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胶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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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是揪心的思念，每天都是无望的等待，每个晚上都是苦涩的梦境、凄清的回忆。衣波的案情深不见底，乡里的工作还要我应付，我经常奔波在乡镇、县城和市里，苦不堪言。11月2日，检察院下达第一份起诉书，最初看见这玩艺儿，我的心发颤，手发抖，感到十分屈辱和痛苦。
　　我多次去找办案人员杨继刚，但他也说不出什么，因为主动权不在他手里。下一步只好准备应付开庭了。我们一天天等着。11月29日，听说县中药材集团总公司总经理陆建民也被刑事拘留了，我感到一丝兴奋。这说明公检法绕不开总公司这个结，陆建民是法人代表，200万元扶贫款指标是他主持分给衣波等人的，如果说挪用，他才是真正的挪用特定款物者。陆建民进去了，衣波的责任相对就小多了。再牵出原任总经理王春财挪用，牵出飞地县所有的扶贫款挪用者，才好呢。谁知好心情没有维持几天，5天后，陆建民即被取保候审。
　　检察院第一次起诉后，我也没闲着。11月22日，在两个朋友的主持下，我在金苑大酒店宴请县法院有关人士，准备开庭事宜。从他们透露的消息看，法院准备主持公道，判处衣波免于刑事处分。我既兴奋又有点担心，担心他们是丫环拿钥匙，当家不做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县法院至迟应该在12月17日之前开庭审理衣波一案。我们一天天等待着，谁知县检察院却在12月21日提出撤诉。撤诉，说明起诉的理由站不住脚，或者证据不充分。我在心中窃喜，你检察院弄不成，该停止迫害了。谁知打听来的消息却是“重新弄，重新起诉”。2000年元月24日，县检察院第二次起诉，我的心重又绷紧；市检察院出面干预，又给我带来一线希望。后市检干预失败，我的心重又跌入万丈深渊。
　　是啊，佟方宏一手遮天，飞地形势一片寒凝大地，公检法一些人想借衣波案讨好佟方宏，以求升官进阶，他们怎么能不下死劲去执行主子的旨意呢？
　　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说：“苏醒，你看衣波被抓起来这几个月，县里鸦雀无声，没有一点动静，得想办法弄出一点声音来。否则，不是更证明那些批评文章都是衣波所为，那些记者都是衣波叫来的吗？”“得弄出一点声音来”，我仔细琢磨朋友这句话，陷入了沉思。对，是得弄出一点声音来，最起码把佟方宏打击报复，制造冤案的事揭露出来。然而飞地目前一片白色恐怖，外地记者到不了这里，本县的文朋诗友也是人人自危，怎样才能弄出声音呢？看来我还得靠自己。经过几个月的的调查了解，对照法律条文，我对丈夫的案情逐步了解透彻，无罪的信念也更加明确。我把衣波费事捎出来的“事实真相”加以修改，整理，打印，送给检察院、法院，以及有关人士。我还根据长新给我列的提纲，写了一个长篇通讯：“一个《长河报》的热心通讯员，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的党员知识分子，因为写了几篇客观公正的报道，加之他那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反腐败斗志，触怒了当权者。竟在飞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授意下，被飞地县公安局以涉嫌“挪用特定款物”罪逮捕。眼看该罪名难以成立时，他们又翻出陈年老帐，把两年前已被纪检部门处理过的违纪案件，意欲升格为‘刑事案件’。至今这位无辜的业余新闻工作者还身陷囹圄……。
　　是涉嫌挪用特定款物，还是蓄意打击报复？
　　飞地县衣波挪用特定款物案发人深思
　　……”
　　我把材料邮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省人大常委会等部门，还有许多新闻单位，可惜都石沉大海了。
　　时间在漫长的煎熬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按照司法程序，公安局把人抓起来后，侦查预审最长不超过两个月；案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最长不超过一个半月；法院接到起诉书后，必须在一个月内开庭审理，最长不超过一个半月。然而检察院起诉了又撤诉，撤诉了又起诉，一颠一倒，衣波被抓五个多月了，开庭审理还是遥遥无期。
