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暗无天日

　　1
　　衣波的案子自2月25日开庭以来，一直没有消息。我每天忐忑不安的等待着，一会想，法院肯定要判衣波无罪的，因为庭审形势那么好，谁都听明白了，衣波没有罪啊；一会又想，佟方宏会轻易放过衣波吗？我的心悬着，吊着，一天天不得安宁。在乡里上班，我也是心神不宁，避开众人，一个人到野外乱转。
　　午饭后，我漫步河岸，麦田，我睁大双眼，遥望春天，心中翻卷着万千思绪。河岸上那一排排杨柳，还没有泛出看得见的鹅黄嫩绿，天地间还是一片苍茫，和一周前没有多少差别，唯一不同的是麦苗返青了，变绿了。田野上有锄草的浇地的人影，有栽土豆的人们。我只觉得春天的脚步太慢了。等待的眼睛长出渴望，心中的苦楚无法对人言说。在乡里，每天干的都是惹人恨的烦心事。我心中有事，实在不想和他们敷衍，厌烦透顶。一天，我对我乡书记说：“少干些，少造些孽！”的确，在佟方宏的强迫命令下，我们这些乡镇干部，整天干的都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形象工程”、“路边西洋景”。挥霍了多少钱财，糟踏了多少血汗。在这种特殊环境下，谁干的越少，谁才算越有良心。从我们冤案这件事上，我算彻底看透了官僚阶层贪生怕死、奴颜媚骨、卖身求荣，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戴的丑恶嘴脸，也彻底抛弃了求官进阶的幻想。我们与官场的庸碌习俗格格不入。
　　佟二蛋之所以敢胡作非为，是因为有人支持他；他之所以升迁不了，说明他没有太深的根基。他在飞地横行霸道畅通无阻，是因为飞地的官员们太卑鄙，太没有骨头和良知了。佟方宏可谓“为官一任，祸害一方”。他在飞地主政四年，干下了数不清的坏事、丑事，但没有人出来阻止他。我常常想，他是个什么东西，让37万人跪倒在他的脚下，听凭他任意摆布？为什么他一个人的意志要强加在所有人的身上？是谁把他惯成这样、宠成这样？让他随心所欲，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象在他家里一样随便？如今，他竞选副市长失败，其主子对他也表示失望。他已逐渐失去人心，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一声令下，应者云集。那么多的科、局长们，那么多的书记、乡镇长们，夹着尾巴，委屈求全，甘愿听从他的命令，下乡强迫老百姓搞袋料香菇，毁林砍树，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则完全是为了保全他们的乌纱帽。他们的政治敏感性不可谓不强，他们的政治嗅觉不可谓不灵敏。他们也知道佟二蛋不长远，但他们知道，一旦被免职，后来者会立刻补上，占据他们的位置。即使将来证明他是正确的，但已经没有位置了。他们一是求官，二是保官。有的人屁股上不干净，怕佟方宏抓住把柄。因此，不惜违心地当儿子，当孙子，千方百计拚命保住这顶官帽，那怕给人民群众造成天大的损失也在所不惜，也脸不变色心不跳。就象历史上一个皇帝所说的“我死了以后，那怕他洪水滔天！”佟二蛋正是抓住了这些人的心理，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不论佟方宏怎样作贱、日骂、威胁他们，他们都能受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心中也明白，佟二蛋手中的官帽为数也有限，不可能人人都给他弄成副县，但他们要保住现有的乌纱。袋料，袋料，能挣几个钱？而毁林砍树，破坏生态，造的孽怎么算？
　　佟二蛋现在已是黔驴技穷了，但他还要在发号施令中享受权力的淫威。他的目的一是为了营造政绩，二是为了享受权力。说白了，这是一种精神自慰！前者他已经有些失望，搞了那么多的形象工程，也没有能把他升迁调走，反而失去了除主要领导之外的所有市四大班子领导的心，再搞也不会得到上司的赏识。但他实在是个“瞎踏锣”，停不下来。现在他完全是第二个目的了，就是在发号施令中自娱自乐，看自己比谁都厉害。实际上，他的所有作为都是在给自己掘墓哩。许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没有一个人敢阻挠，更不会团结起来，联合抗衡。
　　佟方宏没有正性，不是一个正常人。如果从心理学方面去考证，他肯定是个精神病患者，一切随心所欲，想到哪里弄到哪里，没有章法，没有底线。但他竟在飞地主持了这么多年，至今安然无恙。真是飞地人的耻辱，飞地人的悲哀。
　　2月27日，佟方宏在县委经济工作会上，丧心病狂地瞎咋唬，他左手捣着魏副书记，右手点着新来的县长，手指舞划，胡说八道达四个小时。他已经没有招数了，只好继续沿用权力这根大棒，威胁恐吓。
　　从乡里回到县城，我几次去催问法院，法官陈永军都说，“衣波的案子需要开审委会定，现在正在搞‘三讲’，院长们都去参加四大班子的集中学习去了，抽不出时间开审委会。可能要拖一段吧。”还有人说，现在正搞“三讲”，佟方宏怕衣波出来给他提意见，等过了这两个月，就会放他出来的。
　　两个月的时间太长了，我计算着日期，一天天盼望着“三讲”快快过去。我在乡里百般无聊，每天到河滩转悠，睁大双眼盼望春天。似乎春天来了，衣波的案子就有眉目了。3月5日，陈永军打电话说，肖律师的辩护词还没有递交法庭。第二天我赶忙去市里崤山律师事务所取回肖律师的辩护词。我生怕辩护词交得不及时，影响了他们公正判决。3月7日，当我把辩护送到法院时，合议庭的人正在向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彭辉汇报衣波案。他们终于研究了，我感到非常兴奋。
　　
　　2
