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少年不识愁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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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回到家乡后，村中有个姓徐的老先生在本村开办私塾馆，十二岁的哥哥就开始上学了，秋后上江南时就停学，春天回来再接着上，好在上的是私塾，不需要跟班。因为有个五岁的妹妹和一个两岁的弟弟必须有人带，因此，我还暂时不能和哥哥一起上学。父亲母亲下田的时候，虚年十岁的我就负责在家带弟妹，有时还要煮饭。父亲母亲吃过早饭后，就把弟弟安排在童车里。童车是外婆送的，这是家乡的风俗，出嫁的女儿生头胎时，娘家必须送一辆童车，还要做几套小衣服。童车是用树材做的，非常坚固，四角包着黄铜，漆的荸荠漆，古色古香的，很好看。下面的脚做成倒着的马鞍形，可以摇着哄孩子睡觉。后来这辆童车，不但坐过我们兄弟姐妹八、九个孩子（有四个没有能养大），还先后摇大了我和两个弟弟生下的七、八个子女，摇出了五、六个大学生。妹妹吃过早饭后就出去玩了，我就在家看弟弟。
　　那一年我还学会了煮饭，其实在我七岁的时候在江南的船上就煮过一次饭，那一次水放得少，煮的饭非常硬，喜欢吃硬饭的父亲却对我大加赞扬。因为母亲喜欢吃软饭，因而要特别注意多放一些水，在家乡吃的是籼米，有时还吃一种老红米，与在江南吃的粳米相比，更不容易把饭煮得既香又软和。煮过几次后，母亲也竟然说我煮的饭比她煮得好。为什么才十岁的我煮的饭反而比母亲煮得好？其中的原因是：母亲煮饭时把锅烧开后就停火去做别的家务事，常常忘记了在适当的时候再着火烧饭锅。我是人不离灶膛门口，停一会儿就烧两个草把子，直到闻到锅巴的香味才停火。平常的时候，难得有下锅的小菜吃，都是在饭锅里炖老咸菜，有时候要烧菜汤或者炒韭菜就等母亲从田里回来，通常是我烧火，母亲一边炒菜一边给弟弟喂奶。母亲告诉我，在我更小的时候，她一个人曾在给我们喂奶时，同时又烧火又炒蚕豆，现在有了我帮忙，她觉得轻松了许多。
　　在弟弟睡觉的时候，我也能抽空玩一会儿，不过不敢走远。有一个邻居家的女孩与我同龄，她常到我家和我玩踢毽子、拿母儿（也叫抓子儿）等女孩子玩的游戏。有时候也玩响泥巴巴，那是男孩子玩的游戏，玩起来很有意思，还带有一点赌博的启蒙性质，不过赌注就是一把烂泥而已。玩之前每人到河边捧一捧烂泥，把泥揉熟后，各自用其中的一小块做成一个泥碗，然后各自用手托着碗底倒扣着猛力砸向地面，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泥碗底上便炸开一个小洞，对方就要用自己的泥把这个洞补上，洞越大，对方赔的泥就越多，等到对方把一捧熟泥都输光了，就算一局游戏结束。有时候遇到高手，炸开的洞一个比一个大，互相赔下来，几个小时都难分胜负，直到两两个人都玩得成了泥猴。
　　玩的次数多了也就能揣摸出其中的致胜诀窍，就是泥要揉得熟，碗要尽可能地做得薄而牢固，特别是碗边不能做得凸凸凹凹，地面要平整，用力要大而平衡，要确保碗口的四周同时落地，这样才能利用向下用力产生的压缩空气将洞炸得更大。当炸得一个最大的洞时，脸上都会溅满泥点子，但还会兴奋地喊着：“快赔”！我和邻居女孩玩这种游戏，每次都能大获全胜。“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手上的泥可以到河边去洗干净，衣服上的泥点子就不那么容易洗了，还有的时候泥点子会飞溅到弟弟的童车上。母亲回来时就免不了要数落一番。数落过后还要告诫我们：小时候作（玩的意思）烂泥，到了冬天手就会裂坼子。后来，每逢天寒地冻的时候，我的手果然都会皲裂着一道一道的血口子，有时候小手肿得像馒头。现在看来，那种游戏有点儿像学校的手工课，它能锻练孩子的臂力，还能培养孩子做事的细心。就是太脏了，只有在我们那个特殊年代才会有人玩。
　　 2
