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革”“武斗”中的神河

　　寇叔讲的关于“大跃进”的故事还没有屈展表叔给我讲的“文革”中神河发生的故事更生动，更惊险，更富有传奇色彩，像战斗故事片一样！
　　那天，屈展表叔挑货去石门，中途在我家住宿，他是挑了一百二十斤棉布去石门的，石门公社在比我们大枫树更高更远更深的深山里。从大枫树到石门要上八里坡、过塘坝沟、下七里坡、绕崔家碥，有三十里的山路。爸爸说，你屈展表叔原来是中学教师，是太极县中学创始人之一哩，人家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呀，小时候在神河街道上也是有名的“神童”，看书过目不忘，写文章文彩飞扬，人人见了都叫他“小秀才”。我问爸爸：“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去当老师，却去挑货？挑货累死人了，挣的钱不够买粮食。”爸爸说：“世界在不断变化呀，我们不是由神河跑到大枫树来了吗？”
　　晚上，妈妈炒了四盘菜，爸爸热了一壶拐枣酒，爸爸和屈展表叔喝起酒来。喝了点酒，爸爸和屈展表叔两人都红光满面、热汗淋漓，忘记了所有的疲劳和烦恼，他们谈这说那，其乐悠悠，他们还谈到了“文化大革命”，谈到了神河的“武斗”。爸爸对屈展表叔说：“屈老表在‘文革’中算是神河的大‘名人’啦，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就算你最清楚不过了。”屈表叔笑着说：“哎呀，那说起来话就长啦，三天三夜说不完。”我最喜欢听故事了，我想这文化大革命肯定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急忙对屈表叔说：“表叔，听说文化大革命神河还打死了许多人，那时街道上还真的打仗吗？跟电影中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打的仗，一个样吗？”屈表叔说：“哦，你说的是‘文革’‘武斗’中的事吧，你想知道吗？”“当然想知道！”“那我就给你慢慢讲来。”我忙在屈表叔的酒盅里斟满了热酒，表叔一仰头便干了杯，过去的经历好像就在眼前，啊呀，神河的“武斗”真是惊心动魄啊——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当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呀！那一年，二十多名外地大学生组成了一支“五湖四海长征队”，打着红旗，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戴着八角帽，胸前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高唱革命歌曲，雄赴赴、气昂昂跨过汉江，经山路，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公路呢，来到神河！是他们这些外地的革命青年点燃了我们神河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开始是“文斗”，各级党委开展以整党建党为重点的“斗、批、改”运动，整党的目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整顿党的组织，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九种”人，清除出革命队伍。接着是“吐故纳新”，把“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为新党员，我也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当然是积极分子嘛，我既能说会道，也能写各样文章，各种活动积极参加嘛。那时天天开会，大会小会不断，有时从早晨起来就开会开到晚上十二点。开会干啥？第一阶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开展大批判。第二阶段，党员进行“斗私批修”，群众评议。后来，动员群众也要参与“斗私批修”，帮助党员自我检查，人人过关，不管群众说什么，怎么说，党员都不能辩驳，党委要求党员把自己的思想外衣剥掉，把自己的心掬出来，捧出来，放在桌面上，让群众用放大镜，用显微镜反复查看，仔细查看。第三阶段，汇报总结，但上级总认为党员的汇报不彻底，这下子又回到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上。大力倡导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人人都要背诵“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人都要认真研读毛主席的“三篇光辉哲学著作”，即《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人人要背诵至少一百段毛主席语录，不过，这些活动倒也难不倒我，几天功夫，我就完成了全部背诵任务，街道党支部便派我到上、中、下街区进行示范表演。接着又开展“三忠于”活动，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开展“红海洋”活动，把机关、商店、学校的所有门窗都染成红色，大人带上红袖章，小孩带上红徽章。中学生是“红卫兵”，小学生是“红小兵”，神河中学操场上总是锣鼓喧天，红旗飘扬，每次开大会，文艺宣传队员们都要手舞红色飘带和七色花环，齐声高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