　　有人建议，在法院公开宣判之前，还得找人做做工作，否则公开宣判若按有罪就来不及了。我不敢掉以轻心。刚好这一阵时间，文峪乡的郑义非常关心衣波的事，积极主动要求帮忙。郑是个农民画家，爱好收藏，经常在外面跑，认识不少三交九流的人。他以前和衣波很熟悉，还去过我家。但我只听说过这个人，没有见过面。有一次我在复印部打印材料，刚好他也在那里复印连环画。他看到我写的申诉材料，说，“原来你就是衣波家里？我和衣波是朋友，他出事后我很关心，多方打听。但和你不熟悉，没有联系上。我和法院刑事庭庭长关系很好，在外面也认识很多人，市委办的，省信访上的都有熟人。若有用得着的地方，请尽管找我。”说着留下电话号码。后来开庭之前，我想去见见庭长，苦于没有人引荐，我就去找郑义。那晚庭长没在家，我们等了很久也没有等着，但看郑义和庭长夫人谈得很随意，说明他和庭长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郑义还说，他最看不惯以强凌弱的事，路见不平就想拔刀相助，因此遭到不少人非议。1985年教育上两名职工因得罪教委领导被判劳教，就是他跑到北京找着《光明日报》记者，前来采访，写了一篇文章，从而引起上面重视，把两人救出来的。2月15日夜，郑义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最近在金三角见到了市中院的黄副院长，因为黄院长也爱好收藏，两人关系很好。他和黄院长一起鉴赏一幅字画，说起衣波的事，他让黄院长帮忙。今晚黄院长打来电话说，他已给佟方宏打了招呼。黄院长对佟方宏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衣波在飞地小有名气，在文化人中属半个台柱子。不要把他整得太苦，事情弄大了，不好。佟方宏答应过问一下此事。郑义说这些，听起来合情合理，不象是编瞎话。况且半夜三更巴巴地打来电话，也不象是编造的。有人说，郑义不务正业，到处骗吃骗喝。但人家这么热心地关注衣波的事，也许是真的呢，不要把人都想得那么坏。关心总比不关心强吧。此前我已于去年10月去找过黄院长，衣波也多次捎信让我去找他。但我由于不好意思，一直也没有正面接触过他，现在郑义主动替我求黄院长，何乐而不为呢？
　　2月21日，郑义又打来电话，说他又去了一次金三角，这次找着一位姓朱的大款，算个“地头蛇”式的人物。朱大款是搞油漆生意的，和市委书记关系很好，可以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他送给朱大款一幅字画，托朱大款在市委书记面前替衣波说情，还把材料递给市委书记了。还说市委书记对佟方宏也有怨言，骂佟方宏“净给我添乱”云云。过了几天，郑又打来电话说，他要去金三角再催催老朱，让我给他找些材料。我把肖律师的辩护词给他弄了几份，又找了一些我写的申诉材料给他。他说，他为衣波的事已花了不少钱，给老朱买字画，还准备去西安给市委书记也买一幅，为此他已向朋友借了1000元。听了这些，着实让我感动，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和婆母商量了一下，就从家里仅有的500元中抽出3张，递给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你为衣波的事跑金三角，这点钱就权当一点路费吧。我们现在很困难，多一点的也拿不出来。将来衣波出来了，一定会感谢你的。”郑义也没有推辞就接住了。
　　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问，他说已托老朱把辩护词交到市委书记手了，市委书记答应找佟方宏过问。3月15日晚上，我正在乡里，郑义打来电话，报告我一个好消息，说，昨天他雇车去市里和老朱一起上中院，说衣波之事，等于提前给中院下了一个楔子。今天早上县法院的刑事庭长、主办法官都去市里汇报衣波案了，结果还不清楚。不过中院肯定要给个说法。接着我就给县法院的刘庭长家里、陈永军家里打了电话，家里人均说上金三角了。过了两个钟头，市检察院的赵普同学打来电话说，今天飞地法院的人去市中院汇报了，市中院把市检察院的人也叫去了，两家商量的意见是，想让飞地检察院撤诉，也就是不起诉。看来事情很快就有结果了。赵普建议我去找一下公诉人杨继刚，督促杨尽快做不起诉决定书。这些消息都让人振奋，三下里一对证，郑义的话至少有一半正确。由于乡里很忙，我一时请不来假，不免心中焦急。
　　
　　3
　　这些天县里正在开展“三讲”教育。上面派来了8个人的巡视组，召开了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决定从3月9日到5月上旬，用两个月的时间，对县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以及县纪检委、组织部、宣传部、公检法的领导班子及成员进行一次集中教育活动。会上巡视组组长郭栋同志做了动员报告，留下巡视组的电话号码，还设有意见箱；还给参加会议的副科以上干部每人发了一叠“征求意见表”，让大家给四大班子领导提意见，并要求拿回家去填，然后一个一个单独交到巡视组人员手中。巡视组还召集各乡镇副科以上干部逐个谈话，要求反映真实情况－－总之，形势搞得很大，很严肃。
　　据传说，前一段时间市人代会上选举副市长，在推荐候选人时，佟方宏只得了一票。现在又要搞“三讲”，因此佟方宏烦躁得要死，动不动就训人。县法院的头头也是“鞋里长草——慌（荒）了脚”。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的兴奋，包括我。但都还在观望着，不知道巡视组可靠不可靠，因此也不敢随便提意见。填意见表和谈话那天，我乡里的书记还提醒我：“‘三讲’教育不过是走形式，你可不要当真。安安生生，还可保住个职务。否则跟上别人瞎起哄，可是要吃亏的。”他是怕我惹麻烦，在巡视组面前说真话，给老佟提意见。他还问我，给老佟那一栏里怎么填了？我说，“八个字：‘主政四年，成绩斐然’。”他说，“这还差不多。”我说，“你当我姓傻呀？给个棒槌就当真（针）了？”
　　3月14日一早，各乡镇副科以上干部都被召集到县宾馆巡视组的驻地，逐个谈话。佟方宏如临大敌，安排布置的很严密。人们排着队，挨着号，一个一个进去谈。我兜里还揣了两张举报材料，但看那阵势不祥，就没有敢掏出来。接待我的是208房间的市拘役所所长。我牢记乡领导的教诲，只说了几句官话就出来了。我说，“乡镇的工作太难做了，干得都是违民心背民意的事，今后要切合实际。”到晚上，有几个老干部让我给他们找些材料，他们要去见巡视组组长。但刚吃过晚饭，乡书记就让我们连夜回乡了。
　　“三讲”教育纯粹是走形式，但佟方宏还是慌了一阵子。他故伎重演，布置人监视盯梢，只怕人们和巡视组接近。我在一篇随笔里记下了当时的传闻，“佟方宏不准县领导坐小车，让他们都骑自行车到东城学校集中学习。于是县四大班子领导都成‘敌后武工队’了。据说，佟方宏最初准备把学习地点设在风景秀丽的獐子坪乡，这可把獐子坪乡书记愁死了：这么多县领导要在该乡吃住一、二十天，可怎么支应得起呢？那不象蝗虫过街一样吗？后来又改在东城学校。这些天够他小子惶一阵子的，6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300多名村两委代表，他能捂住所有人的嘴吗？据说北山的代表异口同声谴责“袋料香菇”，说不符合当地实际，劳民伤财。又据说，县政协收集的对佟方宏的意见达700多条，有的相当尖锐。”