　　那年夏天，我学会了游泳。在村子的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河，河的中间还有一条狭长的长满芦苇的垛子，河南边住的人家比河北多一些，（现在河南是三个村民小组，河北是两个村民小组）。那时候，只有一座木板桥架在大河上，那座桥，人一走上去便摇摇晃晃的，起风下雨时，人要在上面爬才敢过河。整个夏天，大河就成了孩子们的游泳池。天最热的时候，没得事的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河里。如果母亲不下田，大河也就是我的唯一去处，我和我的一帮小伙伴们整天光着身子，连短裤都不穿，浑身上下晒得像黑非洲的孩子。在河里洗澡时，大都玩一种叫“逮水老鸦”的游戏，都是由年龄大一点的，身体壮实、游泳技术好的孩子扮演水老鸦，其余的孩子就捉他，我那时年龄较小，游泳也是刚学会的，扮演不了水老鸦，只是和几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一起，捉那个扮演水老鸦的最凶的孩子，游得快的人就负责追，我们就负责包围和拦、堵。那种游戏非常消耗体力，同时又非常惊险和剌激，只有男孩子才能玩，虽然那时农村的女孩大都会游泳，但男孩子们都不带她们玩。有时候奋战几个小时都捉不住一个水老鸦，好不容易将他围住将要逮住他的时候，他却一个猛子扎下去，又从水下轻松地溜掉了，过了一会儿，他又从大河的那边探出头来朝我们扮鬼脸。
　　在凉水中泡的时间长了也会感到难受，于是就一同上岸去晒太阳，要在四十多度的烈日下晒好长时间身上才会重新出汗。这样一整天的疯玩下来，晚上能吃几大碗粥。父亲和母亲都下田的时候，白天我是不能离家的，要等到傍晚，我煮好了晚上吃的粥，把天井（院子）打扫干净，再把吃饭的小桌子顶到天井中间，那个桌子并不太重，我钻到下面能顶得动，我做这些事情常得到邻居们的赞扬：“老四家的二小真能干”。做完这些事情母亲就该回来了，父亲和母亲在自己家种田时，喜欢起早，不喜欢收晚工，何况夏天的晚上，田里的蚊子满把抓。母亲回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直奔大河，连衣服都不要脱，因为那时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在夏天里都习惯一丝不挂。傍晚时分是大河里最热闹的时候，除了玩得正起劲的孩子们，还有从田里回来的大人们，男女老少都出动了，大姑娘们下河洗澡都是穿着小褂子的，薄薄的洋布褂子在水中一泡就会现出原形，小伙们就会拿她们开心。大人们安闲地在一边互相搓着背，家长里短地谈着。大一点的男孩子就跑到大桥上朝河里跳，胆子更大的还会爬到桥栏杆上向河中纵身一跃。直到暮色降临时，河里没有大人了，岸上才响起父母们叫喊自家孩子的声音。
　　晚上，屋子里面热得像蒸笼，人们又摇着芭蕉扇子，拿着小板凳到场上去乘凉，姑娘们都穿上了亲手缝制的花布短袖褂子，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唱着委婉动人的民间小调，青年小伙们，尽管白天干活时只穿一件短裤外加一条防晒的披肩，但在晚上都要穿上一件白洋布褂子，很绅士地往姑娘堆里挤。大人们也聚在一起“说白斜”（讲故事），大都是讲的鬼故事。我们这些八九岁的男孩子则在场边疯玩，玩得浑身是汗时就再到河里泡一下。
　　有时候请到外地的说鼓书的，夏天的晚上就像过节一样热闹，鼓书艺人有节奏的鼓声，会把全村人都集中到庄子中心的场上。记得有一次说的一部大书叫“薛刚反唐”，每晚说三个多小时，说了二十多天。母亲听过很多书，她曾给我们讲过薛刚的父亲薛丁山（征西）和薛刚的爷爷薛仁贵（征东）的故事。每天晚上，母亲就叫哥哥和我把小桌子抬到场上，大人们还在家中忙着洗锅、碗的时候，没事的老人和小孩就已经到了场上，这时候说书的人就已经开始说一小段“书头子”，等到人到得差不多了才接着上一天的内容往下说。每天都要说一段“书头子”，大部分是笑话和黄段子。说书人说说唱唱，说的时候多，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绘声绘色地描述书中的场景，时而悲痛欲绝，时而万马奔腾，抑扬顿挫，非常感人。说得吃力时就唱，唱的时候就好像是休息，鼓书的唱腔语速较慢，伴着鼓点，如歌如诉。