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温柔的陷井

　　本节提要：
　　撒下几千斤花生，秋后所收不抵种子。种啥啥不成，每年还要向文峪乡交纳3000多元租赁费。这件事成了局领导的一块心病。
　　佟方宏和王春财是一丘之貉，他们在本质上是情投意合的，一个大搞“形象工程”，捞取政绩，一个积极响应，不折不扣执行其意旨。指望佟方宏来解决王春财的问题，无疑于与虎谋皮。
　　文章发表时，佟方宏正在省委党校学习。对于踌躇满志、感觉良好的他来说，无疑于挨了一闷棍。他惊慌失措，一面派公安干警收缴报纸，查封复印店封锁消息；一面派得力干将到省会中州去活动，收买胡杰。
　　记者说：“但我们刚才在杨庄村采访，群众却说，乡政府摆花架子，劳民伤财。放在山上不占地，菌还长得好，乡政府却逼迫群众把香菇杆放在沿路的平地上，毁掉麦苗。你怎样认为？”麻占良脸憋得通红，张口结舌。
　　我丈夫衣波，桃林大王人。1982年，他19岁从洛阳林校毕业分配到飞地县，在东湾林场工作。由于成绩突出，三年后被调到县林业局。1980年代，正是重用知识分子之际，年轻、有专业知识，加上火热的激情，使他很快出类拔萃--调到局里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当上团总支书记，还被评为局里最年轻的助理工程师。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前景一定很灿烂。然而，就在他一切春风得意之际，却心血来潮去承包了林业局租赁的文峪乡100多亩沙滩地，幻想着在一片荒滩上建立理想的王国。从此，命运就在这里打了一个漩，这一漩就是7载年华，并且后来一系列的灾难都和它脱不了干系。
　　1987年，飞地县林业局租赁了文峪乡130多亩荒滩地，在此建起一个百亩红果园。当时飞地遍地栽红果树，林业局当时也趁了这个热。谁知红果栽上以后，由于无人经管，牛羊啃啮，行人踏踩，杂草丛生，一年后树苗所剩无几。撒下几千斤花生，秋后所收不抵种子。种啥啥不成，每年还要向文峪乡交纳3000多元租赁费。这件事成了局领导的一块心病。经过一番研究，局里决定把果园承包给单位职工，投资几万元，发放两年工资，待见效益后，每年上交局里承包费3000元。条件看似很优惠，但一些有经验的职工实地查看后，纷纷偃旗息鼓。局领导这时就把目光投向衣波。衣波年轻气盛，经不起局领导的几番鼓励，决定带领几个年轻人承包荒滩，建功立业。当时，正是“砸三铁”，社会上关于科技人员下海经商办企业的宣传如火如荼，又加上当时刚上任的团县委女书记正需要“政绩”，把“点”设在林业局，要搞什么“共青工程”。几下里一撺掇，衣波就上钩了。他带领四名青年团员与林业局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承包合同，决心在百亩荒滩建起一个集生产、科研、经营于一体的“经济林实验场”。
　　四个年轻人把家搬到离县城七、八里的河滩上安营扎寨。他们雇用民工，整地挖沟，栽上了新品种果树，有“春蕾、京红”早熟桃，有矮化密植苹果，新品种嫁接核桃以及梨树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年栽植、二年挂果、三年丰产”，“搞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即以“最大的投资获取最大的效益”。
　　接着又建起了“百头养猪场”，打了8眼机井，箍了4个大粪池，还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他们的想法很美妙--养猪积肥，积肥上果园，果树结果了，烂果子喂猪--循环经营。
　　衣波是学林业的，平时酷爱读书看报，肚子储满了书本知识。但这和现实有着相当的距离。他真心实意想在百亩荒滩上干一番事业，但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梦想。两年时间，8万元很快投资出去了，大面积果园却一时难见效益。
　　河滩上土质脊薄，栽上的果树长势渐缓；没有钱雇用民工，四个年轻人只得自己干。他们抽槽去改土，拉粪上地，除草打药，手上打满了血泡，肩膀磨起了厚茧。一个个累得七死八活，也经营不过来这100多亩果园。
　　这时团县委有了“政绩”，也不再过问了；林业局也逐渐断了“奶”。他们把工资都垫进去了，终是沙窝掏井——越掏越深。除此，还有生活问题。一天劳累之后，还得戳煤捣灶自己做饭吃。由于离县城远，两个未成家的年轻人，连谈恋爱都成问题。衣波是带头人，他代表四个年轻人与林业局签有合同，再苦再累也得撑着，而其他人就不同了。
　　衣波出面替他们向林业局求助，希望把他们调回林业局。局里却说，不行，有合同，得按合同办事。个别领导还放出口风说，“嫌苦？好单位多的是，有本事调到县委、县政府去，咱们就放人！”
