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寇叔讲起“大跃进”

　　站在我家新房房基上，抬头望对面的枕头包，把枕头包做为中线，然后往中线的两边看，东边看到的是从南门山为起点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和村子，有烂泥湖、陈家沟、八里坡、柳树林，西边则有天池岭、梦家寨、张家庄、秦家山，所有山峰的山腰处明显呈现出一条非常平直的人工凿挖的横线，这条“横线”刚好和枕头包的下沿线重合，把我家对面所有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山头连为一体，像喷气式飞机从空中划过的一条“白”带。
　　有一天，寇叔到我家来看我家盖房挖根脚砌庄基，我看到他站在我家未来新房的“门口”背着手、扬起头也在观望对面远远的那条“横线”。我问寇叔：“对面山腰那条平直的横线是什么？”寇叔说：“那是58年大跃进时期开挖的灌溉水渠，叫‘盘山堰’。”我问：“盘山堰挖得那么高，用哪里的水灌溉呢？”寇叔说：“大跃进时，公社组织全社人民在南门山上游五公里的狭窄山道里堵了一个水库，可怜小神河的水量太小，连河道里的秧田都灌不饱，哪里有水被引上山去浇灌全社的坡地呢？最后，水库修得半途而废，盘山堰倒是修好了，但从来就没有通过水，时间长了，却被踩踏成了一条盘山小路来。”我问：“几十里长的盘山堰得多少人开凿呢？”寇叔说：“哎呀，那时动员了全社所有劳力，整整修了半年时间。”我问：“我爸爸也修建盘山堰了吗？”寇叔说：“你们那时还住在神河，还没有下放农村。我们农村的大跃进怕连你爸爸也不清楚哇，听说你爸爸那时在教书吧！”我问寇叔：“那时我们这里除了修水库和盘山堰外，还修了一些什么？”寇叔若有所思地说：“说起来话长啊，你如果想听故事的话，大跃进的故事三天三夜说不完！”我忙说：“那你就拣我能听得懂的讲给我听吧。”寇叔便从裤兜里摸出一绺纸片，在另一个裤兜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油纸包里是黄亮亮的烟丝，他撮一点儿烟丝放在纸片上，然后轻轻地卷起来，纸片就把烟丝卷成小喇叭状，我赶紧帮助寇叔划着了火柴，寇叔叼上烟猛烈地、长长地吸了一口自制卷烟，一股长长的烟雾从寇叔的鼻孔中喷了出来，袅袅升起，和对面山顶上的白云蓝天溶化在一起——
　　大跃进开始的那年是1957年，1958、1959年才是高潮，噢，那时的你还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没出来哩，噢，十年后你才出生哩，那时的童谣你还从来没听过哩，而那时的我己经三十岁，是生产队会计了。
　　“我有一分钱，
　　可以到苏联，
　　苏联老大哥，
　　给我一支笔，
　　什么笔，毛笔，
　　什么毛，羊毛，
　　什么羊，山羊，
　　什么山，高山，
　　什么高，年糕，
　　什么年，1958年，
　　1958年，吃饭不要钱，
　　1958年，生活赛神仙”
　　1957年冬天，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也就是“四干会”，县委书记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要求全县党员、干部、群众，遵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掀起全县大跃进的高潮。会上人人表决心，个个鼓干劲，都写了决心书，我们生产队队长陈启富还咬破中指照着领导讲话稿写了一幅血书：“总路线是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誓做大跃进的“闯将”和“先锋”。县上会议刚结束，大枫树公社连开三天三夜的大会，会上摆出擂台，人与人、大队与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小组与小组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掀起挑战应战竞赛高潮。会后，到处写上标语：“大路进万岁”、“赶英超美，只争朝夕”、“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总路线万岁！大路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包家沟口生产队首先发动社员进行“小田改大田、弯沟变平川”的“小土地改造运动”，把对面黄家门下和你家门前的这两坝子几百块小秧田里的田埂挖掉，把地势高的秧田里的土挖下来推到地势低的秧田里，大干了一个多月修了几十个特大的秧田，你看，双堤头那块最大的秧田就是大跃进时期小田改大田的遗物。当时，公社要求社员加班加点干活，提出晴天特干，小雨大干，大雨大风不停战，晚上还要加夜班，时而也大战一通宵。那时当然没有电灯，但山上有的是柴禾，没有灯咱们就烧篝火、打火把呀。
