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A

　　这件事完全没有对华生造成任何影响，他以为自己不过是喝多了做个梦而已，即使那场会议是真的，他也不过是被那个瘦老头威胁了一下而已，他怎么会因为错误地参加了一个会议而被判处死刑呢？这也太荒谬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华生刚刚走出家门要去上班的时候，他却接到了一张死刑判决书。
　　邮递员好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骑着一辆摩托车，悄无声息地从他的身后赶上来，然后把摩托车横着停在在他的面前，并没有问他的姓名就直接对他说“先生，你的信。”然后把一封信交给了他，好像他早就认识华生一样，接着就迅速地离开了。
　　华生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宣判书，上面写到：【华生先生，根据第一百四十七条法令，你被宣判死刑，将于下个月执行。】
　　“真是滑稽，我竟然会被宣判死刑，一定是搞错了，我是一个好人，一个不折不扣的遵纪守法的好人，我甚至上班都从来没有迟到过，怎么会被宣判死刑？我又没有犯错，啊，当然，我也犯过一些小错误，但是也罪不至死，我只是一个小单位的小科长，怎么能宣判我的死刑呢？肯定是弄错了，或者有人在跟我开玩笑。”华生有些生气，他想找到邮递员问个明白，很显然这个邮递员是个知情人，最起码应该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或者思路，但是邮递员却早已经消失地无影无踪，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
　　华生停下了等了会，预备接到一个电话或者短信，来证明这不过是个恶作剧，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又向四周看了看，周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阳光还是像往常一样照着灰白的水泥路，地上的裂缝如同一张张贪婪的或者在狞笑的嘴，像是随时会张开吞噬所有生物。路旁的冬青已经生出嫩青色的新叶子，算是宣布到了又一个春天，但是地上还有去年秋天留下的枯黄的草，墙上的爬山虎还没有铺满，灰白的茎干扭曲着贴在墙上。邻家的太太正在打发她的女儿上学，她给女儿背好书包，又给她理了理头发，才目送女儿离开。她看到华生在看她，冲着华生摆了摆手，算是打招呼，然后扭头就进去了。不远处，一个老太太蹬着一辆三轮车在卖豆浆，她每天这个时候就会在这里卖豆浆，在固定的位置和时间，一群人围着她。
　　华生看不出周围有什么异样，他又把宣判书仔细看了看，宣判书是法院使用的通用纸张，上面有一个大红的标头，下面是打印出的文字，很正式的那种，宣判书的最后盖着大红的印章，下面有一个非常潦草的法官的签名，用的是一种不会褪色的泛紫色的签字笔，字体很潦草，像是用一只因为久病在床的而变得虚弱的手写出来的，辨认不出到底是写得是什么名字，但是看上去不像是伪造的。他又把信封看了看，信封也是政府公文的通用信封，专门印制出来，投递传票和文书都是这样的牛皮纸信封，而且上面也盖着大红的印章。信封上华生的名字和住址都是用打印纸裁剪粘贴上去的，信封的右下角是一个地址庾传路47号，但是没有邮编。华生想了半天，想不起来有这样的一条路，他从小就在这个小镇长大，对小镇所有的大街小巷都了如指掌，即使是最偏僻的地方或者在他酩酊大醉的时候，他都能找到，他不敢说认识小镇上的每一个人，但是他认为他认识小镇的每一棵树，每一栋房子，每一次喝醉了，或者大雾大雨的天气，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他总会觉得它们在提醒他，“嘿，这里不能转弯……你直走就到了……小心，你会碰到我的……你扶着我，别摔倒了……”，诸如此类，而华生则会用微笑或者轻轻拍一拍它们来作为奖赏或者回报。
　　华生皱了皱眉，不安在他心底萌生，但是他决定先把这件事先放到一边，虽然他所在的信息公司有政府背景，但是这并不能让他拥有足够的特权不上班，而且这件事看来暂时还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他把信封塞进外套里面的口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很镇定地往前走——如果那个想要看他笑话的人就在附近，用望远镜或者什么其他玩意儿看着他的话，那么他肯定要十分失望了。