　　几个年轻人无奈，只得自己找门路，各奔前程。果然就有一个调到了县委机关，一个调到了县政府林果办公室，还有一个后来调到乡林站。衣波帮助其他人找到了出路，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把果园低价承包给当地农民经营，收些租赁费，自己做点种苗生意，艰难度日。这样又坚持了两年。
　　后来，他向林业局打报告，陈述实验林场的现状，存在的困难，要求再派人来管理。但局领导不批准；他自己找单位，局里又不放人。前程、生活，一切都是无望。
　　直到1994年初，《金三角报》上刊登了“衣波和他的百亩荒滩”一文，介绍衣波和他的伙伴们苦干实干，艰苦奋斗，在百亩荒滩上建功立业的先进事迹，县领导发现了这个人才，决定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林业局才转变了态度。事实上，衣波虽然把8万元投资出去了，摊子铺得有些大，但他同时也把果园建起来了，并且部分见到效益；场房、机井、堤坝、粪池等基础设施完好无损，这一切不能说不是成绩。他自己除了一身创伤，耗了几年青春外，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因此，他是硬气的。社会应该为年轻人提供成长的条件，既使他们选择错了，也充许有改正的机会。不能死搬硬套，一棍子把人打死。何况租赁文峪乡这一百多亩荒滩，本身就是一个决策失误，衣波只是个替罪羊而已。
　　经过一番努力，1994年5月，衣波正式调入飞地县中药材开发集团总公司，担任生产技术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衣波能调入这个单位，和一个叫王春财的人有很大关系。正所谓“恩怨，恩怨”，有恩才有怨。这又引出了一连串的故事，需要慢慢道来。
　　下面介绍一下飞地县中药材集团总公司的一些情况，这些都与衣波后来的遭遇有关。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以后，全国各地大搞开发区。位于深山区的飞地县也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投资两千多万元，建起了一座古典式的建筑群--飞地药城。以药为媒，发展经济。县里抽调人员，组建了“豫西飞地中药材开发集团总公司”和“飞地县中药材开发指挥部”，任命有指挥长、副指挥长、总经理等职，还办了一份内部报纸--豫西飞地药城信息报。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利用每年的“四月八”和“十月十”庙会，举办两次中药材交流会。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敞开四面山门，诚招八方宾客”，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开发飞地的中药材资源。当时的县领导热衷于中药材，宣传部门大张旗鼓地宣传，还到各大媒体去做广告。每年的药交会，全县动员，彩旗飘飘，很是热闹。飞地一时被吹嘘为和安徽亳州、河北安国相媲美的中药材集散地。
　　担任“豫西飞地中药材开发集团总公司”总经理一职的是县政协副主席王春财，因此总公司也就成了副县级单位。看看没有什么实际内容，那些担任指挥长、副指挥长的县领导纷纷离开了。这个运动式的产物、大而空的单位就由王春财唱主角了。王春财十几岁就当了县委书记的通讯员，很会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一步步升到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他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举举手，搞个书法比赛啦，张落个会议啦，倒是一把好手。但要当经理、办企业、搞经营，却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
　　王春财这时正需要人才。听说县领导要提拔衣波，他马上追着、撵着要人。初进总公司，衣波着实为总公司出了不少力。他感谢王主席的知遇之恩，一心扑在工作上。撰写可行性报告，向上争取资金，下乡开办中药材培训班，指导药农种植中药材，还积极撰文宣传飞地的中药材资源，宣传药材种植户的成功经验。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发挥出来，为中药材开发集团总公司以后成为金三角“龙头企业五十强”立下了汗马功劳。主仆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
