负责把石灰块和粘土块破碎、粉碎、过筛，这个车间的劳动强度最高，主要是用人工推的独轮车在厂区里来来去去地运料，虽然也叫车间，实际上都是露天作业，在露天里耸立着一座有两层楼高的叫“雷蒙式”的大型粉碎机，上班的人就是围着这个大家伙不停地运料、进料、出料。即使载着风镜和口罩，漫天飞扬的石灰也会把人呛得受不了，一个班干下来，眼睛也都是红红的。这个车间的工人，大部分是新招的农民，他们是天生的苦力，干得倒也无怨无悔。生料车间的下一道工序就是成球车间，这个车间就把石灰粉、粘土粉、铁矿石粉和煤粉四种原料过磅，按一定比例加入到搅拌机中进行搅拌，再把这些料加到一个倾斜的、旋转着的大圆盘中，通过不断地洒水，这些料就制成了鸟蛋大小的生料球。这个车间的劳动强度比生料车间稍低一些，各种粉料都是生料车间用小推车送过来的。但车间里的环境比生料车间更糟糕，因为是在室内，搅拌机产生的粉尘弥漫着整个车间，上夜班的时候，二百支光的灯泡只能看到一个白点。我在这个车间工作了三、四个月，主要是负责过磅配料，这是因为我识得一些字，能够看懂技术科开过来的配料单。不过工作的内容不是专职司磅，还要配合其它工人将一百多斤重的料斗抬上磅称，过完磅还要用大方铲向搅拌机中投料。这个车间只有七、八个人，车间“主任”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从鞍钢调过来的老工人，人很和气，对工作认真负责，他虽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头，但活也不比我们少干。 成球车间的下一道工序就是煅烧车间，煅烧车间有两座立窑，在立窑的腰身处搭着进料用的工作间，从成球车间出来的生料球，通过卷扬机提升到工作间，再由操作工人把它们投进燃烧着的立窑中。过一段时间就在下面的出料口出一批烧成的熟料，如此循环往复，二十四小时不停炉。整个厂区都能听到立窑下面大功率鼓风机的轰鸣声。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熟料车间，这个车间的厂房最高大、宽敞，里面安装着一台轧石机和几台大型球磨机，从立窑中出来的熟料，大都是烧结成坚硬的大块，这些大块必须先在轧石机中粉碎，然后再投进球磨机中磨细，安装在球磨机顶端的鼓风机会不停地将达到细度的成品水泥通过过滤网吹出来。这就是我们那时水泥生产的全过程。
进厂的初期，在生活上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我们这些重体工种每月粮食定量是五十三斤，主要是白面，也搭配一些大米，食堂供应的主食是馒头和米粥，付食品的供应也相当丰富，餐餐都有炒菜，每份一角至二角，大部分普通工人都舍不得吃，最实惠的菜是五分钱一碗的菜汤，那时北方人都叫“大菜汤”，厚厚实实的一大碗洋芋烧大白菜，既当饭又当菜。我一天三顿都是在厂里食堂吃，基本上是能吃得饱的。没过多长时间，食堂里的饭菜供应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虽然粮食定量没有减少，但主食中逐步加大了玉米面的供应量，大菜汤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厚实，变得稀汤寡水的，难得吃到一块洋芋。一开始，一个月的饭票都是在月头上一次发放，到了月底就有人就会因为把饭票提前吃光而断顿，后来就改为发放按日期的早、中、晚餐票。农村中的食堂，仍然是每天供应两顿饭，就是“饭”的质量和数量也在逐日下降。大伯从家乡来信说，家乡的食堂已经全部解散了，不少人家去了江西、湖北逃荒，留在家中的老人和孩子们只能靠胡罗卜度命。对比之下，鱼米之乡的家乡还不如蛮荒的大西北。
更加糟糕的是：父亲非常不适应大西北的气候，他也在队里上了几天工，就是和当地人一起赶牛车，赶牛车和赶马车不一样，倒也不是什么技术活。马车是用的胶轮大车，一小时能走二十多里路，牛车还是用的原始的木轮车，车轮的直径有将近一个人的高度。走起来特别慢，与步行的速度差不多。空车时人是坐在车上，重车时人就在地上赶着牛走，每天都要起早到酒钢四公司去拉一趟干粪回来才到食堂吃早饭。那时已是农历的十月底，黎明时分戈壁滩上的温度比家乡的隆冬季节还要低，特别是在空车去的时候，人坐在车上真可谓是饥寒交迫。当地人已经习惯了，他们裹着光板老羊皮大衣，并不在乎清晨的寒冷。父亲已经是快到五十岁的人了，肚子又吃不饱，一天只能吃到两顿稀“饭”，听当地人说，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腊月里经常会有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父亲就说：这样下去，可能连这个冬天也挨不过去，他非常担心把骨头丢在异国他乡。那时，五十岁是知天命的年龄，还不到五十岁的父亲就有这样的念头其实也并不奇怪，曾祖父只活到四十多岁，祖父在六十多岁去世时已经认为是“长寿”了。旧时有一名俗语说：“五十岁不借债，六十岁不借宿”，意思就是说五十岁的人借了债不一定在有生之年能够还得上，六十岁的人如果跟人家借宿，主人是会有顾虑的，更何况父亲当时又面对着大西北的风刀霜剑，过着 食不果腹的日子，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是难免的。
