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法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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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过后，我一天天盼着开庭。毕竟公开开庭，衣波的案情就可以大白于天下，法院总得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决吧。说到最糟处，即使判了刑，成为已决犯，也可自由些，家人还可探视。总比现在这样闷着、捂着强吧。
　　借着春节，我还到有关人士家里去坐坐，感谢他们对衣波的关怀和照顾，也希望他们以后继续关照。出了事，总得求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另外，我还经常去法院催案。一方面询问开庭时间，一方面追问案情本身，毕竟心中无底啊。主审法官陈永军是个很精干的年轻人，也很富有正义感。我去找他时，他就给我分析情况，他说：“衣波的案卷我最清楚。以我的观点，什么事也没有。但上边是怎样给我们的领导交待的，我还不清楚。我只能把住自己这一关。不过人家既然把你关这么长时间了，不会让你无罪的。否则赔偿怎么办？错案追究怎么办？”我们又分析了一阵。他说：“可能会判个缓刑吧，或者免于刑事处分。这样你就是出来，也不会去追究什么了。”在我的多次催促下，他说：“过了正月十五就开庭吧。”
　　我把消息透露给衣波，他也做好了上庭的准备。自我辩护材料写好了，尤其是在法庭上要做的“最后陈述”，他写好后，还让我替他修改，打印，准备在法庭上来个震聋发聩。他还让我联系媒体记者，他的同学朋友，还有人大代表以及关心他的老干部们。他说：“既然人家一点后路都不留，要把咱们置于死地，咱们还有什么顾虑？多叫些人，让大家都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打电话一一告知这些亲友们，希望他们到时候来旁听，以壮声威。
　　200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七。晚上我正在乡里，忽然接到婆母的电话，说法院陈永军告诉她，定于2月25日开庭。我的心一阵慌乱，赶忙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肖律师，还有金三角的朋友们。接着我又打电话告诉县城的朋友，让他们互相转告。三天时间，非常紧迫。我还要去金三角接肖律师，安排吃、住一应事务。虽然我们天天盼望开庭，酝酿许久了，但事到临头，我还是心乱如麻。一是没有经过这种事，不知道怎么办，二是为上法庭接受审判，我感到痛苦、屈辱。刚好乡里安排我2月22日去金三角开一个非公有制经济工作会议。本来我21日下午就应该赶回县城，但由于替乡里写一个重要材料，误了最后一班车，只好第二天一早走。
　　2月22日早上，我坐6：30的早车往回赶。9：00在县宾馆坐上县乡镇企业委组织的中巴车，到金三角市去开会。由于时间紧，我路过县城而来不及回家一趟，就直奔金三角开会去了。昨夜接到婆母的电话，我心慌意乱，一时竟觉得六神无主，给亲朋好友打完电话后，又赶抄衣波的“最后陈述”，完事已夜里12：00了。睡下后，脚凉心冷，难以入眠。被窝里好象有剌扎一般，身子搁在床上，竟觉得四处不着地，那种不能安卧的感觉，十分难受。又萦心着第二天一早还要坐早车，一会儿醒来了，一会儿醒来了，结果一夜没有睡好。此刻坐在车上，精神十分疲惫。心中有事，坐立不安，好不容易开完会，我和领队说好，下午回飞地时捎两个人，随后又和肖律师约好。下午5：00多，肖律师和助手张俊超及时赶来了，我们一起坐中巴回飞地。到县城已晚上7；00了。简单吃了晚饭，安顿下来已9：00多了。
　　由于时间紧迫，肖律师安排连夜作战。他让我通知中药材集团总公司的经理和几位副总见面。我赶忙给陆建民打电话，但陆建民似乎有牙痛病，“吸溜、吸溜”再三，才决定来宾馆见面。作为中药材集团总公司的总经理，他当然最清楚衣波这30万扶贫贷款的来龙去脉，他也有责任为衣波澄清事实。然而他的为难之处在于怕佟方宏找他的茬。经肖律师一番开导，他打消了顾虑，慨慷激昂地陈述了总公司班子当时怎样集体研究决定，让衣波抵押贷款，搞中药材种植开发，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发展中药材是总公司合同上要求的，并且常虎城等药材种植大户还是他推荐介绍的，他还派副总经理老常、老张帮助衣波考察种植点；总公司的这种做法，他曾经给当时的县长、主管副县长汇报过，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他也曾向佟方宏汇报过，县里还准备在衣波所搞的基地中心召开现场会，向全县推广这种做法，等等，由于他要说的很多，肖律师让他回去好好写一份证言，就把他说的写下就行了。接着又叫来了马为民。马为民是县农行的职工，衣波抵押贷款所用的6份房产证中，有3份是通过马为民借来的，其中那份惹出麻烦的杜全敬的房产证就是他从别人手中弄来的。