　　1997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大量的扶贫资金向龙头企业倾斜，总公司一下子获得了二、三百万扶贫资金。王春财踌躇满志，一改往日因为弄不到资金而遭下属奚落的窘态，在班子会上，肆无忌惮地说：“在县委就是要对县委书记负责，佟书记说了算；在总公司就是要对总经理负责，我说了算！什么人事权呀、财权呀，你们就不要想！”公然蔑视副职的人格和集体领导班子的功能，大权独揽，亲自主持业务谈判。这就出现了许多失误。这时的总公司已网罗了不少人才，有当过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有破产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有社会上的个体工商户、村支书等各色人等，五花八门，齐聚在王春财的麾下。正所谓“能人多，好人少”，总公司的人际关系也骤然复杂起来。
　　王春财好大喜功，喜欢铺排，心里又没有成算，头脑很容易发热。那些了解他为人的人，纷纷打他的主意；一些外地的不法之徒也来了，今天这个让他搞茯苓，明天那个撺掇他栽菊花，后天又有人帮他种天麻，骗了他一把又一把。还有许多挂靠在总公司名下的个体商户，打着总公司的牌子，和外地人做种苗生意，或者搞假药材信息，坑蒙拐骗外地人，赚了不少钱。人家找上门来，告的却是总公司。不到两年时间就弄出了几场官司。王春财又最要面子，为了“政治影响”，不惜采取赔钱的办法息事宁人。
　　总公司经营了几年，连自己的办公用房都没有。借住在药城南楼上，每年还得交房租；也没有车，王春财每天推着一把破自行车忙着东奔西跑补窟窿。他对本单位正儿八经的干部职工不信任，对社会上的一些骗子却言听计从。
　　李伍本是佟关镇草店村一个村民，长期住在药城以搞药材加工为名兼营其他。此人信誉不行，什么事都敢干。王春财却把他收罗到麾下，授于他总公司药材种子种苗采购大权。李伍借机大肆贩进各种假冒伪劣药种，给广大药农、给总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97年春，李伍从山西绛县采购假棉芪种子1614公斤，每公斤37元，他转手卖给总公司，要价90元/公斤，王春财欣然接受，并用吉普车带上李伍到各乡镇进行宣传，说这是新品种棉芪，效益十分可观。大部分乡镇认为价格过高，不愿种植。仅推销给汤河、木桐等乡镇群众200公斤，每公斤要价120元。没有推销出去的棉芪种子堆在仓库里。看到推销有困难，王春财又与李伍商议，让李伍以佟关镇草店村支书的身份出面，把种子拉回推销给该镇的尧头、荆彰、北沟等村村民种植。李伍明知种子是假的，不敢在附近村推广。少量发放后，就把大部分种子卖给毗邻的桃林、洛宁等县市群众。其中桃林朱阳镇何家村的甄瑜超是李伍的姑表弟，他租了61．5亩地种棉芪，投资不少，幻想着发财致富，结果损失最惨。这就是说，李伍是六亲不认了，连他的表弟也敢骗。
　　这年7月，汤河乡群众反映棉芪种子是假的，要求总公司赔偿损失。接着桃林的甄瑜超也前来反映所种棉芪是假的，要求李伍和总公司尽快给个说法。否则，将把问题公开化。李伍这时却蛮横地说：“告吧，你告到北京也不顶用。”
　　7月下旬，总公司业务人员到佟关镇检查药材种植面积，发现李伍所在的草店村种棉芪极少。询问刘，刘说在桃林、洛宁等地发展了。公司人员这才发现其中的跷蹊，李伍低价购种高价卖给总公司，又以联合种植的名义把种子提走，然后倒卖到外地。他自己两头赚钱，却导致总公司的15万元种子款无法收回，又坑害了无数群众。
　　情况反映给王春财，王态度冷淡，置之不理。8月5日，李伍胆大包天，竟模仿王春财的笔迹，签字同意用支票，从总公司银行账户上支走了剩余的8万元棉芪种子款。他还警告出纳员，“此事不准告诉任何人。”
　　这件事彻底激怒了总公司其他正直的班子成员，他们强烈要求王春财，必须到公安局报案，追究李伍的诈骗行径。但王春财坚持内部处理不让报案，使李伍逍遥法外。
　　王春财不处理李伍，遭受惨重损失的药农却不会把这事搁下。这时汤河、木桐、佟关等乡镇的药农纷纷上访告状，特别是桃林的甄瑜超把情况反映到市里、省里，上面批示让飞地县查处。飞地县有关部门派员到总公司调查，经药检部门鉴定，李伍所购的棉芪种子植物性状、根部性状与标准不符合，不能做棉芪入药。此物是一种做绿肥用的什么草。李伍说，原以为种到地里不出也就罢了，谁知道出苗率还这么好。总经理王春财不但不处理贩假售假的李伍，反而对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假种子事件的公司会计冯云聪、出纳员闫红梅实行打击报复，宣布免去冯云聪的会计职务，闫红梅的出纳员职务，把二人调离岗位赋闲。同时还免去了衣波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与此同时，王春财公然聘用李伍为公司业务科副科长，并由总公司出资，赔偿汤河、木桐两乡药农的损失6000多元。