　　那年春节即将来临，县委怕过春节影响大跃进，召开区、社、大队电话会，号召全县干部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吃年饭、不贴对子、不放鞭炮、不放假、不拜年，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战开门红，以优异成绩向党汇报，向人民献厚礼。春节正是冬天，天寒地冻，我们山里人大跃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山取石修梯地，红星大队队长王大发突发奇想：在小神河上游修一个水库，把小神河水堵起来，然后沿河西岸的众多山峰的半腰修一条大水渠——盘山堰，把水库的水引到盘山堰，然后就能灌溉大枫树的大部分坡地，那么我们这里所有的坡地就会变为水田，水田里就都能种上高产稳产的稻谷，我们就能成为全县最富裕的社会主义模范乡村，就能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王大发的建议得到了公社党委的热情赞扬和肯定，忙组织全社所有干部和全社人民在学校操场召开动员大会，提出“要让高山低头，要让河水让路”的口号，掀起大修水库和盘山堰的生产热潮。正月初一清晨四点，就听到满山遍野响起哨子声、铃铛声和喊工声，所有人都“忘记”了过年，男女社员几千人浩浩荡荡经过咱们包家沟口，前往南门山去修水库。那一年，我们大枫树人真的没有过年，没有贴对子，没有煨围烟，也没有放鞭炮，更没有人互相拜年。累了几个月，因为修水库只有石头没有水泥，石坝虽然砌了几十米高，但仅有的一点河水都从石缝中渗出去了，连一滴水都没有引上盘山堰里，人们不得不垂下脑袋，丧气而归。你看，你往远处看，现在的盘山堰只是成了人们行走的一条普通山路了嘛。
　　水库修不成了，全社人民就都来积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男女老少被动员到鹞子湾、庙梁、老人沟的柴山上背树叶，柴山上的落叶腐烂后的确是最好的肥料，但这样积肥的量也是很有限的，有的社员被动员后，把自家的土灶和土墙都拆掉了，全部背到生产队里。公社干脆号召全社所有社员统统拆掉自家的土灶，但大部分社员们终于“抵制”了这样的号召，只把主要力量放在挖猪圈，挖牛圈底子，挖墙脚土，铲草皮堆肥上。
　　生产队长陈启富在公社战果汇报会上说：“包家沟口生产队初战告捷，已积肥一万担，新修厕所一百个、猪圈一百个，修大粪池两口。现在我们包家沟口的所有人民正在大干快上之中，这些还是昨天晚上以前的成绩，今天白天的成绩，晚上我再向公社党委汇报吧。”党委书记刘振强笑得合不拢嘴，他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陈队长领导有方，社员干劲冲天，开门红取得如此成绩，全社的党员群众都应该向你们学习！”其实陈队长说得太夸张了，但这样的话领导高兴、领导爱听、领导赞扬、群众学习，人们也就跟着说着这样让领导爱听的“好话”。公社党委要沟口生产队写出书面先进材料，陈启富让我执笔，我却如实地汇报了修水库、盘山堰，积肥的“战果”，我的书面材料当然和陈启富的口头汇报大有出入，但遭到公社书记一顿臭骂：“你这个寇会计，你以为这样你才把账目算得清吗，狗屁！你只能算个减法，你就不会算个加法，更不会算乘法了。算了，汇报材料你也不要写了，生产队的小会计你也不要当了。算了，回你的小家里算你的小账，打你的小算盘去吧。”就这一句话，我的生产队会计被撤了，直到大跃进结束，才恢复名誉和“官职”，一直当到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58年春节刚过，公社召开育秧会，讲一年之计在于春，要“早”字当头，狠抓一个早字，一主动百主动，一步当头，百步领先。正月十五刚过，提出整田育秧，气温很低，脚在水田里冻得发麻，后来便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没有尼龙或塑料薄膜，育秧肯定失败，刘玉春老汉就说：“急慌慌急慌慌，不等清明就下秧，寒潮一到死精光。”果然，早下的秧苗一批批死掉了，只得补秧，本来一亩田只要十多斤种子，由于死秧过多，每亩田里多花了几十斤种子，还到其它生产队借了一百多斤稻种。
