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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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春天，母亲带着我在苏南辗转了一个冬天后回到家乡生下了我，后来听母亲说，那年冬天她天天挎着一个大竹篮在苏南的松江、青浦（现在那里已划归上海市）一带的小镇上卖花生，襁褓中的我也别无选择地跟随她出入于茶楼酒肆。生下我时取乳名扣碗，因为是用碗藏的“衣”（即胎盘、胎衣），同时又有“扣”住不放的意思。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因为属龙，取乳名龙碗后来又改名金碗。在哥哥之前，母亲婚后一年还曾生过一对龙凤胎，可惜，几个月后便相继夭折了，以后母亲常说那一对双胞胎是两个“讨债鬼”。母亲虚年十九岁结婚，生我时是二十五岁，因此，我和母亲都同属马，她大我两轮。
　　我出生的那年，家乡早已是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区，日寇盘据着兴化、东台及其周边较大的乡镇。但在我们这里却活跃着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党的民运工作人员，也纷纷地被派到各个村秘密发展党员，宣传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与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存在的就是日寇扶植的汪伪政权。日寇经常带着“和平军”（汪伪武装，也称伪军）下乡“扫荡”。在我出生前，有一次，日寇的小炮船侵犯了谢家庄，因为村中人巧妙周旋，才使得日寇没有在村里放火、杀人，只是被“和平军”掠去一些财物。后来，日寇去了东面的大顾庄，烧、杀、奸、掠无所不为，庄上损失惨重。那一次，我祖父的灵柩还停放在家中（那时有在家停灵三年的习俗），日寇走后才匆忙下田安葬。那时，家乡的抗日武装力量还没有能力和日军正面对抗，他们仍然使用“打得羸就打，打不羸就走”的游击战术。国民党的保安团也同时在家乡周边活动，虽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与共产党的地方武装摩擦不断。乡亲们就这样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新四军解放了兴化、东台。第二年，内战爆发，新四军主力北撤，家乡的党组织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我们那里还活跃着一支由国民党扶植的地主武装——还乡团。他们也乘机下乡向民运积极分子和翻身农民反攻倒算，共产党的游击武装和村中的民兵则以“锄奸”与其针锋相对。那几年，家乡充满了刀光剑影的恐怖气氛，几乎天天能听到杀人的消息。1947年，我们村也有两个农会干部被还乡团抓到东台用铡刀杀死。
　　我家在土地改革时，本来应是贫农，也应该分得一些土地，但父亲在分家后又买了几亩田，因而被评为中农，土地和房产均不进不出。在我出生的前后的数年间，虽然是战乱频仍，但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仍然是像候鸟一样，每年的秋后到苏南去做小生意，春天又回到苏北种田，父亲身强力壮又胆大心细，加上那几年运气也不错，有时贩运违禁物品经过敌、伪封锁区，有人被查出来，弄得倾家荡产甚至搭上了性命，而我家却能一次次地化险为夷。母亲又是做小生意的一把好手，她生在苏南，能讲一口道地的江、浙、沪方言。那几年，生意做得红火，田又种得好，很快地还清了分家时的外债还置买了几亩田。
　　中农，顾名思义就是当时的中间派，贫农和雇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地主和富农则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农是最安全的，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不会秘密发展他加入共产党，还乡团也不会拉他去做“电线杆子”（地主武装的情报人员）。中农们便两面迎合，游离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但在新四军主力北撤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双方似乎都杀红了眼，有时也会累及无辜，于是父亲在解放前的几年中也不敢回苏北种田了，连着在苏南过了几年夏天。直到1949年兴化、东台解放后才又在每年春天回来种田。因此，我幼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南度过的。