　　王春财的种种做法，引起总公司干部职工的更大愤慨，他们联名上书飞地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揭露总经理王春财滥用职权，失职渎职，包庇纵容坑农害农的行为，强烈要求上级领导出面，解决总公司存在的问题。但这又犯了县委书记佟方宏的讳，佟方宏最讨厌告状。情况反映到佟方宏跟前，他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多次在不同场合敲打中药材中药材集团总公司“班子不团结”，“搞内耗”，“有人爱告状，惹事生非”等等。
　　王春财重用小人，在经营上昏庸无能，浪费了国家大量的扶贫资金，把总公司搞得一团糟，在政治上却是个“风派”人物。1996年初，佟方宏来飞地当县委书记后，急功近利，出手不凡，接连搞了几个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如城郊乡火炎村的“万头猪场”，佟关镇的“石峪牧场”，还有文峪乡的“鱼鸭混养基地”等。群众送他一个外号“佟二蛋”，他又提拔重用了一批“小二蛋”，在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横行无忌。王春财也不甘示弱，紧跟佟书记。有一次，佟方宏到中药材总公司视察工作，发表即兴讲话。王春财是近50岁的人了，竟激动得双手发抖。不久，他就遵照佟方宏的旨意，花费40多万元，在洛河滩上建起了一座专门供领导观赏的药物园，仅大门楼和围墙就花去了5、6万；接着他又不顾立地条件，在涧口乡建起了一个“万亩辛夷基地”。由于气候不适应，两年后所栽的树苗全部死光。事实上，佟方宏和王春财是一丘之貉，他们在本质上是情投意合的，一个大搞“形象工程”，捞取政绩，一个积极响应，不折不扣执行其意旨。指望佟方宏来解决王春财的问题，无疑于与虎谋皮。
　　无奈，他们又向金三角市委、市纪检委，金三角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反映情况。1997年12月，金三角市公安局捷足先登，迅速对李伍的假药材种子诈骗案立案侦查，李伍被刑事拘留。但10天后，在王春财的帮助下，李伍交了4万元，被取保候审。
　　在总公司一班人不屈不挠的举报下，1998年2月，金三角纪检委派人来飞地，对王春财的“失职、渎职、挪用、浪费、侵吞中药材扶贫款，造成数百万元损失”的系列问题立案，进行全面调查。但由于县委书记佟方宏的庇护，调查工作后来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衣波性情耿直，嫉恶如仇，对王春财的所作所为自然看不惯。他认为，王春财对自己虽然有知遇之恩，但这都属于个人之间的小情小义。在关于总公司的前途命运，关乎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自己不能含糊，不能眼看着总公司被葬送掉。个人的小情小义，应该报从国家和人民的大情大义。因此，在反映揭露王春财的问题时，衣波是站在其他正直的班子成员一边的。这就是王春财对衣波极为不满。1997年的10月，王春财设套制造了“辛夷种子案”，把衣波送到纪检委，自此二人彻底闹僵，衣波也再没有什么顾虑了，这才和其他干部职工一道，下决心把老王告翻。
　　1998年6月，县审计局对王春财进行任职审计。审计表明，王春财任职五年期间，国家、省、市共投给中药材集团总公司各类扶贫资金402万元，被王春财失职、渎职挤占、挥霍、浪费达122万元，挪用到其他方面的98万元，经营净亏损58万元，造成死滞、呆帐的90多万元。审计报告摆在了县委书记和县纪检委领导的面前。县纪检委领导建议对王春财立案审查，追究其失职、渎职责任。但佟方宏坚持不让查。
　　直到1998年7月份，桃林农民甄瑜超把假棉芪种子事件反映到《中原日报》，引起报社领导的注意，派人下来调查。但王春财欺骗记者，把假种子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副总经理金宝文的身上。记者回去以后，于7月12日在“读者来信”版发表了“16万元扶贫款岂能白扔？”一文。然而文章严重失实，总公司干部职工反响强烈，他们联名写信给《中原日报》社社长，陈述事实真相，指出记者偏听偏信，调查失实，要求立即登报更正。七月流火，班子成员委派金宝文和衣波到《中原日报》去交涉。《中原日报》对此极为重视，决定再派一名记者和群工部部长前来飞地深入调查。8月9日，《中原日报》以“16万元扶贫款是如何白扔的？——飞地假药材种子事件再调查”为名，真实详细地报道了飞地县中药材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王春财勾结不法之徒贩假售假，坑农害农的真相。