我也跟舅舅学唱过，说书人唱得比舅舅唱的好听得多。后来，我拿着家中舅舅的小唱本，学着说书人的腔调唱，虽然是童声，却也能唱出一点雄浑和沧凉的味道来。夜深时，月光如水，凉风习习，河岸边扬柳依依，河面上偶尔传来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听书的人都沉浸在书的内容中，孩子们大都在父母的怀中睡了，父母们把他们裹在棉单里（棉单是指抽去棉花胎的被套子），这时说书人会在一个转折关头即将揭晓时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明晚再奉诸君”。
　　 3
　　1952年春天，我虚龄十一岁。七岁的妹妹扣菱接替了我的看家带弟弟的差使，我便和哥哥一起上学了（那时叫上书房），学校仍然是那个姓徐的老先生开办的私塾馆。馆里只有大小二十几个学生，除了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生，都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先生是因人施教，没有年级之分。我开始读的是“三字经”和“百家姓”，一个已经能捧着唱本学唱古书的大孩子，自然是无需从“上中下人口手”学起了。除了读书、背书就是写字，每人都有一本自己订的写大字的本子，本子是用质量稍好一点的冥纸订成的，叫“仿字本”，写大字的就叫“大仿”，相当了现在的“描红”，写时将先生写好的大字压在纸下面，一笔一笔地描，先生会用朱笔在几个描得较好的大字上划圈。写毛笔小楷是不用本子的，用的是“水板”，就是在一块刷了白漆的木板上刻上格子，用毛笔在上面写小楷，写满了就让先生批改，然后用湿抹布擦掉再重新写。
　　私塾馆里没有上、下课时间，只要先生在，学生就必须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读、写。读书的声调与现在的朗读可不一样，像读又有点像唱，既要像古人读书那样拖着长腔，还要有节奏地摆动上身。因为各个学生年龄和程度的差异，读的课本内容都不一样，课堂里分外热闹、嘈杂。如果发现有人做小动作，就会被叫到先生面前，伸出巴掌让先生用戒尺抽打，有人背不上书或者字写得太差也会挨戒尺。我因为有基础，学得并不费力，人也机灵、乖巧，因而从未尝过戒尺的滋味，听经常挨戒尺的小伙伴们说：打得重的时候，巴掌心会麻呵麻呵的疼几天。先生年事已高，还有严重的哮喘病，打学生的时候，也常常把自己弄得气喘吁吁的。私塾馆是开在村中心的一座瓦房里，是庄上唯一的一家地主的房子，离先生的家很近，有时候先生回了家，老半天不来，学校里便闹翻了天。当先生从家中慢吞吞地向学校走来时，在大门外看风的小学生就立即把消息传到里面，大家就迅速地回到座位上大声读书。我上了两个多月的私塾馆，也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到[神童诗]，还学了简单的珠算，开始是学的加法“小九九”，就是在算盘上摆好一至九，然后重复地向上面加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若干次相加后，再经过一次小的调整，算盘上的数字就变成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后来先生的身体实在不行了，这种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教学模式就寿终正寝了。那年秋天，村里办起了公办的初级小学，上面派来了一个姓李的年轻老师。全校也只有这一个教师，三十几个学生按水平分成一、二、三年级，组成一个复式班。根据摸底的成绩，我被分在二年级。那时候的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很低的，稍大一点的孩子就要在家中帮父母干活，小一点的也要在家中带更小的弟弟妹妹，父亲和母亲能够让哥哥和我一同上学，在当时是难得的开明之举。年轻的李老师教学很认真，为了使学生从老式教育的模式中走出来，适应全新的现代教育模式，李老师在这方面苦口婆心地化了不少功夫。由于在私塾中是只教珠算不教笔算，因此现在教算术连三年级的学生也要从一年级教起。李老师人很和气，从来不打学生，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很喜欢他。可惜他只在这里教了一年就调走了。