　　又提倡早栽秧、密植和早收割。秧苗长到一寸多，就要求扯秧栽秧，扯的秧太矮了不能用秧草扎成秧把子，便用盆子装，社员们就端着盆子去栽秧。有的社员用树棍子敲打着空盆子取乐，驻队的公社干部就大声吼叫：“敲什么敲，是不是对大跃进不满！”人们吓得谁也不敢说话，谁也不敢敲打盆子了。提倡密植，认为越密越好，层层加码，县上要求株距4乘4寸，公社要求3乘3寸，到生产队就要求2乘2寸了，秧栽得水都泼不进去，阳光照不进去，风也吹不进去，哎呀，可惜了秧苗和社员们的劳动啊！
　　公社主张深耕土地，公社副书记雷万寿说：“牛壮犁新，年轻心狠，深耕一尺，还要挂零。所有的牛都要上坡，晚上打火把也要把所有耕地犁过两遍。”就这样，沟口队的所有犁铧全打坏光了，仅有的六头牛累死了三头，只剩下两头母牛、一头牛犊。
　　到了夏收季节，公社号召“双抢”——抢收抢种。各生产队召开广播大会，学生停了课，商店停了业，卫生所关了门，各行各业如同进入“战备状态”一样，夜以继日，手持镰刀不问青红皂白，将尚未成熟的小麦、油菜采取“一夜光”，接着抢栽成“一片青”。社员们眼看着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帮助”生产队把尚未成熟的粮油“抢收”着早早收割了，心疼极了，老社员李玉财把还是青乎乎但已被收割的小麦、油菜挑到公社大门口“展览”，但没有人敢去看，展览会不一会儿就被公社的干部一轰而散。我还偷偷写了一张大字报《未熟的小麦为什么要割掉？》但最后也没有贴出去，从没有人过问，不了了之。麦粒是绿的还没变黄，菜籽是软的还没变硬，天上又下起连阴雨，粮油霉烂严重，公社书记在高音喇叭上喊叫：“干旱三年都不可怕，雨涝三天就害怕了吗？人定胜天！我们要锅灶当太阳，堂屋为稻场，没有太阳晒干，我们要用铁锅炒干，在堂屋凉干，用被子暖干！”但阴雨绵绵，加上连连农忙，锅灶没有柴烧了，仅有的一两床豆腐渣被子也是潮拉拉的，收获的粮食霉了一大半，爱说顺口溜的鲁继轮达达就说“领导一句话，百姓累趴下”、“早字当了头，社员汗白流。”
　　那个时代的确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狂热年代，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宣传“农业大路进，社社放卫星”。有个县报道说，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培育出了万斤肥猪良种，报纸上画了一幅画，画中有一头巨大的肥猪，巨大的肥猪像一头大象，肥猪的背上还坐着一个大人，就像放牛娃在沙滩上骑着一头黑犍牛似的，画的旁边还配上一首顺口溜“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头，半年吃不完”。高音喇叭上一遍又一遍地唱道“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跨太平洋。猪背就像大飞机，耳朵成了螺旋桨”、“只要我们一动手，泰山扔到海里头；只要我们一动手，天河引到地里头；只要我们一动手，山神送来金砖头；只要我们一动手，土地敬出大馒头”。有个县在报纸上说，本县红旗大队小麦亩产23771公斤，我曾悄悄算了一账，如果把麦粒整整齐齐铺在地上，一亩地平均铺成十五厘米厚才有那么高的产量呵，真是人间奇迹啊！人们就这样比赛着看谁的卫星放得高放得快放得大，如果谁认为这是“浮夸”，是吹大话，谁便会随即遭到批斗，谁在政治上肯定要遭殃，甚至会绳之以法。
　　58年夏天，县委召开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要创造奇迹辉煌，向党和人民报喜献礼。我们大枫树公社分析了本地大跃进形势，有人忽发奇想：红苕是冷门，我们也来放个大卫星，保准会成为特大新闻，轰动全世界。公社党委立即开会决定：谁要是培育出一个一万斤的大红苕，谁就会上报纸、上广播电台，谁就会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谁就会成为我们的好榜样，谁就会载入社会主义建设史册。好多天没人揭榜，眼看公社的号召就要落空，忽然有人发言了，并且揭了这个榜！不是别人，正是包家沟口生产队队长陈启富！公社书记喜出望外：“试验一万斤重的一个特大红苕，关系全社人民的荣誉问题。