8月10日，报纸送达飞地，人们议论纷纷。县委书记佟方宏这才慌了手脚，中断正在召开的一个工作会议，紧急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王春财问题。会议决定免去王春财的中药材集团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命县纪检委廉政办公室主任陆建民担任中药材集团总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时各打五十板，撤销了老金、老常等坚持反映问题的总公司班子其他成员的职务。王春财因祸得福，回到县政协继续当他的政协副主席，倒也免去了总经理之苦。
　　衣波是副科级干部，也许不够格，也许佟方宏认为他不是“反王”的主谋，因此被留在总公司班子里。8月12日，陆建民走马上任总经理，把原来的“豫西飞地中药材开发集团总公司”改名为“飞地县中药材集团总公司”，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衣波在新经理的领导下，心情愉快地投入工作。没想到，由于反映王春财的问题，他结识了记者胡杰，并从此结怨佟方宏，从而为他后来的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前面说过，佟方宏到飞地后，不切实际，急功近利，搞了许多劳民伤财的花架子工程，老百姓一片怨声载道，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新闻媒体的批评。1998年5月下旬，时任《新闻人物报》记者的胡杰闻讯前来飞地采访。他听说飞地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综合经济实力在全省100多个县（市）中列倒数第三位，县办工业中有80%资不抵债，面临破产；而农民的生活则更为艰难，许多群众连温饱问题都未能解决，尤其是遇到灾年，一部分刚刚脱贫的农户又重新返贫……。然而当他乘坐汽车沿着弯延的山路进入飞地县境时，不由得大吃一惊，一路上林立着一看就知道造价不菲的跨路广告牌，上面尽是“中国某某先进县”、“中国某某第一县”之类的标语口号，道路两侧则整齐地栽植着青翠的塔柏，塔柏之间栽植着鲜艳夺目的百日红、月季花；进入县城看到的景象，更让他目瞪口呆，大街两侧彩砖铺地，霓红灯高悬，街道两旁植满了一行行棕榈树、四季桂、云杉等名贵花草--一派迷人的南国风光。
　　巨大的反差让胡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以报道老区新貌为由进行采访，各单位都给予了大力配合。飞地县城建委主任范稀明介绍说，为了配合县委所搞的形象工程，城建委在县城共建了7条专业街，它们分别是棕榈一条街，四季桂一条街，云杉一条街，黄杨球一条街，竹子一条街……。用意是营造南国风光。这七条专业街除了竹子、柳树为本地树种、造价相对较低外，其余的树种大都价格惊人：棕榈每株200--300元，四季桂每株350元，云杉每株370元，7条专业街仅此一项就投入了180多万元。县交通局的一位副局长介绍说，该县长达54公里的公路两侧，每隔5米栽有一株塔柏，每株造价20--30元，每两株塔柏中间栽有月季花；全县道路上共树有200多个广告牌，每个广告牌造价都在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之间；道路两旁目力所及的地方，所有建筑不论是住房、猪圈或是厕所，一律刷成清一色的铁锈红。
　　听着这些官员们不无得意的介绍，记者的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他不敢设想，这370元一株的云杉，十几万元一个的广告牌，对于那些尚未脱贫，连温饱都未解决的广大群众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
　　果不其然。老百姓在谈到此事时怨声载道，愤慨不已。他们争相对记者说，国家每年对飞地投入的数千万元扶贫款，丝毫没有用到它该用的地方，全部贴到地方官员的脸上，还美其名曰“形象工程”。那些名贵的花木都是从县委书记佟方宏的老家鄢陵县购买的。除了价格高得惊人外，由于气候不适应，成活率都极低。几百元一株的树，栽了死，死了刨，刨了再栽，栽了再死，不知道都栽了多少遍了。佟方宏的外甥、亲友和飞地的一大批当权者都跟上这件事发大财了。县委书记佟方宏本人的生活更是奢侈得惊人。他每次外出都要带数十辆车子，前有交警开道，后有公安护卫，旁边有电视台的摄像机跟随，一路浩浩荡荡甚是威风，之后便是县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滚动播出“佟书记深入农村”的“重要新闻”；佟方宏每次外出、归来或者到哪个乡视察，必有下属到县界、边界迎送，所到之处必是洒水消尘、清洗一遍，象皇帝出巡一般。但是这一切，由于县里采取高压政策，飞地群众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怒也不敢。