　　 2
　　一条长江把江苏分为苏南和苏北，苏北人习惯地把苏南、上海、浙江，还有皖南都统称为江南。江南人则把苏北人贬称为“江北人”，自古以来，江南就是代表着富足和繁荣，她的美丽和富饶曾经倾倒过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湖熟，天下足”；“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多少年来，江南都是江北人逃荒的首选地，有俗语说：“宁向南一丈，不向北一尺”，意思是说北边比我们那里更穷。
　　苏北人上江南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要渡过长江天堑，通常都是从靖江的八圩港出口，从江阴港进口，八圩港位于现在的长江大桥与黄田港汽渡之间，那段江面较窄，南北距离只有七、八华里。如果遇到风不大的好天气，用两把木浆划的小木船过江也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不过那样的天气是难得遇到的。有时船到江口，正好刮起五、六级以上的大风，而且是连续几天不停，那就叫“阻江”。碰到这样的天气，那些到苏南逃荒的船上人，就只好拖儿带女地上岸讨饭。最可怕的是船出江口时没有风，船到江心时却刮起了大风，这时只能拚命地向对岸划。
　　在我四岁的那年春天，也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当时是从江南回江北，从江阴港出口时风平浪静，我和哥哥在船中看着在江水中出没的江猪子，觉得很是好玩。在船过了三分之二江面的时候，江面上突然刮起了大风，风是东北风，江水是迎着风向东流，（后来听父亲说这种“敌潮浪”最容易翻船），小木船在风浪中大幅度地颠簸，幸好是空船，船能随着浪头上下跳动，但是浪太大了，不时也有大浪打上船头，涌进船仓，我和六岁的哥哥在船中舱蓬子内惊慌地哭喊，父亲和母亲在船头上奋力地划着浆，他们身上已经全被浪花溅起的江水淋湿了。父亲划的是“头浆”，头浆的作用是除了把船向前推进还兼顾掌舵，这时，掌握好船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既要考虑到东流的江水会把船漂向东面，又要考虑到在一个浪头袭来时将船顶着风浪，因为这样才能避免侧翻，因此，只能在一个大浪过去之后，第二个大浪未到之前的间隔抢时间调整船的航向。向前望去，江北的八圩港已是遥遥在望，可是风却越刮越大。这时，一条从八圩港疾驶而来的“救江”大帆船来到了我们的船边，当船老大拿着缆绳向父亲示意时，父亲果断地摇了一下手。后来，父亲告诉我们：当时他拒绝援救并不是怕进港后会被敲一大笔救援费，而是担心船扣上缆绳后必须调头，调头时风浪会从侧面把船掀翻。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碰到好心的船主，也许会努力救起一些人，但无论怎样努力都是救不全的，碰到黑心的船主就用斧头砍断缆绳扬帆而去。那一天，和我们一起在江上遇到风浪的还有三条船，我们家船是唯一一条安全进港的船，那三条船中有一条船上被救上来夫妇二人，丢失了三个孩子，另外两条船则连船带人全都葬身在长江中，幼年的我也亲眼看到了人站在沉船上呼救的悲惨一幕。进港后，惊魂甫定的父亲母亲才换去淋湿的衣服，清理仓中的江水，晾晒打湿的衣被，然后上岸买香纸腊烛敬神。
　　有了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以后，每当要过江时，随着船一天天临近江边，一家人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常言道：“江过老了，胆过小了”，父亲的“穷大胆”也因此有所收敛，再也不敢自行划船过江了，大都是化块把钱由“吊江船”拖着过江。不过跟吊江船过江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吊江船大部分是江边的渔船兼营的，他们船体较大，有前后两道桅杆（也有三道桅杆的船），主要靠的是风力，如果正好碰到较大的顺风，半个小时就可以收口（进港），如果是侧向风，可以通过对风帆脚绳的调整也能顺利地到达对岸，遇到逆风时，吊江船必须在江面上走“之”字，才能借助风力把船驶向对岸。有时候，也会碰到无风的天气，吊江船上就会架起大橹，后面拖着的小船上也同时要用人力划船，不过，江面上无风的天气是难得遇到的。也有时船到江心时突然刮起意想不到的大风，而且是逆风（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江上的船老大都是凭经验判断当日的天气），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吊江船上就用利斧剁断缆绳，独自跟风进港逃命，后面被拖小船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还有的时候，黑心的吊江船也会对被拖的小船进行敲诈勒索，本来是在出港时就谈好了价钱，到江心时又要加价，否则就要解缆丢船。更有甚者，有的吊江船本来就是江洋大盗，他们把装有货物的小船，拖到江边的芦苇深处进行打劫，如遇反抗便杀人灭口，后来听父亲说，那时江中常发现漂流着的财物被洗劫一空的船，船上有一家老小被杀的尸体。