　　天气十分寒冷，不知大墙里的夫君是如何熬的呢？没有一点消息。据说，李小明经常给看守所打招呼，要求对衣波严格监禁，除了办案人员，谁也不能见他，并设有暗探监视。因此看守所人人自危。别的人犯还可以借看守找其谈话为由，走出牢房，在院子里透透空气，或者偶而到值班室看一会电视。衣波却不能走出号室一步。没有哪个看守敢找他谈话，他被当作“政治犯”对待。关押，是人间最大的惩罚，它耗干人的心血，磨蚀你的锐气，折磨你的心灵，尤其是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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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地县看守所座落在县城东五华里的西湾村，就在国道边。衣波被抓最初的几个月，内外不通一点消息，我非常着急。佟方宏密令对他严加监禁，看守所也没有我熟悉的人。我想给他透露一点消息，但又捎不进去。每次去给他送东西，我都颇费踌躇。慢慢地去的次数多了，看守们也都熟悉了，逐渐地替我捎进去一些纸片，上面写些谁都能看的话，无非是劝他要想得开，要相信政府之类的官话。渐渐地我也认识了一些狱友的家属。有大阳镇王保林的妻子云子，高中教师王建军的妻子玲，还有张治国的姐姐等人。王保林、王建军、张治国等人都是因为直接或间接地得罪了佟方宏手下的人而被捕入狱的。他们都比衣波进去的早，因此情况比较熟悉。正是同病相怜，这些狱友的家属们热情地给我指点，哪个干事可靠，可以找他；哪个干事难说话，不要找他。还有看守所有什么规律，探监要有窍门，东西怎样送进去等等。有了她们的指点，我也慢慢摸着一些门道了。最初由云子介绍，我认识了老魏，老魏是县检察院驻看守所的干警，不受公安局的领导。老魏资格老，胆子大，一段时间里，对我们帮忙不少。但让他捎信，须经他过目。他认为没有问题，才给捎进去。
　　按照看守所的规定，人犯家里只能送钱、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吃的东西是一律不许进号的。但这里是小县城，地方小，人情浓，谁没有个三亲六故？人和人之间都有一些牵连。犯了事进到看守所的人，不是这个人的表亲的表亲，就是那个人的朋友的朋友，或者人托人，总能找到一点关系。再一个，犯事的人进了看守所，亲戚朋友来探望，总要表示一点心意，买些方便面、饼干、烧鸡之类，这是最直接的了。因此，看守所也没法死搬硬套，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阵松一阵紧。遇到上面来检查，就严一阵子；检查一过，也就能松一阵。
　　衣波和别的人犯不一样。一方面他是县委书记钦定的政治犯。佟方宏时不时或明或暗指示公安局，要求对衣波严加管理，把他与外地人犯关在一起，断绝一切消息来源。家人送的衣物，都要经过严格检查；他的一些朋友，曾托着关系去看他，然而所长说，老板有交待，除了办案人员，任何人不能见衣波。并说了底话：“你要见个杀人犯，我都能让你见，就是衣波不行。”这倒不是说衣波的案情有多重大，主要是怕他通风报信，让外界知道这件事，同时也是用这种方式折磨他。这也表明佟方宏的心虚。另一方面，看守所的干事们，包括伙师、看大门的，都知道衣波是冤枉的，都非常同情他的处境、遭遇，因此也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每当我去看守所送东西时，他们都愿意帮忙，但又心存顾虑，怕别人打小报告。总是说：“你把东西放下，赶紧走吧，小心别人看见。我瞅机会给你送进去。”包括衣波捎出来的的衣物，我送的吃食，他们都一样不少地送进去，从没有少了什么。他们都是善良之人，他们也很矛盾。
　　眼看着衣波的案子一时半会儿难以了断，我的奔跑也毫无效果，我就想，得下功夫建立一种互通信息的渠道，让丈夫在里面安下心来。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给他送钱，每月不能少于150元，让他在里面的小伙上吃些饭，补充一些营养。否则光吃号饭，时间长了，身体就会垮掉。同时得给他经常捎去书报、杂志等精神食粮。对于一个读书人，没有书读，比没有饭吃更难熬。我要让他经常接受一些外界的信息，以免头脑僵化、呆痴。这一点尤为重要。
　　看守所张所长表面上很凶，实际上是个非常正直、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每次看见我，他都是冷冷的，实际上对衣波照顾最多。衣波进去后，没有挨打，就是他的关照。他曾多次当着其他人的面说：“衣波人品好，男子汉要争的就是这口气！”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对衣波的精神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副所长沉默寡言，但只要是不违背原则的事，他都是有求必应。干事老周，是专职负责给人犯送东西的。他谨小慎微，认真负责。但他文化不高，每次见我给衣波送报纸，他都不以为然，总是皱着眉头说：“送这些报纸干啥？衣波还不是从报纸上惹的祸？还送报纸？”经我好说赖说，他也给捎进去几张，但就是不让衣波看《长河报》。他说：“衣波不是因为给《长河报》写稿才进来的吗？不要让他再看长河报了。”令人哭笑不得。我也解释不清。后来我又认识了老梁、老李、老段等干事。老李爱喝两口，爱吸烟。每次我去看守所都要带两盒烟。老李资格老，敢做敢为，有什么重要信息，我都让他送。老梁是所里的会计，人很绵善，吃不住央及，也为我送了不少东西。老梁有个儿子，小名虎子，也在看守所帮忙，看大门，有时也帮忙送东西。虎子小时候得过病，脑子有点毛病，说话口齿不清。有时把虎子哄高兴了，他也能为我送些东西，但若和虎子别住劲，你就别想进大门。老段最耿直，他为我们捎了不少东西，却从来不收一点好处。有时给他捎两盒烟，他硬塞给你，还说：“你有钱没处花不是？