　　后来调来的老师姓吴，是兴化城里的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先生，据说是一个名门望族的三公子，解放前人称“三老爷”，可见他的家庭出身和他本人的成份都不是很好的，他来的时候，衣着很随便，一付落魄文人的样子。他有四、五个子女，靠他一个人教书养家，日子过得很艰难。这位吴老先生水平并不低，且有较深的旧学功底，但他教学却不认真，是属于误人子弟型。在课堂上他常常天南海北地胡侃，有时还给我们学唱“老渔翁，一钓杆，依山崖，傍水湾…….”之类的道情调。他对学生的管理也同样不认真，也不打学生，因而学生们倒也很喜欢他，有些大一点的学生经常从家中带点吃的东西给他，就和他成了忘年交。我的三、四年级就是在这位吴老先生手下完成的。
　　 4
　　在我上学的前一年，因为家中还存有不少小百货，父亲就安排母亲跟舅舅的船上大丰一带去卖。几个月前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妹妹，母亲必须带着她一起去，我就跟着去带小妹。动身的时候，小妹正发着高烧，船还未行到大丰就断了气。母亲流着泪，和舅舅用一把切菜的刀，在岸上挖了个小坑，就把小妹埋掉了。后来船到了大丰一个叫小海的小镇，母亲就天天挑着百货担子上街，无所事事的我也天天跟着母亲上街玩。有时还帮母亲开发票。记得有一家公私合营的服装店，买了几样东西要开发票，我在发票上把镊子写成“力子”，把剪子写成“前子”。有时候母亲也会给我几分钱，让我买一个烧饼吃。小海的烧饼非常好吃，它是用海边的干茅草烤熟的，叫“草炉饼”，那种烤饼的炉子有点像老北京的烤鸭炉，所不同的是：烤鸭是把鸭子吊在炉膛中间，而草炉饼则是贴在炉壁上。
　　那几年，苏北农村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水、旱灾荒，收成不错。解放初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淮河得到了初步的治理，福泽了淮河流域数千万人民。特别是1953年建成的三河闸，对汛期淮河进入洪泽湖的水量实行有效的控制，同时在洪泽湖的北面又人工开挖了一条叫苏北灌溉总渠的入海通道，从此以后，顶在里下河人民头上的洪泽湖再也没有溃过坝。那几年，世道太平，年成又好，家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忙的时候，平时处得好的亲戚、邻居就相互帮工，请人帮工是要管饭的，临近中午，巷口里就会闻到炒韭菜的香味。那时，一个鸡蛋可以换到一大把韭菜。记得那时母亲有个拿手的农家菜，就是既经济又实惠的蛋皮炒韭菜，把一只鸡蛋在锅中摊成薄薄的皮，再把蛋皮切成丝拌在炒熟的韭菜里，真可谓色、香、味俱全。孩子们是盼望着家里有人帮工的，因为他们总希望借此机会能吃到一些平时吃不到的东西。不过大部分人家是不让小孩子上桌子的，只是夹一点菜在小孩子的饭碗上，让他在旁边吃。在帮工的人数较少的时候，母亲也会让我们上桌子一起吃，不过事先会告诫我们：不要筷子不离菜碗，风扫残云似的让人家吃不到。如果我们在吃的时候忘记了母亲的嘱咐，母亲就会不停地向我们丢眼色，示意我们不要忘乎所以。我家的十几亩田在父亲和母亲的精心侍弄下，收成一年比一年好，还置办了一台“洋车”（一种比古老的风车更轻便、先进的风力提水装置）。
　　1953年初夏，母亲在家乡又生下了四弟，取乳名鞋碗。当年的秋天又买了本村一户人家的七亩田，总面积已经超过二十亩。父亲平时省吃俭用却买田成瘾，全家住着祖传的三间泥墙草房也未曾进行过像样的修缮，家中有了余钱，就要想方设法地买田。那时候，政府允许土地买卖，并为农民“税契”（就是在缴纳过税费的地契上盍章），农村中开始出现新的两极分化，有的贫农把分得的土地又卖掉了。有的人对于我家连年买田颇为眼红，私下里说我家是“新富农”，恨不得马上再来一次土地革命。果然没过几年，土地和牛、船、车（洋车）都入了合作社，我们家又“一夜回到解放前”，除了三间破草房和一大帮儿女就一无所有了。