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还是要再回上海。回到那里至少可以躲过戈壁滩上的严寒，如果到黄渡能要回自家的船，他相信凭他大半生混迹江南的经验，把一家人的肚子混饱还不是太难的。他们认为我在工厂里的待遇还算不错，所以决定不带我走，舅舅的一家也没有回上海的打算，因此，父亲和母亲对于把我留下来还是比较放心的。
几天后，父亲把我的铺盖和日常用品安排到厂里的宿舍，又把从上海带过来的全部家当装了一付担子和几个包袱。在一个寒气逼人的夜晚，我和舅舅把他们送到北大河车站，化了二十多块钱买了两张到上海的车票，当时才十岁的三弟和六岁的四弟是不需要买票的，我问父亲是否要为十三岁的妹妹买一张儿童票，父亲说没事，捡票的时候让她钻到座位下面。过了一会儿，一列从玉门开往兰州的慢车就进站了。几天来，母亲对我今后的生活虽然已经是千叮咛万嘱咐过了，但在临上车时还是流下了惜别的泪水，十七岁的我就将要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了。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弟弟妹妹们也是希望回上海的，他们已经一个多月见不到米了。父亲当了一个多月大西北的农民，对于此行似乎充满了信心，他哪里知道此行险些使他走上不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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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和舅舅从北大河车站走回来已经是深夜，舅舅回到了他在牌坊梁的“家”，我第一次住进了厂里的宿舍。厂里的宿舍是几大间一半埋在地下的马架房，是这里常见的最简陋的工棚，这种工棚就是在一米多深的土坑上搭上人字架，再在人字架上铺上草席，草席上再铺一层黄土就成功了，这种房子只能防风保温和遮阳，这里常年没有雨雪，更没有地下水，有了这样几项功能就足够了。每间宿舍都有十几米长，宽度只有五米左右，中间有一条一米多宽的走道，走道两边是土叠成的统铺，一间宿舍能睡三十多个人，一个人只能占用一米宽的统铺。来到这里建设酒钢新城的大批建筑工人也都是住在这样的宿舍里。除了厂房，厂里只有一排在地面上用红砖砌成的房子，那是书记、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办公和住宿的地方。那时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水泥生产又是建设新城的开路先锋，当务之急就是要把生产搞上路，尽快地拿出更多的产品。父亲们走的那天晚上，我住这样的宿舍里久久不能入眠，虽然宿舍里非常暖和，但是那种混着石灰粉味的汗臭味特别令人难以忍受。
在以后的日子里，厂里的生产已经正常，实行了正规的八小时三班倒工作制。立窑下面鼓风机整日整夜地轰鸣着，天天有装货的卡车到厂里装水泥，就是听说出厂的水泥大都是只能达到三百号的低标号水泥 ，厂里的领导和工程师们正为此大伤脑筋。宿舍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睡觉，因为人多，晚上都要到十点多钟宿舍里才会安静下来，十一点后就又有上夜班的人起来准备接班，午夜刚过，上中班的人下了班又会带回来一股更“新鲜”的石灰粉的气味。每个星期都要倒一次班，日班、中班、夜班三班循环，日班是早上八点至下午四点，中班是下午四点至夜里十二点，夜班就要做到早上八点。上夜班的人，中午不能吃饭，中餐的饭票要留到夜里吃夜餐，也有的人因为中午睡不着觉肚子又饿得难受，把中午的饭吃掉了，夜里只能空着肚子干一夜的重活。
厂里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发过加班费。在试生产阶段，因为工人大多数是上的日班，厂里的工会还组织过几次文体活动，就是晚上把厂里的青年男女们集中起来学文化、学时事政治。活动地点就在女生宿舍里，那些姑娘们大都是从东北过来的，都是鞍钢工人在农村中的子女，其中的有不少的人是文盲，因此，学文化就等于扫盲，我这个从“上海”过来的青年就成了他（她）们的“老师”。在政治学习讨论发言时就负责记录。女生宿舍的房子也是和我们一样马架房，就是比我们宿舍干净、整洁一些，虽然也有淡淡的石灰粉的气味，但却比我们那里少了一些汗臭味，多了一些雪花膏的香味。一群天南海北、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集中在一起，大家都彬彬有礼，氛围也相当融洽，可惜在实行三班制后这些活动就中断了。