希望你们要攻克技术难关，育苗、栽秧、施肥、灌溉等各个环节要做到万无一失，你们要保证这个红苕起码一万斤，力争两万斤，最高目标最好是三万斤！”陈启富拍着胸膛说：“书记，请放心，我们把沟口生产队双堤头最大的那个秧田的水放干，选最大的红苕母子做种块，全队男女老少齐上阵，把所有的积肥全部挑到大秧田去，我们预计施饼肥五千斤，牛栏粪五千担，选最粗最壮最长的红苕秧子插在大田中间，组织专门的红苕看管组，昼夜值班，天天浇水施肥，让它旱不了、涝不了，更不要牛羊危害，我想，这株大红苕一定会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公社书记握紧陈启富的双手，非常严肃地说：“这可是公社党委交给你们的光荣的政治任务啊！”
　　陈启富回到大队后又是开会又是贴标语搞宣传，但社员们的干劲总是提不起来，背后还散布着这样那样的议论，陈启富急了，说：“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实验嘛，也许能创造奇迹和辉煌哩！你们不支持我，我可要去公社汇报的。”社员们早就不耐烦了，齐声说：“那你快去汇报吧！”刘玉春、黄有文、秦家宽等更不耐烦了，他们站起来纷纷批评陈启富，秦家宽毫不客气地对陈启富说：“那么多生产队没人揭榜，就你去揭榜，真是太积极了。把小神河的水全部用于大红苕的灌溉，把全大枫树的肥料都给大红苕施上，红苕再大也不过三两斤重嘛，红苕就是红苕嘛，它也不是孙悟空的金箍棒想变什么就变什么，你偏要种出一个一万斤的大红苕，你没听说全队的人都在背后说你哩，都在说你这说你那哩……”陈启富非常不屑地问道：“说我啥？”“说你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老苕！”秦家宽说得大家嘻嘻哈哈笑起来，大枫树人本来是把大傻瓜、大白痴、“二百五”叫着“苕”的，如果认为你是一个大笨蛋或者大混蛋就说你是一个“老苕”。陈启富气得直翻白眼，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你，秦家宽，你你你，你不准种大红苕，你算什么东西？”秦家宽最爱和人顶嘴抬杠开玩笑了，他也学着陈启富的口气说：“我我我……我……秦家宽……我我我……不算什么东西，但，我我我……我……总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大红苕。”社员们笑得更欢了，陈启富愤然离会，说是要到公社汇报，秦家宽狡黠地说：“说去告去，吃屎喝尿去。”他完全用的是你们小娃的口气说话，就像你和其他同学在班上吵架，吵不过了，总会威胁别人说“我去给老师说”，但那位同学却目中无人，不屑一顾地说“说去告去，吃屎喝尿去”，这总会把你气得没有办法，是吗？陈启富队长气得也没有办法，他满脸通红回转身大声吼叫：“我就是要去公社告你，公社的人肯定要好好地整你。”秦家宽拍着胸膛大声地说：“告去吧，大不了要了我秦家宽这一条老命，要命的话，没有多的，就这一条！我没儿没女没有女人，我是一个孤老，我怕个球了！”大枫树人把小娃的牛牛儿叫“球”，“我怕个球了”或“把你准个球了”就是什么也不怕的意思。陈启富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再次提起试验大红苕的事。
　　报纸上报道，河南省某公社党委陈书记研制了一辆木制独轮车，他向县委书记报喜说，他推着车子在全社转了一圈，全社就实现了车子化。县委便号召向他学习，大搞车子化运动，实现干部群众一人一车。于是，一哄而起，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人人当木匠，家家是工厂”的“车子化”运动。造车要木料，一是见群众家里的木料就拿，二是乱砍滥伐山林，山上的大树小树全部砍光，全部成了和尚的脑袋——一毛不拔。但造出来的车子没有滚珠轴承，跑不动，县委又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大搞制造滚珠轴承群众运动。但不具备生产条件，制造出的滚珠轴承滚不动，滚动了就裂，个个不合格，全县的车子堆积如山，报废为一堆堆干柴。
　　另一个公社造出木制铁路，就是用木头造轨道，火车自然不敢在上面跑，哦，你这个娃娃现在还没有看到火车哩，不过，长大了你就能看到火车啦，你还能看到飞机哩。有个公社制造飞机，成了重大新闻，他们集中能工巧匠数百人，把几十户农民的房子拆掉，把木料集中到稻场里制造飞机，飞机的翅膀、肚子、肚子里的所有设备全部用木料做成，用两台8匹马力的柴油机做飞机发动机，体型就有那棵柳树那么高，有生产队的仓库那么长那么宽，远处的群众也前去参观，各地干部组织学习经验。但搞了三个多月，飞机上的发电机油门开得再大总是飞不起来，最后还是成了一堆废木头。农民房子被拆掉了，无屋可居，就在田间地头搭起草棚栖身，这些棚子有好听的名字，叫“战棚”。后来，棉花田里修筑的飞机场还是种上了棉花。