衣波和刘鹏祥签定的种植合同以及给刘鹏祥、韩来法的一部分贷款，也是通过他。因此，马为民是一个关键证人。但马为民胆小怕事，在公安局多次传询他问情况时，他一推六二五，只怕担责任，不是说“不知道”，就是“不清楚”。其实他只要照实说，不但他没有责任，衣波也没有责任。但他的怯懦，不负责任，给衣波带来很大麻烦。肖律师让我找他，主要是询问他，衣波把6．6万元贷款通过他转交给刘鹏祥、韩来法时，是否让他告诉这些人，必须用于发展中药材。当时，衣波和刘鹏祥等人签有书面合同，不管刘鹏祥、常虎城这些人在事发之初，面对公安局的询问，怎样为推托自己而胡说八道，但落到实处，总得以合同为准。只有和韩来法没有来得及签书面合同，只有口头上的约定。但这时马为民唯唯诺诺，推三推四不想作证，怕公检法的人寻他事，怕丢了农行这份差事。肖律师生气地批评他说：“人家衣波都被抓进牢里去了，还十分硬气，而你连说句真话都不敢，还算什么男子汉？”最后马为民总算作了证。第三天法院开庭，许多人都去旁听了，马为民却连面都没敢露。还一个劲打听，法庭上念他名字了没有。我生气地告诉他：“肯定念了，你是主角哩，少了你唱不成这出戏。”这是后话。马为民做完笔录，肖律师又让我叫一下副总经理老常，但常说，太晚了，明天一早来。在我下楼打水时，却意外地见到了原任公司副总经理、现已退休了的老张。一说这事，老张很爽快地应允了。他最早曾受命协助衣波考察中药材种植地点和种植大户，对衣波搞基地中心的早期情况比较了解。他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衣波的所有经营活动都是受总公司监督管理的，而不是起诉书上所说的“擅自行为”。等这几位知情人做完笔录，时间已是夜里2：00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肖律师就去县扶贫办寻找负责项目管理工作的李邦成。李在扶贫办专门负责项目申报，他干这项工作多年了，最有发言权。肖律师仔细询问了中药材总公司当初审报这２００万元扶贫专项贷款的详细情况，衣波所贷这３０万元的“用途”和“去向”，以及飞地县扶贫款的总体使用情况．李邦成很认真地回答，这笔款的“用途”就是中药材集团总公司申报项目时，申报材料上注明的，经县扶贫办，县农行批准的，用于发展中药材丹参，桔梗等，组织管理形式为“本项目采取产业化管理模式，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成功经验，由项目单位与各基地村，各基地村与农户分别签订药材种植和产品回收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风险共担，利益同享，落实责任，各负其责，共好搞好管理”；“投向”是指国家在宏观上对扶贫款的投放，从小的方面讲，“投向”和“用途”是一个概念。李邦成最后说：“不管谁来问，我都这样回答，是啥就是啥。公检法的人来问，我也这样回答，实是求是嘛。但衣波的事，问题不在这儿，你就是调查清了，也没用。”他的潜台词大家都明白。衣波被抓后，公安局找他多次了，希望能从他处找到衣波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理论根据。但肖律师还是极其认真地做着笔录。随后我又到县电视台开了一张证明，证明1999年元月13日，衣波所办的基地中心在县电视台做了一个联合种植中药材的广告，连播7天，广告费700元的事实。
　　下午陆建民托人送来了他的证词，但他写得远没有说得好，肖律师很不满意。肖律师让我再打电话找陆建民，还有让老常也赶快来。我再一次打电话叫陆、常二人，陆建民答应马上来，老常却迟迟不见影。我心急火燎，叫来出租车司机关超，直接把车开到老常家。在常家，我让他妻呼他，可能是看到家里的号码，他才回了电话，说正和朋友一起吃饭。我又赶忙让车开到饭店接他，终于把他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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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4日上午12：00前，几个关键证人的证词终于搞到手，肖律师看起来胸有成竹了，但辩护词还没有写好，肖律师有些急躁。下午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去看守所见衣波，进一步就开庭的事宜进行商议。肖律师命令助手张律师去看守所会见衣波，他留在宾馆整理材料，并说今天不必去法院办手续，直接去看守所会见。肖律师性格倔强，爱憎分明，但有时容易急躁。对于上次在看守所的遭遇，显然还耿耿于怀。张俊超律师向我挤挤眼，我俩到外面去商量。张律师性格细腻，灵话，和肖律师可以说是刚柔相济。他说：“我们先去法院办手续，回头再叫老肖一块去看守所。关键时刻，不能和人家较劲。人家让办什么手续，咱办什么手续。否则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欣然同意张律师的意见，开庭之前，肖律师若不去见一下衣波，他会觉得没有主心骨的。
