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检察院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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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子移送至检察院后，我又急忙打听谁是办案人员，他们准备怎样起诉。晚上，我来到一位熟人家里打听，不巧，熟人下乡处理一件棘手事，只有他妻陪着我，直到夜里10：00多，熟人才回来。熟人在检察院虽然不分管刑事，但作为检察院的领导范畴，肯定知道不少内幕。但他什么都不愿对我说，只告诉我分管衣波案子的是检察院的代理检察员杨继刚。原是党校老师，后来招聘到检察院的。家住西关百货楼院内。我不认识这个杨继刚，我想让党校的人带我去照个面，刚好我家的后面就是党校家属院，算是邻居。但我找了两个，他们都不愿带我去。没办法，第二天，我就直接去找杨继刚，但没见着；第三天又去，还是没有见着。听说，他妻子在休闲路开有一家光碟门市，我赶忙到那里去打听。他妻说，杨继刚出差了。直到10月22日，我才见到杨继刚。杨说，材料还未细阅，现在还说不成起诉与否。随后再说吧。
　　衣波蒙冤一事，逐渐在社会上传开，他在桃林的同学也都知道了。他高中同学端虎和衣波关系最好。端虎的父亲还教过衣波。这年的8月13日，是他们八0届高中同学的首次聚会日，端虎是发起人之一。当时他打来电话，让衣波到时候一定参加同学聚会。当时衣波刚被抓，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没法告诉他实情，就说衣波出差了，恐怕到时候回不来。随后端虎又问，我才说了实话。端虎非常关心，立即把情况向他的同学通报，并介绍说，市检察院有一位他们高中时的同学赵普，这次同学会就是他出面组织的，有事可找他。10月20日，我到金三角见到赵普。他和衣波虽然多年没有联系了，我和他更是第一次见面，但同学情谊深厚。见面后，没有过多的客套，他立即拿上材料去找起诉处的人，同时打电话询问飞地县检察院。市检察院起诉处的几位同志看了材料后，互相交流探讨，一致认为“挪用”罪名不成立，不具备起诉条件。而飞地检察院的人却含糊其词，只说“衣波案是开过检委会的”。一时也问不清，赵普就介绍我去找崤山律师事务所的肖国屏律师。
　　下午我和小姑子一块儿去崤山律师事务所找肖国屏律师。肖律师40多岁，粗墩墩的，嗓音洪亮，说话干脆利索。大概赵普已向他介绍了衣波的情况，他看完我带的材料后，说：“你们飞地的许多案子都是受行政干预的，真是山高皇帝远啊。不过不用怕，我们跟他干到底。”接着他和我们分析情况，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从现在起，律师就介入，争取最好的结果。但一审是在飞地进行的，不一定能得到公正判决。因此，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在中院做工作，争取二审成功；二是现在不理睬他们，让他们随便起诉，随便判决，到二审时再说。我心情急切，当然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接下来，我详细询问了有关收费情况。肖律师告诉我，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是2000元。从现在开始请律师到判决结束，需交2000元，还有律师的差旅费、吃住都要当事人承担。我说，我回去准备一下，检察院一旦起诉，我立刻来金三角办手续。
　　肖律师性情耿直，爱憎分明，那块头、那嗓音，都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他和赵普是忘年交，并且和乙丁、黎明等衣波的记者朋友也很熟悉，并肩战斗过。因此，第一次见面，我就在心里认准了他。我想我们面对的是凶恶的敌人，就需要肖律师这样战斗型的律师。有赵普的帮忙，有肖律师的介入，有乙丁、黎明等一大批记者朋友的关注，还有端虎和他的同学们的帮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欣慰。
　　告别肖律师，我又去见了赵普，他让我写一份简单、概括的情况反映，他准备送给他的领导、市检察长赵光超同志。11月1日，赵光超在情况反映材料上批示道：“请刘万同志关注一下此案，务必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刘万是飞地县检察院的检察长，从金三角下派来的，在飞地已经干了五、六年了。据说，衣波刚被抓，佟方宏就向刘万打过招呼，说，中药材集团总公司有个案子，很快要送过去，你们要抓紧办理，任何人不得说情。可见刘万对这个案子是清楚的。但赵检察长的批示还没有来得及转交刘万，11月2日，飞地县检察院的起诉书就出笼了，案子被移送到法院。
