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梦里梦外何尝梦觉

　　我从考场出来，乏力地靠在墙上。完了。我知道自己考得有多糟。
　　依旧满天阴雨。
　　四年了，年年如此，究竟是雨和高考有缘，还是高考和雨有缘？
　　站在校门口，我想起去年的今天我、麦子和老K走在一起的情景。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
　　又是发榜的日了。我去学校看分。一个女生和我聊天——我们不认识，不过都是考生，这就够了，反正我们的话题离不开高考。“你知道有个叫冷致远的人吗？去年考了全县第三，不知怎么没走了，今年连自费线都没上——真的吗？”女生好奇地问。“真的。”我说。这种事一点儿也不幽默，用不了几天我就会成为小县城里的新闻人物。
　　我错了。我没能享受那份殊荣。一中（县里唯一的一所高中）沉寂已久的上空冉冉升起一颗光芒四射的卫星——陆心梅被全国重点大学，北京大学录取了。
　　街上，阳光白晃晃的，没有一丝风，苍白的天空像一张没抹油的大发面饼。凹凸不平的路、半土不洋的商店的橱窗、在一片平房中“鹤立鸡群”的高楼和“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行人的身上都落满了黄蒙蒙的沙尘，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由二成大汽车中汽车小汽车的尾气味、三成猪粪狗粪马粪牛粪的粪味、四成造纸厂毛纺厂火葬厂的废气味以及其它莫名其妙的味道调合而成的独特的臭味。我觉得头上像被压了块千斤石，上边越重，下边越轻，一步一陷，像踩着棉花。
　　“铁蛋。”是麦子妈叫我。
　　麦子妈和水妹站在路边。水妹穿着过节才穿的光鲜亮丽的衣裳，两条羊角辫竟然梳得一般高（平常它们总是一高一低），手里还提了一个鼓鼓的旅行包，像要出远门的样子。
　　“水妹，你去哪儿？”我强加精神问。
　　“她今年没参加高考。只领了一张高中毕业证就要去海上市打工，我实在拦不住。”麦子妈摇摇头。才一年不见，她斑白的鬓发已全白了。
　　“妈，我不是同您说过了吗？哥考了三年，闹了三年，还不够您受的？打工有什么不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不偷不抢不丢人！再说，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至少看看外面的世界嘛。打工也不等于不学习，我都想好了，一边干一边学，半工半读，两不耽误，学了就用，不是更好？”
　　“没听说过。”
　　“您没听说过的事多了。这世界大着呢，路也多着呢，反正我就是不想再走哥的老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好好的人几年补下来都成了白痴，何必呢？”
　　“人家陆心梅不是一次就考上了吗？你的成绩也一向不错嘛。”
　　“她是她，我是我，我哪比得了她？我有自知之明。”水妹不高兴地撇撇嘴，又不服气地嘟哝：“她去北京，我去海上；她念名牌大学，我打我的工，将来谁比谁强，还说不定哩。”好像反感也是一种瘟疫，在这个县城所有认识或不认识陆心梅的女孩们心中泛滥。
　　“可你一个女孩子家——”
　　“车来了，来了！”水妹兴高采烈地又蹦又嚷——这种幼儿园式的兴奋显然做作得有点过分。她那双清灵如水的眸子里分明有两汪晶莹的液体在颤动。
　　麦子妈眼泪花花地哆嗦着，把几个包袱从车窗递给她，不住地嘱咐：包里有水果，渴了要记着吃，到了北京就来信，过横路要小心，冷了热了别忘了添衣裳换衣裳。又陪着笑脸对司机说，水妹自小有晕车的毛病，一路上麻烦师傅多关照。
　　车开了，水妹拼命招手，带着哭腔喊：“妈，我会过横路——”
　　麦子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来，追着远去的汽车喊：“水妹，你忘了……”
　　车远去了，远去了，终于看不见了。麦子妈喃喃自语：“这孩子，还是这么丢三拉四。”