　　我和张律师坐出租车到法院找着陈永军，顺利地签了字，但盖章的人却不在。眼看已下午3：00了，我在法院办公室过道急得团团转。还是小司机关超机灵，他赶忙去找他的一个伙计，让这伙计去找办公室盖章的人，才终于盖了章。刚才陈永军还问：“明天开庭，在小庭行不行？”我问：“小庭能坐多少人？”他说：“一、二十个吧。”我说：“那可不行，光他们公司就要去一、二十个人呢，不说其他人了。”他又问：“明天有记者没有？”我说：“没有，截止现在，我们还没有请记者。”他说：“若来记者，可得打招呼。”回到宾馆，我们叫上肖律师一块去了看守所．可是管内勤的李平干事又不在，开不成提票，还是见不了人。小卖部的人告诉我们，李平和张所长、史所长一块坐车出去了。糟糕，这不知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我又忙向值班的老周打听，张所长的手机号是多少。正在给张所长打电话时，张所长他们一行回来了。谢天谢地，张律师又换好提押手续，终于把衣波叫出来了。
　　天气越来越冷，越来越暗。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听肖律师他们在审讯室和衣波详细谈论案情细节，不便打扰。会见完毕，已下午5：00多了，我们回宾馆时，天上飘起了雪花。坐在车上，肖律师忽然想起要请《长河报》记者乙丁来旁听，就用手机和乙丁联系。由于时间紧迫，我顾不上和记者朋友联系，再一个也不想让他们为难。在佟方宏的阴云笼罩下，金三角乃至省会的记者都是受到制约的。他们所在的报社是不会派他们来的。他们若以个人名义来，也将有许多麻烦。现在肖律师主动邀请乙丁，我也不反对。因为肖律师和乙丁关系很熟。
　　晚上8：00，我刚回到家，老家的两个弟弟、桃林的同学端虎、金三角的好友兴龙都来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们搭话，肖律师就打来电话，让我立即找车去桃林接乙丁。说乙丁在桃林影剧院门口等。天色已晚，雨夹着雪越下越大。找谁的车呢？小司机关超支应两天，很累了，并且车况也不太好，我不想再叫他。我首先给亲家春生联系，心想他有私人车，看能否给跑一趟。不巧，打电话他不在家；我又给姨家表哥联系。他在公安局开过车，老司机了。但不巧，表嫂说他去局里开会了，今天是周四政治理论学习日。我又给“警犬”联系，“警犬”又下乡了。怎么办？我急得火冒金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刚才打那几个电话，都很没有信心。这样的雨雪天气，即使他们在，我也说不出口。百般无奈，我又给关超打了一个传呼。他刚回到家，一听说让他去桃林接一个记者，满口答应，一点都没有打迟疑。我决定让二弟高波和端虎陪关超去桃林接人。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雨夹着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着雪花。我千叮咛万嘱托，再三交待他们注意安全。同时又在宾馆给乙丁开了一个房间，交待服务员到时候给开门。
　　虽然十分乏累，但还是睡不着，担心着乙丁他们。肖律师不时打电话询问，让我给乙丁联系。但一再打传呼，却不见回音；又给司机关超联系，也不见回话。我只好一遍一遍让人工台给乙丁留言：车已去接，请等。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翻来复去睡不着。胳膊、腿伸到外面，还是觉得热。朦朦胧胧刚睡着，又梦见车翻到沟底了，惊出一身冷汗。爬起来听听，外面什么动静也没有。看看表，已经夜里2：00了，车去接人已经5个钟头了，80多公里的路程，怎么也该回来了。正朦胧间，忽然外面二弟在喊“嫂”，赶快穿衣起床下楼，来到外面的林业宾馆，只见端虎和乙丁，还有司机关超，正冻得瑟瑟发抖。我赶忙敲门叫起服务员，把他们安置到宾馆房间。乙丁说，雪太大了，车在路上行，好象漫游在海底世界。他坐在前排，爬在挡风玻璃上，努力帮助司机辨认路线，只能慢慢挪。端虎和二弟也连说，太危险了，太怕怕了。雪，扬毛毡片的大雪，覆盖了山川、河流，大地一片白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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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2月2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昨夜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在天明时分戛然而止。街道两旁的树梢上、楼房电杆上都挂满了冰凌，整个一个冰砌玉雕的世界。雪后初晴，寒气逼人。等我把肖律师交待的材料复印完毕，赶到法院时，院子里已涌满了人。人们的表情凝重，三三两两，小声议论着，仿佛是来探望一位他们热爱的病人。妹妹匆匆迎上来，告诉我衣波在审判大厅旁那间小屋里。