　　胡杰根据此番亲身见闻，写就了一篇《耗巨资营造南国风光违民意强令修建别墅--国家级贫困县竟如此摆阔》，发表在1998年6月5日的南京《周末》报上，还配有大幅照片。《周末》责任编辑倪治清还配发了编后记：当官要脸，百姓受罪。并说，他闻到了一股五八年浮夸风的气味，太可怕了。
　　《摆阔》一文的发表，一下子在飞地炸开了锅。文章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说出了他们久已想说的话。人们争相传阅，奔走相告，一时议论声、唾骂声不绝于耳。由于当时《周末》在飞地订户很少，所以《摆阔》一文的复印件一时间洛阳纸贵，在飞地县城每日行销量数千份，最高时每份卖到10元。随之，《光明日报》、《文摘报》、《长河报》等全国100多家媒体相继转载或摘录此文。其实在此之前，《中原日报》、《经济日报》也都报道过飞地县委“竭泽而渔”，大搞“形象工程，祸害百姓”的丑行劣迹，只不过没有胡杰说得这么直截了当，这么解恨又解气。因此，记者胡杰的名字一时成了“正义和真理的代名词”，南京《周末》报成为百姓的代言人。
　　文章发表时，佟方宏正在省委党校学习。对于踌躇满志、感觉良好的他来说，无疑于挨了一闷棍。他惊慌失措，一面派公安干警收缴报纸，查封复印店封锁消息；一面派得力干将到省会中州去活动，收买胡杰。同时又邀请《金三角报》的记者来飞地作正面宣传，报道飞地近几年来扶贫攻坚的一系列“政绩”。
　　经过几番新闻轰炸，佟方宏在飞地的地位摇摇欲坠。全国媒体一片呼声，金三角市委一班人对佟方宏的所作所为也早有微词。为了挽回危局，佟方宏急忙请来市委书记来飞地压阵。市委书记带着市四大班子领导以调研的名义来到飞地，到各乡镇参观，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肯定飞地近几年取得的成绩，统一干部职工的思想，给佟方宏打气。书记在会上公开说：“只要干工作，就有人挑刺。你们飞地告状的信很多，”他用手在桌子上比划，“我跟前有这么高一摞，我就不看！干工作就要得罪人，不要怕告状，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有市委给你们撑腰呢。”他对报纸上反映的问题只字不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要注意克服形式主义，尽量减少非生产性开支。
　　而胡杰的文章给老百姓带来了希望，他们欢欣鼓舞，兴奋异常，纷纷给胡杰、给《周末》报社写信，打电话，历数佟方宏及其他重用的一批“小二蛋”们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罪恶，热情邀请记者再来飞地采访，帮他们呼吁，解决问题。在这热情邀请胡杰的人群中，就有一个衣波。
　　这时候，总公司正直的干部职工反映王春财的问题进行了一年多了，市公安局、市纪检委都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然而由于飞地方面的极力包庇，致使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王春财依然稳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发号施令，胡作非为。如今记者胡杰来了，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
　　由于不知道胡杰的联系地址，衣波就给《周末》报责任编辑倪治清写了一封信，他热情赞扬《周末》报敢于直言，替老百姓呼吁的精神，反映王春财挥霍、挪用、浪费国家扶贫资金数百万元的事实，希望报社再派记者前来飞地深入调查采访，揭露飞地存在的大量问题。
　　一个星期后，衣波打电话询问，倪治清说：“感谢飞地群众的声援。你反映的问题，我们已转给胡杰。我们准备派记者再去现场采访，请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们。”衣波毫不犹豫地把联系电话告诉了他。