　　记得母亲常常与我们谈起买田时期的艰辛，那时候，要想买田就必须要与庄上的“中人”处好关系（“中人”就是在土地买卖中充当介绍和作证的人），“中人”是由庄上的头面人物——村长和村长的朋友组成，其中还要有一个会写地契的文人。“中人”是得罪不得的，否则他们会把靠近买家田边的好地介绍给外人，有时还会帮助卖家漫天要价。因此，想要买好田，就要经常请他们喝酒。一旦他们获得了哪家要卖田的信息，就会首先通知你，并帮你杀价。土地买卖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一旦达成了买卖的意向，买家就要办一桌叫“树契”的酒席，卖家将会被安排坐首席，“中人”们作陪，餐后由“中人”写好地契，卖家在地契上画上“十”字，买家就要按事先的约定交付定金，双方同时约定土地交付的时间，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当季庄稼收割后交田。交田的时候，买家先要把买田的钱或粮食通过“中人”全额支付给卖家，“中人”的佣金也要同时给足，还要大办一次宴席招待方方面面的人，那种活动叫做“原契”。“原契”的讲究最多，稍有不周就会遭到责难，首先要小心侍候卖主和“中人”，生怕在最后关头惹出一些节外生枝的事情来。请客的时候，亲戚、邻居都要请到，否则他们会说：“发财了，认不得人了”之类的风凉话。还有将来耕牛下田，需要经过的田头，所有田主都要请到，没有请到的人就会发狠：将来要卸他家的牛腿子。有时买的田离庄子较远，一路上必须经过许多人家的田头，请的人就特别多，因此，每次“原契”至少要请七八桌人，场面之大不亚于婚、丧、嫁、娶。不过，场面虽大，化的钱却不是太多，因为那时请客是相当简单的，酒是喝的大麦烧，那种酒在当地的糟坊里加工，一斤酒只需三、四斤大麦。酒席上的菜就更简单了，一般是四个菜加两大碗汤，所以就叫“吃六大碗”。四个菜当中必不可少的是肉和鱼，大气一点的人家还有肉圆。上第一道菜是有讲究的，我们那里上的第一道菜一般是芋头羹，寓意“根道实稳”（办事实实在在的意思）。南边有些庄子第一道菜都是上肉圆，寓意事情办得圆满。北边有些庄子第一道菜都是上虾米豆腐，寓意是“偷富”（会偷就能富）。还有些小气人家，盛菜的碗舍不得用侉大碗，用的是一种半大的“三彩碗”，菜的数量就更少了，有一段顺口溜说得好：“头一碗羹，差点儿没得份，第二碗肉，二八一十六”，意思是说碗里只有十几块薄片肉，一桌子八个人，每人只能吃到两块。等到散了席，家中人才能和忙菜的、烧火的、帮忙打杂的人一起吃剩下的饭菜，这时候孩子们大都已经睡着了。
　　 5
　　1955年秋天，我和庄上的四、五个同学一起升入大顾庄高级小学，十五岁的哥哥上完初小后便成为家中正式的劳动力。这时候，村中已经开始组织互助组，但田还是各家自己种，不过是把十几户人家组织起来忙时相互伴工。哥哥个子长得比我稍高一些，已经会做不少农活。我上高小的时候，每逢周日也要下田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大顾庄是在我们庄子东面的一个大庄子，距离我们庄子有三里多路，那个完小办得最早，周边的五、六个小庄子都没有高小，都集中在那里上五、六年级。尽管如此，五、六年级也只是各开了一个班，可见那时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非常低的。学校规模很大，有一至六年级六个班二百多个学生，有十多个老师，除了有较为整洁的教室，还有操场和礼堂。教学也是很正规的，从五年级开始，除了语文、算术，还开设了历史、地理、自然、音乐、体育等副课。学校没有宿舍和食堂，外庄的学生全部是走读。因为中午要回家吃饭，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走两个来回。我们走的全是田间小路，路上要经过两座小木桥，还要过我们庄子东面的一条大河，大河上有一条两边系着粗草绳的小渡船，没有摆渡的人，要过河必须自己拉绳。