　　但两个月之后，“三讲”教育取得丰硕成果：运管所所长和财政局总支书记因坐公车上下班，被通报批评，飞地电视上连着播了许多天，闹的沸沸扬扬。在5月10日的总结大会上，佟方宏得意洋洋地说，“‘三讲’成效很好，县四大班子领导在群众中的满意率达到98%以上。同志们，98%啊，没有走形式。”下面传来一阵低低的哄笑声。
　　坐在台下，听着这个“太监脸、娘娘腔”的鄢陵小子，在台上大放厥词，胡说八道，不由人怒火万丈。他恬不知耻，大言不惭，除了自我吹嘘还是自我吹嘘。真不知道他那个98%是怎么搞出来的？还自我表白，自己在飞地没有安排一个亲戚，并让大家监督。谁不知道他的亲戚把飞地的钱都挣嗨了？他的几个外甥在飞地推销苗木，包揽工程，捞得肉断人心，还有脸在大会上表白，把自己打扮得象一个处女！他这天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三讲成效显著，二是袋料香菇形势很好，老百姓只有挣的，没有赔的，三是“严打”期间，各乡镇要抓住机遇，把那些违法乱纪、影响稳定的人抓起来。佟方宏讲话时，贼眼珠子“咕咕碌碌”乱转，说话咬牙切齿，整个一个歇斯底里狂！
　　由“三讲”带给人们的一点幻想，很快烟消云散，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3月15日夜，郑义和赵普的电话，着实让我高兴了一阵。那天婆母还打电话说，3月14日晚7；00，我回乡刚走，陈永军还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不在家，他没说什么内容。我想肯定是报告法院审委会同意无罪的好消息的吧？但乡里正忙着发动群众搞春栽袋料香菇，我被分在涧北沟村，完不成任务不准请假。3月16日我一整天都在涧北沟，苦口婆心地劝说群众，让他们搞袋料，无法和县里取得联系。3月17日一大早，我好容易抽开身找了个电话给陈永军打过去，陈永军却一改往日的干脆利索，吞吞吐吐地说：“情况发生了变化，电话上说不清，见面再谈吧。”我一听这口气，心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兆，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我赶忙去向领导请假，但领导未准，我不敢贸然回城。我心情急切，坐立不安，跑到东头教育办公室，找了一个僻静的电话，又打到陈永军处。我告诉陈永军：“周围无人，你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陈永军这才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两天的情况真是一波三折，一天一个样啊。谁也不知道要咋着哩。3月14日法院开审委会，同意合议庭的无罪意见，让我们第二天去市院汇报，市院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都感到很踏实。那天我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消息。谁知道第三天院长向佟方宏汇报时，情况急转直下。佟方宏大发雷霆，命令法院再开审委会，给衣波判三年实刑。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最糟的结局。佟方宏还命令公检法再去查衣波的其它事，已经行动两天了。我给你说这些，你千万不敢对别人说，否则佟方宏也要整我的。”
　　“三年实刑！”听到这个消息，我犹如五雷轰顶，瘫坐在椅子上。我的脑子“嗡嗡”乱响，一头汗接着一头汗出，心中觉得无抓无挠，不知道该干什么。定了一会儿神，我急切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金三角的亲友们，给肖律师、赵普、胜学姑夫、乙丁都一一打了电话，他们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震惊，并安慰我不要着急，慢慢想办法。我想回城，但领导不知上哪儿去了，没有请假，我不敢走。我心神不宁地熬到晚上，乡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早因欠费停机，只能接不能打了，只有书记、镇长房间的电话是畅通无阻，但我不能在他们的电话上说事。百般无奈，我就跑到乡敬老院去打电话。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安慰了婆母和儿子，又给县城的几个朋友通报了情况，商量怎么办？
　　
　　4
　　3月18日一大早，我急不可耐地坐上班车回到县城，去见了陈永军，详细了解了几天来发生的情况。两个人相对叹息了一阵，也没有什么办法。陈永军再次嘱咐我，千万不敢对别人说，是他透露的消息。否则让佟方宏知道了，可不得了。3月19日上午，我去文峪找着郑义，把最新情况向他说了一遍，商量怎么办。郑义说，当务之急是赶快把消息告诉衣波，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再一个要嘱咐他，注意安全，别人送的东西不要吃，一切以你送的为准。形势严峻，人家是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的。他还让我给衣波带两本书，张平的《十面埋伏》和李佩甫的《羊的门》。将近12：00了，我慌急失忙去看守所给衣波送消息。我此刻心神俱乱，三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年？佟方宏太狠毒了，这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啊！大敌当前，我得让衣波有个精神准备，否则到时候怎么受得了？我给他捎了一条裤子，我把裤腰处拆开，在里面的白布上写到：“我的冷静是你的良药，你的无恙就是我的一切！鬼域世界，人为何物？丢掉幻想，准备上诉！”我写这些时，心如刀割，但还得装作很镇定。我要乱了阵脚，衣波该怎么办？判决书还未下，我还不忍心告诉他。在看守所的二道铁门口，我意外地望见了衣波，因无法说话，只向他伸出三个指头。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但一切都无从告知。他看了裤子上的信，一切都会明白的吧。望着衣波大不咧咧的样子，我的心一阵绞痛，外边人家都在怎样整你呢，你还是那副傻乎乎的，毫无防范。
　　就在我从看守所刚走，公、检、法专案组的李卓亚、李小明、李俊、陆军、杨继刚们就去看守所提审了衣波，把30万元扶贫款的来龙去脉又一一讯问了一遍。眼看就要宣判了，公、检贼心不死，还想制造新的冤情，衣波悲愤万分，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他的争辨，立即换来更加严厉的监禁。审讯结束，他就被调到10号监室，和外地人犯关在一起，很长时间，内外不通一点消息。