　　这期间，赵普做了不少工作。他一方面积极向领导反映情况，促使领导出面干预；一方面和几位资深检察官一起探讨，把握案情，并通过上下级业务关系，给飞地县检察院做工作，希望在检察院这个环节把问题消化掉。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飞地县检察院根本不买市检察院的账。他们以“这是开过检委会的”为理由，拒绝接受市检的意见。赵普无奈地摇摇头说：“我参加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飞地这样弄事的。”
　　其实飞地县检察院对衣波一案也很头疼，很矛盾。案子移送检察院后，其内部意见很不一致。作为刘万来说，是直接秉承佟方宏旨意的，自然明白衣波一案不起诉不行；而作为主管刑事的副检察长李卓亚来说，他是佟方宏钦定的专案组主要成员，一开始他也许是被动的，但随之就主动了。他是县检察院的三把手，何尝不想往前靠靠？佟方宏可以给他弄个二把手，副检察院长兼反贪局长嘛。这不是没有先例的。飞地的公检法，除了一把手是异地交流，佟方宏不能做主外，其余的不是想叫谁干就叫谁干吗？况且只要巴结上佟方宏，好处多着呢。因此，他当然希望起诉，借风扬碌碡了；而作为办案人员杨继刚来说，最清楚衣波一案的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罪名不成立，不具备起诉条件，无法下手。衣波没有罪，衣波的头不好剃，无论从哪里开始，都剃不圆。因此他们抱定的态度就是，领导让咋办就咋办。不好办的事就开检委会决定，来个集体无意识大混蛋。以集体的名义最容易逃避责任。
　　再一个，公安局和检察院历来有矛盾。这个案子起头是由公安局办理的，作为主谋和得力干将的李小明，已经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好处，于1999年10月由经保股股长荣升为公安局副局长。李小明可以这样说，我公安局把案子侦查终结，交给你检察院了，我们可以撂过手了，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都是你检察院的事，办了错案与公安局没有关系。这样，坐收渔利者可以不承担责任，不吃麸子的却要挨磨杠，谁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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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犹豫徘徊了近一个月之后，县检察院迫于压力，终于在11月2日推出了第一份起诉书－－飞检起诉（1999）123号。而在11月1日上午，县检的人还在激烈争论呢。那天我去检察院找杨继刚，送一份衣波从狱中带出的“30万元扶贫款的来龙去脉及事实真相”，正好起诉科的全体人员正在研究讨论衣波案。我在外面听，一个说，“挪用特定款物，必须是公款公用；而人家衣波是以个人名义，用私人房产抵押从农行贷的款，怎么能定‘挪用特定款物罪’呢？”一个说，“定个贪污吧。”马上就有人反问：“自己贪污自己？”“职务侵占……”“更不沾边。这些钱，他是让别人用了，又没有归到自己手里。”“唉呀，反正咋弄都不合适，还是挪用特定款物吧。”从9：00到11：00，他们争论了两个小时，眼看快下班了，我心急火燎，就推门进去。杨继刚愣了一下，接过材料。一个大块头站起来说：“材料留下，我们看看再说。”我这时还不知道他就是李卓亚。除了杨继刚，其余的我一个也不认识，更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我想，既然他们对定性吃不准，我又送去了“事实真相”，他们看后肯定会谨慎行事的。然而我想错了，讨论只是个过程，领导早有定论。佟方宏的旨意会通过检察院领导层，很快渗透到办案人员。果然11月2日，起诉书就下达了。123号起诉书称：该款贷出后，“被告人衣波违背该专项贷款‘以担保方式直接发放到户’的使用审批意见和与总公司签定的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使用方向，除4.5万元上交总公司外，余款借给他人或自己直接从事经营活动，未给贫困户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影响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中。”“本院认为，被告人衣波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请依法惩处。”