　　革命大字报，嗨，烈火遍地烧，誓把修根铲除掉。
　　七亿人民团结战斗，红色江山牢又牢。
　　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毛主席在首都接见“红卫兵”。当时我还在神河中学教书，学校组织王保平和刘金明二位教师率领三十八名“红卫兵”赶赴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他们一个往来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回校后受到英雄般欢迎。学校全体师生“停课闹革命”，深入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活动，揭发批判“四类”干部，第一类是叛徒、特务、右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类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三类是反党分子；第四类是反社会主义分子。校园里到处挂满大标语大字报，校长白有绪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职务被罢免，学校秩序混乱不堪。“红卫兵”走出校门，参加社会上的破“四旧”活动，“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一百多个红卫兵冲到上街头的“上庙”去，把早已破烂不堪的香台和佛像砸了个粉碎，把雕画有不同图案的楼枕、门方打断，一把火烧掉。几十个红卫兵冲进国民党区长南区王石启帆的师爷刘清元家里，把几百册旧书画烧掉，把他老婆箱子底下藏着的一对银耳环没收了，交给区革命委员会，一对据称是清代乾隆年间制成的青花瓷罐抱出来，扔到大神河边的白火石上，摔得粉碎。
　　噢，你问石启帆被怎样整治的？死啦，早就死啦！刚解放就死啦！你爸爸也是知道这些事情的。那天咱们神河最热闹啦，凡南区的人都来开大会啦！石启帆被五花大绑压上了审判台，审判台设在双河口，用几十根方木搭成，高出地面两丈多。由神河土改工作组组长黄明灯主持审判大会，什么人都可以上台发言，控诉石启帆等旧社会恶霸地主的罪恶。石启帆那天并不显得绝望或灰心，他好像觉得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都很正常，虽然被捆绑着，但依然挺直着身子，瘦削的脸上仍显出很深沉的样子，甚止他用眼睛余光扫视了一下会场，哟，怎么这么多人，怕有上万人呢，全南区的人都来了哩，他心里竟然暗暗高兴起来！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一点，仅两个钟头时间就审理完结了，神河“土改”工作组组长黄明灯最后问石启帆，说：“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石启帆望了望审判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语气十分沉稳地说：“你们说我‘罪大恶极’，我真不敢当。我石启帆来神河做了许多好事，当然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但从没做过缺德的事。我石启帆当区长得罪了一些人，但也维护了更多的人呵。你们批我斗我打我杀我，我哪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来者不拒嘛，因为你们是胜利者嘛，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但人却千万不要说假话呵，一句假话得用十句一百句假话维持，不然老百姓就不相信了，就完了，也要完了的。好好好，不就是为了一个‘权’字嘛，不就是为了一个‘官’字嘛，好好好，我让我让我让，我早想就让了嘛，好好好，你们来吧，现在是你们的天下啦，不过，不过嘛，若让你们来治理这个地方，可能不如我哩！”黄明灯听后怒不可遏，咆哮如雷，大吼道：“放屁！你这个该死的家伙，竟这么啰嗦！这么反动！我要枪毙了你！”石启帆的双手被绑着，他只是本能地用身体“指”着台下的人群，面带笑容，说：“死就死了嘛，人总是要死的嘛，今天死了，我更高兴呀，这么多的人来为我送葬呀！神河有谁能有这么高的礼遇呀！”台上台下的人都听到死到临头的石启帆竟然还用这样的语气说话，个个气愤地怒吼起来，齐声大喊：“枪毙了他！枪毙了他！”黄明灯便飞快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枪口对着石启帆的脑袋，黄明灯俯视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庄严宣告：“现在，我代表人民，代表革命，代表国家，代表共产党，枪毙了你！”随着“啪”地一声清脆的枪响过后，神河“南区王”石启帆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是呀，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看什么都只是看热闹！是啊，这就是改朝换代，这就是社会革命哇！