我匆匆忙忙和熟人打着招呼，向小屋走去。屋里已涌满了人，不断有人进来探望，红梅、小聪正在和衣波说话。婆母也挤过人群，站在她儿子的身旁，仔细端详她日夜操心的儿子，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衣波坐在沙发上，身披黄大衣，精神很好。只是双手戴着手铐，让人感觉不自在。我悄声告诉他，乙丁来了，端虎、兴龙，还有李社民等桃林老乡来了，高山、赵富军、宋海峰等诗友来了，董帅、啸天、李杰才、郭鑫、长新、程艺等朋友来了，总公司的人来了，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刘如杰、省人大代表何小芬也来了……。他点点头，微笑着。屋子里几名年轻的法警正在议论，衣波坐牢，可以写一部监狱文学作品，象张贤亮写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有最近正在畅销的一部书“十面埋伏”，也是说监狱里的事哩。我说：“你们看，老天爷有眼啊，昨夜一场大雪，是为衣波流泪的；今早快快晴了，是让人们来听案的。老天也懂得人心啊。”
　　原定8：30开庭，但公诉人杨继刚迟迟不见身影。将近9：00，他才慌慌张张，衣履不整地赶来。而起诉书上的第一公诉人海江却始终没有露面，让人不免有些失望。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总公司的干部职工来了，本县的文朋诗友来了，桃林、金三角的同学、老乡来了，林业局家属楼上的邻居们来了，我们的两位亲家，我和衣波两方面的亲戚以及从獐子坪、涧口、官坡、佟关等乡下赶来的衣波曾帮助过他们申冤的村民，还有一些单位上的人，总共100多人。全国人大代表刘如杰、省人大代表何小芬不动声色地坐在前排。她们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只是静观庭审的全过程。许多人认识乙丁，知道他是《长河报》的记者，无形中也增加了庭审的重量。我坐在前排的位置上，此刻累得头都抬不起来了，心中却洋溢着一股莫名的激动。有这么多人关心衣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有的人是我们通知来的，而大部分都是一传十，十传百，听到消息主动赶来的，有许多熟面孔，也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
　　9：00多一点，庭审正式开始。由资深法官杨新民、主审法官陈永军，还有法官杨以峰组成合议庭，杨新民担任审判长；辩护人肖律师、张律师坐在左边，公诉人杨继刚坐在右边公诉席上，显得有些孤单。按着惯例，审判长杨新民报告合议庭人员组成、询问被告人是否申请回避后，公诉人杨继刚开始宣读《起诉书》，全文如下：
　　
　　飞地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飞检起诉（2000）18号
　　被告人衣波，男，36岁，1963年7月3日出生于中原省桃林市，汉族，大专毕业，飞地县中药材集团总公司生产科长，干部，住飞地县林业局家属楼，因涉嫌挪用特定款物、贷款诈骗于1999年8月6日被飞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挪用特定款物经飞地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1999年8月9日被飞地县公安局逮捕。
　　被告人衣波挪用特定款物一案，由飞地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经依法审查表明：
　　1998年12月1日，被告人衣波和其所在单位中药材集团总公司签定合同约定：总公司给衣波扶贫开发贷款指标30万元，作为中药材开发基金。衣波负责每年开发中药材重点村2－－4个（每个村连片面积300－－500亩），并幅射带动300个贫困户脱贫，脱贫标准为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上，并分别在大阳、官坡设立中药材购销站，年营业额在100万元以上。1998年12月21日，1999年1月11日被告人衣波两次将30万元扶贫开发贷款从中国农业银行扶贫开发信贷部贷出。该款贷出后，被告人衣波擅自改变扶贫贷款的用途，将4.5万元上交总公司管理费，借给马为民8.1万元，郭峰、吕好春6万元，余款大部用于自己直接从事经营活动，未带动贫困户贫困村脱贫致富。
　　以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衣波身为国家扶贫资金的管理人员，置贫困地区群众利益而不顾，擅自改变扶贫贷款投向，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此致
　　飞地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海江
　　代理检察员：杨继刚
　　2000年元月24日