　　我上前挽住她的胳膊，一时找不出什么话说。
　　“这孩子，天生的犟脾气，谁也拗不过她。现在社会上这么乱，我怎么放心得下？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上了当，受了骗，惊了心，再想起妈的话，只怕后悔也晚了。求菩萨保佑她在外面平平安安，早点回家吧。”送走了水妹，麦子妈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我觉得脚下的棉花团越来越多了，只得咬着嘴唇，用力放脚；麦子妈也察觉了，一摸我的额头，便惊叫起来：“好烫！你发烧了，去我家躺躺吧。”
　　“没事，没事。”我匆匆和她道别，几乎是一步一挪地走回家，说了声“好渴”，就倒在炕上，不醒人事了。
　　朦朦胧胧地，我看见梅梅微笑着在门外向我招手，我头不晕了，腿不软了，全身上下好像一下子充满了活力，轻捷地下了炕，追出家门。“梅梅，梅梅。”我喊。她回眸一笑，不疾不缓走在我前头——像浮云掠过湖面，像轻风拂过睡莲，像细雨飘过静夜——我拼命跑，拼命追，却怎么也赶不上。蓦地，梅梅不见了。我茫然四顾：熟悉的山、熟悉的玉米地、熟悉的草地和羊群……对，大柳树！她一定在那儿，一定！我脚底生风，一路狂奔过去。果然，她安安稳稳坐在树下那块她常坐的石板上，手里还玩弄着一朵半开的洁白的野菊花，似乎知道我要来，低着头，浅笑盈盈，只是不说话。我一把搂住她，紧紧地，央求说：“别走了，留下来好吗？”她抬起头，一双星目似幻似真。我把那朵花插进她的鬓发，柔声说：“梅梅，你真美。”她笑。我亲吻她的额、她的眉、她斜长的睫，她水仙花般的明眸、玫瑰花似的脸颊、罂粟花样的小嘴，吞咽那芳菲、鲜妍、娇媚的喘、若隐若现的笑靥——我幸福地闭上眼——唉呦，好硬！好疼！——急忙睁眼，我怀里竟抱着大柳树，刚才碰得牙齿生疼的是粗硬的树皮，而梅梅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梅梅，梅梅！”我大声喊。心里模模糊糊地想：梅梅丢了，我又把她弄丢了。我喊，冲着天空喊，朝着山谷喊，喊得嗓子哑了，喊得声音没了，喊得心也碎了；我找，找遍每一座山、每一片地、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根草。实然，我看见梅梅躺在天边一朵白云上，衣袂飘飘、青丝乱舞、眉目含笑、顾盼生情，我急了，伸开双臂，奋力一跃，啊，我也会飞了！云，如玉带，如羽毛，如雪片，如薄薄厚厚的棉絮；天，像湖水，像海洋，像巨大的蓝宝石，像无边无际伸展的蓝丝绸。我身轻如燕，尽情翱翔，近了，近了，终于，我们一起坐在云端了。“这次，我一定盯牢你。”我说。梅梅不笑了，倏忽间颦眉蹙额，愁云满面，掉下一串泪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慌了。她不吭声，泪越洒越多，越滴越疾，满世界都是她的泪了，像一场滂沱的雨。猛地，我发现自己早不在天上，身边也不见了梅梅，却置身于一片苍茫的荒原上，没有山，没有河，没有房屋，也没有树，只有雨还在下。我捧住一滴雨珠，梅梅！她在雨珠里跳舞，舞得如痴如醉，如癫似狂，“梅梅，出来吧，那里冷。”我哀求她，她不理不睬，雨珠碎了，化成一小汪水。每一滴雨里都有一个梅梅，沉思的梅梅、哭泣的梅梅、微笑的梅梅、坐着站着跑着舞着旋转着的梅梅……我顾不得分辨，拼命要接住所有的雨，所有的梅梅。但是，不能啊！雨，满天飘洒；梅梅，满天飘飞。百滴千滴无数滴雨堕进泥淖；百个千个无数个梅梅陷入污沟。我绝望地闭上眼，心如刀绞。脚下的大地忽然裂开一道天堑，我惊叫一声，朝着无底的深渊沉沦、沉沦……梅梅！她笑着从万丈地底向我伸出手来，我不再恐惧，急切地喊：“不要怕，我来保护你——”一个苍老、沉稳、洪厚嘹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回来吧，那里是万劫不复！”“不！梅梅在那儿。”我坚定地回答。一声长长的喟叹响彻寰宇……