　　二十多年后，当我乘车经过黄田港汽渡时，站在汽渡的甲板上，面对雾气蒙蒙的江阴江面，望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往事历历，感慨万千。再以后，当我乘车从江阴长江大桥通过时，儿时划小木船过江的辛酸往事便又浮上心头。数十年沧桑，天堑变通途，昔日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与风浪博斗数小时的路程，现在几分钟就穿过了。
　　 3
　　那年秋天（1946年），我家又从苏北的黄桥贩了一船花生到苏南，在浦南（黄浦江南面）的一个小镇上做批发兼零售的生意。父亲在靠船的河边支起一口大锅，每天要把几麻袋的花生炒熟，批发给沿街叫卖的小贩，怀孕在身的母亲则挎着一个花生篮子，走街串巷零卖。那时，苏南人有起早喝茶的习惯，苏南的茶馆只供清茶，不供零食，因此，母亲每天的上午都是在镇上的各家茶馆中叫卖。有时候，我们弟兄俩也常跟着母亲，在茶馆里捡拾茶客丢下的香烟壳子，哥哥把拾到的香烟壳子拿到船上，细心地拆开整平，当宝贝似的收藏起来，我拾到的也全部归了他，那时的香烟壳子上大都是印着一个烫了头发的洋女人，或者是一个拿着一把长刀的外国人，后来才知道是那时常见的“美丽”牌和“老刀”牌香烟。
　　一船花生卖完后已经是冬天了，父亲和母亲又把船行到浙江一个叫菱浦的地方，在那里装了一船凤菱（一种较大的两角菱），我们那条座家的船那时能装一万多斤货。货装上船后，母亲生下了我的一个妹妹，她是母亲生的第五胎，也是第六个孩子，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弟弟叫三小，只存活了几个月。妹妹因为是在一个叫菱浦的地方生的，船上又装了一船菱角，因而取名“扣菱”。
　　母亲生养后，天天刮北风，船要到苏南的松江、青浦一带去，就必须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母亲又在坐月子，父亲一个人是没法行顶风船的。到了第三天，北风仍然没有停，加上接连刮了几天的北风，天气已特别冷，那天，父亲再也等不得了，决定开船。开船后，父亲在岸上拉纤，母亲在船上拿舵（掌舵），可怜的母亲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船头上站了一天。本来并不太远的路程却在路上行了四、五天，
　　到青浦后，父亲又忙着在河边砌煮菱的土灶。卖菱角要比卖花生辛苦得多，必须在每天的天亮前把一大锅菱角洗净、煮熟，天一亮就要把热气腾腾的熟菱背到街上的茶馆里赶早市，我和哥哥早上醒来时，父亲母亲都已上了街（母亲从三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坐过一天月子），在我们的旁边焐着一挽水子（一种带柄的木制盆子）熟菱，那是哥哥和我的早饭。吃过早饭后，我有时也上岸在船的附近玩，有时也能拾到几个香烟壳子和别的好玩的东西，因为有了刚出生不久的妹妹，哥哥一步也不敢离船。
　　第二年，我的一个表兄也在我家船上帮了几个月的忙，主要是帮着照顾我们兄妹三个人。他姓赵，是我二姑母的儿子，比我大十多岁，他虽然从小就没有父亲，但他家道殷实，姑母供他在家中上过好几年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船上，他就成了哥哥和我的启蒙老师。他把牛皮纸裁成一张张寸半见方的字块，把十个数字和上、中、下、人、口、手等最简单的汉字分别写在上面，每天教我们识几个字，字块就成了我们最早的课本。同时，每天还要把学过的字重复几十倍抄写在香烟壳子的背面。我虽然比哥哥小两岁，但认字的成绩却胜过哥哥。并不是哥哥不聪明，儿时的我确实比哥哥更聪明，我三岁时就能数出天上飞着七个飞机，而五岁的哥哥只是说天上飞着“一大把”飞机。那一年我居然认得了上百个常用字，后来到我十一岁上学的时候，一开始就上的二年级，入学前就已经能把当时流传坊间的才子隹人之类的小唱本，连说带唱地读给母亲听，虽然读得白字连篇，母亲却听得津津有味。
　　 4