　　杨继刚宣读完毕，审判长杨新民让被告人发表对起诉书的意见，衣波站起来，脱下黄大衣，面对审判长，声音洪亮地回答道：“起诉书指控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一、我没有擅自改变扶贫款的用途，而是专款专用，全部用于中药材基地开发上，而且所有活动都是经过中药材集团总公司考察决定的；二、我不是扶贫款的管理者，只是30万元扶贫专项贷款的使用者，并且是以个人名义，用6份私房房产证做抵押而贷出来的，贷款有契约，承包有合同，与种植户签有协议，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三、我没有借给马为民8.1万元，而是通过马为民投资给刘鹏详、韩来法，让他们搞中药材种植的；也没有借给郭峰、吕好春6.6万元，而是投资给他们，让他们代替我建立中药材购销站的。这一切都有协议书和口头协议为证。四、我和总公司签定的合同期限为两年，现在仅执行八个月，怎么能看出贫困户是否脱贫呢？五、上交总公司的4.5万元管理费，大部分是用1998年以前本人在单位的旅差费条据、药材种子种苗，还有储金会存单抵顶的，小部分是自己的经营收入；六、“余款大部分用于自己直接从事经营活动”，更是含糊其词，自己的30万元贷款除少量尚未投资出去以外，其余全部投资到道口、城郊两地的药材基地上去了，这有我与9位药材种植大户签订的联合种植协议为证。而且，我所从事的经营方式，是符合与总公司签定的合同上规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扶贫开发道路的。总之，起诉书严重失实，混淆是非，所定性的罪名纯属子虚乌有。”
　　旁听席上鸦雀无声，人们忍着寒冷，屏息静听衣波的叙说。一双双关切的眼睛，一束束期待的目光，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接着是公诉人发问和举证。杨继刚问了几个淡而无味的问题后，开始在一大堆材料中翻来翻去，一一宣读公、检两家收集来的证明衣波有罪的证据材料。有县扶贫办的文件，有总公司的合同、会议记录，有关当事人的供述等。审判长杨新民有些不耐烦了，他催促杨继刚：“快点，念快点，与衣波有关的念，无关的就不要念了。一个上午想弄完哩。”公诉人渐渐无证可举了，有些尴尬，但杨继刚还算镇定，他慢慢翻，慢慢念，尽量拖延着时间。这些证据都是公安局在佟方宏的命令下，仓促从县扶贫办、县农行、总公司以及种植户那里弄来的，有些牵强附会，有的根本就不沾边。案子移送到检察院后，检察院也没有收集到更为有力的证据。现在经审判长一提醒，旁听的人们一下子明白了，有人小声嘟囔：“就是吗，净是闲扯蛋，这跟衣波有什么关系？”
　　轮着辩护人举证了。肖律师昨夜几乎熬了一个通宵，但他一走上法庭，就象战士走上了战场一样，立刻精神抖擞。他清了清嗓子，首先宣读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文件强调，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要改变过去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道路，引导贫困群众，发展种养业项目。旨在说明衣波的做法符合中央文件精神。这时审判长为了调节一下法庭上凝重的气氛，趁机幽了一默，他先问公诉人杨继刚：“这份文件你有意见吗？”又问被告人衣波：“你有意见吗？”然后说：“好，都没有意见。中央文件，谁敢有意见？反正我是不敢有意见。”下面传来一阵低低的笑声。
　　肖律师声音洪亮，一字一般地从“大”到“小”一一举证。他接着又举了县扶贫办项目负责人李邦成的笔录，说明衣波的30万元扶贫贷款使用用途正确一。下面他又举了中药材集团总公司三位正副经理的证言。他先从副总经理老常的调查笔录念起，这时公诉人杨继刚反驳说：“老常不是公司法人代表，他的话不具备法律效力。”肖律师接着他的话题说：“刚才公诉人说老常不是法人代表，他的证言不具备法律效力。那好，下面我宣读一份有法律效力的证词”，他扯长嗓音念道：“陆建民，男，44岁，飞地县中药材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这一次公诉人理屈词穷，却还要狡辩三分，他说：“陆建民和衣波是一个单位的，他们利益一致。这说明不了什么。”旁听席上一阵哄笑：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
　　肖律师利用“诱敌深入”的计策，把公诉人一步一步引入圈套。加上审判长的适时调节，法庭气氛很活跃，没有想象的那么剑拔驽张。似乎这不是在审判衣波，倒象是在审判幕后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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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开始进行法庭调查。审判长杨新民凭经验意识到，下面火药味可能很浓，他及时提醒道：“现在是文明法庭，你们三方都是高素质人，大专水平，希望文明用语，不要用攻击性语言。”随着辩护人的精彩发问，抗辩，旁听席上时而鸦雀无声，时而一片会心的窃笑，时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人们渐渐听出了门道，这场案子的是非曲直他们彻底听明白了，衣波有罪无罪他们心中也一清二楚了。按照法庭纪律，鼓掌是不允许的。但审判长同情衣波，也理解大家的心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大家鼓的差不多了，才假意劝阻一下。