　　“你醒了？！”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全身酸痛，一点力气也没有，好像刚刚跋涉过千山万水。春叶坐在我枕边的炕沿上，一双小眯缝眼肿得像两个水蜜桃。
　　“怎么回事——你哭了吗？”我虚弱地问。
　　“你昏迷了三天三夜，真是吓死人了，幸好昨晚来了一位李师傅，说是去年在盖宾馆的工地上认识你的。他说你不是病，是真魂丢了，让我找了一件你的衣服压在水缸底下，他去唤你回来——去哪儿呢？他没说，我也没敢问。反正你真醒过来了。”春叶说。
　　“他——人呢？”
　　“他说你这次只是经历一场小劫，度过了就没事了，他不回来看你了，以后只要有缘，总会见面，还说要你好自为之——这些话，我听不大懂。”
　　“铁蛋，你可醒了，谢天谢地！”娘也进来了，一迭连声地念菩萨，高兴得什么似的。又说：“这几天多亏了春叶。你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娘急得一时没了主意，只知道哭天抹泪了；正好春叶来打听你考得怎么样，一见出了事，二话没说，就主动住下帮忙了，又找医，又问药，打里照外，端茶倒水，衣不解带地守着你，瞧，是不是累瘦了？”
　　春叶害羞地低下头。
　　说实话，虽然坐了一年同桌，我从没留意过她是高是矮，是美是丑，是胖是瘦，至于现在是不是瘦了更没有发言权，只好打哈哈；她对我的这番情谊倒让我始料未及，联想起她平日对我的种种好处，不禁又是感动又是歉疚。
　　“你今年考得怎么样？”我搭讪着问。
　　春叶黯然摇头。
　　“还补吗？”
　　“现在说不准，要看秋后的收成。”
　　一时，我们都无话了。
　　陆心梅要走了。为了表达全县人民对文科状元的“心意”，县里决定派专车护送她去京北大学，县委书记亲自登门送“红包”，还要举行一个不大不小的仪式。一时间，车水马龙，观者如云，几乎倾城出动，邻县慕名而来者也不少，堪称山药县有史以来的一大盛事；多年后，人们对当日的情景依然津津乐道，记忆犹新。我也心情复杂地混进了送别的、贺喜的、看热闹的人群。
　　矮矮胖胖的刘书记长着大脑门、八字眉、眯缝眼、元宝耳、厚耳垂、核桃嘴，怎么看怎么富态。他对自己一头油黑的假发颇为自豪——假发在阳光下熠熠闪亮，在短短不到半年的历史上已经滑倒过七个苍蝇——喜欢用手轻柔地、爱惜地、在手与假发的间距恰好为零点一毫米处悬空，注意必须是悬空，摁摁它，据说是为了保持发型，久而久之这一“经典动作”已成了他讲话风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他那堪称山药县一字号大肚子的肚子则为繁荣地方经济创造了难得的契机——县里的肥皂厂就是从他上任之日起开始转产减肥香皂的。
　　刘书记例行公事地假咳几声，清清嗓子，做了一个“经典动作”，确信自己的脸部表情已基本调整到不怒自威的最佳状态，这才开始讲话：“非常荣幸，在我任期内，山药县出了一位才女——陆心梅同学。她以优异的成绩被全国重点大学京北大学录取了！要知道，我们县，甚至整个地区已连续五年没有人考上这所高校了，不错，五年！这是她个人的骄傲，也是一中老师们的骄傲，更是我县教育事业的骄傲……”
　　缠着红布、挂着大红花的“皇冠”已停在院子中央。梅梅真的要走了。我不由一阵难过。
　　紧挨着梅梅站着的，是一个胖妇人（梅梅的姨姨吧？）她的笑验甜得发腻，像一朵施肥过多、硕大无朋的花儿，她的双，不，多下巴和全身的赘肉有节奏地打着颤颤。她卖劲地拍着两扇肥厚的手掌（居然不怕肿），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有点像老青蛙的聒噪，不住地点头哈腰，一个劲地讨好：“您的成绩，嘿嘿，您的成绩”，只差没有尾巴可摇，活脱脱一个邀宠的超龄哈巴狗。不过，你若是留意看她的眼睛，你就免不得会惊讶，因为那里有种掩饰不住的凶悍和刁蛮。
　　梅梅破天荒穿了一身崭新的裙衫：花色素雅的衬衫，墨绿色的百褶裙，配上乳白色款式新颖的皮凉鞋，更显得清清爽爽亭亭玉立风华出众；脖子上没有围纱巾，露出优美的曲线，含着笑意的大眼睛一扫阴霾，黑漆漆，水灵灵，像晴朗的夜空上闪烁的最亮的两颗星。