小渡船是一条两头一般齐的方形木船，因为年久失修，为了堵住船底缝口漏水，船底上便堆着许多湿黄泥，为了不让船仓中的水把鞋子弄潮，还要放几块砖头搁脚，有时候船上的积水多了，会漫过砖头，过河的人就要用船上备着的一块蚌壳把水舀出去。回家吃饭或者是晚上放学的时候，我们庄上的四、五个学生都是一起走，谁也不肯等到第二趟过河，都争先恐后地一齐登上小渡船，有时候河面上有较大的风，加上我们在船上嬉闹，沉船溺水的事常有发生，好在我们都是“水鸭子”，只当下河洗一次澡。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渡船在大河中心沉下去了，那天刮着很大的北风，我们在船上都没有嬉闹，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互相搀扶着蹲在船仓中，可是船到了河心却被风浪打沉了，等到我们游到岸边，奔回家中时，外面的棉衣都结了冰。听父亲说：这条大河以前是有一座木桥的，庄上人叫东大桥，1946年，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和当时的溱潼县独立团在这里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那年11月4日，溱潼县县政府和独立团的一个连正好驻在我们庄上，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从庄西边进攻，独立团负责阻击敌人，掩护县政府的人员转移。因为人太多，大桥又年久失修，桥就被挤倒了，淹死了不少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独立团的连长季平也在战斗中牺牲。为了纪念这位连长，以后我们这个小乡（由周边四、五个庄子组成，不包括大顾庄）就叫季平乡。现在谢家村已经和西边的两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村，村名仍叫季平村。东大桥也从此没有修复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在河上建造了一座水泥桥。
　　我在大顾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姓薛，叫薛世枫，是兴化县城里的女教师，她戴着一付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态度很严肃，教学非常认真。上课的时候她说的是兴化城里人的口音，软绵绵的，倒也悦耳动听。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她三十多岁却还没有结婚。班主任负责教语文，以后跟班到六年级，仍然是教语文，由于我的语文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作文又写得特别好，就成了她两年中的得意门生。那里候，两个星期写一篇作文，第一个星期是布置要写的作文题目，并作一些辅导。第二个星期的作文课主要是讲评上星期布置的作文，我写的作文十有八九会成为讲评课上的范文。我的作文水平主要来自儿时就打下的基础，听过或读过的那些旧小说、唱本中的才子隹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对我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随着阅读能力不断提高，我又不加选择地读了不少课外读物，就连在路上拾到的一角旧报纸，也要在厕所里看一遍再当手纸。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粗读了一遍，还读了不少的长篇武侠小说。冬天晚上昏暗的油灯和夏夜皎洁的月光都曾经是我读书的伴侣。在学校里又能有机会接触到“儿童文学”之类的现代文学读物，也能模仿着写一些押韵的顺口溜之类的所谓“新诗”，然后被选中贴到班级的墙报栏上。那时曾经幻想过将来要当作家。