没过多少日子，收到了大伯从家乡寄来的信，信中的内容让我大吃了一惊，说是父母们在上海新买的小船上被查出六百多元钱和十几块银元，父亲为此被抓进了青浦看守所，母亲和弟妹们已经被强制迁送回家乡。家乡中的人大都外出逃荒，留在村里的人连胡罗卜都快要吃光了，母亲想带着弟妹们尽快返回嘉峪关。远在家乡的变故牵动着我的心，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长子”的责任。哥哥暴死的时候母亲曾拉着我的手哭诉：“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现在是长子了，今后要靠你了”。我和舅舅商量了一下，当晚就凑齐了一百五十元钱，第二天就寄回去了。并在信中叫母亲们尽快动身，赶到嘉峪关过春节。在当时，一百五十元钱可算是一笔“巨款”了，我才拿了两个月的工资，只积余了几十元钱，有一部分是向工友借的，其实母亲们一路上的车费只要四、五十块钱，我只是希望钱多一些能让母亲在路上为弟妹们买些高价的吃食。后来听母亲说，家乡中哪些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们，听说我从甘肃寄回这么一大笔钱，个个都羡慕得不得了。
旧历年底，母亲拖带着三个弟妹回到了嘉峪关，他们来时是绕道从上海乘的火车，母亲是想能在上海再见父亲一面，可是任母亲在青浦看守所门前哭求了几个小时，也未能让她见一下关在里面的父亲。母亲来时我正在上班，他们直接去了舅舅在碑坊梁的家，适逢舅舅舅母都不在家，家中只有年幼的表弟表妹，母亲抓几把带来的米，用带来的锅煮一点粥给一天没有吃东西的弟妹们吃，粥烧好后，在舅舅门前临时用鹅卵石堆起的“灶”突然倒坍，烧好的粥也全泼在沙地上，母亲和弟妹们为此又大哭了一场。我下班后见到他们的时候，舅舅已经回来了，舅母用杂面和着干菜煮了一锅糊糊，招待他们吃了晚饭，当晚也就挤宿在舅舅家。
第二天，舅舅就去找了嘉峪关大队的干部，他们二话没说就把母亲们安排到了五队，并叫一个姓余的人家在院子里腾出一间房子让母亲们住，原来担心会受到刁难的情况却没有发生。到现在想起来都仍然感激大西北农民的淳朴与厚道。母亲和弟妹们安顿下来后，每天仍然可以在队里的食堂吃两顿“饭”，因为五队离水泥厂约有三公里路，我就仍住在厂里的宿舍里。只是在上夜班的时候白天才有时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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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厂区到五队的新家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中要经过嘉峪关古城楼的小山脚下和嘉峪关公社驻地，这一段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砂石公路。公社驻地是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公社办公大院旁边还有学校和一些相应的职能部门，我经常光顾的是这里的一家唯一的商店——嘉峪关供销社。过了公社驻地还要向东北方向走近两公里的小路才能到我们住的五队。小路两边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冬天的田野里没有任何庄稼。弯曲的水渠上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冰面下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泉水，冰面上聚集着杨树的枯叶。嘉峪关大队共有七个生产队，五队的西边还有六队、七队，嘉峪关山上的泉水流到这里已是精疲力竭，再也无力去惠顾那远处一望无际的戈壁。当地的农家小院就散落在这一小块戈壁绿洲当中。每个独立的院子都有又高又厚的院墙，墙是用当地的黄土夯筑的，里面夹杂着大量砂、石，宛若残存的土长城。
我家住的余家院子也和周围的院落一样，厚重的院墙里面约有300多平米的地方，从南边的大门进去，北墙的正中是一大间主人的卧室，卧室里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一个全家人睡的土炕。靠着西墙有三四间偏房，东北角上还有一间茅房。整个院子里似乎没有一块砖，所有的墙全是用砂土夯筑的，屋顶上也不无例外的平铺着黄土。让给我家住的是院子西北角上的一间约有十平米的房子，房间里也有一个不大的土炕，作统铺也可睡得四五个人。整个房间没有一扇窗户，一扇不大的门是用弯曲的胡杨木板拼成的。这间房子虽然是间不大的偏房，但是比起碑坊梁的那间马店要好得多，厚厚的土墙和屋顶足以能够抵御大西北的风沙与严寒。虽然我们从未烧过一次炕，住在里面倒也不觉得怎么寒冷。后来母亲在这间屋子里过了三个旧历年。