后附有一份“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从这份含糊其词、漏洞百出的起诉书，我们可以看出，飞地检察院对衣波一案，一没有吃透案情，二没有找准要害，而是迫于压力，敷衍了事；抱着一种急于脱手，起诉一下试试看的态度，很不严肃。另外，还比较客气。公诉人不愿出庭，或者认为衣波无罪或罪轻。于是建议使用“简易程序”。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违犯国家特定款物的管理制度，挪用救灾、抢险、防讯、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这就是说，构成该罪，一是要改变特定款物的用途；二是因挪用行为情节严重，导致了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如使灾情扩大、疫病流行、救济优抚对象死亡等。起诉书指控衣波违背这笔专项贷款“以担保方式直接发放到户”的使用审批意见，和与总公司签订的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使用方向，而“以担保方式直接发放到户”是农行金三角分行的文件里要求飞地县农行做的事，与衣波什么关系？与总公司签订的合同，要求衣波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扶贫道路，也就是这笔专项贷款的使用方向，衣波就是按合同规定使用的；“余款借给他人或自己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从事什么“经营活动”？“未给贫困户产生直接经济效益”，那么是否产生了间接效益？“间接效益”是不是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指控“情节严重”，而没有说“重大损害”。这两个要件缺一不可，没有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挪用特定款物罪就免谈了吧。事实上，“情节严重”只是一句空话，“重大损害”连提都未提，因为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造成重大损害。由此可见，123号起诉书根本经不起推敲，贻笑大方，显然是摆不上桌面的。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县法院在接到起诉书后，至迟应该在1个半月以内开庭审理，也就是应该在12月17日之前开庭审理此案。11月5日，我毅然决然地到金三角办理了律师委托手续，11月12日，肖律师来飞地第一次会见衣波，我们做好了开庭的一切准备。然而一等二等，迟迟没有动静。先是检察院办案人员杨继刚到北京进修去了，他想躲过当本案公诉人的角色。但一个多月后，当他从北京进修回来，案子还原封不动地摊在那儿。12月21日，就在已超出法定时间之际，县检察院第一次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提出撤诉。
　　闻知这一消息，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线转机。赵普趁此机会给市检起诉处的检察官们做工作，并向赵光超检察长反映情况，希望市检出面协调，促使飞地县检察院做不起诉决定；肖律师也到市检察院做工作，和几位资深检察官一起探讨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衣波一案不具备起诉条件。通过赵、肖两位的努力，市检做出反应，通知飞地县检察院到市检汇报衣波一案。但飞地县检察院一再推脱，直到2000年元月6日，在市检的一再催促下，才派起诉科人员到市检汇报。市检察院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帮助他们分析案情，指出张案定性不准，证据不足，并批评了他们的轻率之举。同时，要求飞地县检察院把案子提交市检察院，由市检察院召开检委会研究决定解决办法。由于飞地县检察院是开过检委会的，为了程序上的需要，要求飞地县检察院只写一份请示报告就行了。按说市检作为上级主管部门，指出下级的失误，力劝他们不要做违法的糊涂事，并愿意通过开检委会帮他们开脱，这是再好不过了。飞地县检察院趁机扔掉这个烫手的山芋，借坡下驴，不是很好吗？但飞地县检察院坚决执行佟方宏的旨意，一意孤行，拒绝出据“请示报告”。并且由于受到市检的批评，心怀怨恨，恶狠狠地表示，“重新弄，重新起诉”。