　　还是说文化大革命的事儿吧！7月份，根据上级通知，学校宣布初中学生期末后放暑假，高中学生不考试，不放假，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号召师生继续“停课闹革命”，鼓励学生自愿组队，勇敢地走出去，奔向全国各地，奔向五湖四海，进行革命“大串连”。
　　外出“串连”的师生返校后，建立了各种名号的“战斗队”，“冲向社会，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张帖大字报，矛头直指区委、区政府领导人，指责他们“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造反”行动逐步升级，从思想批判发展到围斗攻击，青年学生思想异常激动狂热。后来，神河的造反派开始分裂为两个组织——“七总司”和“红八总部”，两派进行革命大辩论，即“文斗”，两派人员每天吃了早饭就坐在大神河的沙滩上进行辩论，互相指责对方是“保守派”，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大辩论中涌现出许多铜牙利齿的“辩手”，神河小学教师路宏伟、神河区委秘书田觉分别被人们公认为“路铁嘴”和“田铜牙”。路宏伟是“红八总部”的第一辩手，田觉是“七总司”的第一辩手，双方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唇枪舌剑，但也彬彬有礼。后来，听说县上和市上的“七总司”和“红八总部”已经动了刀枪，甚至死了人，神河的“文斗”便匆匆结束，“武斗”却随之开始了。
　　当时，“红八总部”的主要成员是农民，也有干部和街道居民，“七总司”的主要成员是教师、学生等知识分子，我是教师，自然属于“七总司”的成员。
　　1967年12月13日早11点，金州“红八总部”几万农民手持棍棒把金州城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声称要活捉“七总司”总司令。金州城区两派随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文革”武斗。其中有一百多名“七总司”人员趁着夜色突围出来，沿汉江南下，准备借路吕河、神河去湖北神龙架落脚，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这一百多号人持有三十多把步枪，有一人还扛着一架轻机枪。这些“七总司”人员于早上八点赶到汉江吕河渡口，想搭乘机动船渡船过江。但吕河“红八总部”的几百名成员早已得到消息，早已在汉江南岸严阵以待，吕河“红八总部”断然拒绝金州“七总司”横渡汉江的要求，“红八总部”是决不会让“七总司”向湖北方向逃窜的，那样他们会集结力量伺机反扑，妄图抢夺革命果实。相持至下午两点，双方决定派出代表在渡船上谈判。金州“七总司”派出金州江北中学教师刘明忠做为谈判代表。没想到，刘代表刚上渡船就被“红八总部”的人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从江南急速送到金州“红八总部”总司令部去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在汉江江北滞留的“七总司”一百多号人听说他们的谈判代表刘老师被枪毙了，而且金州已派人前来捉拿他们，感到无路可走，便孤注一掷，首先向河对面的吕河“红八总部”开了火，可怜吕河“红八总部”的“官兵”们手上只有大刀、棍棒、铁锄，根本没有做好打大仗的准备，汉江天堑一触即垮，“红八总部”的“游击队”怎能敌得过金州“七总司”“正规军”手上的手枪、步枪、手榴弹、机关枪，一会儿就被打散了，“七总司”的人缴获了两只渡船，马不停蹄，胜利渡过汉江，抄小路经观音堂、二道河、袁家竹园、王义沟、刘家下院连夜赶到神河。