　　晚上我到刘如杰家里，想和她商量一下。刘如杰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我、和衣波都很熟。衣波采写过她的事迹，彼此都很敬重。衣波出事以后，她十分关心，时刻打听着案情的进展。但她也受着种种制约，无法出面。我和如杰商量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后她说，“你明天早上去找一下法院院长杨金良，看他怎么说；然后再去找一下三讲巡视组的人，把佟方宏打击迫害衣波的事，向他们反映一下。”
　　3月20日早上，7：00未到，我就去找县法院院长杨金良。杨住在休闲路南边的一栋楼房里。我曾经来过。因此不用问别人，我径直来到休闲路某单元某号。我听见里面有说话声，就上前轻轻敲了一下门。没有人应声，我又上前敲了一下。半天探出一个头，问，“谁？”我回答，“我，想找院长问点事。”门“啪”地一下关上了，半天没有动静。我忍不住上前又敲了几下。这时里面的木门开了，杨金良隔着防盗门对我说，“我从来不在家里办公的。”说完又关上了门。也许我来得太早了，他大概还没有吃饭吧？我心想，你不在家里办公，总得去办公室办公吧？于是我就耐心地站在门口等，我要等他上班时，跟他到法院问个究竟。眼看八点快到了，楼上楼下的人都忙着去上班，有人诧异地望着我。终于杨金良一身锃亮地走出来，我也一言不吭地跟在他身后，向法院走去。早听说杨金良是个本事不大，架子不小的主儿，和前任法院院长黄华差远了。还有人说，他在市中院被组合掉了，没法安排，才来飞地当院长的。这两年飞地法院的工作一团糟，法院大院里整天有喊冤的，骂街的。有一次一个妇女因为案子判得不公，多次来找，但无人管。她就在院内大骂，“法院的人都是狗日的哟！”她边走边骂，在院内骂了几圈。整座大楼的人都听见了，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应声。杨金良急了，竟把当事人让到自己的坐椅上，说，“我这个院长也不好当啊，不信你坐到这椅子上试试！”据说他还非常怕佟方宏，佟方宏日骂他就象骂自己的孩子。人大代表背后称他是“缺奶”的孩子。
　　我跟着杨金良到了法院，杨却背着手站在院子里不肯上楼。我低声下气地说，“杨院长，你到办公室，我想跟你说点事。”杨生硬地说，“现在还不到上班时间。”无法我又耐着性子等。上班的人们都陆续来了，八点的钟声也敲响了，杨还是不到办公室去。我忍不住又催了一遍，他说，“我现在站在院子里就是上班。”我气得不得了，又等。过了好大一会儿，杨才慢慢吞吞地上楼去。我跟他到办公室，详细对他说道：“我是大阳镇的某某某，衣波是我丈夫。你1997年刚来飞地时，选党代表时分在大阳漂池选区，因此我早就认识你。我今天来是想问一下，衣波案子的情况，你们准备怎么判？还希望杨院长主持公道，救我全家于水火。”提到大阳，杨金良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他97年刚来飞地，选党代表时差点落选，是大阳镇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勉强选上。当时我就分在漂池村，了解他的底细。杨金良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是开过会的，但结果还没有定。在判决书没有下达之前，我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判得不公，你可以上诉。”我说，“听说你们要判衣波三年，他没有罪，凭什么判三年？你们县法院为什么不主持公道，而让我上诉？”杨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在大阳工作，大阳对我支持很大。我呢，是从金三角来的，和谁也无仇无冤，都是工作关系，有些事不好说。”我说，“你是法院院长，依法办事是你的职责，有什么不好说的？”这时一个打扫卫生的小青年过来撵我，“出去，出去，杨院长还要办公呢。”说着把我往外推，我气急了，大声嚷道：“我一不吵二不闹，找杨院长说事有什么不对？他办公，我找他这不是工作吗？”我又追问杨金良，“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判？”杨说，“一、二天就会有结论，但现在不能告诉你。”看着和这个窝囊废也论不出个什么，我一摔门帘走了。
　　下午我又去县宾馆找三讲巡视组的李处长，我把衣波遭佟方宏打击报复的详细情况向他说了一遍，他很同情，但也没有办法。他说，“明知是打击报复，但咱们拿不出什么证据。佟方宏给公检法怎么交待，也不会让外人知道。咱这‘三讲’工作组，也解快不了什么问题。两个月的时间，还没有深入就解散了，走走形式而已。”李处长是个年轻人，非常坦率。当听到衣波已被关押8个月，检察院起诉了又撤诉，撤诉了又起诉，随意违犯法律程序时，李处长叹息道：“你没有听人说，咱们国家的法律程序，用个形象的比喻，就象一架绞肉机。不管你有罪无罪，只要进入程序，出来都血肉模糊了。”两个人相对叹息了一会儿，我给他留了材料就走了。
　　佟方宏压制县法院判衣波三年实刑的消息已经确实了，但我还要垂死挣扎，在判决书没有下来之前，我还要找人想办法。我找长新商量，他的意见是赶快写一篇文章，求助于新闻界，想办法先把这件事捅出去。但文章谁来写呢？佟方宏一手遮天，飞地形势一片肃杀，哪个记者敢来飞地？哪家报纸肯登这样的文章？长新倒是愿意帮忙，但他一个人还不行。最后商量让我先写一份系统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再想办法。如果有记者帮忙，我把这份材料递上，他就可以很方便地采用了，不必前来采访，免去许多麻烦。
　　
　　5
　　暴风骤雨，接踵而至。各种各样的坏消息通过电话、传言源源不断地传到我跟前。
