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黄粱梦醒 忍听浪子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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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回到车站广场。
　　广场上，人潮依旧，噪杂依旧。
　　我在广场一角的僻静处默默地坐着，后背倚着候车室的墙壁，似乎什么都在想，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小王，你怎么在这儿？”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忽然站在我的身旁。
　　我抬头一看，不由惊喜万分，慌忙站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手，“李哥，怎么是你？”
　　“我出差路过南京，正要签字转车。你呢？”
　　我一时悲喜交加，忙把我在南京的遭遇告诉了他。
　　“嗨！这世道！”李哥感叹着，忙拉开手中皮包的拉链，“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真是一分钱憋死英雄汉。小王，给你二百元钱，赶快去售票室打票！”
　　我接过钱，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连一声“谢谢”也忘了说，“李哥，把你的地址留给我，日后我好还给你。”
　　“你这么说不就见外了吗？咱俩好歹也在厦门兄弟一场！好啦，我要去签字了，你保重！”说着，李哥便匆匆地走了。
　　“李哥——”我边喊边追，匆忙中，不知绊到了哪位旅客的腿，身子一倾，扑倒在地……
　　朦朦胧胧中，我睁开眼，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手，才知道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美梦。只是，我是真的在睡梦中摔到了。
　　我爬起身来，掸了掸衣服上的泥土，重新坐下，想想刚才的梦，很是奇怪。李哥是我在厦门那家文化传媒公司里的同事，我只知道他是镇江人，一个多月前，也没有去新加坡。具体后来是回家还是在厦门或其它城市另某职业，我并不清楚。今夜，我怎么会梦见他呢？
　　“当，当……”候车室门楼上时钟的报时声，告诉我此刻已是深夜2点整。
　　哦，昨天一天奔波的疲惫，让我这一觉竟然一气熟睡了好几个小时。
　　广场上很静，大多数旅客都已酣然入梦，即使有一些旅客没有入睡，也都或坐或躺，默不作声。“咕噜咕噜……”忽然腹中一阵声响，我这才感到有些饿了。
　　想到昨天下午那个建筑工地包工头赏赐的四个馒头还没有吃，我打开包，拿出了一个。
　　喝着昨天剩下的半瓶冷水，慢慢地啃着干裂的馒头，想起刚才做的梦，不知怎么，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黄粱一梦”的典故。此时的我，多么酷似古时的梁生啊……
　　
　　2
　　
　　“师傅，有火吗？借下用用。”我的耳畔忽然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心事。
　　我扭头一看，我的身旁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小伙子。他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一身可体的黑色西装，更显衬得他身材细挑。他浓眉大眼，相貌英俊，面庞虽很清瘦，却很白净。他没有任何背包、行囊，腋下只夹着一个时下最时髦的小巧、精致的黑色真皮公文包。那绅士般的派头及风度，让人感觉他即使不是一位某家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也是一个英年得志、事业有成的人士。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微笑着站在我的身旁。
　　我没有回答他，把火机掏给他。
　　他点上火，随后掏出一支烟给我。
　　我迟疑着，但最终还是接了。
　　他默默地站在我身边，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指头不时地弹着烟灰，偶尔，仰头徐徐地吐着烟圈，心中好似有重重的心事。我不禁暗暗打量着他，发现他的眼神里隐藏一种游离不定的忧郁……
　　“到哪儿去？”老半天，他才和我搭讪。
　　我该怎样回答他呢？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你呢？你到哪儿去？”顿了一下，我反问他。
　　他笑了笑。说道：“和你一样！不知道”
　　和我一样？我一怔，难道他也遭到什么变故让此刻的他身无分文而流浪异乡吗？
　　“我身上的钱让人给宰了去，难道你也被人宰了？”我说。
　　“是吗？怎么回事？说来听听！”他忽然来了兴致。
　　我并不想提起昨天下午那件令我懊恼的事，加之和他素昧平生，不宜多说，只是三言两语讲了个大概。
　　“没多大意思，像你这事在南京属小菜一碟，家常便饭。”他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地说。
　　“照你这么说，你的事一定很有意思。”我的语调毫不掩饰对他这种语气的反感。
　　他似乎并没有在意我反感的语调，“我身上的钱是让人宰了去，确切点说，是让一些婊子给宰了去。”他苦笑着说，“你百余元钱换来一瓶洗发精，我呢？我八千元钱换来三夜风流。”
　　八千元？我一惊，心想，这相当于我一年在外打工的收入啊！
　　他坐在我的身旁，娓娓地叙述了起来。