这样，市检也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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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嗖嗖”的冷风吹在人的脸颊上，鼻尖上，耳朵上，如刀割一般。老天似乎存心和我过不去。衣波的案情深不见底，乡政府也开始向我下手了。我的心比这天气还要寒冷十倍，感觉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11月11日，肖律师来飞地会见衣波。其时我正在乡里，接到电话，我心急火燎，等不及当面向书记、镇长请假，留下一张纸条，就去坐班车赶回县城。上午10：00，赵普打电话说快到了，让我在门口接，他今天和肖律师一块来了。我在林业宾馆刚为他们开好房间，他们就乘一辆出租车赶到了。原来今天赵普专门借了朋友一辆车，陪肖律师来飞地。谁知在半路上被人撞了，幸好人员无大碍。司机留在那里修车，他们又雇了一辆出租车赶来。我一听，吓了一大跳，好险啊，若是今天他们谁有个闪失，可如何是好啊？赵普为了衣波，借人家车来飞地，路上被撞，又雇车前来，让我非常感动。
　　稍事休息，赵普就到检察院问情况，我陪肖律师去法院办手续，阅卷宗。不巧的很，这两天飞地县法院正在开庭审理刘案。刘是县政协副主席，据控，他原任县城建委主任时，曾和两名副主任、一名书记一起犯了“私分国有资产罪”（此案经再审改判无罪）。刘等人早在这年的4月份就被抓起来了，拂拂扬扬酝酿了这么长时间。牵扯到副县级干部，这在飞地就是大案要案了。因此，县法院十分重视，派出强大阵容审理此案，刑事庭的人倾巢出动，前来旁听的人更是挤满了院子、巷道。我和肖律师找着刑事庭庭长刘志强，肖律师把有关手续递给刘志强，并要求阅卷。刘上下打量了肖律师几眼，冷冷地说：“今天不行，得明天下午了。”我一听，心里有点凉，按照肖律师的安排，今天和法院人接一下头，了解一下他们的态度，争取把卷宗复印到手，明天去看守所会见一下衣波。两天时间，紧紧张张，一下都不能耽搁。再说，律师从金三角来，吃、住、行一应费用，都要我们承担，多住一天是一天话说；还有，乡里现在正忙，我是请假回来的，延误时间长了，乡里对我也是不客气的。因此，我心里很急。
　　但看看没门，我和肖律师只好走回。这时赵普已经从检察院回来了，正在翻看衣波的诗集、照片等资料。他和衣波20年没有见面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长成什么样子了。他连声说，“早知道衣波爱好写作，早把他介绍到市里了，哪会让他在飞地惹这事？”刚才他到县检察院去了，同行告诉他，衣波的事不好管，县里压力太大。因为萦心着被撞的车，赵普安排让县检的同行帮忙到法院取卷宗等事宜后，匆匆乘上一辆顺车回金三角了。
　　下午我们在下班之前顺利地取出卷宗复印，我与肖律师还和县检察院办案人员杨继刚、县法院法官陈永军一起吃了一顿饭，这也是赵普安排的。我和衣波平时从来没有和公、检、法的人打过交道，一个也不认识。衣波犯案以后，我是两眼一抹黑呀，连一个打听内情的人都没有。今天若不是赵普帮忙，可就砸锅了。
　　在林业宾馆一个雅间里，我们四人一起就餐。一开始气氛有些呆，后来渐渐地就融洽了。肖律师很健谈，他和杨、陈一起探讨案情，把两个年轻人说得一愣一愣的。肖律师说：“佟方宏打击报复衣波，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你们心里也清楚。但你们检察院、法院是执法部门，要按法律办事的。可不能违法起诉，枉法裁判，随人入罪呀。我看你们的起诉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将来上庭，可是要出洋相的。”接着他们慢慢谈深了，就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展开探讨，模拟法庭上的形式，肖律师步步紧逼，把杨继刚弄得面红耳赤，答不上话。我一看不对劲，赶忙打圆场，“现在不是开庭，咱们还是以吃饭为主。”后来县检察院撤诉、杨继刚以外出学习为由，想躲过出庭公诉这角色，都和这次肖律师的一番话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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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刚回到家，我乡里书记的电话就打来了，他训斥我，自由散漫，擅自离岗。他的声音很大，震的电话“嗡嗡”响，我百般解释，可他根本不听。最后他大声吼道：“明天早上八点，你必须赶到乡里上班，否则将处理你。不处理你，乡里的税费收不上，也捂不住你手下人的嘴！”说完，“咔嚓”一声放下电话。佟方宏把他手下的干将们都培养成野兽了，训人、骂人成了家常便饭。我乡的书记原来挺文明，很讲理的，现在也成了这火药筒子脾气，吃了炸药一般。有时简直不可理喻。但我顾不了那么多，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总得陪肖律师把事办完。