　　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就是我的舅舅。外公死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一家人带着外公的灵柩回到苏北老家木塔寺，后来娶了我们庄子上一个邻居家的女儿，买了一条小船跟在父亲后面做生意，舅舅是外公的独子，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识得一些字，两条船在一起“打帮”（同行同宿，装同样的货，做同一种生意）的时候，晚上常唱书给我们听，母亲最喜欢听古书，而且记性极好。儿时的我不但能听懂故事的内容，而且很喜欢那种悲怆的鼓书唱腔。唱本的内容很庞杂，多是一些传统而经典的历史故事，经常听到的是[珍珠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牙痕记]等等。书中对主人公悲惨境遇的描写也常能使听者落泪。后来我就拿着舅舅的书学着唱，认不得的字就问舅舅，使得我当时的“文化水平”在认字块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同时，那时候的那种唱本，作为一种民间文学对幼年的我也起到了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的一生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还有一年，父亲和舅舅不晓得为了什么事弄得互相不愉快，两条船分开了几个月，分开后不久，两条船上都相继发生了伤心的事，舅舅的一个五岁的儿子不幸溺水死亡（那时船上的孩子是经常会遇到这样不幸的），我们家的船在一个叫芦墟的小镇上，父亲得了一种怪病，四肢无力，精神不振，没有食欲。虽然也看过几次中医，但多日不见好转。那个小镇四面都是湖、荡，当时也只有我家一条江北的船，镇上又没有一个熟人，母亲因此整日愁云满面，担心如果父亲有个好歹，留下举目无亲的孤儿寡母，连这条船都难以行出这个被湖泊包围着的浙北小镇。那些日子，记得母亲每天在街上的干货店里买五分钱茶笋（一种嫩笋干），在饭锅里炖汤给父亲下饭，我们则是天天吃在饭锅里炖的老咸菜。三十多年后，我因公事到过一次芦墟，并在那里住了一宿，住在一家老式旅馆的阁楼上。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置身于梦幻江南，听着儿时便熟悉的吴侬软语，万千思绪一齐涌上心头。谢天谢地，父亲的病在拖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日渐好转，船行到青浦时遇到了舅舅家的船，两船相遇时，两家人又大哭了一场。
　　后来两条船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他们一起贩运过荸荠（马蹄，上海人叫地梨）、甘蔗，也贩运过生姜和百合。这些货物大都产于浙江和皖南的广德一带，每趟都要走京杭大运河，遇到顺风就扯蓬（帆）朗风（利用风力行船），如果风大一点，两条船就帮在一起，支两付蓬，船行得又快又稳当。两条船只要一个人拿舵（掌舵），一天可以行上百里水路。这时候是弄船的人家最惬意的时候，母亲就利用这个空闲缝补衣被，哥哥和我就这条船跨到那条船的玩耍。碰到顶风就上岸拉纤，大运河边上有很好的纤路，起早带晚有时也能行三、四十里。在没有纤路的河里行船，就只有靠划桨，风大风小的，船就行得很艰难，一天走不了多远的路。而且那种河因为船少，也很不太平，行船的时候，担惊受怕的，生怕遇到土匪打劫。1949年农历正月初四，船行到浙江嘉兴，母亲又生下了三弟，因为刚过春节，取名年碗，又因为靠船的地方岸上有三座宝塔，弟弟又是老三，所以又名“三三”。
　　这年春天，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逼上海。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物价飞涨，金元券天天贬值。在上海解放的前夕，我们船停靠在上海的近郊青浦乡下，父亲和舅舅那时已改行做百货生意，起初只是一个货郎担，当时叫“洋货”担子，以走村串巷为主，后来发展成摆摊经营，以到各镇上赶集为主。解放军对上海实行包围的时候，父亲和舅舅正在上海进货，那一天如果再晚一点出来就要被封锁在市里。那些日子，天上不时有国民党的飞机掠过，远处也不停地传来枪炮的声音，还有国民党的散兵扰民，我们只能暂时躲在乡下，哥哥和我天天上岸在田里捣田螺。上海解放后，苏南也太平了，各个小镇上的集期和庙会都能正常举行，父亲和舅舅的生意也做得很红火。