　　“我这人生性放荡风流，喜爱招花惹草。为这，老婆没少和我吵闹。一个月前，我又与本村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好上了。一天中午，我俩正在家中幽会，不料老婆突然从外面回来，我被逮个正着。老婆和我大吵大闹一场之后，一气之下，带上两岁的女儿回了娘家，并扬言要和我离婚。我想：你走了正好，省得你老在我耳边唠叨，谁稀罕你？这女人如同身上衣，脱掉旧的换新的。我一赌气，从银行里提出八千元钱，跑来了南京，玩了个痛快。一天晚上，我在红灯区以200元的价格包了一个房间，谁知到天亮，那婊子却狮子大开口要两千，我不给，被三四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堵在屋里。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得给她两千元才得以脱身。又一个晚上，我以一百元的价格嫖一暗娼，谁知事后她开口却要一千，我若不给，她就要打110报警，说我是强奸她。我以为她是吓唬我，谁知这婊子竟真的拿出好几张当官的名片来，有两张还是什么公安局局长、派出所所长的名片。很明显，这几个当官的肯定是这个婊子的老相好。我要是落到这几个人手中，还能有什么好？只得甩给那婊子一千元。前天晚上，我又与一卖淫女取乐，谁知刚上套，那婊子的男人便持刀将我堵在屋中，问我是官了还是私了。若是官了，便将我送到派出所去；若是私了，拿出三千元钱完事。我好说歹说，把身上的一千元钱给了他才放我一马。他妈的，南京的婊子心真是太黑，哪如别的城市……”
　　他兴致勃勃地讲着，语气中没有丝毫的懊丧与后悔。似乎他讲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
　　我越听越反感，本以为他也是个无辜的被骗者，不料想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嫖客。
　　“那你还不回家？”我语气冰冷地问。
　　“身上只有三十元钱，路费不够了。”
　　“从南京到你家路费是多少钱？”
　　“三十五元。”
　　“和司机说一说，怎么也到家了。否则，等到和我一样身无分文，想回家也回不去了。”
　　“我回去没法交代啊，八千元钱都让我十几天糟蹋光了。”
　　“向你老婆认个错，表示今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我想，她会原谅你的。”
　　“说是这么说，可她哪会轻易原谅我啊。”
　　他告诉我：他叫穆新宏，是连云港市区穆圩乡人。他的父母双双赴新疆支边，现定居乌鲁木齐。他兄弟三人，他最小，自幼生长在父母身边。高中毕业后，父母把他过继给无儿无女的三叔。三叔是连云港市某家企业的财务科科长，三婶在某银行工作。不久，三叔托人把他安排到乡供销社工作。夫妻二人视他胜过亲生，百般宠爱。可他自幼吊儿郎当惯了，受不了单位纪律的约束，工作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到半年，便被单位解聘。后来，三叔又为他在连云港市区租了个门面，让他做烟酒批发生意。可他吃喝嫖赌四字占全，不但没盈利，连本钱也贴了个精光。他索性关了店门，整日四处游荡，招花惹草，放荡不羁。婚后仍恶习不改，依仗自己俊俏的容貌和钱财，勾搭有夫之妇，曾与十多个女人发生过不正当关系。为此，妻子磨破嘴皮劝他。开始他是置之不理，后来听烦了，便对妻子大打出手。他的妻子现在是伤透了心，是很难原谅他的。
　　“那你现在怎么想的？”我问。
　　“在外混一天是一天呗！”他满不在乎地说。
　　“那怎么能行呢？还是回家向老婆认个错，把老婆孩子接回家踏踏实实过日子吧！你的家境再好，也经不住你这样折腾啊！”
　　他不再说话，拿出一支烟，递给我，自己衔上一支。我看了一眼他手中的烟盒，是10元钱一包的南京烟。这种价格的烟，在家乡一般只有乡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抽得起。乡下人即使请人办事、托人帮忙或者走亲访友，也只是买三元左右价格的，平时自己抽的大都是几毛或一元左右价格的烟。就算经济发达的南京城内买不到过于廉价的烟，可南京大大小小的商店包括车站广场前的百货超市，两元、三元钱的烟多的是。他现在囊中羞涩到连回家车票也买不起的份上，竟然还抽这种价格的烟，也着实够潇洒、大方的。
　　我和他吸着烟，都不再说话。
　　许久，他突然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呢？”我说：“目前只有在南京找点事做，待挣点路费，再往前走吧。”
　　“不如这样，”他说，“我打个电话给我三叔，让他来把我带回去，你也和我一起去。连云港郊区有许多农场，现在正是摘棉花大忙季节。你到农场摘棉花，多劳多得，论斤给钱，手快的，一天能挣三十多块钱呢！”
　　他的话，让我的心不由为之一亮，但立时又黯然了。他的三叔能否来带他呢？即使来了，又能带我一起走吗？
　　“那你打电话试试！”我说。
　　他起身到车站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去了。
　　不久，他回来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他告诉我，在电话里，三叔把他臭骂了一通。还说他满嘴鬼话，没有时间来接他。要回去让他自己回去。
　　此后，他躺在报纸上，不再说话，我也随之默然。
　　不久，他睡着了。
　　他把公文包抱在胸前，蜷缩着身子，侧身躺着，俊秀的脸上漾着微笑，打着均匀的鼾声，不时，口中咕哝着什么，也许又在做着怀抱佳人的美梦吧！望着熟睡的他，我想，他本来拥有富裕的家境，拥有轻闲的工作，拥有幸福的家庭……只因玩世不恭、风流成性、戏弄人生，才导致今日亲人不认、妻离子散、有家难归的结局。可这又能怨谁呢？倾城红粉，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绝色佳人，最终成骷髅一堆。只是，富贵思淫欲，能看透“色”字之险，闯过“色”字之网又有几人？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古人的一首警世诗来：色字头上一把刀，贪色常常惹祸苗。世人若将美色贪，命悬一线在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