　　我一阵高兴，又一阵心酸，眼圈不觉有些湿润。
　　刘书记接着说：“咱们县虽说是个塞北小县，但自古以来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解放前，就出过一个——一个——团长。”他拿过秘书递来的《县志》，翻了翻，急忙又做一个“经典动作”，改口说：“不对，不对，他是个国民党，咱们这儿出过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嘛，英勇顽强，舍生取义，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总之，山药县是块地灵人杰的宝地，出人才，出人才……”
　　我默默挤出人群，再回头时，那儿已围得水泄不通，再看不见梅梅了。刘明也来了，垂头丧气，木头桩子似的戳在地上，看见我也懒得招呼。我有点同情他，那种兔死狐悲，物伤同类的同情。
　　“梅梅这丫头，总算熬出头了。”
　　“可不是嘛。一大家子的饭都她做，一大家子的衣服都她洗，还三六九地抬手就打，张嘴就骂，她那个姨姨，真是黑了心肠——离婚的爹娘也是造孽呀……”
　　“梅梅这个丫头，就是骨头硬，这些年没少挨打。”
　　“人家刘书记到底是做大事的人，他家三小子想梅梅都想痴了，提了几次亲，梅梅死活不答应，人家一点不计较，还亲自上门来送红包呢。”
　　“哼，当官的，脸上一套，心里一套。他不过是演演场面戏，骗骗好老百姓，至于心里怎么想的，只有天知道！”
　　…………
　　议论纷纷的人群来了又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人潮散了，喜宴撤了，专车开走了，刚才还是一片笑语喧腾的海，转眼间就只剩一座人去宅空的院落了。我从地上捡起一小块鞭炮的碎屑。一切都结束了。是的，一切。
　　我在村里和二楞子、山娃子、童年的玩伴们、老老少少的村民们掷骰子。我和他们一样赤着膀子，光着背脊，趿着鞋，邋里邋遢地粗着嗓门说笑，撒野似的打闹，为了玩笑话吵得脸红脖子粗——怎么，你以为这是堕落的表现吗？不，清晨的露珠不会堕落，淳朴的农民也不会。你以为他们粗糙黝黑皱皱巴巴沾满泥污的手是肮脏的吗？你却不知道真正肮脏的灵魂是穿着崭新的高档衬衫的。
　　一个远房大婶头脸收拾得齐齐整整，嘴里叼着锃亮的黄铜长柄旱烟斗，颇有些半老徐娘的风韵，像是赶巧路过，一见我，便亲热地凑过来，贴心贴肺地说：“铁蛋，好些日子不见了，大婶还怪惦记你的呢，听说你如今忙着考状元，要上大学堂，将来好端个公家的铁饭碗，不端咱这泥饭碗了——靠天吃饭，说碎就碎——这是好事，大婶支持你；不过也不能耽搁了终身大事。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后生，娃子都满地跑了，给孩儿两毛钱，不到十分钟就能打回一瓶酱油。你娘一个人侍候你爹不容易，她就你这一个儿，你早点定房媳妇，也好让你娘省省心——怎么样，大婶给你介绍个对象？”
　　“婶子，咋不给我介绍一个？”二楞子眼馋地问。
　　“你？你家那几间破房，狗都住不得，哪个闺女看得上？”大婶吐了个烟圈，讥讽地说。众人跟着起哄，有怪笑的，有打口哨的，有取笑二楞子的，有调侃我的，几个老光棍还专挑些下流的字眼说，一时间闹得个七荤八素。
　　“不耍了，不耍了，俺憋了一大泡尿，要去撒了。”二楞子赌气摔了骰子，去茅厕了，一边走还一边咕哝：“铁蛋家的房不比俺家的好。”
　　我低着头，不置可否。梅梅的倩影恍如眼前。我掩饰着掏出一包劣质卷烟，抽出一根来点上，猛吸一口，辛辣的气味呛得我一阵猛咳。
　　“他大婶，你可真是个热心人，铁蛋的事就劳你费心了，不知这闺女的人品、相貌、家境如何？”母亲恰好听见我们的谈话，急忙过来打圆场。
　　“庄户人净说大实话：她家同你家比起来，正应了一句老话——大母猪还嫌黑老鸦黑？”大婶脸一沉，一屁股坐在身后一块大石头上，左腿往右腿上一跷，不慌不忙把烟斗从嘴里拿开，到黄黑发亮的鞋底上磕几磕，待烟灰差不多磕尽了，又打怀里摸出一袋烟丝，捏出一小撮装好了，重又叼在口里，这才说。
　　“不嫌，不嫌。只是彩礼不要太贵。”母亲赔着小心说。