　　第一轮辩论时，肖律师追问公诉人：“起诉书上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敢说衣波的余款拿去干什么了？这11份合同书上清楚表明种植中药材了吗，公诉人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个事实？”连连的追问，令杨继刚一时张口结舌，他实在举不出被告的的犯罪事实，只能强词夺理地说：“尽管被告的辩护律师充满激情，语言也比较犀利，但我们还是认为，衣波涉及挪用30万元，已构成了犯罪。”但这句话又让肖律师抓住了把柄，肖律师接着辩驳道：“从开庭到现在，我们始终没有听到公诉人关于衣波犯罪的具体事实，法律是讲证据的，不能用“涉及”这些字眼。如果用“涉及”来定罪，那么衣波何止涉及30万，他至少涉及200万元，因为总公司申请到的这笔款总额是200万元，进而应该涉及到一亿二千万，因为我从飞地县扶贫办了解到，从1986年到现在，国家投放给飞地县的扶贫款已达一亿两千万!”观众席上爆发了第三次热烈的掌声，他们听出了肖律师话中的深意。
　　肖律师继续从法理角度进行辩护，他说：“‘情节严重’和‘致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这是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试问衣波与总公司签定的承包合同期限是两年，衣波被抓时，合同仅执行了八个月，‘重大损害’从何谈起？”听到此，公诉人不由自主地说：“目前尚未造成损害。”肖律师立刻说道：“好，让法庭把这句话记录在案，公诉人和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旁听席上，哄笑声、击节声、叹息声响成一片。公诉人脸红耳赤，一再声明：我是受县检察院的指派，担任本案公诉人的。那意思是说自己并不想当这个公诉人。但既然当上了这个倒霉角色，戏还得努力演下去。
　　接着肖律师发表了辩护意见，从三个方面为衣波做了无罪辩护：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我们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起诉书故意肢解法律，断章取义：起诉理由和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根本不能成立。
　　起诉书称：“本院认为，衣波身为国家扶贫资金的管理人员，置贫困地区群众利益而不顾，擅自改变扶贫贷款的投向，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的是：“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讯、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其行为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两相比较，明显可知，“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是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必不可少的关键情节。没有这一情节，其行为是不可能构成犯罪的。从刑法理论上讲，挪用特定款物是结果犯，而不是行为犯。虽然有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而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结果的，其行为也是构不成本罪的。
　　起诉书只引用“情节严重”的规定，而把“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这一关键情节的规定，故意隐瞒，对法庭进行误导。这种肢解法律，断章取义的做法，完全背离了立法的本意，篡改了犯罪构成的法定要件，是十分不严肃的。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就是法律所不能容许的。