　　但是不安还是蔓延在他的心里，这份判决书太逼真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份真实的判决书，来宣告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只剩下最后一段时光，他把放在外套口袋里，放在了贴着心口的地方，隔着衬衣，他能感觉到这封信的硬度和压迫，然后这种压力和不安渐渐地演变成恐惧，开始遍布他的全身。他又把判决书拿出来，放进左边的口袋，但是恐惧还是没有减轻，他干脆把判决书拿在手里。
　　前面是一个垃圾桶，华生停下来，想把那封信扔掉，就像甩掉一个包袱一样，然后他的心里就可以轻松了，就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份判决书会被清洁工人运送到垃圾焚烧厂，然后化成一阵青烟，就此完结。但是他又有一些犹豫，因为他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对这一类的文件有本能的敬畏，信封表面的红章似乎也在提醒他不要这样轻举妄动，因为这封信的分量可不是一般的信件可比的。
　　有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他身旁经过，带着疑惑的神色看着他，他在这里呆的时间似乎有点长，华生把信封折叠起来，盖住那个让他不安的红章，然后揣进裤子口袋里，继续向前走。
　　路过卖豆浆的三轮车的时候，几个人回头看了看他，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华生还是仔细打量了一下他们，一个穿着中山装套着棉坎肩的老头冲着他摆了摆手，这个老头是从华生任职的公司退休下来的，华生也招了招手，算是打招呼，然后继续往前走。
　　“他当然会伪装的很像，假如他要取笑我或者捉弄我的话，”华生想，“但是我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没有什么真相会被掩盖。”所以走出十几米之后，他又猛地回头看了一眼，而且迅速地来回查找了一番，希望看到有什么人尾随着，或者在某个拐角处有人忽然闪进去，那么他就可以确定这件事的真伪。但是很失望，他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地方，偶尔有人匆匆地从他身边路过，也并不有什么恶意或者居心地看他，好让他得到一些启示。不远处买豆浆的人已经换了几个，但是已经没有人再来注意他，证明这件事是跟他们无关的，他内心的压力越来越大。
　　从小区出去转过一个弯儿，这里有一个早点摊，两个很大的保温桶里分别盛着豆浆和米粥，还有一个卖油条和摊煎饼的，五六个人正坐在几张矮桌前吃早点，往前面不远处就是公共汽车站，几个人在等车。华生坐到他平时一直坐的位置，看了看表，时间是七点四十，和他往常的时间差不多，他叫了早餐，然后一边吃，一边开始仔仔细细地回忆刚刚的情形，“那个邮递员不像是普通的那种，他穿的不是通常邮递员所穿的那种绿色的衣服，而是黑色的，像是某个单位的制服，而且他并没有骑着那种绿色的邮递员专用的自行车，或者是挂着一个绿色邮包的摩托车，这会不会仅仅是个恶作剧？谁会起这么早来开这么个玩笑呢？”
　　一个人吃完后从他身后的桌子边站起身，华生回头一看，是他的邻居刘生，“嗨，上班去啊？你每天都比我早几分钟，准确说，是五分钟。”华生对他说。
　　“是啊，”刘生一边走一边说，脸上带着热情而又虚伪的笑容，“也许明天你会比我早一些呢。”这笑容让华生心里安定了一些，他也冲着他笑了笑，他满以为刘生会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笑个不停，然后告诉他这是个恶作剧，一个不太高明的玩笑，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刘生一头钻进单位司机开来接他的车里，匆匆地离开了，留下满腹狐疑而又担忧的华生。
　　说老实话，华生住在这样的一个别墅区里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因为这里的住户大多是有私家车的，而仅有的几家没有车的，则有单位配的公车接送——当然，这里的车大多都是中档车，开高档车的就要住到另一个小区了，只除了他和一些学生，还有一些退休人员在挤公交，这让华生很无奈，他总是主动跟他们打招呼，而他们的表情也总是那样不冷不热。
　　当一辆挂着“7路—环行”牌子的公交车停在了路边时候，华生正好把最后一口粥倒进嘴里，时间安排的刚刚好，他总是这样的准时赶上这一班车。但是上车后，华生没有坐到他平时一直坐的地方，而是走到车子的最后面，找了个临窗的座位坐下来，他需要把这件事理一理，他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自己的表情，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免得有人发现他今天的异样。