院子的主人当时好像只有三口人，主人夫妇约五十岁左右，有一个儿子比我大几岁。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听母亲说人家都叫他余四，他的儿子叫余振海，我家初到时也还未结婚，过了一年才娶了一个娘家是高台县的媳妇。在院子里一间更小的房间里还住着一户和我们一起来的“上海人”，是靠近兴化城的一个叫候家村的人，一对小夫妻带着个还在吃奶的男孩。男人姓邵，在酒钢建筑工地上班，难得回来一次。女的姓周，叫玉兰，“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她后来和母亲处得很好，一口一个“季大妈”地叫着。
转眼间春节到了。过年了，几乎看不到一点过年的气氛，厂里没有放假，仍然是三班倒，立窑下面的两台鼓风机，仍然在一刻不停地轰鸣着。厂里的食堂里，大年三十晚上和初一中午都增加了几个炒菜。生产队的食堂里，不知从那里弄了些马肉，母亲和弟妹们也吃到了一顿“臊子面”，所谓“臊子面”，也就是在比平时稠一些的面条汤里加了一点切碎的马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过年时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应该是算不错了，后来听说，留在家乡的人，过年时每人只分了几两米，后来还听说 ， 我的三伯也在腊月二十八那天贫病交迫，丢下他最放心不下的妻儿老小，溘然离世。“每逢佳节倍思亲”，全家都牵挂着远在上海、身陷囹圄的父亲，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后来听父亲说，犯人在审查期间是不允许和外面通信的，他后来曾告诉过我们他在里面倒也没有受到过什么“酷刑”，受到的却是最最残酷的“饿刑”，就连发给犯人们为数极少的煮蚕豆，狱友们都要一粒一粒地数着分食，稍有不公，犯人们就会大打出手。
1959年及以后的两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此外还有一个较为掩饰的提法，叫做“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中国人民经受了自长期战乱以来最大的劫难，数亿人挣扎在饥饿的边缘，千百万农民离乡背井，有多少人客死他乡？直到现在，仍然有他们的子孙生活在他们的爷爷奶奶们带着他们求生的地方。那三年，全国究竟饿死多少人？那三年，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又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些问题，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因为那是一个伟人犯的错误。（直到最近才看到一篇文章说：“‘大跃进’导致数千万饿死”）。伟人当时的本意是好的，他并没有预料到一个错误决策会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灾难。听说有的地方竟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人吃人的传说，厂里有个来自河南的工友说他们家乡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说是一个冻死在雪地上的外地人的尸体被人割了肉。
春节过后，嘉峪关农村的食堂仍然在坚持着没有散，每人每天仍然可以吃到两顿叫做“饭”的稀汤，就是汤里的材料越来越少了，只是在极稀薄的杂面汤里漂浮着一些干菜叶子，洋芋块是难得见到了，见到的也只能算是洋芋“粒”。母亲和弟妹们都是用一个洋铁桶 把“饭”打回家吃，每人的“计划”是一勺子（那时“计划”一词有另外一种释意，就是配给的份额），约有一大碗，他们四个人的“饭”，如果让一个人喝下去也只能是大半饱。母亲常常只是喝一点稀汤，汤底下的“脚子”都分给了弟妹们，最小有四弟吃得多一些。经过了几个月的颠沛流离，母亲变得异常憔悴，虚龄才刚过四十岁的她已经被折磨得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西北老妪。
那年十一岁的三弟，因为饥饿离家出走，在酒钢附近一个部队驻地，和一群野孩子争抢泔水缸里的剩食，三天后母亲才把他找回来，脸上伤痕累累。我那时在厂里虽然还有四十多斤的粮食定量，但在春节过后食堂里基本没有蔬菜和付食供应，洋芋已纳入粮食管理，一斤粮票才能买六斤，每天一斤多主粮，而且是以粗粮为主，大都吃的是玉米窝头和小米粥，又是干的重活，也是半饥半饱的状态。但是现在每每想起那时的情景我仍然非常内疚和自责，特别是当我想起三弟曾经多次舔过我从厂里带回去的空饭盒心情就特别沉重，假如我能在饭盒里留半碗粥，或者带个把窝头给弟妹们分分，对他们来说将是何等的美味！可惜在那时很少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