　　哎呀，真是呀，金州“七总司”的人又饿又累，狼狈不堪，一走到神河街道就跑到居民家弄吃的，看见谁家有米有面，马上命令给他们做饭，看到谁家家里有红苕，既不洗也不蒸，连心儿带皮儿全都吞进肚里，他们已饿了两天两夜了，走了近两三百里路，金州距神河足足三百多里路。吃饱了肚子，金州“七总司”的人由神河中学学生冯永成带路，直奔神河区革命委员会武装部，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属于“七总司”，我们和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自然要前去助威。找到武装部长鲁继星，金州“七总司”头子陈平安大声吼道：“快，快把你们‘红八总部’的武器交出来！”鲁继星说：“神河‘红八总部’，没有武器！”“胡说！”一个大个子“七总司”的人一个耳光抡了过去，武装部长鲁继星的鼻子便流出了鲜血。陈平安拔出腰间的手枪，向空中“砰”地一声放了一枪，命令道：“限你一个小时内缴出‘红八总部’所有枪支弹药，否则就枪毙了你！”又是“砰”地一声枪响，子弹擦过鲁继星的耳根，打断了几根头发，鲁继星一个跟头扑倒在地，吓得脸都变了颜色，黄色变成了黑色，黑色又变成了白色。“七总司”的人架起他的胳膊连滚带爬拖到大神河与小神河交汇的双河口，并声称再过一个钟头若不交出武器，就要把他枪毙。这下激起了神河“红八总部”的愤怒，他们赶快派人到乡下去组织农民，要刀下救人。同时金州人的这些“过激”行为也吓坏了神河本地“七总司”的人，他们害怕杀了“红八总部”的人会闯下大祸，神河“红八总部”比“七总司”的人要多得多，他们主要是农民，如果他们要施行报复的话，“七总司”可不是“红八总部”的对手。“七总司”的负责人李风盛、史成忠、田觉竭立劝说陈平安千万不要杀人，否则局面会无法收拾。这时，陈平安也听说金州“红八总部”的人还在继续追杀他们，神河街道附近农村的农民已逐渐组织起来准备围剿“七总司”，便立即命令队员们赶快离开神河抄近路经小神河，从包家沟，也就是从你们现在住着的这里翻山，经赤岩区的香炉沟、马牙塔、赤岩沟，越过铜钱关进入湖北省竹溪县城。
　　噢，你说你黄姑父也讲过鲁继星文化大革命挨枪子儿的事，是的，是的，一点都不假，但地点不是在你们大枫树，而是在我们神河。
　　不过，前面这些事我只是后来才听人家说的，我当时正在金河口买红苕，当时的红苕只有三分钱一斤，是从生产队仓库卖出来的，国家供应的粮食哪里够吃，所以我们家还得常常到农村买粮。刚走到双河口，我就看到神河中学有许多老师急急忙忙向小神河跑去，忙打听出了什么事，有人就说“红八总部”的农民已在青松寨和黑沟口、东南山上架起了机关枪，要消灭从金州跑来的及本地“七总司”的人，我们神河中学的师生都是“七总司”的人，当然包括我呀！我赶忙丢下一背篓红苕，家也不敢回了，急忙追赶大部队向小神河的方向逃窜。
　　一口气奔到包家沟口，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刚想坐下来歇口气，后面的人却说，神河“红八总部”的人追上来啦，我们只得赶忙翻过大安寨，到了赤岩公社的马牙塔，在马牙塔我们看到金州“红八总部”的人正在那里烧饭，我们虽然赶上了他们，但我们根本没有胜利汇师的喜悦，有的只是饥饿和疲劳，以及被“敌人”“穷追猛打”的恐惧和绝望！
　　在被追打途中竟还有一段感人的“英雄救美”的故事哩！
　　“七总司”从金州逃出的人中有一名女教师叫秦美音，她在途经金州八里铺时被后面的“追兵”用步枪打中了左小腿，当时就滚倒在地，鲜血直流。她是兴安中学的教师，与兴安中学男教师刘成良同属于“七总司”，工作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是这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才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秦美音受伤了，后面有“红八总部”的人奋力追杀，刘成良撕碎了自己那件印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白背心把秦美音的小腿肚紧紧扎住，背起秦美音就在大部队后面紧紧追赶！走过八里多的八里铺、走过十五里的枣阳口、走过二十里的段家河，刘成良汗水湿透衣衫，汗水从解放鞋的鞋帮里流出来了。秦美音苏醒后硬是要刘成良放下她，她自己能走，但脚刚一着地，便翻倒在路上，原来她的腿骨被打断了。刘成良坚决地把秦美音背在背上，紧紧盯住前面的队伍，拼命地向前挣扎、奔跑。吕河渡口的对峙让刘成良松了一口气，战友们急忙跑过来慰问他们，并商量能不能把秦美音藏在吕河哪家“七总司”的人家里，秦美音说：“好，你们走吧，到时我的伤好了，我一定会找到你们。”刘成良却坚决地说：“要走咱们一起走！”秦美音哭着说：“不，你背着我，你会累坏的，你累坏了，咱们会全被他们抓住了的！”刘成良说：“累不坏的，累坏了，累死了，咱们也要死在一起，咱们死了也要和咱们的人死在一起！”金州“七总司”的人打散了吕河“红八总部”的人，战友们帮着刘成良秦美音渡过汉江，沿山路向前进发。
　　刘成良又背着秦美音走过观音堂、二道河、王义沟、刘家下院，刘成良背着秦美音一言不发，他害怕掉了队，不敢歇气，小跑步跟着人群，几个年轻的战友想帮着背秦美音，背着她去远方，去开辟革命的新战场，不管怎样他们坚决不能让革命的战友掉了队啊，但刘成良坚决谢绝了他们，他一言不发，背着秦美音执着地向前行进。刘成良的脚早已磨破，鞋里渗出红色的汗水，人的身子短短几天里就瘦了一大截，战友们把仅有的一点饼干让给他吃，他不吃，他让秦美音吃。
　　我沿小神河去追赶他们的时候，刘成良和秦美音还没有掉队，他们走了三百多里已经非常不简单了，要知道刘成良是背着秦美音走了三百多里路的呀，你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可一点都不假啊！在翻越大安寨时，他们两人被葛藤拌倒了，我还扶起了他们，我说：“我帮着背一肩吧。”刘成良什么话也不说，他架起秦美音的胳膊，又把秦美音背上了肩。刘成良长得并不壮实，白白的脸，戴着眼镜，但他的目光非常坚定，秦美音小小的个子，留着剪发头，脸色苍白，鲜血染红了她的裤脚和鞋袜。
