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三民主义

　　
　　潘三宝脸上的泪水好像春天的小雨，淅淅沥沥一点没有停下来的征兆，她在跪拜完祖父母和父母后，站起身，扑进初莲的怀里。
　　“姆妈，你告诉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吧？我可是你和阿爸亲生的孩子！”
　　初莲紧紧地抱着三宝，语气哽咽地说：“孩子，你大声地哭出来吧！你永远是我们颜家的媳妇。”
　　“孩子，我们一直把你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啊！”颜土根也在一旁尽力相劝。
　　在洋泾浜周边看到的一切，颜氏家人所说的一切不由三宝不信，她确实是刘遗民、刘丽英的后人。
　　“阿爸，我父母是谁？难道就没有一丝线索吗？”三宝将目光停留在颜土根身上，急切地想知道究竟。
　　“你父母健在时，我没有遇见，他们在茅屋附近被害。”
　　“杀我父母的人是谁？”三宝的眸子里闪现出一道火光。
　　“前清道台吴健彰之孙。”
　　“那我祖父母又是怎么死的？”三宝的眼里都快喷射出怒火来了。
　　“也是死在吴健彰之孙手里。”
　　“这么说他一个人杀害了我一家四口？他有那么厉害吗？”
　　“你父母是被他从背后偷袭得手，他又用你——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胁迫你爷爷自断一臂，我当时见到你爷爷的情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你奶奶进屋，他们为了救你不惜牺牲自己。”颜土根将三宝祖父母临终前悲壮的一幕原原本本地叙述给她口听。
　　“他为什么要胁迫我家人？”
　　“因为你太祖父潘起亮当年奉刘丽川之命押运两船宝物去见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你太祖父牺牲后，那两船宝物也不知所终。因此，他们一直在追踪宝物的下落。”
　　“那吴健彰之孙后来去了哪儿？”
　　“他被你爷爷使出的潘家绝招‘见血封喉’所杀。”
　　“阿爸，我祖父母都给我留下了些什么？”
　　“有二百两黄金的嫁妆，二把飞刀和一根红线系着的传家宝玉，两柄飞刀一般大小，只是新出土的这柄刀身上刻着一个‘姑’字，而潘遗民留下的另一柄刀身上却刻着一个‘船’字，两柄刀的血槽却有差异，‘姑’字刀与刀背平行处只有一个凹槽，而‘船’字刀却有二个凹槽。”说着，颜土根从怀里掏出带来的潘家遗物递给了潘三宝。
　　潘三宝用初莲手里的手帕擦干了自己的泪水，仔细端详起这三样传家宝来。“阿爸，这飞刀上的‘姑’字和‘船’字是什么意思？”
　　“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从来也没有理出过头绪来。不过，你爷爷临终前曾经提到过你父母当初是出去寻找他们的姑妈，这‘姑’字飞刀或许与你姑奶奶有关系，可是你姑奶奶的线索又在哪里呢？我确实不知道。”
　　“那么，这‘船’字是不是与水路有关？”潘三宝和颜根发几乎是同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彼此确实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共鸣。
　　“言之有理！”颜土根和初莲觉得这两个孩子真是很般配的一对，“然而，江南一带水网密布，也不知道具体是哪条水路。”初莲代替丈夫回答了孩子们的提问。
　　“孩子，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担心吴健彰的人还在掂记那两船宝物，所以不敢将真相告诉你。”初莲将三宝搂抱进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说着又将目光看着颜根发，再一次嘱咐道：“根发，你得好好保护、照顾好三宝一辈子啊！”
　　颜根发郑重其事地点头。
　　“孩子，你先将这些遗物收藏好。对外不要提起，以免节外生枝，遭至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灾难。”颜土根再三叮咛道。
　　“阿爸、姆妈，你们怎么看‘小刀会’？”三宝在离开洋泾浜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小刀会’嘛，”颜土根思忖了半晌，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小刀会’反清反洋人，他们‘剿灭贪官，以除残暴’，的确是老百姓心中的英雄，而我接触过你们潘家的人，他们又是英雄中的大英雄。”颜土根对亲家的评价可是发自肺腑的。
　　自从洋泾浜之行以后，颜家照旧过着平常的生活。只不过潘三宝更加懂事了，她在家帮助初莲料理家务，闲时在初莲的点拨下，继续研读“人初私塾”的教材，掌握一些知识。而颜根发在公学里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业成绩保持全优。颜土根则仍然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着自己从乡村向大上海进军的目标。
　　这一年夏天，郭子彬约了颜土根到城隍庙旁的茶楼商谈来年的生意。
　　他们一边吃着南翔小笼包，一边品着西湖龙井茶，聊起了这1925年的局势对生意的影响。
　　“土根，这年头做我们这一行生意难做啊！”郭子彬首先叹起了苦衷，“我们除了和原有的对手竞争外，如今又多了东洋人的参与。”
　　“东洋人？”颜土根觉得自己是从农村向城市进军，这东洋人还要越洋过海到中国来与自己分一杯羹，那倒真的多了竞争对手，“他们在自己的地盘好好的，干吗要到中国来？”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土根为什么要到大上海来啊？我郭子彬为什么要到大上海来呢？”郭子彬自问自答道：“还不是上海的发展机会大嘛。日本国内的消费毕竟有限，我们中国人口众多，对棉布的需求量大啊！”