　　读六年级的时候，我的个子已接近一米七，已经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大小伙子了。这一年在学校里迷上了打篮球，经常在放学后打一场篮球才回家，母亲为我用手工做的布鞋，穿不了几天就露出了脚趾头。那一年村里已经成立了高级合作社。快毕业的时候，父亲同意我考初中，他说：只要能考上就让我去上。那时候兴化的东部只有竹泓镇有一所初级中学，兴化城里有省立兴化中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允许报考这两所学校。大多数想升学的学生都报考了竹泓中学，非常自负的我却报考了兴化中学。由于报考那所学校就要到那所学校参加考试，于是我便和十多个同学一起第一次走进兴化城。去的时候是乘的客班轮船，有一个老师带队。学校统一安排食宿。考的时候自我感觉还不错，但结果是那一年大顾小学被剃了光头，报考竹泓中学的学生也是颗粒无收。后来才知道那一年考生成倍增加，学校却没有扩班。直到1959年大顾庄开办了大顾中学，小学升初中名额紧张的状况才得到缓解。
　　 6
　　名落孙山后，我便老老实实地回家当起了农民。前一年秋天，虚龄十七岁的哥哥就结了婚，嫂子那年才十六岁，她是母亲娘家庄上的人，是舅母（续弦）介绍的，姓张，叫扣娥头。高挑的个子，人长得很单薄。她幼年丧父，继父是个木匠。哥哥的婚礼办得并不铺张，那时我们家的经济实力已经讲不起排场了，但还是雇了一顶花轿，没有请吹打。婚礼的形式是新旧结合，新郎倌的服装并不像早先那样穿长袍戴礼帽，只是在中山装的上袋中插了一枝钢笔，佩一朵红花。轿子船进庄的时候我却躲到了外面，因为事前听老人们说：嫂子进门时小叔子要顶马桶盍，后来才知道那是开的一个玩笑，新娘子的马桶会有亲戚中的表兄弟们抢着端的，因为端马桶的人可以得到一个红包。
　　哥哥结婚后，原先我和哥哥两个人睡的床就让给我一个人睡，晚上在油灯下看书就更方便了，有一次，借到了一部武侠小说，书名叫“七剑十三侠”，那本书比“三国演义”还厚，足足地让我过一个多月的书瘾。有时候晚上也在庄上疯玩，玩的花样也与小时候不同，那时候，庄子河南和河北的大孩子们经常发生“战争”，我有一个在兴化中学读初中的堂兄，放署假的时候他就是“南北战争”中我们北方的首领，我负责制造和保管“武器”，削得光滑一点的木棒就叫“狼牙棒”，把竹片用绳子穿起来就叫“竹节鞭”，创意都是来自武侠小说。年纪小一些的孩子白天就采集“子弹”，所谓“子弹”就是青楝树果子，每人都要爬上树采集一大书包，以保证晚上开战时有足够的“弹药”。不过每次战争大都是我们这一方失败，因为河南的人比我们多，年龄也比我们大。白天，农业社里派给我们的农活并不重，都是我们这些“半劳力”做得动的轻活。
　　那年秋天，气候特别干旱，种麦的时候要先在田里窨一次水，那时还没有用机器抽水，全靠人工“踏车”从河里翻水。四个人踏的一付水车，需要八个人轮换，一天下来也只能窨四、五亩田，劳力非常紧张。后来队里就从我们这班姑娘、小伙中挑选了八个人，组成一个踏车的班子，每天早晨，由老农民为我们把水车安装、调试好，这个过程那时叫“支车”。水车是六、七米长的木槽，叫“槽桶”。里面装着木制的链条，叫“鹤子”，每一节鹤子上都穿夹着一块长方形的小木板，叫“弗板”，当上面的转轴拨动链条向上移动时，河里的水就在槽桶里被刮带上来，河里的水位越低，提水的高度就越高，水车安放的角度也越大，踏车的人就越费力。这种提水方法还不能算是最古老的，更原始的方法就是用长柄水舀子舀水，不过那种方法是不可能用来大面积种植水稻的。据说：这种用水车提水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从江南迁居过来时带过来的，儿时在江南看到的是用牛拉的水车，就像北方用牲口推碾子那样，黄牛拉着大盘转，大盘下面的木质齿轮带动槽桶里的木链向上移动。上面大都盖着圆形的草棚，富裕人家的牛车棚是盖的瓦。“踏车”一种既要体力又要技术的农活，踏车的人两只手扶着车栏棒，两只脚不停地在转动的车轴上走步，还要均匀地用力向下踩，以保证车轴匀速地转动。踩得不稳就要“吊田鸡”（两脚脱空，人用手吊在车栏棒上）。一整天踏下来，晚上回家能吃七、八碗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