　　走到马牙塔，把秦美音刚放下肩，刘成良一个跟头就跌倒在草丛中，晕了过去，并且右脚腕严重扭伤。我们赶紧把他抱了起来，忙到路旁的一户农民家讨了一碗白开水和一勺白糖喂刘成良喝，刘成良苏醒过来，问：“我们现在到的地方是哪里？”我说：“赤岩马牙塔？”“距湖北竹溪还有多远？”“还有一百七八十里。”“天啦！那，你们赶快走吧，我和美音就在这山上的树林里躲一段时间，身体一有好转，我们就去找你们！”刘平安和几个领导经过研究，同意刘成良和秦美音暂留此地，并派人迅速打听到附近一当过教师的李姓农民，这家农民属于我们“七总司”一派，便把他们二人托咐给这家农民，并反复叮咛千万不要让他人知道了这个秘密。
　　经过两天两夜跋涉，终于到了湖北竹溪县城，和竹溪的当地“七总司”接头后，我们便被安排在竹溪县汉剧团里住下来。那时，虽然住在戏团，但是哪有戏看，要看就是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戏，跳“忠”字舞，其实这“忠”字舞不用向别人学，大人小孩每个人都会跳，有一段时间整天整夜的跳，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忠”字舞大赛。在竹溪我们吃的是当地配发的粮油，开始时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粮、半斤萝卜或青菜，后来越来越少了，慢慢地就吃不饱了。
　　有一天傍晚，我们“七总司”内部的白河人和岚皋人在汉剧院的大门口发生械斗，双方子弹上膛，随时都会杀人、死人。其它县的人赶忙去劝阻，我那时年轻气盛，什么事都想管，便走到两派中间大喝一声：“都是革命弟兄，不要再斗了。”话音未落，一个强大而有力的耳光打在我的左脸上：“滚！你算什么东西！”随即就有几个人架起我的胳膊连推带拉，把我掀到一个黑屋子，“咣当”一声，铁门关上了，过了一天一夜，才有人把我放了出来。说实在话，“文化大革命”那么乱，我既没打过人，也没被人打过，但这次却白白挨了打，但都不知道是谁打的，也没有谁过问是谁打了我，为啥打我，还是我们神河老乡张峰找到我，把我从黑屋子里放了出来。白河县人和岚皋县人在竹溪的“武斗”中打了几十枪，还拉响了一颗手榴弹，好在没有死人，后来经竹溪县武装部调解，大事化小，息事宁人。
　　我们从农历九月一直在竹溪呆到第二年开春。快过农历年时，神河“红八总部”派了金河口的梅树喜前来打探消息，被我们“七总司”的人发现后，抓了起来，用麻绳子五花大绑，打倒在汉剧团的舞台上，梅树喜被打得破皮烂肉，呦呦大叫，打结束了，还吩咐梅树喜道：“回去，快回去！回去给‘红八总部’的头子们说，我们过年后还是要打回去的！我们今天出来了，我们明天是要回去的！”实际上梅树喜后来并没有回去“传信”，他被人打断了右腿，永远留下了残疾。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三月，中央号召两派搞联合，太极县“红八总部”和“七总司”于1968年3月22日正式签定《三?二二》协议，两派暂时走到一起，社会随之平静下来。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武斗。
　　第二次武斗是1968年5月发生的，神河这次还是“红八总部”占了上风，神河“红八总部”的头子丰自由、路宏伟、赵大强举着高音喇叭在双河口发表长篇演讲，号召总部成员赶快拿起武器举行第二次革命斗争。刚好那几天我害病拉肚子，父亲给我配了几付中药在家熬药喝，没有出门，我父亲是神河最有名的老中医。听说我们“七总司”的主将李丰盛、史成忠、田觉已被抓了起来，被拉到双河口的沙坝上痛打，“红八总部”头子丰自由不知从哪里了解到田觉曾在旧社会是国民党“三青团”团员，在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大恶极后，他手握竹棍，指着五花大绑着的田觉歇斯底里地大叫：“田觉，你听着，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决斗的时候啦，来吧——”丰自由扬起手中的竹棍狠命砸向田觉面门，田觉的眼镜顿时打落在地，额头隆起一道青梁，田觉滚倒在地，几个农民“红八总部”成员上前更是棍棒相加，可怜的田觉连嚎叫的力气也没有了。丰自由还踩着田觉的后脑勺，面朝众多的“革命群众”骄傲地宣布：“看啦，这就是国民党的下场。”人们一齐拍手称快，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哎哟，这个可怜的田觉，不知情况怎样了呢？后来，据说身体稍微好转便打扮成一名“红卫兵”，逃回关中老家去了，再到后来就谁也不知其是死是活了！