　　颜土根经郭子彬这一点拨，又从自己的经历中仿佛找到了答案。“那政府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经商？”
　　“政府？你知道今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什么大事？”颜土根显然对此知之甚少。
　　“中山先生去世了。”
　　“你是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是啊！”
　　“什么时候的事？”
　　“中山先生是1925年1月1日抵北京后即开始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不能进饮食，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全肝已坚硬如木，癌细胞四处蔓延，无法割治。2月18日出院，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以中医治疗，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情况有所好转。2月26日，停止服用中药，继续用西医治疗。此期间汤尔和与汪精卫对中西医治疗爆发争论，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对中医治疗加以指责。3月11日，中山先生在汪精卫执笔的《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上签字。12日上午，中山先生病逝，享寿60岁。”郭子彬绘声绘色地将自己所知道的大事件讲述了一番。
　　对比郭子彬，颜土根明显感觉到自己孤陋寡闻了，中山先生去世快三个月了，他才从对方的口里知道此事，明摆着这就是大城市的好处，自己如果还在乡下，说不准到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这惊天噩耗呢？
　　“中山先生临终有什么安排呢？”
　　“先生弥留之际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和平……奋斗……救中国！’”颜土根重复着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频频点头道：“有道理。”
　　“如今统治中国的段祺瑞主张‘中日亲善’，所以，东洋人如牛毛般地涌入中国。”
　　“那谁能继承中山先生的衣钵呢？”
　　“国民党！”
　　“国民党？这是什么党？”
　　“国民党全称中国国民党(原名罗马化：Kuomintang；KMT；英文亦可直译作“ChineseNationalistParty”)，这是为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一个中国政党。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亦是中华民国与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其前身最早为成立于1894年的兴中会，而后分别改组为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经孙中山先生改组后改为现名。”
　　“我不管什么党的，只想知道她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土根，你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话。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就是为平民百姓，尤其是像你我这样有资产的人谋幸福啊！”
　　“哦？郭老板，你仔细说说这个刮……刮什么来着的党……”
　　“是国民党！”郭子彬立马纠正道。
　　“对国——民——党，”颜土根一字一顿地将刚听到的新名词念道，他在强迫自己记住这个党，“‘三民主义’具体都有些什么来着？”
　　郭子彬感觉到自己有必要好好引导眼前这位乡下进城的资产者，将他拉到党内来，他喝了一口茶，慢声细语地说：“这‘三民主义’具体是哪‘三民’呢？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总称。”
　　颜土根用手指在掰着一二三，生怕漏听郭子彬说的每一句话，他简单地重复着，“民族、民权、民生。”说到此，他兴奋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嗨！这民生好啊！应该是百姓的生活吧？”
　　“有那个意思！其实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以治理国家；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郭老板，你说的那些听起来似乎都有些道理。只是这平均地权，要让耕者有其田，难道要将所有的田地都分给农民？”颜土根毕竟是头一回听说“三民主义”，对国民党的主张并不真正了解，尤其是听说要平均地权，这也是他最担心的，好不容易实现了颜家几代人为之努力的土地梦，莫非说平均就给平均了？他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双眼迷茫地盯着郭子彬，想从他那里得到答案。
　　“这个你大可不必担心。你真的让农民都有田地，他们也未必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还需要你我这样的人替他们规划，在W镇你土根发了家，跟着你的农民不也尝到了甜头，你让他们单干，恐怕就不是这个结果了。”郭子彬对颜土根的情况了如指掌，为了让对方吃定心丸，他加重了语气，“孙中山先生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这就说明这民生主义特别需要一步步地来，用的是改良的方法，你土根在W镇的实践其实就是最好的改良。”