　　11月12日早上，我复印完全部卷宗已经10：00了。我和肖律师把卷宗归还给法院，就赶快坐出租车去看守所。这天，看守所值班的是县检察院驻所检察室的老魏。老魏可能刚喝了点酒，脸红红的。肖律师把律师证、委托书等有关手续交给他，要求会见衣波。老魏看了看肖律师，说：“不行，你的手续不全。会见嫌疑人，得有法院办案人员的签字和盖章，得有两名律师，还要带械具。”肖律师一听急了，说：“按照‘六部委’文件，案子到了法院，律师就可以会见了，不需要法院签字。这是你们飞地的土政策。”老魏翻了翻白眼，从抽屉里拿出公安部的内部规定，说：“你那‘六部委’文件不如我这公安部文件，我只按公安部规定办事，其余的我不管。”肖律师还想辩解，老魏却大声嚷道：“你们金三角律师有什么了不起？不让见就是不让见！”肖律师脾气也上来了，说：“不让见，我可以不见，我找你们领导评理去！”两个人较上了劲，我连忙在两人中间劝其熄火，有话好好说。我把老魏拉到一边，悄悄说：“我们请律师来一趟不容易，你俩别劲不大要紧，可坑了我。今天会见不成，多呆一天，我就要多花许多钱呢。你不是同情衣波吗？全当帮我忙哩。”但老魏不听，依然梗着脖子气呼呼地叫。肖律师又非要去检察院论理不可。一边走一边气愤地说：“什么土政策！简直是笑话，还要自带械具！我是来为人家当事人辩护来的，却上来先给人家戴上手铐，这从感情上就接受不了嘛。就你们飞地土政策多，走，问问你们检察院长去！”肖律师非要去检察院，我只好叫出租车司机把车开过来。
　　到了检察院，只有副检察长鲁当生在。肖律师把情况给他说了一遍。他不急不慌，慢条斯理地“这个、这个”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正说话间，杨继刚从楼上下来，我赶忙向他提出借一副手铐，又向他说了情况。和鲁也理论不出个什么，肖律师还要去扬正律师事务所同行那里查阅“六部委”文件。我们就又回到法院那条巷子。在法院院子里，我看见陈永军刚好休庭出来，赶忙向他说明情况，请他在会见手续上签个字。刑事庭庭长刘志强也在场。这时，肖律师火气犹未消，自顾自埋怨着：“飞地就是特殊，律师会见，还要法院签字。我在金三角几个县（市、区）都办过案，还没有见过这回事！”不料这话又被刘志强听见了，刘又接上了腔：“这是公安局规定的，你以为我们法院爱管闲事？你不愿签就算了！”陈永军拿着笔正准备签字，见两人吵起来，也犯了难。我赶忙两下劝，说：“你们都误会了，肖律师是埋怨看守所，不是说法院的。”好说赖说，总算签了字。飞地公检法历来对金三角律师抱有成见，就是这成见影响了他们之间的融洽。签了字，还要盖公章，我又连忙跑到二楼让盖了章。一看表，已经11：50了。
　　今天依旧是审理刘案，法院院子里，外面巷子里，到处是人，乱哄哄的。趁肖律师去查找“六部委”文件的当儿，我赶快到附近的河山律师事务所，找着熟人律师宋海峰，想借他同肖律师去会见。不巧，海峰正在接待一位当事人。但他又给我找了一位小赵律师。眼看12：00了，我和肖律师、小赵，还有司机一块去吃饭。
　　下午2：30，我和肖律师准备去看守所。不巧，刚才那位小赵又打电话说，他下午要开庭，不能来了，但他又给找了一位“小肖”律师。等小肖律师来后，我们终于相携去了看守所，终天会见到了衣波。
　　我站在看守所审讯室外张望，只见衣波戴着手铐走过来了，我的心一阵难受。唉，一个共产党员，热血青年，就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触怒了当权者，如今就被称作“犯罪嫌疑人”，关进大牢内，与那些小偷、强盗、抢劫、杀人犯关在一起，遭到这样的迫害，他的家人就遭到这样的折磨！而那些为官一任、祸害一方的权势者，为了一己的私欲，不惜拿老百姓的命运做赌注。他们做尽了坏事，却逍遥法外，拿着法律的大棒整人！
　　三个月未见，夫君还是那样大大咧咧，毫不设防的样子，我的心一阵疼来一阵怜惜，说不出的滋味。人家在外面挖空心思编造你的罪名，要把你钉在牢狱；里面的你却还是那样爽直、大气，傻乎乎，毫无防范。以你的正直、光明磊落，去面对卑劣、阴谋诡计，显得多么孱弱呢。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听肖律师他们在里面详说案情，为了不打扰他们，我没有上前插话。会见完毕，看着夫君一步步走向大铁门，我的心感到一阵疼痛，匆忙间又一片空白。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却只说了一句：“心不要乱，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