在没有庙会和集期的时候，船大都是停在松江县一个叫亭林的小镇上做平常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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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亭林（那时属江苏省松江县，现在属上海市松江区）是父亲在苏南的根据地，镇上有个开水果店的王老板是父亲多年的老朋友，是父亲做水果生意时候认识的。苏北人都称他“王先生”，叫他的老婆“王师娘”，他是山东人，比父亲年长几岁，年轻时当过兵，是当地一个什么会道门的小堂主，父亲因此也加入了那个什么“会”，并为此戒掉了多年的抽烟习惯。王先生为人仁义、耿直。父亲虽然不识字，但性格也很耿直，与人处世特别讲信用，与王先生关系最好，苏北人在亭林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大都请父亲去找王先生帮忙，一般的事他都能帮助摆平。王先生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和我同龄，记得叫明芳，王师娘的老家是苏北人，曾在父亲面前戏说过：将来将明芳嫁给你家二小，戏说而已，毕竟门不当户不对。后来父亲不上苏南了，他们之间每年都要通几次信互询平安，一直到晚年都未间断过，信都是由我代读代写，他的大女儿（不是王师娘亲生的）后来跟他店里的一个伙计私奔了，二女儿做了教师。
　　在亭林的那段时间里，相对来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那个小镇似乎没有受到战火的蹂躏，因为没有在那里打过大仗，也没听说发生过奸、淫、烧、杀的事，倒是听说别的地方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来又驻扎过国民党的部队，那支部队纪律还算严明，那些兵们三五成群地在我家船旁边玩，有时上船买荸荠吃，也都是规规矩矩地给钱，有一次，一个士兵因为调戏、猥亵女童，被指认出来后当场就被拉出去处决了。哥哥和我玩遍了亭林的大街小巷，天天有米饭吃，还有雪里蕻咸菜烧豆腐。虽然母亲给我们的零食通常只是一些藕把子（不值钱的藕稍），但那个小镇却给我留下了一丝幸福的回忆。我八岁的那年，在亭林开始学做生意，在一个小竹篇里放上一些针、线、小梳子、小镜子之类的小百货两手捧着沿街叫买，头一天居然也卖了几角钱（旧币是几千块钱），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可惜只卖了两天，第二天在北街一座木桥的栏杆上，一阵风把竹篇吹翻，大部分的货物被吹落到河里，父亲就叫我不要再“作怪”（苏北方言：丢人现眼的意思）了。那年哥哥十岁，他性格内向，但比我有心计，母亲还说他比我能“聚财”，以前贩运荸荠的时候，每到清仓时都要留一些给哥哥和我吃，并给我们分成两份各自保管，嘱咐我们省着吃。可我没过两天就吃光了，而且是吃一半“作”（浪费）一半，大荸荠只吃中间的一部分。我的份子吃光后就惦记着哥哥的那一份，可他却非常吝啬，难得给我一两个，直省得荸荠都风干了，他还有存货。
　　上海解放以后，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天天派飞机到上海、苏南一带撂炸弹，有一天下午，我们家的船靠在亭林附近另一个小镇上，父亲和母亲都上了岸去做生意，我们兄妹四个在船仓中突然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从船蓬子口伸头一望，天空中飞舞的瓦片就像被风吹起的枯叶，我慌忙躲进船仓，瓦片掉落在船蓬子上的声音就像是下的一场冰雹。过了一会儿，飞机走了，父亲和母亲也惊惶失措地赶到船边，看到我们兄妹四人完好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我上岸看被炸弹炸掉的房子，只看到一个很大的坑，旁边是哭着、喊着的人在忙着扒亲人的尸体。原来炸弹落地的地方离我们船只有一百来步远，要是向船这边再靠近一些，我们兄妹四人就一齐报销了。
　　第二年春天，江南江北都太平了，我们全家就又回到苏北家乡，这次在江南度过了三个冬天和两个夏天。回到家乡后，父亲用几年来在苏南赚到的钱又买了一块地，解放初期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甚至有些人家因为困难又把分得的土地卖掉。此后，我家又恢复了春天回家乡种田秋天上江南的习惯。每年的春天从江南回来都要带许多小百货，那时江南江北小百货的差价很大，如苏州的钮扣、剪刀等小商品都有较大的利差，带回来的货，在家乡周边的小镇上批发给镇上的小百货店和摊贩。1952年以后，由于家中田地多了，后来又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有四、五年冬天也没有上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