　　我父亲对我说：“你们‘七总司’的人又要吃亏了，哎呀，我早就说过不要参加这个帮那个派嘛的，你总不听，看吧，看吧，搞政治总没有好下场的啊！”父亲当了一辈子医生，神河远远近近的人都把他尊称为“屈先生”，他从不开会，也不听广播，不看报纸，如果必须背毛主席语录的话，他总是读几遍就背下了，他的记性儿真好，真是过目不忘，但过不了几天却又忘光忘净。你看，神河武斗那么紧，他从不关心，他还是看他的病、下他的棋，把没有被红卫兵烧掉的那些古旧医书又偷偷翻开来再看上几千几万遍！不过，这一次他却不得不介入这场斗争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八总部”的人冲进家里把大儿子抓到双河口或上庙去打个半死不活或活活打死啊！父亲慎重地对我说：“你现在不要出去了，就藏到天井阁楼上的天花板上，别人问我，我就说你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失踪了。”那时，我已是“七总司”的主要成员，“七总司”的所有大字报、标语及辩论稿都出自我手，我知道“红八总部”的人是决不会放过我的。
　　那几天刚好我生病没有出门，所以外面盛传屈展早已逃跑了。父亲让我爬上天井的夹楼，夹楼的楼枕上父亲早已铺好几块木板，有一米来宽，两米来长，我躺在里面，黑洞洞的，父亲亲自给我铺了被褥，我睡进房顶的小夹楼后，父亲严肃地说：“你还年轻，不要乱动，先保住性命，以后再说。”我说：“达，今晚，趁着月黑风高，我还是逃到别处去，到湖北或四川去！”父亲说：“胡说，神河的人谁不认识你，这阵势，谁发现了你，你都会吃亏！”说着父亲走下楼去，我静静地睡着，一动也不动，白天太阳把瓦片晒热了，空气干燥得让我喉咙发痒，但我不敢咳嗽，害怕楼下看病的病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听到动静。父亲在黎明时分和傍晚时间准时给我送饭，送饭时他要关了好几道房门，轻轻上楼，轻轻把碗递给我，一句话不说，又轻轻下楼去。我躲在楼上的事儿只有父亲和母亲知道，但母亲仅知道我躲在自家天井的小阁楼上，是立着、躺着还是睡着她便一无所知了，父亲严格保密，连我的四个弟弟两个妹妹也不知道我的行踪。
　　在楼上，我尽量多睡觉，不睡觉干什么呢？我仰望屋顶，其实屋顶距我只有不够半米的距离，黑色的椽子，黑色的瓦片，黑色的尘土落在椽子和瓦片之间，外面的天空也是黑色的吗？我总感到外面的天空是黑色的，整个世界都是黑色的。其实，外面却是一片红色的海洋，红五角星、红旗、红领章、红袖标、红门、红墙、白纸，但白纸上也书写着巨大的红色标语“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躺在夹楼上，十字街头人声鼎沸，你知道我家就住在十字街上，什么声音我听的都非常清楚。有一夜，我家门前枪声大作，一队人马呼啸而去，我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说：“你们‘七总司’的刘振民、李会干被抓到双河口了，两个人都被打得半死不活。”我说：“李会干可是一付好身体呀，解放战争中开过坦克，当过连长。”父亲说：“再好的身体也是血肉之躯呀！谁不害怕刀砍枪杀、火烧水烫？”后来又听说李会干稍能走路便趁着夜色逃跑了，逃到观音堂时却被当地的一名“红八总部”农民发现，那人刚想大声喊叫，李会干突然掏出一把手枪抵上那人的腰眼，手枪是用红绸子包着的，李会干对着那人压低声音命令道：“不许喊叫，小心手枪走火！”那农民不敢作声，只得眼巴巴地看着李会干把手枪插进裤带里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后来李会干对我说，我拿枪吓人是真事，但那根本就不是一把“手枪”，是一个马桑木疙瘩，形状只是酷似一把手枪而已，所以我当时得用红绸子把这把“枪”包着呀！李会干说着哈哈大笑，早已忘记了当时正是事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就在李会干逃走的第二天，十字街头先是一声脆响又是一阵喧闹，后来得知七十三岁的王婆婆被雷管炸断了左手！原来，那几天，神河的两派都在加紧制造武器，有的制造土手榴弹和土地雷，还有的制造土枪，甚至制造土炮，都说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打倒保皇派！”保皇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嘛，他们要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嘛。王婆婆既不会造地雷，更不会造枪炮，但她也得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啊！不知她从哪里弄来了一只雷管，弄回家后却犯了愁：一只雷管怎么够用？全国的保皇派那么多！王婆婆又看到自己虽然只有一只雷管，但这只雷管很细却很长，足有两寸，炸一次太浪费了，何不弄成几节，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这样就能炸好多次哩。她用手折，当然折不动，找来剪刀，仍然剪不动，最后找到菜刀，左手摁着雷管，右手握紧刀把，用力下切，切破外壳，当王婆婆刚刚看到里面的黑色“火药”时，“轰”地一声巨响，王婆婆的脸被炸成一个大花猫，左手五个指头全被炸掉了，光秃秃的！其实王婆婆什么“派”都不是，但她的儿子是“七总司”的人，所以“七总司”的人就称赞她是“英雄母亲”，而“红八总部”的人却蔑称她是“土匪夜叉”。不管怎么说，反正王婆婆从此只有一只完整的手了。