　　你听说没有，我们山那边的大神河公社还办起了尿素厂，他们没有任何机器设备，便土法上马，大搞小土群，干部们想方设法收集到社员群众的大锅一百多口，将全公社社员的尿都收集起来，在大神河的河堤上架起一百多口大锅，灶里的柴火塞得满满的。他们还请来县上的领导参加开工典礼，那天，“工厂”点火生产，所有火灶同时着火，霎时浓烟四起，臭味熏天，你想，尿本身又臭又臊，煮沸后臭气蒸腾挥发，融入空气中，经风吹拂，一河两岸的工人、领导和社员群众本能地捂着鼻子，县上领导的脸也弊得通红，捂着嘴不停地咳嗽，咳嗽停了，也不知说什么好。火停了，每个锅里只剩下薄薄一层淡黄色粉末状物质，像公社厕所墙脚下那层白拉拉的硝土，是不是尿素，公社书记也弄不明白，一时也不知道怎样表态。这样的尿素厂办了三天就停产了。
　　农业上折腾来折腾去，许多人饿肚子，传说有的地方饿死了好多人，还传说上面有指示饿死人了，不准哭闹，不准带孝，不准上报，就地埋掉。我们沟口生产队虽未死人，但粮食总是不够吃、吃不饱。而上级却始终认为现在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钢铁元帅应该“升帐”，要“大炼钢铁”，到处书写标语：“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以钢为纲，全面跃进”、“谁说我们笨，不如西洋人？有了总路线，英美落后尘”；每人都要学会一首叫《咱们比比看》的歌子：“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坐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能绕着地球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大办钢铁，赶英超美。我们沟口生产队自然不甘落后，雷厉风行，土法上马，大搞小土群，小炼钢厂，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炼铁小高炉，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的炼钢工人。我们这儿没有煤，没有石炭，便上山伐树砍柴。我们这儿没有铁矿石，便派出青壮年劳力到两百里外的小河公社挑运矿石，但石头挑回来，用木柴日以继夜地烧炼、锤炼、锻炼，却总也炼不出钢铁来，怎么办？公社便号召全体社员把耕田用的犁铧、铁耙弄来投入土炉中熔炼，化成铁水，铸成铁块，用小车拖着，送到上级各部门向党和人民报喜，各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向上级汇报。有的生产队为了提高产量，把社员家的铁锅和铁锄、镰刀也弄进土炉里熔炼，社员们不得已只能用木盆盛水洗脸，没有铁锅做饭了只能找公社、大队想办法，大队、生产队只得组织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一个锅子里搅勺把”。哎呀，大炼钢铁时差点把人都累死光了，两百多里远的矿石挑回来，又到包家沟和代家沟去砍树烧炭烧小高炉，到头来也没炼得多少钢铁，反而农具少了许多，山上树木砍得所剩无几了，大安寨和枕头包变成了一片不毛之地。
　　1958年8月6日至8日，毛主席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这下子，全国又汹涌澎湃地开展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大枫树乡就是在这一年改为大枫树公社的。大枫树公社成立那天，学校操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玩龙耍狮，载歌载舞。人民公社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全社人民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统一安排生产，列队下地干活。同时公社还要振兴百业，不几天就办起幼儿园、幸福院、商店、农具厂、养猪场。