　　1998年6月中旬，记者胡杰在老百姓的渴望和兴奋中再次来到飞地。然而今非昔比，此时的飞地县城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所有的宾馆、饭店都在被监视的范围之内，记者一到飞地即被发现。胡杰是夜里到达飞地的，他给衣波打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只好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住宿。并按照举报信上的联系方式约好几位知情人第二天见面。
　　谁知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敲门进来的却是飞地县委宣传部的人，不能不让胡杰大吃一惊。原来这一段时间，县委宣传部的人一直奉命住在中州，死缠烂打拉拢记者。他们在胡杰住地附近的宾馆包了房，每天从早到晚必到胡杰家里“谈工作”；与此同时，还通过各种关系说情。记者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从新闻同行到同学朋友，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些关系的。谈工作时“汇报材料”的份量也从最初的3000元逐渐涨到2万、6万最后竟达到了10万元，但均遭到记者的严辞拒绝。
　　胡杰好不容易从包围圈中溜了出来，径直坐上开往飞地的班车，一路上倒了三次车，才到飞地，时间已是深夜。这天宣传部的人又到胡家，左等右等不见回来，感觉情况不妙，急忙打电话令飞地全县宾馆、酒店查找记者，在终于找到胡杰的下落之后，他们又连夜返回飞地。这次的采访结果可想而知。胡杰无功而返，几天后《周末》报上刊登了胡杰的第二篇文章《再入贫困飞地县》，详细叙述了自己在飞地经历的种种怪现象，“山朦胧，水朦胧”，从侧面证实了飞地县的高压恐怖。作者在文中最后写到：“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一篇文章再一次在飞地引起轰动。大街小巷有人偷偷叫卖报纸复印件，“快看，快看，纸包不住火，纸包不住火！”
　　胡杰此行没有见到衣波，他把自己的联系号码告诉了在飞地工商银行工作的朋友，让他代为转告。等到朋友把电话号码转告给衣波，已是一星期以后了。衣波赶忙给胡杰打电话询问，胡说：“那天到飞地后，我没敢登记就给你联系，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我只好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结果被他们发现了包围了，采访不成了。我说，我要回中州，到桃林坐火车。但他们对我不放心，非用专车送我不可。”衣波赶忙问：“你打的号码是多少？”胡杰说：“我打的是多少多少。”衣波一听，说：“错了，我家的是什么什么。”胡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把电话号码搞错了。是南京《周末》的倪治清没有听清，还是衣波没有说清，或者胡杰没有记清？总之是贻误了战机，两个人都懊悔不迭。
　　胡文“纸包不住火”再次重复了《摆阔》的命运，文中所反映的问题最终仍是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不了了之。虽然两篇文章没有立竿见影把摆阔书记击落马下，但它仍在当地引起不小的地震，直接影响了县委书记佟方宏的升迁。据说，他本来是要到市里当副市长的，因为市委书记很赏识他，送他到省委党校学习也是为升任副市长作准备的。但这两篇文章摧毁和断送了他的升官梦。以后几年，他虽然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市委书记几次提议，但均被常委们否决。佟方宏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和有争议的人物。因此他对记者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一场风波暂趋平静。1998年7月12日、8月9日，《中原日报》两次披露飞地县中药材集团总公司重用不法药贩，购买假种子坑农害农事件，文章引起轰动。特别是8月9日的文章“16万元扶贫款是如何白扔的？”，详细叙述了王春财纵容不法之徒李伍贩假售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8月10日，飞地县委做出反映，撤销了王春财的总经理职务。衣波和他的同志们一年多的努力总算没有白废。新经理陆建民上任后，情况有了好转。县委书记佟方宏、县长介援朝接连到总公司视察，对总公司的工作给予肯定，衣波写得“工作信息”，还受到了佟方宏的表扬。