　　车上人不多，他的前排坐着两个十几岁的学生，在小声谈笑着，还有几个上班的人，大部分都望着窗外，没有人来注意他，司机用话机大声地提醒乘车的人买票，原本车上有过一个喊话器，但是坏掉了，也没有人去修理，所以司机只能自己喊。这趟车每天都在这个时间到达小区，然后沿着环城路行驶一圈，周而复始，从不停歇。
　　一切都很正常，除了这封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这封信确实是真的，因为公文上的公章和信封的样式不可能伪造出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同事里只有小宇有这个可能，因为他父亲曾经是法院的法官，他很容易搞到这样的纸张和信封，而且他可以凭借父亲的关系，偷偷地找个机会让法官在判决书的后面签字，却不让法官知道判决书的内容，以此来诬陷他这样一个好人。不过也可能不是他，因为他还很年轻，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胆量，除非他的父亲想要让小宇顶替他的科长位置。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他可能真的是被判死刑了吗？但是那样为什么他还能去上班呢？为什么法院不找人来限制他的自由防止他畏罪潜逃呢？
　　第二就是有人在跟他开玩笑，但是谁会开这样的玩笑呢？他的科员恐怕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他的上司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跟他打趣，他们必须保持他们严肃而庄重的姿态，同级的人——大家都互相防范着对方，谁会这么无聊？这实在是一件很费脑筋的事儿。
　　一直到走进公司的大楼，他还在思索这件事。他停在大厅门口，在仪表镜前自己打量了打量自己的装束，确定自己和平时并没有两样，然后又把外套整理了整理，调整好领带的位置，用手在头上梳理了一下，才走上二楼，走进他的办公室坐下来，思考着如何措辞，才能不露痕迹地把整件事调查清楚，但是他的不能聚精会神地思考，因为科员们——一共只有三个——挨个到他身边来打卡，并且亲切而尊重地跟他打招呼。他因为级别比较低，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只能和他的科员们一起带在这个不足十平方的小地方。但是这个科室的人员构成却很特殊，这几个科员，看上去现在还是他的下属，但是保不准几年之后他们就会变成他的上司，大刚是从部队回来的，据说他的父亲是原先的副镇长，所以他没多久就成了副科长，而小丽则是一个企业家的女儿，家里很富裕，远远超过他这个科长，她明显不过是把这里当作一个跳板，以便将来跳到更高的位置，而他，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垫脚石，所以他必须很谨慎地和他们处理关系，以便将来能让他们对他——这个现在还算年青，不过将来一定会变成老头子的家伙——保持一份尊重。
　　华生想了想，决定先去法院一探究竟，他把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工作可做，大家在办公室主要就是聊天而已——交代了一下，离开了单位。虽然他坚信自己没有犯罪，更不可能犯死罪，但是他还是要去解决，警官们可不会理睬他的无辜，他们只听命于他们的上司，他们没有独立的思考和分辨能力，更没有足够的同情心和怜悯来放过他这个无辜被宣判死刑的人。他们只关心他们的待遇和晋升，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华生关进监狱或者拉到刑场。
　　华生拦了一辆出租车——平时他都是坐公交车，但是他觉得出租车司机应该比他更了解这个小镇，应该可以把他带到他希望能去的地方。
　　“庾传路47号。”他对司机说。
　　“哪里？”司机显然没有听明白地名，华生又说了一遍，这次司机没有再问，他拿起步话机，问到：“谁知道庾传路在哪里？”司机连着问了好几遍，并没有人回话，显然其他司机也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先生，你确定你要去的地方是庾传路吗？”司机回头问。
　　“或者不是吧，那么你带我去法院吧。”既然出租车司机也不知道庾传路，那么只有先去法院，法院应该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