　　从2000年3月17日开始，飞地县公、检、法专案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罗织罪名活动。3月20日，县法院照样判处衣波有期徒刑3年，公检法专案组则继续查处衣波的其它“罪状”。判是因为程序到头了，不判就要违犯程序了；查是等你上诉后，市中院发回重审时，再给你增加新罪名。就象飞地县检察院的人对别人说的：“判他三年，受了就算了。不受，新帐老帐一起算！”佟方宏及其走狗们，早已把市中院的脉把握清楚了：中院决不肯改判衣波无罪。要么维持原判，要么发回重审。维持原判，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发回重审，正好用上罗织的新罪名。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3月14日，合议庭把无罪意见汇报给县法院，县法院召开审委会研究通过；3月15日，县法院派人到市中院汇报，中院同意无罪意见并和市检察院商议，让飞地县检察院撤诉，进而撤案；3月16日上午县法院院长杨金良向县委书记佟方宏汇报时，却遭到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无奈法院当天又召开审委会，决定给衣波定罪三年。会议邀请公安局副局长李小明，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卓亚，公诉人杨继刚参加。因为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成立由公检法三家组成联合专案组，系统调查衣波的所有“罪状”。
　　佟方宏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查，从他参加工作时查起，不信查不出事！”从3月17日开始，联合专案组迅速行动，他们即分工又合作，高度协调，象一架性能良好的高速运转的机器，效率十分高超。仅在调查笔录上出现的专案组的人员就有12名，他们是：公安局副局长李小明，副局长牛立，办案人员李俊，陆军，任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卓亚，反贪局局长贾建超，起诉科科长海江，起诉科硕士研究生杨继刚，反贪局干警李溢，郭向东，张伟君。这些人都是办案高手，可谓阵容强大。用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小文人，有点大炮打蚊子的味道。另外，县法院院长杨金良，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彭辉另有重任，他们跑到市中院活动去了，他们在中院苦苦哀求，要求中院对衣波维持原判。“否则，我们完不成任务，回去没法向佟书记交差。”
　　从3月17日开始，公检一路办案人员深入到城郊乡火炎村，道口乡岭南村，翁关村，郭家村，秋凉河园艺场，县城外贸局家属楼等地，寻找基地中心种药农户，一个一个调查询问，衣波供应的种子种苗质量好不好，价格高不高，出苗率如何？希望从中能得到些什么。这些种植户住得都很偏远，并且四面八方，专案组不辞劳苦，翻山越岭，仅3月18日一天时间就调查了蒲邦磨，张光辉，刘少生，杨春潮，孙贵民，杨金山，骆改红，郭邦群等种药户，效率不可谓不高。同时检察院反贪局一路办案人员又重新调查了衣波1997年的“辛夷种子”案。于3月19日凌晨3：40——7：00，传询闫红梅；中午11：00——12：30又赶到西峡县桑坪镇传询供货人胡邦成；随后又询问了另一个出差人郭黎明。与此同时又按照那封匿名信上说的衣波在林业局二级机构“园艺场”时，“贪污10万元”一事展开调查。他们实在是太想得到衣波的“罪证”了，在3月19日到3月20日两天时间里，他们四次传询了原实验林场会计，现已调到县委办任副科级秘书的尚相生。请看“询问笔录”：2000年3月19日22时——23时，问：尚相生，今天向你了解有关案件的一些情况，希望你如实回答。答：可以。这是第一次，没有收获。2000年3月19日23日——23时30分，问：尚相生，你在担任林业局实验林场会计期间，发现衣波有什么经济问题没有？答：有一场事，但我说不清他存在问题没有。相生说了一场事，但他们回去核计后，不满意。2000年3月20日10时——12时，问：尚相生，我们再次向你询问你在林业局实验林场工作期间，有关经济问题。希望你端正态度，实事求是说明真相，我们再次告知你，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做伪证，故意隐瞒证据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答：我知道。……为了尽快把问题查清楚，真不行了，我主动要求带你们去金三角、桃林县核查。这次还是没有弄出来罪证。2000年3月20日23时——23时50分，问：尚相生，我们已多次向你询问有关实验林场财务问题，希望你积极配合，尽快把问题讲清楚。答：我知道。但我实在记不清了，已经十二、三年了……。从询问的密度和强度看，他们的心情很急切，几近于威胁和恐吓了。但尚相生到底也没有提供出衣波贪污的证据，实在让他们失望了。无奈他们舍掉这件事，专心在“辛夷种子”上下功夫。我不知道相生为此还受了这么多的惊吓，他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在这里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了。后来相生辞掉县委办秘书的热门工作，到深圳去创业，是否也跟这件事有关系呢？
　　
　　6
　　现在有必要把“辛夷种子案”详叙一下，这是以后需要多次提到的。
　　两年前的1997年10月1日，我从乡里回来，兴冲冲地准备好好过个国庆节，以庆祝我们的结婚10周年。这天，我们带孩子吃了火锅，给衣波买了一套西服，还约好晚上到药城歌厅去唱几曲。晚上，天上下起了小雨，但我的热情不减。在歌舞厅里，我一连唱了十几曲，衣波却一首也没唱，坐在一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随后，孩子闹着要开碰碰车。到了娱乐园，衣波又不辞而别，冒雨骑车先走了。
　　第二天我们约好去孩子外婆家，等我买好礼物准备走时，他却忽然说，单位有事，去不成了。真扫兴，只好我娘俩去了。后来听婆母说，在我去娘家的那天下午，总公司的老常和衣波在里间屋嘀咕了一下午。
　　10月3日，早上懒洋洋地睡到快8：00，孩子先起床，在外边看电视。我偎着被窝还想温一下旧梦，突然有人敲门。我连忙穿衣起床，嘱咐衣波也快起。匆匆漱洗，那样子一定很狼狈。等开开门，进来的是两个陌生人。其中一个自报家门，说是县纪检委的。我看着面熟，一时却叫不上名。我陪他们在客厅里坐，等衣波洗漱，随便拉呱着。那个自报家门的小白脸说，找衣波谈点情况。我脑子很快转了一下，首先想到是调查他公司里的啥事，其次想到是谁告衣波几年前在实验林场的事。别的，衣波有什么事？我还和小白脸说：“衣波在实验林场那几年，受症毕了，我也跟上他受了不少罪……。”说话间，衣波已洗漱完毕。小白脸问，吃饭了没有？衣波说，没有。小白脸说：“那咱三个人一块出去吃点。”他们出去了，我和婆婆猜了半天，也猜不出是啥事。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衣波回来了，神色有些匆忙，他把我叫进里间，匆匆写了几个字，纪检委人就跟进来了。他们说，带有车，车在外面等，到纪检委办公室去说点事。