　　“明天晌午，你倒是去不去？——我这是何苦？费力不讨好，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大婶不满地斜我一眼，说。
　　“去，去。”母亲替我应了。
　　我去相亲了。是春叶。春叶已经补习两年了，与村里未嫁的姑娘相比，她是太大了一些。
　　春叶没说不同意。我也没说。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年，春叶没有再补。她常到我家来帮母亲做家务，母亲很喜欢她，逢人便夸她心灵手巧，孝顺老人，是个好闺女，将来准是个好媳妇。
　　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我做功课，春叶纳鞋底。
　　“铁蛋哥，我这么叫你好吗？”春叶忽然羞怯地问。
　　“嗯。”我不冷不热地哼了一声，又觉得过意不去，忙说：“挺好。”
　　“铁蛋哥，你说，补习真的是唯一一条出路吗？你知道补习生中流传的‘老大’的事吗？他补了十年，从十九岁补到二十九岁，补到最后，高中的六门课十八本书本本都倒背如流了，甚至页码也记得清清楚楚，可一上考场，就浑身筛糠似的抖，答卷的时候，除非是一字不差原样照搬课本上的东西，否则，稍微绕个弯，变个花样，便一个字也答不上来了。老师们都说他的脑子大概出毛病了。实在没法子，还是回家务了农，不知现在咋样了。”
　　“别说了。”我不寒而栗。
　　“对不起，我不该提这事。你不一样的。我有种预感，明年你一定能考上。”
　　“真的？”我心头一动，忽然想起李师傅给我测的字。
　　“唔。”春叶直视我的眼，火辣辣的目光写满了率直的信任和钦佩。昏黄的灯光帮了她的忙：宽阔的下巴的线条看起来朦胧一些、柔和一些，鼻子上堆积的雀斑似乎也不怎么刺眼了，飞红的脸颊显出少有的妩媚——“灯下观美人”的古训果然不错，尽管她并不美。
　　她重又低下头干活，针脚却纳得歪歪扭扭；我重新摊开一本《历史》，却看得稀里糊涂；那盏灯像是突然犯了肺气肿的老毛病——它差不多有我的奶奶老了，说差不多是因为在我出生之前，受尽太奶奶的虐待，后来又变本加厉虐待母亲的可怜的奶奶已经去世了。——忽明忽暗的光线搅得人心慌意乱。
　　我试着握住她的手，那只比我的手还要粗大的手似乎在刹那间变小了，变成一种柔软、湿热，需要雄性的力量来呵护的小东西，它在我的手里象征性地违拗几下，便不动了，任由我从商鞅变法握到霸王别姬。
　　“铁蛋哥，我知道自个儿不是读书的料，若论干活可不比旁人差，家里的、田里的、里里外外的活我样样拿得起。小时候，姊妹们一起学绣花，我学得最快，绣得最好。将来咱们结婚了，你上班，我嘛——开个裁缝铺，或是理发店也行，我乐意把每个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再养一群鸡、一窝兔子、一头猪，反正我不怕吃苦，这样咱家的日子就会越过越红火，你说行吗？”春叶两眼发亮，笑得喜滋滋的。
　　“行。不过，我得帮你干，把你累坏了，我会心疼的。”
　　“真的？”春叶大喜过望，眼睛更亮了。
　　我一个劲点头，用力捏她的手，心里像揣了团暖洋洋的火。
　　“知道吗？上次我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你哭得红肿的眼，我就想起《红楼梦》里宝玉挨打那一段……”我懊丧得说不下去了，暗自嘲笑自己的异想天开——倘若宝玉长成我这副德性，黛玉长了春叶的眉眼，气死几个红学家自不待言，恐怕连死了几百年的曹先生也要被气活过来。
　　“你不是宝玉，我也不是黛玉；你是铁蛋，我是你的春叶。”春叶淡淡地说。
　　我仔细端详春叶。她和我在梦幻中构思过想象过无数次的姑娘（梅梅吗？我苦笑）没一点相像。这就是现实。我们可以做梦，但我们必须学会平静地面对生活——我决心要对她负责任。
　　灯芯一颤，那盏奶奶辈的灯迸出一朵闪亮的灯花——喜花！（按本地习俗，这种灯花是喜事将至的预兆）我心头倏忽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