　　在阁楼上“住”了一个多月后，夏天来了，炎阳把头顶瓦片烤的灼烧无比，我的脑袋晕晕沉沉，外面的斗争会、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革命形势”丝毫没有冷却的迹象，我还得在家躲着，但不知躲到什么时候去？父亲看我从早到晚身上的汗水从未干过，身体瘦得不成样子，说：“躲在这儿也不是一个长策，过几天会把你热死哩！”父亲告诉我他已想了一个新主意。我们家有一个旧社会的雕花板床，这种床就像一个巨大的木箱，四周围着四厘米厚的木板，床的底沿至上沿足有四十厘米深，这么深的床身总要铺上厚厚的麦杆或稻草，稻草上面才铺上被褥和床单。父亲将一半稻草掏走，让我睡到“坑”里去，然后盖上床单。白天床单就盖在我的脸上，晚上我小心地移动床单呼吸新鲜空气或坐起喝水吃饭。哎呀，不知什么原因，在那样的情况下，一顿也吃不了多少饭，也许是整天几乎不动，能量消耗很少的缘故吧！在这张床上我一睡又是一个多月。有一天，下街“红八总部”成员陈长林的爱人彭秀娥表婶到我家和母亲闲聊，她和我母亲的关系很好，她最爱坐在甚至躺在这张床上东家长西家短的和母亲谝淡话儿，她们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母亲当然知道我就在这张床“中”，但不管怎样也“劝”不走表婶，她急得没有办法，她最害怕表婶如果无意识地揭掉床单发现床中“秘密”的话，要么表婶会吓得半死，要么我会被暴露，后果都不堪设想！表婶聊着聊着就仰着身体靠在我身体旁堆着的棉被上，天啦，我大气不敢出，浑身紧张的直冒冷汗，再过一会儿我就会支持不住了哇！这时我妈说：“他表婶，你就不回去了，下午就在我家吃饭吧，我去做饭去。”彭表婶忙说：“不了，不了，我也要回家做饭去了！”说着起了身回家去，彭表婶刚走，我母亲便用手拍拍我身上的床单“告诉”我现在又安全了。
　　神河的武斗之火从城镇烧到了农村，听说包家沟口这地方就有一个叫鲁继日的人就被另一派用木棍活活地打死了，打死他的人其实是他同姓同宗同祖同一个生产队的本家兄弟，啊呀，是啊是啊，那时兄弟相残、亲人反目，家常便饭呵。七里公社武装部长朱玉忠是“七总司”的人，被“红八总部”的人抓起来后，压到大队部接受审问，几个自称“红八总部”的人让他交出所有枪支弹药，朱玉忠说：“枪支已被你们收去，手榴弹是没有的！”“红八总部”的一个中队长说：“你不交枪，看我这家伙答应不答应。”随即抽出腰间系有红绸子的手枪，装上子弹，打开保险，要动真的，但正当他的右手刚刚举起的同时，“轰隆”一声巨响，大队部里浓烟滚滚，血肉横飞。原来朱玉忠的腰间早已拴着一颗手榴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一紧拉线，身旁的六人当场死了四人，另一人被抬着送进神河卫生院，第二天也死了。朱玉忠自己被炸得面目全非，肠子肚子流了一地，眼睛睁得老大老大，永远都合不上了。这下闹了大事，激起更大仇恨，“红八总部”的人把朱玉忠那惨不忍睹的尸体拉来，放在双河口的河滩上任由太阳曝晒，把“红八总部”五个“战友”的尸体装进棺材也放到双河口，抓了以供销社会计史成忠为首的“七总司”十多人，跪倒在五口棺材面前，向他们死去的战友谢罪，一跪就是一天一夜。朱玉忠的尸体最后却被抛到神河的浑汤水里，漂走了，尸体顺神河而下，顺吕河而下，顺汉江而下，顺长江而下，漂到哪里去了呢？或者，沉入哪一个深潭里去了呢？他的朋友不敢关心他，他的敌人不关心他，其他人更不关心他，哎呀呀，这哪里有我们活路的地方啊！朱玉忠和我是同一个派别的人啊！
　　在床上又“睡”了一个多月，深夜，我悄悄问父亲：“达，外面还在抓人、打人吗？”父亲说：“昨天，小神河大枫树的鲁安一又被打死了，听说鲁安一还是解放前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小神河有名的秀才呢，而‘红八总部’的人认为鲁安一不是什么中共地下党员，他是真正的叛徒，因为解放前他和伪乡长石德武打得火热。听说，鲁安一是被一杨姓农民用杀猪刀捅死的。可怜鲁安一啊，他是我们山里几条河方圆几百里最有知识、最有名望的人呀。”那天，外面下了一整天的暴雨，大小神河的水一同瀑涨，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搅得人心神不定，我想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我对父亲说：“达，我要走！”父亲说：“要走？哪里去？”我说：“先逃出这鬼地方，到哪里去，以后再说。”父亲说：“咋逃？”我说：“神河涨水了，我想扑进神河里，顺着神河向下漂流，漂到长江，再上岸，再找地方。”父亲说：“胡说，水这么大，又不是江水，这是山里的洪水！你以为水性好就能漂流吗？还不等你漂到米汤湾怕就被洪水打昏了，淹死了，连尸首都捞不回来呵！”“米汤湾”是神河下去几里路远的一个地方，高耸的悬崖下有一个巨大的水潭，水潭里有许多巨石，更有永远停不下来的漩涡，许多人淹死在里面。神河水还在瀑涨，天上的雷声还在滚动，我想象着巨大的水浪冲打在河岸的悬崖上，“哗”地一声反扑回来，顿时破碎为一万朵黄色的水花，河面上十多米长的树木，“咚”地一声撞在米汤湾那只横在河中央的石包上，拦腰折成了两段，我也感到了一丝害怕。我说：“躲在这儿，即使不被抓去打死，怕也要急死呀。”父亲说：“等外面风声小了，再说。不过，我今天下午和别人下棋时听别人小声议论说‘哎呀，你们看那屈先生还有心思下棋哩，他大儿子屈展逃到湖北十堰后，被人打死了，脑袋被人用石头打了个大框框呀’，看来，外面的人都认定你的确逃走了，甚至被打死了，那你就放心再躲上一段时间吧，过段时间再说，我不相信，这样的日子真的熬不到头了吗？”是呀，我也不相信这样的日子不能到头，所以还是静静地躺在“床”中，脸上盖着床单，尽量不咳嗽，尽量呼吸轻些，尽量用最短的时间不出任何声息地吃完父亲递过的每一碗饭。