　　我这时还未意识到出事了，心想，叫去说事，12：00还能不叫回来吃饭？我心神不定等着。将近12：00了，衣波还没回来，我感到不妙，赶紧打电话问他单位的老常，老常才告诉我，王春财把衣波告到纪检委了，说他这次出去买辛夷种子吃回扣，还有公款旅游。我又赶忙打电话问王春财。王佯装不知这回事，打着官腔说：“纪检委是党组织，党组织叫一个党员问点情况，这很正常，让我过问一下再说。”我又打电话问纪检委的熟人，熟人说还不知道这回事，只告诉我，那个小白脸叫卫军。
　　我在无奈中等待着，想起不久前和他们一起到武当山采集辛夷种子的事。9月11日，我正在乡里。衣波带着他公司的郭黎明、闫红梅开车前来，说是去武当山采些辛夷种子，顺便转转，让我同去。我没有思想准备，乡里又正忙，怕请不来假，因此很犹豫。郭黎明说：“你看我们这两男带一女，出门多不方便，你去了和红梅做个伴，还能转转，不是很好吗？”看衣波也很想让我去，怕扫他们的兴，我就赶忙去找书记、镇长请假。还不错，书记、镇长很快同意了，我就和他们一起坐车，从西峡县的寨根向湖北方向开去。车是郭黎明的破吉普，很破，一路上还坏了两次，因此出行并不快乐。
　　久旱无雨，大地干得冒烟。而刚出门，天却阴起来，要下雨的样子。我们一路狂奔，经过西平镇，路过白桑乡，还有著名的荆紫关镇，过湖北的白浪乡，最后夜宿湖北郧县的“兴郧宾馆”。由于一路赶得紧，到郧县已经夜里11：00多了，没处吃饭，在桥头吃了一碗油腻腻的面条，很不舒服。胡乱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向十堰进发，下午到达武当山管理区。
　　这天我们逛了武当山，在紫霄宫院内，衣波他们惊喜地发现了几棵“武当玉兰”，上面结满了种子。衣波拉住树枝，让大个子郭黎明折。刚折了几串，一个老道就发现了，出来阻挡，我们赶快离开。久旱无雨，人们盼雨眼都盼红了，都不下；如今我们刚出门雨就下来了。下雨了，满山是雾，到处湿淋淋的，什么也看不清，真让人扫兴。雨下大了，我们只好回到住地。天下着雨，旅馆紧靠山岩，房间很阴森，角落里还布满了蛛网，令人很不舒服。但也没有更好的去处，只好委屈一夜。心里一直疙疙瘩瘩的。
　　9月13日我们冒雨登上了金顶，雨雾朦朦，什么也看不见。衣波1996年来过一次武当山，回去后吹得神乎其神，还写了一篇“秋日访武当”，发表在几家报刊上。他对武当山念念不忘，拉扯着我们陪他又来一次，但我没有感到一点旅游的快乐。
　　第二天在停车的地方，我们吃了一顿火锅，吃了一心躁气。店主介绍说，这里有武当特产野黄羊。我和红梅嫌贵，但郭黎明和衣波坚持要尝尝。我们等啊等，最后端上来，却只看见香菇、粉丝、豆腐。吃到锅底，才发现了几块黄羊肉，不香，还柴柴的。结账时，店主一下子要150元，我们大呼上当。让他俩去交涉，最后只少收了20元。
　　返回途中，一路心口嘈闹着，恶心得直想吐。我和红梅一直埋怨，不该吃火锅。一是花钱多心中不痛快，二是吃得不舒服，热、辣、咸，又喝不上水，难受得要死，还没吃饱。车到十堰，天下着大雨，找不下合适的旅馆。最后住进华中宾馆，每人一夜68元，我和红梅心疼得直唉哟，不想住。但衣波和郭黎明坚持要住，还说，让你俩享受一回。
　　9月14日，车到淅川，又坏了，修到天黑才修好，赶到西峡在政府宾馆又将就了一夜。9月15日，路过大阳，我回乡政府了。忙着迎接市民政局来检查验收敬老院一事。总之，这次出行很不愉快。一是天不凑兴，刚出门就下雨，什么也没有看成；二是时间赶得紧，一路狂奔，来去匆忙，哪有心情游山玩水；三是吃、住不好，又心疼花钱。总之是不愉快。这就是我和衣波仅有的一次“公款旅游”。没想到后来惹那么大的麻烦。
　　事后得知，他们回到县城后，衣波就让郭黎明把先前已经购好的辛夷种子拉到总公司，当天就把购种子节余下来的4000多元，三一三剩一，分给了郭黎明和闫红梅，郭黎明分了1500元，闫红梅分了1600元。衣波得了1700元，其中200元是供货人胡帮成要请客，没来得及请，说下次见面在一起吃顿饭的钱。
　　郭黎明得钱的第二天，就向王春财告了密。他把衣波购种的过程和他们一行到武当山“逛”的情况，向王春财抖落了个净，并告诉王春财，8月10日，衣波和总公司班子成员一起向县委写信反映“假棉芪种子”一事。郭黎明是个生意人，他向王春财告密，是为了取得王春财的信任，篡夺总公司苗木购销权。果然不久，王春财就全权委托郭黎明自带现金40万元，外出购辛夷苗子，在涧口乡建“万亩辛夷基地”。据说，郭黎明带上自己的老婆，小舅子外出购苗，他老婆自称“农行行长”，和供货商接洽。每株辛夷苗0.18元，卖给总公司是0.9元，总共买了几十万苗，美美捞了一把。而王春财这下可抓住了把柄。王春财先是威胁胆小老实的闫红梅：“这事要保密，不准对任何人说。”并让她催着衣波报帐。9月25日，王春财在衣波的购货单和出差报销单上签字同意报销。而后，他把衣波告到了纪检委。一个县政协副主席亲自报的案，肯定是大案要案，纪检委岂有不重视之理？于是纪检委书记亲自布置，派人派车，于10月1日到鲁山县调查供货方，又于10月3日凌晨3：00--７：００传询了闫红梅，早上７：００多又叫走了衣波。事后，纪检委办案人员卫军说：“一开始当有多大问题呢，以为衣波吃了几七几八，值得抓一回，谁知道球大一点点事，让人兴师动众的！”
　　我在无奈中等待着，但临近傍晚，衣波还没有回来，我又打电话问老常，常说：“衣波已被监控了，今晚不一定能回来。”我又问：“我敢去寻王春财不敢？”常说：“那乍不敢？这是王春财一手策划的，酝酿好久了。前天我才得到一点风声，还和衣波在一起说过。但想他尽大让把钱退了，单位内部处理一下算了。谁知他一下子捅到纪检委了，心太毒了。”我一听是这情况，就火顶脑门子，狗日的王春财，你也太心狠了，这么大一点事，值得你捅到纪检委？这不是生生断衣波的前程吗？谁不知道一个党员干部，“不怕检察院来抓，单怕纪检委来查”？大小给你弄个处分，身上就有污点了，升迁进步就困难了。我骑上自行车，直奔王春财家。一进王家，纪检委早上来叫衣波的卫军正好在座。果然如此，我劈头就问王春财：“衣波怎么啦，你把他送到纪检委？他跟上你鞍前马后干了四、五年，吃苦受累，如今却落这个下场！”说到伤心处，我连哭带喊，一连声追问：“有多大事你单位处理不了，你把他翻到纪检委？要翻，咱就把你公司的丑事都翻出来，让纪检委好好查查！”王春财显然理亏，又是倒水，又是剥香蕉，卫军也劝我，有话好好说。但我不领他们的情，撂下一句话，“你主事无能，才后院起火！衣波犯事了，你也脱不了干系！”然后气冲冲地走了。