幼儿园的幼儿不多，把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也弄去凑数。幸福院其实就是老人院，建在枕头包下代子云的旧庄院里，瞎子、哑巴、老得走不动的孤老头子、瞎眼老婆儿共有三十多个，由公社发放粮食，派一名专职炊事员侍候这些老人。把农民喂的猪捉到养猪场，由生产队安排妇女上坡找猪草，统一饲养，养猪厂的精细饲料由我总管，我那时除了当会计外又当上仓库保管员了！生产队办了食堂，食堂就在那边，你看，就是你们现在住着的那几间旧房里。食堂开灶的那天，敲锣打鼓，鞭炮齐鸣，门口贴上一付对子：“一日三餐餐餐有干有稀，四菜一汤顿顿有荤有素”，横批：“赛过神仙”。过了几天，公社领导说：“大家干脆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不划伙，不用结账。”这一下，城里人也眼红了，神河街道上两个有名的“叫花子”康石匠和周发财还到我们这儿吃了半个月的“食堂”哩。哎呀，却是好景不长，到了冬腊月生产队的粮食吃光了，食堂硬是揭不开锅盖了，我们又挨起饿来，公社不得不到上级或外地去讨要救济粮。
　　上级感到奇怪，秋季各个大队及生产小队上报的材料都说农业取得了大丰收，金河口大队的陈支书还说他们的粮食两年都吃不完，为什么现在却纷纷叫起穷来？莫非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县上断定，肯定是农民抗粮不交，私自分赃，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开展惊心动魄的整“粮风”运动。县委书记作动员报告，他说：“我县各地农业生产和粮食形势大好，不是中好，更不是小好，是‘大好’！各公社放了许多高产卫星，总产也翻了两翻，集体食堂如火如荼！但是，到了冬天，有些地方却向我们伸手要粮，我们的公粮收购任务还没完成哩，差得很远！差得很远很远！我敢肯定，是基层干部和农民把大把大把的粮食隐藏起来了，有人把粮食不卖给共产党，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啊。亚非拉人民在等待我们支援，全世界人民在等待我们支援，藏粮不交国家，其实就是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这些人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隐瞒不报绝没有好下场！”
　　要农民缴出“私藏”的粮食在有的地方搞得更狠、更严、更凶！听说，某省派出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交通厅长作长征报告，他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老红军，他忆苦思甜，号召到会干部顾全大局，忠于党忠于人民，把隐藏的粮食全部报出来。他说得声泪俱下，十分生动，但没有一个干部报出“隐藏”的粮食。分头参加公社会议的县委领导十分着急，便出现了搞逼供的现象，有些小组还出现打人事件，对有些“右倾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进行打、跪、骂，直逼得八一公社党委副书记吊颈而亡，红军公社副书记投河自尽。有的怕挨打整死，开始报告“隐藏”的粮食，戴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戴八斤报告得最彻底，他说他们革命大队藏了八十万斤粮食，被树立为坦白交待“隐藏”粮食的典型，并被推选在全县大会上现身说法。我们这儿也有这样的典型，沟口生产队的典型就是我，就是我，你知道吗？我当时被他们逼得胡说八道，我说光鹞子湾的“老人洞”就藏有一万多斤粮食，鹞子湾的老人洞你知道吗？你们到鹞子湾砍柴时会看到那些老人洞的，有两米深，洞口一米高、一米宽，下方上圆，半山腰上有好几个哩。据说那是远古时期的人们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会事先去半崖上凿出一个深洞，待到自己衰老后，用手一摸自己的尾巴，觉得即将干枯了，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们会自己爬上这些“老人洞”里，等死，老人洞就是古人的坟墓。公社会议结束后他们立即派了几十个人到鹞子湾老人洞去查看，搭上梯子、拽上绳子才能攀爬上去，但老人洞里除了几堆蝙蝠和毛老鼠的臭屎外，一无所有，公社领导气得说要把我往死里整，把我吓得藏到山那边大神河老表家，半年后才敢回来，不过后来也就无人提起这事了。