　　雨停了，神河水消了，太阳出来了，地面被晒干了，神河武斗的风潮渐渐衰弱，好几天没有传来抓人、批斗、打人的消息。1968年7月24日上级发出《七?二四公告》，号召所有革命群众平息武斗搞联合，顿时，神河街道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八总部”和“七总司”又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到一起来了。胜利者仍然是胜利者，失败者也变成了胜利者，干戈化为玉帛，痛苦化为笑声，仇恨化为友谊，“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万岁万岁万万岁！”“七总司”负责人李丰盛专程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屈先生，快打听打听你们老大现在在哪里，快让他回来，现在已经联合了，不再抓人打人杀人了。”父亲说：“联合了！谁给谁联合了？”李丰盛说：“‘红八总部’和我们‘七总司’联合了，我们现在都在一起开会、学习，一起反思以前的错误哩”。父亲对此却并不激动，他慢条斯理地说：“好吧，我尽快找人打听，让他早点回来。”我睡在床“中”，听到这一切，无比激动，我的心在咚咚乱跳，眼泪像大神河的山洪一样从床单底下的眼眶里喷涌而出，我真想“哗”地一下掀掉床单，从床上一下子跳起来，跳出去，跳到大街上，看看头顶上的天、天上的云、云中的小鸟，但我没有一丝力气，双手只有举起的意识没有举起的动作，一百一十一天啦！一百一十一天，我不停地睡在夹楼里和床“中”，没有阳光，没有灯光，没有风，没有雨，连足够的空气都没有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用尽全力终于掀开了床单，拼命大喊一声：“达，我要起来！”我用手把着床沿，但手上却连一丝儿力气也没有，父亲听到喊叫，忙走到床边，用双手拉我起身，他说：“好，出来吧，也该出来了。”李丰盛不知怎么回事这时也在我家，看着我从床“中”慢慢拾起身子，看我下了床，他半天也没弄明白，惊得目瞪口呆，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逃跑？就在这个床里？”他指着跟前的这张床，嘴巴大张着，半天合不拢。我站起身，但脑袋一阵眩晕，险些扑倒在地，母亲也来了，她拉着我的手说：“儿啊，你，出来了……”便嚎啕大哭，邻居不知我家出了什么事，赶来看望，见我坐在椅子上，眼睛眯着，一动不动，无不惊奇万状：“啊，屈展没有跑！”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全神河的人都知道了我在家里的夹楼和床“中”整整藏了一百一十一天的故事。
　　我尽力站起身走到门口，啊，一阵风从十字街头吹过来，险些把我吹倒。很多人都赶来看我，有人说：“哎呀，在屋里躲了几个月，竟没人知道！”有人说：“哎呀，你看他的脸白的呀，白的跟纸一样，是啊，几个月没有见到阳光了嘛！”有人说：“好端端一个人在床上一声不哼地睡上三四个月，真是奇事。”也有人说：“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嘛？”我回过身，不知什么原因一下子便痛哭起来，父亲说：“没出息的东西，几个月来，你没哼过一声，今儿倒哭个没完！”
　　在家休息几天后，我便回到学校，学校已恢复了上课，一切好像已恢复正常……
　　屈展表叔给我和爸爸讲文化大革命中神河“武斗”的故事，忘了喝酒吃菜，酒早冷了，菜也凉了，夜已很深了，我问表叔：“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战斗？如果有，我也要去玩玩儿，打仗最好玩儿啦，我最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啦！”爸爸批评我说：“看来，你对这种武斗还很感兴趣挺喜欢的哩，你们这些小娃真是不懂事呵。‘文革’从1966年开始到1977年结束，整整十年，全中国人死的死、疯的疯、残的残、病的病，我们这些过来人如今还心有余悸，恶梦连连，十年‘文革’，千年一遇的人间历史悲剧啊。”表叔说：“千万不要再搞武斗了，再斗我就又糊涂了，不知道该咋办了。”妈妈说：“不喝了，也不谝了，吃点饭快点休息，他表叔明天还要送货去石门哩。”
　　吹灯睡觉，公鸡早已叫过头遍，但神河“文革”“武斗”中悲壮而离奇的故事像大枫树下放映的战争电影一样，在我的脑袋里过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