　　回到家里，也无计可施，我心里发急，打电话逐个问总公司的人。最后打通闫红梅的电话。闫红梅有气无力的样子，象害了一场大病。红梅胆小正派，没经过事，王春财威胁她，她已吓得不得了，今天纪检委的人又半夜三更传询她，更吓得要死。7：00多回到家里，蒙头大睡，一整天不吃不喝。她详细说了郭黎明告密，王春财设圈套的过程。我不忍心埋怨她，又安慰了几句。随后老常又告诉我，衣波被控制在县宾馆，今晚回不来了。接着春生夫妇过来看，我向他们叙说了情况。大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他们走后，我又去找王春财。但王春财不在家，等了好久，也没见着。
　　夜里，我早早睡下，但睡不着，我就胡乱翻书。朦胧中，电话铃骤然想起来，我就象被绑架的人质的家属一样，扑向电话。是衣波打来的。他声音沙哑，匆匆说了几句话。我说：“事情就这样了，该咋说咋说，也不要保谁了。”大概身后跟有人吧，他“咔嚓”一声放下电话。这时是夜里12：00，不知他在那里受着怎样的煎熬。夜里下起了冷雨，气温陡降，我的心更冷。辗转反侧，睡不着。心里很空很空，无着无落，无什么可抓的感觉。看看身边只有孩子，醒着也象在梦中，梦中又好象醒着，就这么糊糊涂涂过了一个夜晚。
　　第二天凌晨5：00，我就起来了，我给红梅打电话商量，现在去寻老王还管用不管用？红梅说，这是王春财一手干的好事，找他好好说说，让他再给纪检委做做工作，说不了还能起作用。6：00，我匆匆洗了一把，骑上自行车就出去了。我的头发蓬乱，眼圈大概也乌青，脸色肯定不好看。晨起的人们，有的在锻练身体，有的在打扫卫生。我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头向王春财家跑去。我浑身打着冷战，也顾不上难看不难看。
　　王家人还没有起床，我“嘭嘭”地敲着大门，半天没有动静。我又敲了一会儿，王春财出来了。但还是不开门。我隔着铁门说：“王主席，你把门开开，我不会和你耍麻胡的，你不要怕我，我只想和你说几句话。”门开了，我直奔客厅，王妻及儿女都还未起床。
　　我一五一十地向王春财摆起了龙门阵，从衣波投奔王春财麾下，到他的工作实绩，从总公司的人事关系说到衣波的火爆子脾气，他上学的艰辛，以及我跟上他受的罪。我反复强调，一、衣波和别人起哄，但他伤不了你的根本。他没有那样的心劲，也没有那样的手段；二、你要分析他犯错误的根源，动机，尽力帮助他，而不是把他推得更远；三、你干工作几十年了，年轻时难道没有犯过错误？如果你当时的领导把你一棍子打死了，你还有今天吗？四、你公司情况复杂，衣波是受人撺掇，他是受害者。五、你现在帮助他，他还可以站起来。否则他破罐子破摔，和你闹将起来，可是九头牛也不好拉回的。最后，我说：“今天咱们叔侄俩坐在一起，我可是把啥话都说了，希望你帮他一把，否则他受了处分，你也绝对不光彩。”这时，我还不知道衣波的问题有多大，解铃还须系铃人嘛，我求助于王春财，是想用真情打动他，让他到纪检委做做工作，把问题消化在内部。他也说的很诚肯，说去纪检委过问一下，让他们尽量从轻处理。但他心里怎样想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其实后来细想，王春财把衣波交给纪检委的那一刻，一切就由纪检委了，他再出来说话，也不起任何作用了。
　　出了门，我也忘记此刻是什么时间，回到家，向婆母诉说了情况，我们只有等待了。什么也无心做，只有耐心等。孩子一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大人也没有心情管他。将近上午11：00，衣波打来电话说，审问结束了，问题不大，1700元钱回扣，退出来就完了。卫科长他们很关照，吃了饭就可以回来了。语气中带点欣喜，我多少放下一点心。接着是继续等待。我没有什么时候象现在这样渴望见到衣波。门一会儿敲了，是儿子的小朋友；一会儿又敲了，又是别的人。每开一次门，我就失望一次。
　　直到下午3：30，衣波终于回来了，他欣欣地说，球事不大，查证1700元，交了就完事了。我也很高兴，但还有些不相信。1700元不够纪检委费的事，他们内查外调，才弄这么大一点钱，会善甘罢休？接着长宴夫妇也前来看望，衣波眉飞色舞地吹他在外面两天一夜的遭遇，以及和纪检委人讨论“蚂蚁和老虎”的问题，逗得大伙哈哈大笑，一扫家中沉闷悲凉的空气。
　　这时孩子闹着要出去照相，我们很乏很累，但闷在屋子里也不好受，一天都没有出去了。于是等长宴夫妇走后，我们带孩子到药城转了一圈，照了相，又陪孩子开碰碰车。晚上，衣波让我给纪检委的卫军打电话，感谢他的关照，同时听他滔滔不绝地卖好。他说：“事不大，但单位反映了，就得查。衣波这人很爽快，竹筒倒豆子，什么都说了，我们会关照的。一共是三条：一是衣波得的1700元退出来；二是种子损耗的20公斤，拿一半1600元；三是旅游的2700元，三人平摊。”我这才知道纪检委查出的底细，而衣波光拣轻松的说，骗我，我不由得很生气。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了1700，现在要退7000多。我埋怨衣波，但他却说：“我根本就不承认这是贪污，我这是利润分成。”我说：“那你咋不在纪检委人面前申述清楚？为什么种子损耗款也要你拿？为什么答应他们的条件？”衣波说：“我不答应他们能放我出来吗？人家纪检委是干啥的？小气好生，咱还年轻，政治前途要紧，退款落个好态度。跟人家能辨清？我不想让你知道那么多，怕你生气。”事已至此，接受不了也得接受。跟上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
　　随后我帮他借钱把款退了。退款后，纪检委方面也没有什么动静。直到一年后，他因“勾结”记者胡杰，佟方宏遂命令县纪检委给他下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衣波没有告诉我，直到后来他被抓后，我在抽屉才翻出那份处理决定书。这是衣波人生经历的第一个奇耻大辱，让我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恶心。
　　随后，总公司一班人开始公开“倒王”，衣波充当了主力队员。我多次劝他，“领导昏球，单位无望，你还年轻，三十六计走为上，咱瞅机会调出算了。和这样没水平的人斗着有啥意思？”但他不听，总说：“我就不信没有人主持公道，我们掌握王春财很多情况，证据确凿，非把他送进四堵墙不可。”他们用了一年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惊动了市纪检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县审计局也派人前来，审计出王春财任职五年来，挥霍、挪用、浪费国家扶贫资金300多万元的事实。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王春财依然端坐在县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安然无恙。没有受任何处分，更没有进“四堵墙”。衣波却因为联络媒体记者，反映王春财问题，进而得罪包庇王春财的佟方宏，而进了“四堵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剌。