　　“我改良？”颜土根听了郭子彬那一大段长篇大论，评价自己的部分自然是亲切动听的，“是啊！至少我让跟着我干的农民有饭吃、有衣穿了。”
　　郭子彬指了指自己胸前佩戴的国民党徽章，自豪地说：“瞧瞧，这是国民党的徽章‘青天白日’。这是革命先烈陆皓东所设计的革命标志，象征民主自由光华四射，普照全球。白日光芒尖锋，示革命进锐；十二道光芒，代表一天十二个时辰，一年十二个月，勉励国人无时无刻都要精进奋斗，自强不息，同时象征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怎么样？”
　　“听起来好像很美！有那么点意思。我记得韩愈在《与崔群书》中说过：‘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颜土根毕竟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他马上联想到了唐宋八大家的韩愈。
　　“怎么样？想不想参加国民党？”郭子彬发展其成员来了，他觉得颜土根应该是国民党在农村的最好代表。
　　“有什么好处？需要什么条件呢？”
　　“好处？参加了国民党，你将拥有许多机会参与政府的管理，并拥有一定的权力。至于条件嘛……凡是认同党的宗旨，经党员二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
　　“郭老板，你是国民党员吗？你是，我也想参加，听你的准没错。”颜土根这些年与郭子彬打交道的过程中，领教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超凡脱俗的本领。
　　“我当然是国民党员，否则就不会给我发徽章了。”郭子彬无比自豪地再一次展示他胸前的徽章，此时他俨然觉得自己就是国民党的化身。
　　就这样颜土根懵懵懂懂地在郭子彬和郑培之的介绍下，成了国民党的一员，他的想法其实挺简单的，假如有朝一日通过国民党这样的党，手中取得一定的权力，保护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果实——土地。
　　入党与不入党确实不一样，至少作为社会一分子的颜土根对政治也开始感上兴趣了。
　　同一年发生在上海亲身经历的大事件，更让颜土根感觉到了党的力量是巨大的。
　　由于段祺瑞政府主张“中日亲善”，一大批日本资本家到上海这个东方冒险家的乐园来淘金，而这其中又以纱厂老板居多，他们之所以那么热衷于到上海来发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纱厂工人比日本更廉价，当时上海一些纺织厂工人的工资，男工每天平均才五角五分钱，女工每人平均才四角五分钱，童工每人平均才三角钱。可是那时候，一石米就得十来块钱，一个工人辛辛苦苦，没白没黑地给资本家干一个月，只不过挣到石把米钱。
　　即便如此，日本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加重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其手法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延长劳动时间，一种是提高劳动强度。如果工人不从，则立马开除，因为中国有的是人。
　　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这场罢工也波及到郭子彬的鸿裕纱厂。
　　这一天，颜土根刚从乡下将几车棉花运进城。就遇到了罢工的游行示威队伍。
　　“工友们，资本家说什么他之所以能发财，是因为他有钱，有机器，有原料。他们说：‘钱能生钱，利能滚利’、‘机器就是摇钱树，原料就是聚宝盆’、‘是机器生产出商品，给我带来了利润’……是这样的吗？鬼话！大家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社会上的一切财富，都是我们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凭劳动创造的。机器也好，原料也好，本身都是死东西，是创造不出财富来的。如果没有工人开动机器，机器就不会生产出产品让资本家拿去作商品卖；如果没有农民种植原料，原料是不会成为可用的材料的，是不会给资本家生财的。至于钱，资本家如果不拿它们作为资本，去雇工人，买机器，办厂矿，开商店，而把钱锁在柜子里，也决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利润。一句话，资本家的万贯家财，包括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全都是我们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创造的，资本家是靠了剥削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发财的。”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站在高处，手舞足蹈情绪慷慨激昂地正在向过往的人群宣传。
　　颜土根向周围几个工人模样的人一打听，原来此人叫顾正红。从他们嘴里，知道了顾正红的一些情况。
　　1916年，因家境贫困，顾正红的父亲顾宝苏去上海做工。顾正红11岁便给地主家放牛。1921年10月，家乡遭水灾，母子8人一路讨饭到达上海。父亲在一家油厂做工，靠挣工钱无法养活一家人。顾正红同弟妹拾煤渣、拾破烂，勉强度日。不久，二弟饥病而死。17岁那年，父亲请人说情，进了日本资本家办的内外棉九厂当扫地工。劳动几个月，工资分文未发。他听说车间“拿摩温”（即工头）克扣工人工资，就同几个伙伴约好，在一天放工后，等在“拿摩温”回家的路上，将他痛打了一顿，结果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开除。后来，在穷工友的帮助下，又进了日商内外棉七厂布机车间做工。他经常看到日本资本家殴打工人、欺凌工人的罪行，心里燃起了仇恨的烈火。