　　起诉书不但隐瞒了“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这一关键规定，而且起诉书自始至终没有指控衣波的行为“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事实。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公诉人在庭审中公开承认衣波的行为“目前尚未造成损害”，这就说明起诉书并不是不想指控衣波的行为“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而是衣波的行为确实没有“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起诉书没有办法这样指控，这就是起诉书故意隐瞒“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根本原因。
　　公诉机关既然知道衣波的行为并没有“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就应当知道衣波的行为缺乏“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一个必备要件，就应当认定衣波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就不应当对衣波提起公诉。但是公诉机关明知衣波的行为构不成犯罪，又指控衣波的行为构成犯罪；既承认衣波的行为缺乏“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必备要件，又指控衣波的行为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
　　而事实上，衣波1999年初取得扶贫款30万元，贷款期限为两年。贷款有房地产抵押担保。贷款仅只使用8个月，就锒铛入狱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所贷款项已经全部用于中药材种植和中药材开发，没有任何损失。况且所贷款项远远没有到还款期限，怎么现在就能肯定贷款不能偿还呢？不要说“重大损害”，就是“一般的损害”，现在怎么能肯定呢？所以，所谓“重大损害”在现实中也确实是不存在的。
　　综上，起诉书指控衣波的行为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根本不能成立。象这样明知被告人的行为构不成犯罪的情况下，公然曲解法律，陷人囹圄的做法是十分罕见的。这种起诉，实际上是对国家法制的极大嘲笑和破坏，是对法律的亵渎。请合议庭驳回这一违法起诉。救人于水火，还法律以尊严。
　　二、起诉书指控衣波“改变扶贫款用途”，没有根据。
　　首先应当说清楚的是，“改变扶贫款用途”，只要没有达到“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定程度，其行为仍然是构不成犯罪的。
　　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始终没有清楚证明衣波究竟挪用了多少扶贫款，也没有明示“情节严重”、“重大损害”的具体规定。所以起诉书所称的“情节严重”，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其次，起诉书指控衣波“改变贷款用途”，但自始至终说不清该笔贷款的“正确用途”是什么。既然如此，凭什么指控衣波“改变贷款用途”呢？
　　起诉书指控衣波将4.5万元上交了管理费，但却证明不了这4.5万元就是贷款。相反的，却有有力的证据证据这4.5万元的大部分是衣波用药材种苗和自己的差旅费抵冲的；起诉书指控衣波“借给马为民8.1万元，郭峰、吕好春6万元，”但同样证明不了这14.1万元一定是扶贫款。相反的，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这14.1万元中的绝大部分是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投资给马为民、刘鹏详、郭峰、吕好春。用于种植中药材或用中药材收购的。所以，现有证据充分证明起诉书指控的“改变贷款用途”，纯粹属于揣猜，没有任何证据。指控不能成立。
　　审判长、审判员：
　　本案至此应当真相大白了，衣波一片热心，千般辛苦，承担着极大的经济压力和风险，用扶贫款进行中药材种植，为飞地人民脱贫致富努力奋斗。衣波功不可没，应当表彰。起诉书指控衣波的行为构成犯罪，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应当驳回。请求依法判决衣波无罪，尽快予以释放。
　　金三角崤山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国屏张俊超
　　二000年二月二十五日
　　
　　旁听的人们长时间给予热烈的掌声。那情景连法官也被感染了，审判长杨新民一再强调：“请大家遵守法庭纪律，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请相信法律，相信我们合议庭一定能够做出公正判决。”