再说那个戴八斤，在县检查组的督促下回到戴河大队，把所有农户的地窑打开，把所有秧田的草垛掀开，未查出一粒粮食。杨检查组长问戴八斤：“你坦白交待隐藏的八十万斤粮食，到底哪里去了？”戴八斤吓得直哆嗦：“我哪敢藏一斤粮食，我也不敢说没藏粮食，在会上你们日夜逼我，有两个书记都被逼死了呀！我为了蒙混过关，所以才瞎编假话欺骗县委的，我也要活命呀，现在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社员群众吃稀喝水，有的还吃起了树皮，啃起了‘观音土’，有粮食的话还能不拿出来吃吗？”杨组长用指头点着戴八斤的脑袋瓜子说：“哎呀呀，我说你这个戴八斤呀……”说罢扬长而去，回县上汇报去了。
　　1959年继续大跃进，我们这里要求种双季稻，其实我们大枫树这儿一年只能成熟一季稻谷，山高林深，阳光照射不足呀。那年种的稻谷偏偏遇上秋旱，大部分秧苗被干死。粮食短缺，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生产队还在吃食堂，但一天只吃一顿或两顿，顿顿吃稀饭，粮食按年龄大小吃4两、6两、8两、10两的低标准，既无瓜菜，更无荤腥，连食油也没有。天天喝稀饭，个个挺着大肚子，你问为什么都是大肚子？因为喝稀饭喝上七八碗才饱哇，肚子被稀水水子撑得老大，时间长了，人人都成了大肚罗汉！为了活命，人们饥不择食，粗糠、细糠、树皮、草根，什么都吃，生产队的一头小牛犊被人偷杀了，牛皮被扔在包家沟口的水潭里，半夜时分，李家田的达李布云偷偷捞出这张牛皮拿回家煮了吃，第二天全家人就被抓起来批斗了七八个钟头，李布云老汉实在撑不住了，一个跟头滚在地上，再也没有活过来啊。人们吃不饱便没有力气干活，一些人还得了黄肿病，浑身肿得像做梦也吃不到的大馒头，偷偷跑去找卫生所的曹胜督医生看病，曹胜督医生说这种病太好治了，病人说：“啥病嘛？”曹医生说：“大肠空。”“什么，大肠空？”“是的，就是大肠空。”“那你就给我们治治吧！”曹医生说：“我能开出处方，但医院却没有药呀！”病人问：“什么药嘛，你们这么大的医院竟然没有？”曹医生对着病人的耳根，神秘兮兮地说：“大米、白面、萝卜、白菜、豆腐……”病人个个失望得脸都变了形，哇啦哇啦大哭起来，但哭一会儿就没劲再哭了，而且哭的时候没有眼泪，是啊，这是一个欲哭无泪的时代啊！这是一个想哭都不敢哭的时代啊！没饭吃便没有力气干活，工地上冷冷清清，又下了一场大雪，那些“大跃进万岁”、“把大跃进的战鼓敲得更响”、“人民公社万岁”各种红色标语终于被大雪覆盖住，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到了。哎呀呀，那年冬天真是太冷了，哎呀呀，那么多的人饿死了、冻死了，却没人知道，这样的事从来是不让人知道的，从来不让人说的，都是历史“机密”呵……
　　寇叔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大跃进时的“趣事”，他说得非常沉重，我听着却觉得十分好笑，我问寇叔：“你讲的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吗？”寇叔说：“你都是这么大的娃了，我哄你干啥。”我说：“那时的人，是不是都疯了？”寇叔说：“你如果是那时的人，不疯也得疯呀。”我说：“你咋不到处宣传说，报纸上写的和广播上讲的都是假的，因为那实实在在都是假话呀。”寇叔说：“你们小娃儿想的事情就是简单，如果照你想的去做、去说，也许，我这条老命，怕早就没有了哩。”我说：“老师教我们学生不要说假话，要做诚实的人，“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你们大人为什么总是说假话骗人呢？你们总是骗了别人骗自己呢？”寇叔站起身，摸摸我的脑袋，仰望着对面枕头包下的盘山堰，哈哈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这些小娃儿真是不懂事呀，这是一个说假话的社会，说真话是要吃亏的，人人都在说假话，我们老百姓，不说假话行吗？哎呀呀，这些道理现在你们当然不懂，长大以后，你们就会明白啦！”
　　我眉头紧锁，心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长成大人呢？但，长大成人后，就得说假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