　　1922年夏，作为地下党的共产党在沪西办工人补习夜校，并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顾正红积极参加夜校学习和俱乐部活动，明白了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坚持斗争，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他很快成为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有时趁工头不在车间，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大家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他还教工人唱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歌曲。在这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的大罢工中，顾正红参加了工人纠察队，积极向工人宣传罢工的意义，揭露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中国工人的种种罪行。
　　颜土根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认识了顾正红的。他觉得这位小伙子血气方刚，容易做出偏激的事情来，他说的话似乎有那么一丁点道理，但他们那么做又妨碍了像郭子彬和自己那样的正经生意人的利益。
　　接下来的事件，更让颜土根大惊失色灵魂出窍。
　　5月15日，顾正红去上夜班，只见工厂的两扇大铁门关得死死的，工友们气愤地告诉他：“东洋人关厂了！”
　　顾正红把袖子一挽，斩钉截铁地说：“不发工钱决不回去！”说着，带领一群工人猛砸大门。
　　铁门被撞开了，几百名工人呼喊着冲进厂里。几个“包打听”和“拿摩温”拿着铅灌的巡捕棒扑上来，当场有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东洋人打人了！”顾正红一面高喊，一面率领工友们奔向物料库，每人拿了根“打棱棒”，勇敢地向敌人冲去。内外棉副总大班日本人元木和七厂副大班日本人川村带枪赶来，后面跟着一大帮打手。顾正红跑在工人队伍的最前头领头振臂高喊：“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日本资本家凶狠地朝顾正红开枪，子弹击中左腿，鲜血直流。
　　顾正红并没有退缩，他忍着伤痛，再次振臂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川村再次开枪，击中他小腹。他紧紧抓住身旁一颗小树，挺立起来，忍着剧痛，继续号召工人们坚持斗争。刽子手川村又向他连开两枪，一个爪牙还用刀猛砍他的头部，他踉踉跄跄地倒在血泊中。
　　工人愤怒已极，抡起打棱棒勇敢地同敌人搏斗。凶手川村、元木等在武装巡捕的掩护下狼狈逃走。工友们急忙找来黄包车，把顾正红抬到车上，大队工友簇拥着黄包车护送他，沿途市民自动加入护送行列，变成一支声势浩大的示威队伍。5月16日，顾正红终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时年20岁。
　　顾正红的英勇牺牲，燃起上海工人的反帝怒火，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当天，沪西日本纱厂两万多工人宣布罢工，提出了惩办凶手和赔款等条件。5月24日，上海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了全市性的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到会的有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一万多人。
　　潭子湾的公祭会场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会场四周挂满挽联、挽幛和各工会的唁匾，会场正中白色帷幕上挂着顾正红烈士的遗像，两旁的挽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额是“工人先锋”四个大字。帷幕后面停放着烈士的灵柩，上面盖着一块洁白的绸子，写着“东洋人打死中国人！”八个大字。整个会场笼罩着一片庄严悲壮的气氛，“为顾正红烈士报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落。
　　听到顾正红遇害的消息，颜土根打心眼里为他可惜，同样又觉得他太冲动，有点像愣头青。
　　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示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经历了“五卅”运动的颜土根深切地感受到了政党的威力，顾正红身后的共产党能发动那么多工人、学生、商人进行示威游行，确实令他和郭子彬们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这场大罢工，使日本在华的纱厂重创，也给郭子彬们的民族纱厂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呢？这也是摆在郭子彬、颜土根这些人面前必须考虑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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