　　最后由被告人做法庭“最后陈述”。衣波的心情异常激动，他因替老百姓呼吁而蒙冤入狱，今天却得到这么多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不论佟方宏指示公检法怎样以法律的名义整他，有了今天这场景，一切都足够了。这才体现了法律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他脱下大衣，站起来，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底稿，声音洪亮地念了起来。“……综观我的案子诉讼过程，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为的冤案。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越俎代疱，行政干预，屡屡出现硬拘、硬捕、硬起诉，种种不顾事实真相的做法，令人愤慨。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有那么多人高度戒备？有那么多人草木皆兵？有那么多人噤若寒蝉？全都是因为这背后有一只权力的黑手在操纵！”
　　人们再次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从9：00到12：30，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人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公诉人、法官、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每一句话，生怕露掉一个字。一双双关注的眼神，一束束期待的目光，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表明了人们对蒙冤受屈的衣波的同情和安慰，对冤案制造者的愤恨和抗议。辩护人一次一次的举证，每一番辩论，都象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掌掌扇在那张看不见的脸上，扇在公检法狗腿子身上。审判长杨新民也有点被这情景楞住了。他宣布休庭，待合议庭合议后，择日宣判。并再次申明：“请大家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合议庭。我们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我这是最后一次开庭了。”言外之意大概是，我这是退休前最后一次开庭了，我还想给我的法官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哩。
　　
　　5
　　当警车载着衣波即将离去时，人们再一次涌上去，争相握手致意，塞钱塞物。顶门嫂子塞给衣波100元，衣波死活不接，大嫂急得都快哭了；公司的冯大姐、闫红梅，县志办李主任，还有亲家建立都纷纷给衣波塞钱。桃林老乡李社民两口子买来了火腿肠、午餐肉等食物。一位乡下大嫂拉着衣波的手，满眼含泪，那眼神充满同情、怜惜和安慰，令人终生难忘。许多人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庭审结束后，人们意犹未尽。一大群人围着肖律师问这问那。肖律师也为今天的精彩辩护、超常发挥激动得满脸放光。我招呼他坐车，他连声说：“走一走，走一走。”似乎只有“走一走”，才能平息激动的情绪。他也没有想到，今天观众的心情那么一致，情绪那么高涨。一群人跟在肖律师后面，连声说：“辩得太好了，辩得太好了。”据说，庭审一结束，杨继刚夹起公文包匆匆溜了，似乎怕激动的人们揍他。
　　中午，我在林业宾馆安排了两桌，律师、同学、朋友、老乡欢聚一堂，频频举杯，热烈庆祝法律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们兴奋地议论着，说笑着，吃饭倒成了捎带。还有许多人，桌子坐不下，没能参加，感到非常遗憾。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衣波案开庭的消息不径而走，人们奔走相告，衣波无罪，衣波马上就要释放了。一些天真的人甚至以为衣波已经回来了。不断有人打电话询问，还有人把外界的反映、人们的议论源源不断地告诉我，令我应接不暇。
　　公开开庭是一个分水岭。从此，县内县外关于衣波的舆论，风向也大变。而县委书记佟方宏的威信，在后来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过程中，也无疑开始逐渐下降。开庭的情景通过公检法人员的口，也很快传到佟方宏跟前了吧？这也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但佟方宏是不会反省的，他要更加疯狂地报复衣波，报复社会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