正在困难时候，不要买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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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守所分两班人马，一班是在外面第一道铁门前负责接待来人，检查犯人家属送来的东西；另一班是专职在二道铁门里看守犯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负责管理犯人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开门、收号等等事宜。按规定，家属送的东西，一般应交给老周，老周检查后，再送到里面。但老周这人太死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点不能通融。时间长了，我慢慢摸着窍门了。逢着有李、段、梁等人在里面值班时，我进大门后，不去找老周，而是径直走到二道铁门外的栏杆处，碰见谁，让他给我喊一声，让里面的人出来把东西拿进去，在值班室检查后，送给衣波，或者把衣波叫出来取。有时，我发发胆大，径直走到二道铁门口，隔着门缝喊里边人。他们出来把东西接住，再给我送进去，同时把衣波不用的东西捎出来，让我带回去。在这样的交换过程中，信息就传递了。他们也知道物品里面有夹塞，但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算了。他们也害怕有人告发，每次总是说：“快走吧，马上人看见了。”我一般情况总是周末来探监。时间长了，我逐渐摸清里面的值班情况，比如这一个周末是段、范二人值班，下一个周末就是梁、李班，再下一班又成了胡、刘班。我就循着这规律，逢到周末，拚命也要赶回来，给丈夫送去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有时幸运了，碰到好心的看守，把小铁门开个缝，故意喊衣波出号来取东西，趁此机会，我们可以隔着几米远的距离，照一下镜子。里面人把隔着小铁门望一眼叫“照镜子”。能和家人照一次镜子，犯人回去就能高兴几天。你想按照刑诉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未经终审判决之前，都不能和家人见面，而从拘留到终审出来，一般都在半年左右，有的案子复杂了，关一年多，也不能结案，因此想念亲人是犯人的最大愿望。
　　看守所遇到节假日，如七一、八一、国庆节或上边来检查时，都要进行一次大搜号。这时都要严一阵子。所有的东西一律不让进号；另外还有在衣波诉讼关键时候和各个不同阶段，佟方宏都命令不让家属送东西。每当这时候，衣波的日子就难过了，我的心也格外焦急。
　　我在乡里没有事做，看见别人很忙自己很闲，觉得很无聊。反正也没有人理睬我，我一个人独往独来，除了看书、读报，打电话联系，写申诉材料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搜集报刊杂志。有什么报刊收集什么，民政所订的《当代民声》、《中国社会导刊》，司法所订的《律师与法制》、《当代司法》，派出所的《公安月刊》、《法制世界》，还有乡政府订的《人民日报》、《中原日报》、《中原法制报》，以及《中华儿女》、《中州统战》、《人大建设》、《党史博览》等刊物。我象土豹子搜山一样，到处搜集这些资料，然后星期天赶回县城，给衣波送去。据说，每当这个时候，他所在的号室，就象过节一样，狱友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都有书报可看了，而别的号室可没有这么幸运。因此，大家都盼着我去送东西。
　　每次去看守所，我的心情都很复杂。提前准备好长时间。到了看守所，望着那大铁门，心想，丈夫本来无罪，却被关在这牢笼里。离家不过5里路，却有家不能归。咫尺天涯，见不了面。我总想给他多带一些东西，这也想带，那也想带，结果却不一定能送进去。而不论让谁送，总得求人啊，总得给人家说好话。遇到人家态度好了，顺利地把东西送进去，自己感觉还温暖些；遇到人家态度冷淡，东西送不进，还落一肚子气，那样心情就格外沮丧。而送进送不进，只能凭运气。
　　为了给衣波送点消息，我费了不少心思。最初是写几句谁都能看的话，让看守送进去；但那什么都不能谈。后来听人说，可以把信夹在肉夹馍或咸菜里面。于是我每次都给他买两个肉夹馍，写一小片信，用塑料纸包好塞进去。有一次，塑料纸没有包好，油渗进去了。幸好我是用圆珠笔写的信，渗油后晾干，字还可以看清楚。
　　后来我从朱雪芹大姐的《我替丈夫打官司》一书中受到启发，用卫生纸写信，效果好极了。卫生纸要用质量上乘的，用圆珠笔写。然后把它塞在裤腰里或衣服袖子里，或者随便塞在衣服那个角落里，都不易察觉。因为卫生纸柔软，占地方小，看守检查时，用手捏捏，软软的，和布料差不多，轻易不会发现。我第一个星期天前去送衣服时，是段、范班，第二个星期天再去时是胡、刘班，等到第三个星期去又成了梁、李班。这样循环往复，谁也不会记得我送的衣服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我们利用卫生纸写信，不断地交流着信息。外面发生的故事，本县的新闻，佟方宏的最新情况，国家的形势，还有监狱里的轶闻趣事，他读书的心得等，都通过卫生纸写的信，互相传递。我们在信中互通情报，互相勉励－－永不绝望，以此度过了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