　　如今，令人伤心、恶心的“辛夷种子案”又被公检法提起，作为整倒衣波的罪证。这真是旧伤疤上又添新伤痕，我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痛。
　　
　　7
　　与此同时，专案组又展开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调查，可以说衣波参加工作后所有的活动都被纳入他们的视野。各种各样的坏消息源源不断地反映到我跟前。桃林的亲友说，他们到那里调查衣波给他们药种，化肥了没有，有什么经济往来。在桃林胡涧村，警车开到衣波姑家门口，胆小老实的姑姑没有经过这阵仗，也不知侄子出了什么事，吓得直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桃林董家村舅家，二舅不在家，二妗子生气地回敬他们道：“我外甥多年都没有回来过，我们多年都没有见过面，你们说有啥经济往来？”办案人员无趣而归。专案组还把总公司97，98，99三年的帐册全部抱走，从中查找与衣波有关的帐目，一笔一笔调查考证。衣波在总公司时曾当过办公室主任，经常为单位打印材料，专案组的人就把复印部的老板也叫到检察院询问，衣波打印材料时吃回扣了没有？有没有夹塞打印自己的东西？等等。凡是衣波出差过的地方，河南信阳，浙江宁波，黑龙江齐齐哈尔，他们都一一前往询问。还有1998年陆建民上任后，委任衣波负责把王春财遗留下来的烂药种，烂药材“盘库”处理掉。专案组人抓住这件事，如获至宝，调查询问了参与盘库的所有人，陆建民，闫红梅，张占恒，甚至已经回到信阳的雷春光。他们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上下十几年，纵横数万里，也不知都查出了什么......。
　　这两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写长新交待的材料。我费了一番事，精心构思，从“苍天有泪”写到“衣波其人其事”；从“结怨权贵”写到“法律程序”，一桩桩一件件涌上心头，我写得很顺手，感情色彩也很浓。同时我还不停地打听法院，到底准备怎么办？这时连主审法官陈永军也说不清上边究竟要怎么。他第一天说看起来可能要判，第二天又说可能要撤诉。因为从3月17日开始，公检法专案组又四处调查，疯狂罗织新罪名。一边是判决书未下，一边又是重新调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3月23日，我一大早就起来写材料。中午婆母正在做饭，我的材料也刚刚杀青。忽然一阵敲门声，原来是法院的陈永军、刘仕方二人，我有些诧异，陈刘两位已经走了进来。我一看两人神色就觉得不对劲。陈永军避开婆母，走进里屋，对我说：“刚刚对衣波宣判了，三年实刑，这是他写的字条，让你为他上诉。事情就是这样了，你要想得开，抓紧时间上诉。”我一听这消息，浑身发抖，心乱如麻，赶忙问：“衣波怎么样？”他说：“衣波也受不了，不过他还想得开，也有思想准备。”但我能想象得出他的痛苦和悲愤！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脑海在飞速旋转，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捅出去，我又开始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打，告诉飞地和金三角的亲友们。这时我也只有打电话，向亲友们诉说，才能平息心中的难受。否则我的心会急炸的。我得赶快去看望衣波，安慰他；下一步要上诉，十天时间必须抓紧。
　　晚上我又到长新家里和他商议，让他快给我想办法。长新说，“还得借助新闻媒体来揭露。依我看，找个秘密的地方，把《金三角报》的黎明叫来，我俩商量着美美写一篇稿子，想办法捅出去。这件事一人操作起来有困难，两人商量着效果好得多。”他让我给黎明打电话谈这件事。我这时心乱如麻，思维紊乱，根本打不成电话。我就象一个危重病人，心急得要炸，想要抓住个什么救命的东西，却什么也抓不住。那种急切、茫然、慌乱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看我慌乱的样子，长新干脆自己跟黎明联系了。黎明是金三角报的记者，他和衣波以文会友，是多年的君子之交。他和其他朋友一样，非常关心衣波的事，经常打电话询问。黎明在电话上说，“长新，你想得太简单了。现在不是这篇稿子写得出写不出的问题，而是谁敢登这篇文章？你我可都是在人家的控制之下的呀。可以说，你我目前都没有能力帮助衣波。这样吧，我介绍中州一位朋友，你让衣波媳妇去找他。这位朋友在《中原工人报》，他认识新华社记者，能量很大，可以去找找。”长新记下地址、电话号码，交给我，我决定明天出发去找黎明，然后去中州找这位朋友。
　　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象烙饼一样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天上地下，过去未来，脑袋都想疼了。我的两眼发涩，头脑发胀，痛得要炸裂似的，就是睡不着。床上象长满了刺，我的身体一阵阵发冷，手脚却热得发烫，伸出被窝也不行。心中焦急，等不到天亮。人躺在床上，却觉得四面都是空的，没有支撑。我头痛欲裂，不能入睡，心里急得要炸。翻过来，翻过去，那种姿势都不对。四周的黑暗都向我压来，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好象快要死去似的。难道我要死了吗？我死了，儿子怎么办？衣波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而活着，又太难了。
　　丈夫被判三年，三年啊，好好一个人，却被冤枉，生生关在监牢里，一天一天地熬，怎么熬下去呢？我的脑袋要炸了，要炸了……
　　我在这种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的感觉中，度过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