　　9月上旬的一天傍晚，衣波忽然接到胡杰的电话。“喂，我是胡杰，我现在在金三角。我打算明天到你们飞地去采访，把王春财的问题进一步现场调查。同去的还有河南电视台的记者，《中国改革报》的记者。他们是去调查佟方宏为非作歹的事情的，这一次准备把佟方宏搞翻。希望你给我们配合一下。我们明天上午就到，你看怎么联系？”听到这里，衣波愣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停了一会儿，他很为难地说：“要说王春财已经下台，是佟方宏下令解除赵的职务的。新经理上任后，我们配合得很好。现在再来搞佟方宏，我们这边的人劲不大，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搞王春财的。搞佟方宏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够办到的……”胡杰说：“只有把佟方宏搞倒，王春财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你放心，我们会为你保密的。”衣波想，两个月前，自己极力邀请人家来采访，三番五次打电话。现在人家到家门口了，自己却打退堂鼓，这样会拂人家心意的。想到这里，他说：“那好吧，欢迎你们来飞地采访。明天上午我在家里等电话。你们先别进城，在石岭头附近那个地方等着，我去接你们。飞地方面戒备森严，我们要小心。”放下电话，衣波既激动兴奋，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第二天上午，胡杰一行在距离县城10多里的地方给衣波打电话联系，衣波赶去一看，看见一个年轻、精干的中等个，果然就是胡杰，两人一握手就熟悉了。他们带了两辆车，电视台开的是丰田吉普，《中国改革报》记者刘宁开了一辆桑塔纳，车上还坐着獐子坪花园寺农民李新治，就是那位被恶所长逼死的花季少女李丽的父亲。原来是他到中州请来胡杰一行的。看到这样庞大的队伍，衣波有点犹豫。他们商量后，决定先去獐子坪采访佟方宏搞的“食用菌百里长廊”，回来后到涧口看王春财搞的“万亩辛夷基地”，最后到佟关看“石峪牧场”的蒙古包，和假棉芪种子种植地。
　　他们这天去獐子坪的收获不小，一路上采访了不少群众，看到路边的食用菌长廊，录下了乡政府强迫群众把香菇杆摆放在路边，占住好地的情景。在獐子坪乡政府采访也很成功。乡党委书记麻占良一开始不在场，乡长罗彦军踌躇满志，满心以为这次可以上电视露露脸，谁知还没有开始说，麻占良就回来了。麻占良对着镜头汇报了该乡发展食用菌的宏伟规划和做法，记者循循善诱，麻占良步步上钩，对话都很精彩。记者问：“飞地是食用菌大县，獐子坪又是飞地的食用菌大乡，今年乡政府采取了那些措施发展食用菌？”麻占良回答：“乡里进行了沿路开发……。”记者打断麻占良的滔滔不绝，又问道：“这些措施和办法群众拥护吗？”“当然拥护。”记者说：“但我们刚才在杨庄村采访，群众却说，乡政府摆花架子，劳民伤财。放在山上不占地，菌还长得好，乡政府却逼迫群众把香菇杆放在沿路的平地上，毁掉麦苗。你怎样认为？”麻占良脸憋得通红，张口结舌：“这……”衣波带个墨镜，坐在桑塔纳车内偷着乐。他没敢挪窝，生怕乡政府的人认出来。返回时，他们在涧口乡黄村桥头，给佟方宏搞的那座“别墅中学”录了相。
　　返城后，他们在飞地药城南门并不显眼的“富豪大酒店”就餐。原本打算到距离县城10多里的当家河吃一顿饭，但想不至于吧，飞地县委的“鹰犬”们哪能就那么灵敏呢？谁知果然就出了事。
　　饭菜刚端上来，包间的门突然被打开。门口站着县委宣传部部长、副部长，还有县广播电视局局长。
　　原来是獐子坪乡党委书记麻占良多了一个心眼，他突然醒悟，今天记者来采访，怎么没有县委宣传部的人陪伴？他赶忙给佟方宏打了个电话，佟方宏又命令宣传部部长抓紧联系找两部车的下落。宣传部部长又让广播局局长给省电视台联系，省电视台有局长的熟人。熟人告诉局长，确有一辆丰田吉普去飞地了，但采访目的不明确。于是他们就满城找这辆丰田轿车，最后在“富豪大酒店”找到了。
　　从此，佟方宏就对衣波怀恨在心。10月7日，县纪检委对衣波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定就下达了。警告处分的理由是一年前那场“辛夷种子事件”。
　　后来飞地县委宣传部订了10多万元的《中国改革报》，以此作为和《中国改革报》记者刘宁的交换条件；河南电视台也播放了那次采访，题目是《獐子坪不平静》，但记者的观点很暧昧。至于幕后的工作是怎样做的，外人不得而知。
　　胡杰倒是很义气，他告诉衣波：“佟方宏敢收拾你，你给我打电话。不出24小时，就会有反应。”再后来衣波遭难之际，胡杰鼎力相救。在佟方宏没有倒台，还是活老虎的两年时间里，也只有小胡的两篇文章先后在《济南日报》和《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发表了，对衣波冤案的真相大白和平反昭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